蔡邕的碑铭创作应该如何评价？

杨更生

东汉桓灵之世，刊石树碑之风兴盛，当时文人多有碑、铭、诔、赞之作，其中最为大家当数蔡邕。据邓安生先生《蔡邕集编年校注》所录，蔡邕的碑铭文字今存五十余篇，占其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强。蔡邕的碑铭创作，在其生前及身后的四百多年来，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挚虞《文章流别论》：“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严可均辑《全晋文》卷77）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箴名》篇：“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自曹魏至两晋南北朝，官方对民间私自立碑的做法屡有禁令，而“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诏特留”（《太平寰宇记》卷41）。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对蔡邕的碑铭创作却持完全否定的看法。

《日知录》卷19“作文润笔”条：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徒韩退之谀墓金哉！

卷13“两汉风俗”条：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当代学者因偏爱从纯文学的角度着眼看待传统的碑铭创作，对蔡邕的碑铭作品也缺乏恰当的评价。

我认为，对蔡邕的碑铭创作应该持“知人论世”的心态，从文章学、文化民俗学的角度着眼，给予公允地评价。（各类碑铭文字的史学价值自不待言）

碑、铭、诔、颂等礼仪性的文章是实用文体，各自有其文体的规定性。《左传》（襄公十九年）：“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於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也。”《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 曹丕《典论·论文》：“铭诔尚实。”挚虞《文章流别论》：“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严可均辑《全晋文》卷77）综合以上说法，碑铭之类的文体有两大特点：第一，称美不称恶。这一特点的根据是：儒家崇尚孝道和恕道；刊石立碑的出发点与其说是颂美祖先，毋宁说是教化子孙、教化后人。第二，被颂美的对象确实有德行功勋可歌可颂。这是由儒家崇尚信实、防范矫诬的修身之道所决定。明白了碑铭的两大文体规定，反观蔡邕的碑铭文章之所以篇篇是赞美之辞，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注意的是，蔡邕的颂美是不是全无事实依据的虚美之辞？换而言之，蔡邕的碑铭创作“尚实”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和唐宋以来韩愈、李邕、欧阳修等文人碑铭文章中众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不同，蔡邕碑铭（不计因残缺太甚而无法确定碑主的六七通碑铭）中的人物多半在正史里都有或详或略的传记材料。周勰（《汝南周巨胜碑》）见《后汉书》卷61，虞延、虞放（《陈留东库上里社铭》）见《后汉书》卷33、朱穆（《鼎铭》、《坟前石碑》）见《后汉书》卷43，度尚（《荆州刺史度侯碑》）见《后汉书》卷38，杨秉、杨赐（《太尉杨秉碑》，《司空杨烈侯碑》、《汉太尉杨公碑》、《文烈侯杨公碑》、《司空临晋侯杨公碑》）见《后汉书》卷54，房植（《司空房植碑铭》）见《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郭泰(《郭有道林宗碑》)见《后汉书》卷68，胡广（《太傅安乐乡侯胡公碑》、《胡公碑》、《胡太傅碑》、《太傅祠前铭》、《胡广黄琼颂》）见《后汉书》卷44，姜肱（《彭城姜伯淮碑》）见《后汉书》卷53，李咸（《太尉汝南李公碑》）事见《后汉书》卷56，黄琼（《胡广黄广琼颂》）见《后汉书》卷61，陈球（《太尉陈球碑》两通）见《后汉书》卷56，樊陵（《京兆樊惠渠颂》、《京兆樊陵颂碑》）事见《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桥玄（《故太尉乔公庙碑》、《太尉乔公碑》、《东鼎铭》、《西鼎铭》、《中鼎铭》、《黄钺铭》）见《后汉书》卷51，刘宽（《太尉刘宽碑》见《后汉书》卷25，范丹（冉）（《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见《后汉书》卷81《独行传》，陈寔（《文范先生陈仲弓铭》、《陈太丘碑》两通）见《后汉书》卷62，袁逢（《司空袁逢碑》）见《后汉书》卷45，张玄（《郡掾史张玄祠堂碑铭》）见《后汉书》卷79。这二十余人，或是清廉正直的官吏，或是博学通经的硕儒，其政绩德行，确实有不少可歌可颂之处。另外，像李休（《玄文先生李子材》）、圈叔则（《处士圈叔则铭》）、翟先生（《翟先生碑》），虽无旁证文字可参，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蔡邕碑文中的叙事内容是向壁虚构的。

可见，蔡邕在创作碑铭时，是有清醒的“尚实”追求的。这种意识在某些碑铭中曾有明确的表露，如《故太尉乔公碑》：“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越；官簿第次，事之实录，书于碑阴，以昭光懿。”又如《太尉杨公碑》：“乃纠合同僚，各述所审，纪功勋绩，刊石立铭，以慰永怀。”《文烈侯杨公碑》：“匡弼之功，政事之实，诏策之文，则史臣志其详。若夫道术之美，授之方策，则门人二三小子所特贯综。敢竭不才，撰录所审，书于碑。”《文范先生陈仲弓铭》：“容止法度，老而弥壮，凡所履行，事类博审，不可胜数，略举首目。具实录之记，在乎其传。”碑铭的叙事文字（即所谓的“序”）不能像史传那样详赡，但也要综合众人的所见所闻，认真核实，然后加以定夺。蔡邕的碑铭之所以不失“尚实”精神，固然与碑铭文体的内在规定有关，而蔡邕本身的史学才识也有可能保证“实录”精神在碑铭创作中得以具体地体现。

在蔡邕传世的五十余篇碑铭中，有五篇是为高官贵人的夫人所作，即《济北相崔君夫人诔》、《汉交址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议郎胡公夫人哀赞》。这几篇文章确实显得很有些空泛，其理由其实也非常简单。古时妇女一辈子所做的不过是相夫教子之事，没有什么可歌可颂的事迹可记，自是情理中的事。因而，这类碑铭自然也就不能用“尚实”的要求加以苛求。无事可记，却也要写出一篇篇颂美的文章来，这是否就是虚美呢？话恐怕不能这样说。古时母因子贵、妇因夫贵，是社会的普遍风尚，（其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事实上，一个人的才德修养，与母亲的教育往往关系密切；男人在事业上是否有所成就，与妻子的贤愚也不是没有关系。因此，一个人在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际，悼念亡故的母亲，悼念亡故的妻子，刊石立铭，教育子孙后代，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有人情味的举动。至于童幼夭亡（《童幼胡根碑铭》《袁满来碑铭》），亲人请人写一篇悼念文章，以寄哀思，也是人情之常，实在无可厚非。

顾炎武指责蔡邕“滥作碑颂”，“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七岁，皆为之作碑。”一个文人为同一个“时贵”连做两通、三通碑文，就传世的碑文看，确实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其实，蔡邕的做法自有原因。原来，汉季刊石立碑成风，立碑之人既有死者的亲属，也有死者生前的门生故吏，乃至死者政绩恩泽所及郡县的士绅百姓；死者的墓前要立碑，死者的祠堂也要立碑；墓地、祠堂既可以建在祖籍，也可以建在京师洛阳近郊，还可以建在生前为官之地。明白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同一个贵人名士有两三通大致相同（不能不同，因为碑主毕竟是同一人）的碑文，也就不足为怪了。《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为蔡邕应胡广故吏池喜之托而作，《胡公碑》应胡广故吏司徒许诩等人之托而作，《胡太傅碑》应胡广故吏王允等人之托而作。陈寔三碑，《文范先生陈仲弓铭》应陈寔之子陈纪及乡人之托而作，《陈太丘碑》（一）应官方三公府掾属之托而作，《陈太丘碑》（二）是陈寔亡故二年之后，蔡邕应时任豫州刺史的桓典之命而作。杨赐三碑（顾炎武所见蔡集盖只有二碑）一应杨赐之子杨彪之托，二应门生故吏之托。胡硕两碑，桥玄两碑，均应同僚故吏门生之托，文字不同，大约也各有因由（或是其中之一为草稿，一位定稿）。顾炎武对蔡邕作碑之因未及深考，见作者为同一碑主作了两篇三篇碑文，即断为“滥作”，实为失之轻率。

顾炎武把蔡邕“滥作碑颂”的动机归于“利其润笔”，与韩愈作碑文广收“谀墓金”相提并论，这一论断似乎也失之武断。就《后汉书》和严可均所辑的《全后汉文》看，后汉一代，文人士大夫多有碑铭之作，但没有任何因作碑文而收取死者亲属财货的记载。《党锢列传》说，当时的天下名士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号，犹古之“八元”、“八凯”。“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可见，轻财好义是当时的风尚。据此推测，作文受财，多半会为清流所不齿。蔡邕生性平和，为人处事崇奉中庸，与言行激烈的党人保持距离，而对党人显然持有深切的同情。因而在价值取向上不会与清流有太大的分歧。其次，蔡邕在思想上有明显的道家倾向，信奉恬淡寡欲的生活作风。对钱财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嗜好。再者，就蔡邕的实际家境考察，蔡氏是陈留一带的豪姓，与高氏“并皆富殖”（《党锢列传·夏馥传》）。蔡邕早丧双亲，“与叔父[质]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蔡邕本传)，“质奉机密，趋走目下，遂由端右[尚书令]，除相外藩，还尹辇毂，旬日之中，登蹑上列[指卫尉，九卿之一]”（《戍边上章》）。可见，蔡邕家境富裕，客观上也不必像韩愈那样哭穷叹贫、广收润笔。

唐宋时期收受润笔之风炽盛，宋代甚至由朝廷制定了作文受谢礼的具体标准。[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31，“润笔”条]。这种士风，在身处改朝换代之际的顾炎武看来，当然是十分成问题的。然而，后汉季叶的士风与唐代的士风实在大异其趣。用唐代的文人作风来逆测后汉季叶的文人作风，其实并不恰当。仅就碑文创作的状况而言，后汉也与唐宋有别。唐宋的神道碑、墓志铭、墓碣铭，多是出自死者亲属所托，而后汉名人的碑铭多半是由死者的同僚、门生、故吏动议，互相商讨，核实事迹，拟定谥号，最后推举某位文人形诸文字。这一事实在蔡邕的大部分碑铭中都有明白的表露。《汝南周胜碑》：“乃相与建碑勒铭，以旌休美。”《陈留东库上里社铭》：“于是监司爰暨邦人，佥以为宰相继踵，咸出斯里……乃相与树碑为颂，以示后昆。”《杨太尉秉铭》：“于是门人学徒相与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万年。”《郭有道林宗碑》：“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寘念，乃相与推先生之德，以图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阙斯礼？于是建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乎无穷。”《胡公碑》：“故吏司徒许诩等相与钦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时计功之则，论集行迹，铭诸琬琰。”碑铭的内容既然是由众人商定，润笔之资——如果有这回事的话——却由执笔者独吞，似乎也不太合乎情理。如果结合后汉会葬成风（动辄千人、万人以上，以至整个郡县的士绅百姓蜂拥而出）的习俗来看，[参见《后汉书》卷53《申屠蟠传》、卷62（《陈寔传》）、卷68（《郭太传》]我们就更没有理由相信蔡邕为人写碑文是“利其润笔”这一推断了。人们不分亲疏地奔丧会葬，或许是出于对死者的敬仰和悼念，而更为隐蔽的动机是为了表明某种社会认同，向他人显示自己是清流不是浊流、是忠臣顺民不是“党人”。为时贵名士奔丧是一种极其光荣的举止，动议刊石立铭、搦管撰文（想一想，那种千人万人欣赏碑文的盛况）其光荣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撰写碑铭的文人既然从这种高度的社会赞同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回报，想来那区区润笔也就不在话下了。

然而，从传世的后汉碑铭中看去，有的碑铭确乎是有捐资款项的记载的。如刊于熹平二年（173年）的《鲁峻碑》，碑主鲁峻生前官至屯骑校尉。碑为故吏门生丁直等三百二十人所立，碑阴列名四十二人，共捐资一万六千三百。[《鲁峻碑》全文，见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这些钱显然不是用来酬谢撰写碑文者的，而是用来支付采石、刊石工匠的工钱。 刻于桓帝延熹六年（163年）的《杜临为父通作封記》（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资源库”）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和二年岁在丁丑丧父。来年腊月□□，延熹六年□□□□积廿七年。□为父作封□□□度博望□□时工宪工□，功夫费凡并直□万七千。二月卅日毕成。”（铭文的第一个缺字应为“永”字）文字虽有残缺，但仍是可清楚地看出，碑铭中记载的钱财是用来支付石工等工匠工钱。

综上所述，蔡邕的碑铭从文章学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蔡邕文集里之所以有数量可观的碑铭文章，固然与蔡邕非凡的文学和史学才华有关，也与时代风尚的驱使密不可分。说蔡邕写碑铭文章是“利于润笔”，这种推断于史无据。

[ 本帖最后由 杨更生 于 2007-12-31 20:12 编辑 ]

xiaotong

我认为利于润笔的推断也没有关系，对我们来说这些碑文都是古代历史的资料，不可轻弃。 中国人喜欢道德判断，一篇文章好就是好，管你作者是奸臣也好。  好人往往不会写文章，这也是常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