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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四父子
肃宵斋主
一代史书的编订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的思想条件和史料条件，如果前期准备工作不足，就很难写出一部好的史书，这在唐以前主要是个人修撰的史书中特别重要。在传统正史的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些父子，父亲所处的时代由于条件不成熟或者其它种种限制而未能完成史书的编定，而由其子完成最终的写定工作。在习惯上该史的作者都是提的儿子的名字，但其父的努力绝不容抹煞，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其父的首创之功和史料的原始积累更显得难能可贵。这样父子主要有四对，那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
司马谈最有名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此文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全篇转载。在这里司马谈详细得分析了战国六家思想的优劣得失，指出六家“殊途同归”而只有道家具有众家之长，并提出用道家思想统一战国百家诸子的观点。这一观点是汉初以来思想界比较流行和广为认同的，是对汉初黄老思想在治国方略上取得成就的肯定。而司马谈信奉的道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虽然司马迁先后也师从董仲舒等经学大师，但是父亲早年的影响毕竟占主要的地位。早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司马谈就在构思并已经着手写一部囊括古今的通史，可惜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成熟而没有写完。在临终前他把这项重任托付给了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儿子，希望他做500年后的孔子。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虽然在具体写作《史记》时有些部分远远超出了司马谈的预想，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但是总体上《史记》的核心框架还是司马谈的构思。而且《史记》的原始文本资料很大部分都是司马谈所搜集整理的（他是前任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每篇之末都有“太史公曰”的议论，有人说这是自称，有人说这是称父亲。我认为这些议论有些可能确实是司马谈的，但很大部分都是司马迁自己的，而司马迁都归之曰“太史公曰”，是为了表达对父亲的一种尊敬。可以说司马谈是司马迁所崇敬的人，也是他写作《史记》并在千万艰难中仍能坚持的动力，没有司马谈就没有《史记》。
班固在《汉书.叙传》里也同样引用了父亲班彪的一篇文章《王命论》，它指出“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贫穷亦有命也。”这种拥汉的唯心主义神学观对班固也影响很大，班固基本上全部继承了父亲的观念并把它落实到了写史上，实际上是把《汉书》写成了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封建刘姓皇帝的家谱。所幸的是班固的史识显然高于父亲，在有些地方还能秉笔直书，反映出一些被上层社会忽视的问题。相对于《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论赞几乎都是引用《论语》等“经义”原文，这也与班彪批评《史记》“成一家之言”而“不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相应。班彪虽然没有像司马谈一样在物质上为儿子做充分的准备，但是在思想影响上却起到了同样甚至更大的作用。
第三对父子是姚察、姚思廉父子，其中儿子姚思廉奉旨最后完成了《梁书》和《陈书》的写定。姚察生于梁而亡于隋，对梁、陈二代的历史有切身的体会，并且从梁开始就已经着手编史，他为儿子准备下的材料和初稿一定非常的珍贵充实。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上（史格），作为父亲的姚察给儿子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史书记载姚察从小励精学业，学识渊博，为“儒者所宗。”陈时深得后主信任，官至吏部尚书。入隋后也深得文帝赏识，隋文帝曾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惟得此人。”姚察在隋积极参与朝政，成为文帝的得力助手，而且为官清正，认为自己“自居显要”所以“一不交通”，可以说姚察是一个典型得能臣贤相，一生著作也颇丰。姚思廉幼承家学，“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业”，隋唐之际更以“忠烈”闻名，时人称之“仁者有勇”，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与父亲良好得榜样。这种清正、积极的人格使得《梁书》和《陈书》有较高得成就，其史料充实有据，虽处于佛教迷信盛行的时代，但二书却没有迷信的观念，且不为僧人立传却全文转载了范缜的《神灭论》，重视经济史的记载，并积极为学者文人立传等等。
几乎和姚氏父子同时代的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是《南史》《北史》的功臣。修撰南北通史的设想和大体框架都是李大师提出来的，并为此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不同与姚察，李大师的遭遇十分凄惨，隋唐之际屡次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打击流放，晚年更潦倒死于郑州野舍。但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促进了他的“著述之志”。贯通南北朝，编写《南北史》的想法也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开始着手付诸行动。但是由于当时史料的限制，李大师所能看到的还只有《魏书》《宋书》《南齐书》这三本成形的史书，所以要从无到有写成其它五代的历史显然困难太大，所以到临死还“以其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李延寿继承父业，“以家有旧本，思故追终先志”，加上唐初终于完成了五代史书的编定，李延寿自己又参加了史局工作，得以参阅大量史料，使他终于能完成了父亲未竟之业。可以说在以上四对父子中，李大师为儿子准备的材料最多，而李延寿编写史书的条件也最充沛，不然像《南史》《北史》这样庞大的通史，不可能在一个人手里完成。
以上四对父子可以看成是一个两两的对比。司马氏父子和班氏父子形成一个对比，两者对儿子的思想都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导致了《史记》和《汉书》长达千年的优劣争论，也一定程度上给正史打开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司马谈还为儿子准备了大量的史料基础，而班彪在这方面有所不足。姚氏父子和李氏父子也可以对比，两个父亲都为儿子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和初稿，所不同的是姚察还在思想人格上给儿子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姚思廉的原创性和对父亲的超越更多，而李延寿的工作只是延续父亲的思路，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编订。
【肃宵斋文集】 小识：偶尔翻及小文一篇；献丑贡陋求教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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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3 20:5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