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斥乾隆“十大过”

东施

谁斥乾隆“十大过”

作者：刘国伟，原载《江南都市报》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在位时，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多达百余起，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但是在260多年前，有一场殃及全国最终止于江西的文字狱十分特别。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工部尚书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全国皆争相传抄伪奏稿。

在当时朝廷看来如此狂妄悖逆的伪奏稿闯下了弥天大祸，直到一年多后，当朝匆忙杀掉江西卫千总以及南昌守备后，才草率收场。然而，这场文字风波的起源真的在江西吗？

奏稿直斥乾隆南巡骚扰民众

1753年2月，满清江西千总卢鲁生病势沉重，被“速正典刑”，被押解进京的南昌守备父子遭遇了同样命运。最终当朝将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祸端起于两年之前，也就是乾隆十六年。与现在荧屏上英明果断、风流潇洒、知识渊博、慈爱纯情的乾隆皇帝形象不同的是，盛世下血腥的文字网越织越密。根据学者陈东林、徐怀宝研究，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主要内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及朝廷权贵重臣进行尖锐的抨击和无情的弹劾，成为当时为世人所瞩目的重大事件。

时至今日，伪稿原文已经难以找到，但专家对这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伪稿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首先，指责乾隆南巡。历史上乾隆六次南巡，是其在位六十年的重要政绩之一，功过难有定论。但此举给江南官商民众造成了严重的骚扰和负担，从而引起激烈的反对。其次，伪稿指责乾隆冤杀大臣张广泗，为其鸣冤。而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同时，伪稿又逐渐添加了新的内容，直至清晰地列出了“五不解十大过”。如同一个炸弹，产生了令人震撼影响，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在全国蔓延，终于被当局发现。

全国秘密稽查文字狱再起

乾隆十六年六月，云贵总督硕色首先密报乾隆皇帝，说发现“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系到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所抄传之词假托廷臣名目，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乾隆。

学者认为，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在做一些笼络人心的事情，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不少文人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

但是就在乾隆十六年孙嘉淦伪稿事发后，文字狱终于死灰复燃。

乾隆皇帝闻云贵总督奏报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语，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但是，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言辞，还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于是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为什么假冒对象是孙嘉淦？陈东林、徐怀宝等学者研究认为，究其原因，孙嘉淦其人确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孙嘉淦历任侍郎、尚书、督抚，直至协办大学士，他素以正直能干、敢于直言而闻名，晚年在官民中有相当高的声望。不过，孙嘉淦就算再敢直言，类似于“五不解十大过”内容却是绝不敢言及的。

史料显示，伪奏稿事发之后，乾隆虽未加罪于他，但孙嘉淦一直惶恐不安，从此独处密室反省。在伪稿案结后数月，郁郁死去。

缉拿撰稿元凶成棘手的难题

就在乾隆下令追查的同时，八月未过，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发现伪稿的密奏纷至沓来。山东按察使揭发山东四月即已发现伪稿,却被巡抚准泰敷衍了事，见案已大发，乾隆更为恼怒，立命户部侍郎兆惠驰异前往，将准泰拿问，押解进京；又接连出现山西、湖南、浙江等地督抚“仅视为寻常事件”，上下隐瞒。而此时的乾隆见伪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已是草木皆兵、疑心重重。

至乾隆十七年，对伪奏稿的追查已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高潮，超过了一般文字狱案的规模。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送京师。到该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为最多。专家分析，此次文字狱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波及地域大，发现传抄伪稿的省份，据档案记载，内地十七行省无不包括。其次，涉及的人员十分复杂，从各省奏上的案例来看，还有上至二品提督官员牵涉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喊冤，使案情纷繁复杂，一直没有结果。

处死江西千总文字狱匆忙收场

终于，这件事情在江西找到了一个合适收场的时机。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间，江西巡抚鄂容安奏报查获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乾隆即命解京。

千总在清朝只是武职中的下级，位次于守备。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据刘时达称，乾隆十五年七月间，其子刘守朴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遣家人送寄家信，信内附有孙嘉淦奏稿一张；乾隆皇帝认为刘守朴传递伪稿的时间为最早，命令加大力度查办，又指示两广总督将第一紧要之犯刘守朴速押解进京。

根据学者陈东林、徐怀宝研究，乾隆此时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替罪羔羊借以收场。早在此前，由于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太广，“恳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救下督抚严密访擎。”此语切中要害，但照此办理，又无异于宣告一年多来全国兴师动众追查的失败，乾隆绝不能就此作罢，于是将书成革职交武备院执伞苦差处服役。而江西千总卢鲁生的线索冒出来后，很快就有了结果。

两个月后，卢鲁生即以主犯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刘时达等人秋后论斩，同时审理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等俱革职挚问，也都交刑部治罪。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似乎已告结束。

定罪江西千总疑点重重

这场弥天大祸的始作俑者真的是江西千总卢鲁生等人吗？

此案仍是疑点重重。学者陈东林、徐怀宝研究认为，首先,从所谓伪稿的撰写日期来看。乾隆十八年三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就审理卢鲁生案奏称此稿系卢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内，在刘时达家”编造，原伪奏稿上究竟是否有撰写日期，现已不得而知。但从其他材料可推知大概。山东按察使和其表奏中称十六年四月查获的伪稿，头衔是“工部尚书臣孙嘉淦”，而孙任工部尚书职，据实录载，是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消息传到卢、刘所在的江西,如是紧急军情用六百里加急廷寄，月底前则可赶到。但一般的官员任免只载于邸报，江西官员能见诸邸报应是八月间的事，所以在时间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从伪稿的弹劾对象来看。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载是“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公讷亲等。”，但令人不解的是，鄂尔泰死于乾隆十年四月，徐本死于乾隆十二年，讷亲于乾隆十四年被杀，仅存的张廷玉也早被抄家产。试问卢、刘二人为何仍要在乾隆十五年冒着灭门之祸对一些已死或已无权之人提出弹劾呢？

纵然疑点未消，这起文字狱早已隐没在历史洪流之中。然而，指斥皇帝“十大过”，一般官员想都不敢想的伪奏稿能够广泛流传，似乎已经说明乾隆盛世下的暗流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