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麒北马：周信芳和马连良

东施

来源：《名人传记》沈鸿鑫     
　　周信芳生于1895年,马连良生于1901年,两人为同时代人。他们是最负盛名的两位京剧须生,一向有“南麒北马”的称誉。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一个别树麒派,一个独创马派,他们各自的流派,风格迥异,他们的经历、命运却又极为相似。他们曾多次同台合作,配合默契,在台下则是亲密的朋友。
　　　相似经历,流派迥异
　　周信芳与马连良两人都是梨园出身,都进过当时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科班”,两人又都是少年成名的艺术家。周信芳祖上是官宦人家,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周慰堂下海从艺,演京剧旦角,艺名金琴仙,其母许氏亦为京戏伶人。周信芳生在这个京剧家庭里,从小跟随戏班走南闯北,嬉戏于台前幕后。从稍懂事理之时起,京剧就成了他最亲近的朋友。周信芳五岁开始学戏、练功,拜武生陈长兴为师,六岁开始在杭州拱宸桥天仙茶园首次登台,露演《黄金台》中的“娃娃生”。此后就以“小童串”出入于各戏园,为名角配演“娃娃生”。十一岁时搭班到汉口、芜湖、南京、上海,甚至远走烟台、大连、天津等地演出。他在十三岁时到北京进入“喜连成科班”带艺搭班,这种搭班学艺与坐科的学生不同,一般为社外稍有名气的童伶,搭入本社唱戏,并付给包银。他们也要参加上课学戏,可以说是边学边演的,周信芳在“喜连成”就受到萧长华等前辈的教诲。与周信芳同时带艺搭班的童伶有梅兰芳、林树森等。周信芳首次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战蒲关》就是在这个时候。十二岁时,周信芳开始演正戏,并起用“麒麟童”艺名在上海露演,一炮打响。同年去天津与小小余三胜（余叔岩）同台,1908年搭“喜连成”班,与梅兰芳等出演于北京广和楼,“麒麟童”的名声开始在北方观众中传开。1910年,十五岁的周信芳就收下了第一个弟子程毓章。1912年在上海新新舞台主演《要离断臂刺庆忌》,1913年编演时事新戏《宋教仁遇害》,此时,“麒麟童”已成名角,他的年龄也只有十八岁。
      马连良也可以说是出身于梨园之家。他的父亲马西园虽不吃戏饭,但与京戏有着亲缘的关系———他在北京阜成门外开一间茶馆,经常有刘鸿升、金秀山等名票来此清唱京戏。而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六叔马沛林都是京剧艺人,一个演老生,一个演丑行,在马连良的堂兄弟中,更有春樵、庆云、四立、全增在京戏班里演戏、做事。马连良从小就常由父亲、叔父带着去到阜成园等戏院看京戏,是在京戏里泡大的。马连良是八岁开始学戏的,一开始学戏就进了“喜连成科班”。马连良进“喜连成”时年龄比周信芳进“喜连成”时的年龄小,由于周信芳比马连良大六岁,所以马连良进“喜连成”时间在周信芳之后,两人在“喜连成”科班并未相遇。马连良是第二科的学生,即连字辈。他的名字马连良就是在科班时给取的。马连良在“喜连成”,还未毕业就唱老生主角,头科、二科学生合演三国戏,由他主演诸葛亮。有不少时候,他出得台来就有“碰头好”,有些观众还昵称他为“小贾狗子”。“贾狗子”是著名老生贾洪林的小名,当时贾洪林在北京名望很高,观众称马连良为“小贾狗子”,是对他很高的嘉许。1917年马连良出科后,随叔父马昆山组的戏班去福建演出。回到北京,马连良再次回到“喜连成科班”,与茹富兰合演《八大锤·断臂说书》作为大轴,又与马富禄合演《失印救火》,与小翠花合演《坐楼杀惜》等,此时马连良已相当有名了,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
     周信芳与马连良都在年轻时代就自己挑班挂头牌,做“老板”。1916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周信芳就担任了上海丹桂第一台的后台经理；1932年“一·二八”之后,又组建“移风剧社”,有人问他为何称“移风社”,他说,我们就是想把上海苟且偷安、妥协投降的风气转移过来。该社于1941年被迫解散。周信芳早年就生活在上海,上海是京剧改良运动的中心。因此他受到比较直接的影响,逐渐培养一种比较自觉参与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倾向。早在1913年他就编演了描写政治斗争和革命志士的《宋教仁遇害》。1932年成立“移风社”也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领导“移风社”坚守孤岛,上演《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宣传抗日救亡的戏,被田汉称为“歌台深处筑心防”。  
      1930年秋,马连良自己挑班,创建“扶风社”,意思是扶持正风。“扶风社”从1930年一直唱到1948年。马连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梨园行,他更加专致于京剧艺术的创造,并没有太多参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但有时也与政治搭界。比如,马连良率“扶风社”去东北（当时为伪满洲国）演出,实际上是沈阳（原称奉天）要建一所回民中学,因马连良是回族中的重要人物,当局就邀请他去作筹款义演。马连良向“华北演艺协会”提出申请,华北伪政权便抓住这个机会,要马去“新京”为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演出,马连良坚持只演一般营业戏和为学校筹款,日伪答应了,但是仍须冠以“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马连良在东北演出时是把个人的收入捐给了回民中学。抗战胜利后,马连良曾被诬犯汉奸罪,后经申明、调查才予以澄清。还有一件事,1948年上海孙兰亭组织马连良与张君秋同去香港演出,并在香港拍摄《借东风》、《打渔杀家》、《游龙戏凤》等影片,在港滞留两年。1951年马连良应周恩来总理之召,毅然返回大陆,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可敬可佩的爱国行为。
                   同台合作,相映生辉
周信芳与马连良代表了南北京剧须生的两大流派,在京剧舞台上犹如双峰巍然挺峙。有趣的是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流派居然数次同台合作演出,创造了别具风采的舞台杰作,而且这两位不同流派的创造者在台下又是情深谊长的朋友,这些都在京剧史上留下了佳话。马连良出道略晚于周信芳。1917年,马连良去福建演出途经上海时,周信芳正与王鸿寿、汪笑侬合演《许田射鹿》,马连良曾多次前往观摩,这是马连良最初接触周信芳的艺术。
     “麒马”重要的合作有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2月在上海天蟾舞台。促成这次合作的是天蟾舞台后台经理谢月奎。其时周信芳与马连良已经分别在南方、北方走红成名。两人戏路略同,而两人的艺术风格又有明显不同,两位名家同台演出,定然精彩纷呈,对观众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然而,对组织者来说却有很大的难度。谢月奎唱二路老生出身,是一位非常内行、非常出色的后台经理,经过他的斡旋、策划、协调,“麒马”合作终于成行。这次演出,周信芳以做工老生应工,而马连良应唱工老生,三天的打炮戏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全部武乡侯》和《复齐邦巧设火牛阵》。这次合作,“麒马”互为主次,各展其长,演出极为成功。演出从2月2日开始,原定演期为一个月,但观众蜂拥,欲罢不能,一再延期,一直合演到3月22日,前后约有五十天时间,轰动了申江。
　　第二次合作是在1933年。天津春和大戏院落成,李鸣盛之父李华亭去北京约请正在那里演出的周信芳与马连良到天津合作,作为戏院开幕庆演。这次演出从4月13日至16日,连续上演四天六场。参加演出的还有姜妙香、侯喜瑞、刘连荣、王兰芳、茹富蕙、刘斌昆等。首晚打炮戏是《十道本》,周信芳饰褚遂良,马连良饰李渊。褚遂良在金殿陈奏十道本章,周信芳苍劲沉雄的念白如瀑泉飞泻,大江奔腾；而马连良以委婉舒展的马派唱腔把李渊的心态、情愫展露得淋漓酣畅。两人功力匹敌,交相映辉。14日晚,马周合演《一棒雪》、《摘缨会》、《小桃园》、《借东风》,演出十分轰动,天津《商报》载文称：“开北方未有之创局,是剧界罕觏之奇观,亦可谓一时之盛事矣。”从此,“南麒北马”之称,驰誉全国。
　　第三次合作是1953年11月。当时周信芳与马连良同时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参加这个慰问团的有梅兰芳剧团、程砚秋剧团、马连良剧团和周信芳领衔的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剧团,代表了全国京剧的最高水平。他们到达朝鲜后,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以及前沿阵地进行慰问演出。在朝鲜前线,他们几位除了各自表演拿手戏外,还进行合作演出；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打渔杀家》；周信芳与马连良合演《群英会·借东风》,马连良饰孔明,周信芳饰鲁肃,齐英才饰周瑜,马富禄饰蒋干,这是“麒马”同台,也是南北合璧。这次“麒马”联袂,是在一个山洞里为志愿军战士做慰问演出,山洞里光线幽暗,用自备发电机发电照明,演出极其成功。周、马合作三次,三次都有《借东风》,说明他们二位对此剧目的喜爱,而在朝鲜前线合演此戏,更有特殊的意义。
      通过几次合作,周信芳与马连良结成了亲密的友情。1961年12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马连良特地赋诗填词热情祝贺。1962年周信芳到北方旅行演出：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全部《秦香莲》,戏毕之后,亲自到后台道辛苦,周信芳盛赞马连良的王延龄演得成功,马连良谦逊地说：“这出戏我是学你的,你怎么反而称赞起我来了！”周信芳说：“不然！我这出戏,一个人要赶两个角色,前面演王延龄,后面还要赶包公,在演王延龄的时候,不敢太卖力气,得匀出精神来应付后面的包公,因此每次唱得都不痛快。今天看你演的王延龄,不但痛快,而且冷隽、潇洒,这是我所没有的！”周信芳与马连良同行相重相亲,情深谊长,一直为人们所乐道,而“麒马”联袂合演更可以说是京剧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令人心向神往,也使人回味无穷。
　　                两个海瑞,共遭厄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周信芳五十四岁,马连良四十八岁,这个年龄对京剧演员来说也不年轻了,但他们都不知老之将至,仍然孜孜不倦地在京剧领域里耕耘、攀登。周信芳的政治荣誉更高一些,被冠以许多头衔,但他还是专心致志地搞剧目,如《清风亭》、《乌龙院》、《四进士》、《文天祥》等,琢磨出了一批艺术精品；同时继续编演新戏,如《秦香莲》、《义责王魁》、《澶渊之盟》等,把麒派艺术推向炉火纯青的境界。马连良曾于1948年秋与张君秋同去香港演出,1951年10月返回大陆。1952年8月成立马连良剧团,后来又担任北京京剧团团长。他除了琢磨加工过去的马派名剧之外,也积极编演新戏,著名的有《赤壁之战》、《赵氏孤儿》、《青霞丹雪》、《官渡之战》等,逐步把马派艺术推向峰巅。周、马二位还都热情地参与现代戏的实践,周信芳排演了《杨立贝》,马连良参演了《杜鹃山》。非常巧合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周信芳《海瑞上疏》,马连良《海瑞罢官》。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使两位大师同遭厄运,被迫害致死,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1959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到上海,在锦江饭店约见了周信芳。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部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就是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把《海刚峰奇案》和《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送给周信芳以作参考。海瑞是历史上的有名的清官,刚正不阿,事迹感人；再则周信芳演海瑞这样的角色也十分合适,所以周信芳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京剧院都很重视,经研究决定将此戏作为重点剧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由周信芳和陶雄副院长负责,成立了创作组,采取集体创作的方法,指定编剧许思言执笔。创作组认真阅读、研究有关海瑞的史料及传统戏曲中的海瑞戏,决定以历史素材为依据,兼采传说和传统戏曲剧目中的海瑞故事和形象。几经修改,7月许思言写出剧本初稿,8月在周信芳参与下完成二稿,这一稿周信芳潜心投入,与许思言逐场逐段,逐字逐句讨论、推敲,还亲自动笔改写。剧本定稿后,上海京剧院立即调集强大阵容,投入排练。由周信芳饰演海瑞,金素雯饰海夫人,李桐森饰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也担任角色。周信芳还兼任导演。1959年9月30日《海瑞上疏》隆重推出,参加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这个戏以海瑞冒死上书作为中心事件。剧本歌颂了海瑞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精神,冲突尖锐,剧情跌宕,人物感情波澜激荡,扣人心弦。周信芳虽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演得十分精彩。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派艺术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这部戏公演后,反响强烈,《戏剧报》、《文汇报》、《上海戏剧》等纷纷载文评论,称这是一出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好戏,称赞周信芳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南包公的形象”。后来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肯定了这个戏。
      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1959年冬天,在一次会议上,马连良见到吴晗,就说：“您是历史学家,对海瑞很有研究,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很感兴趣。您是不是给我写一出海瑞的戏？”吴晗有点为难,说：“我是搞史学的,书还能写,戏可不会写啊！”马连良说：“不要紧,戏词好办,您先按古诗写就行！”于是吴晗答应试试看。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大家认为内容很好,就是剧本有点像昆曲传奇,戏剧性也不够强,平了一些。马连良与大家共同研究,作了些修改,于1960年夏天开始排练。彩排时特地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提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吴晗又修改了一稿。原稿中,海瑞被罢官后,百姓为他饯行,以此结束,这样海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灰溜溜一走了之,马连良的表演技巧也难以施展,后改为罢官作为戏的结尾,剧名也改成《海瑞罢官》。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的又一杰作。
      周信芳与马连良在舞台上塑造的海瑞形象特别成功,除了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外,还因为二位都是正直的艺术家,他们热爱海瑞,是用赤诚之心拥抱角色,人们看到的是两个活海瑞。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个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四个小标题进行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分析批判”。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这篇黑文一出,立即掀起了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也未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他们硬把《海瑞上疏》的写作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海瑞上疏》就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还抓住这个戏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说戏中海瑞抬了棺材上台,便是对无产阶级的诅咒和示威。文章还公开点了周扬、周信芳的名。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场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他的夫人受到株连,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疯。他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遭到严重伤害,于1975年3月去世。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六岁。马连良是回族,按照习俗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周信芳与马连良被平反昭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这两个戏还分别由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