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马连良(安云武)

东施

一
    1962年初，北京戏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欢迎马连良校长就任。印象中，他头发向后梳得很得体，身材修长，制服笔挺，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他的就职讲话，先回顾了与前任郝寿臣校长的深厚情谊，然后谈了自己从艺几十年的经验得失，讲了“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的重要，还强调了文戏学生要注重武功的训练。与其说这是一个校长的施政演说，倒不说是一堂生动的艺术讲座。
    再次见到马先生，是他亲自挑选学生的时候。我们几个老生组的同学，分三天向他汇报演出。我头一次在这么大的艺术家面前演戏，十分紧张，平日台上的火候锐减，愣是把“错认民妻理不端”错唱成“错认民妻理不当”，不但错了辙，还改了戏。要是在旧科班，非挨先生板子不可。马先生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多年后，听小北哥（马先生幼子马崇恩）对我说：那天老爷子在戏校看完你的戏后回家特别高兴，说又发现了一个人才。马先生还曾在《就任戏曲学校校长有感》一文里写道：“今天我发现个小学生，不仅扮相好，嗓子好，而且在气度、动作上还很老练，一点不像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一问才知道他叫安云武……。”
    马先生挑了几个学生，决定亲自教授，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
    第一天开课，马先生让大家轮流“走脚步”（台步），然后每天人唱上一段。有人介绍说，是王少楼先生为这些学生开的蒙。他点头了点头说：“少楼教得真规矩呀！你们‘脚步'，走得好，身上也很顺。少楼为你们打下了这么扎实的基础，我再教你们就省事了。”接着他对我们说：“千斤话白四两唱，首先教你们《审头刺汤》，加强你们念白的基本功。”他请迟金声老师为助教，亲授“陆炳”兼教“汤勤”，张君秋先生教“雪艳”。马先生先给我们讲剧中人物、故事、历史背景。后来，还带我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现场聆听他和萧长华、张君秋等先生录制此剧。记得那天他搀扶着萧老进入录音棚，亲自端杯奉茶，然后，站在萧老身边，小声与萧老对词儿，并说：“先生，您看我这么念行吗？”
    在北京京剧团演出时，马先生经常上演这个戏让我们看，一个月竟然唱了4次。剧团剧务科觉得剧目太重复了，可他仍然坚持，可谓用心良苦。我们天天听他的录音，经常看他的演出示范，他还在演出繁忙中亲临课堂传艺授课，使我们这些十四、十五岁的学生，开始悟到什么叫“念白的节奏”、“演唱的韵味”。
    几个月后，《审头刺汤》一剧在学校彩排。开演前，马先生在后台新自检查我们的化妆、服装，从主演到龙套都是半点马虎不得。以前学校演出，龙套演员穿的服装都是小立领儿的，马先生要求全部改用圆领儿，并且一定要搭护领。他还特别强调，龙套演员也必须调眉、勒网子、勒水纱。对我的妆他看了又看，髯口的薄厚、长短他都关注，还亲自为我挑选了黑绒乌纱帽。
    诸事停当之后，马先生居然拿着水壶为我“饮场”，嘱咐我：“沉住气，别紧张。”他这才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到观众席上去看戏。我和同学们当时年纪小，好像对此还不太以为然，但这却让在后台的教师们感动不已。荀令文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你小子，太造化了！这么大的马连良先生亲自给你端水饮场啊！他这一辈子可都是别人端水伺候他呀……”
    “三年困难”时期，一次马先生在政协礼堂演出《二堂舍子》，我和张克让同学配演沉香和秋儿。那时候，我们都在长身体，口粮不够，吃不饱肚子。马先生带我们去演戏也是想演出后有招待夜餐。没成想，那天演完没人管饭，马先生笑笑对我和克让说：“本以为散了戏有‘咬儿'（夜宵），让你们小哥儿俩吃顿饱饭。既然没人管饭，得了，我管！”于是，我俩跟马先生回了家，一起吃的“羊肉喂氽儿热汤面”。
    马先生培育后人很重视“传、帮、带”。他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演戏、录音都很忙，兼任校长后到学校授课，就更忙了。就这样，他还常常让我们到他家里个别传授，除了教戏，他还经常讲起自己少年时在科班里刻苦用功的故事，以教育我们。有一次他还嘱咐我说：“睡觉的时候别忘记扎板带！把手放在被子外边，包好脚头。”他是在关心我青春期的身体健康，以利于嗓音的保养。
    马先生经常带学生一起演戏，比如：他曾经带马长礼、张学津、张克让演过全部的《清官册》。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题为“四个寇准，四代艺人”，就是这次演出活动的记录。
二
    1963年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春节茶话会，艺术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主持人是茅盾先生。彼时，“三年困难”刚有所缓解，大家凭着一个白色小牌儿排队领一碗元宵。周恩来总理往前去，可他一直摆手，坚持排队，然后自己端到主宾席。在这次茶话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过五关》长篇演说，此文后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中，接下是文艺演出由侯宝林先生担任主持人。我心中格外激动地唱了刚刚跟马先生学的《白蟒台》中的“八月十五把寿拜”一段；马先生随后唱的是《八大锤》选段。
    那次晚会，马先生坐在总理左边，我坐总理右边。席间，马先生的女儿马莉过来看周总理，她刚要自我介绍，只见总理摆手道：“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你是谁。”周总理摆手道：“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你是谁。”周总理的记忆力的确惊人，他说：“你叫马莉，对不对？你在10年前曾找过我，谈由香港接你父亲马连良先生回大陆的事。当时我跟你讲了三点：一、历史上的事情既往不咎；二、马先生在香港欠的债，由国家负责偿还；三、回来以后，各方面予以照顾。对不对？”马莉很激动，连声说：“对，对，对！您的记忆力真好！”周总理又转过身问：“马先生，回来这些年还好吧？各方面照顾得都还好吗？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马先生生感动极了，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只是连连回答：“好！都好！”。接下来，周总理又充分地肯定了马先生对戏曲事业的贡献，以及就任北京戏校校长后培养接班人的极大热情。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并嘱咐我好好向马先生学习，认真继承“马派”艺术。这次会面意义不同寻常，“文革”后期为解决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的事情，“北京市革委”还专门到郑州找我，向我那次周总理那番话，并整理为文字稿作为正式材料上报。那时候，虽然周总理还在世，但已经病重住进三零五医院，任何人也不可能再去打搅他核实问题了。因此我回忆的这段总理谈话，也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做了旁证。一九六三年那次茶话会上，总理讲话时在场的还有：侯宝林先生、徐兰沅先生、王少楼老师、李慕良先生、马小曼师姐(马连良先生的小女儿）及她的先生燕守平等人。
    那时，社会上正在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因此学生演出海报都不登姓名，只登“北京戏校，某年级演出某某某剧目”。马先生说：“在海报上为参演学生登上姓名，有利于观众对他们的监督；同时可以使孩子们从小树立起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观众认识了这些小演员，在他们出了成绩的时候会给予鼓励，会关注他们今后的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呢？”那时的北京戏校还是比较开明、解放的。我主演的《审头刺汤》在广和剧场公演的时候，不但海报上登了全部演员的姓名，而且清楚地标注了“马连良校长亲授”的字样。马先生把他挑班唱戏时的经营理念带进了戏校，破除了当时呆板狭隘的所谓“反对个人主义”的做法，受到了观众和师生们的欢迎与支持。但据我所知，中国戏校一直“坚持原则”，始终未给学生演出登名。
    我在广和剧场首演《审头刺汤》，马先生特意将他自己演出时用砌末（道具）、绣有汉代“车•马•人”图案的守旧和桌椅披、大帐全都拉来，为我们的演出造声势。开演前，马先生到后台专门关照了我的化妆师，并再三嘱咐我“沉住气，气不要往上涌”。开演的铃声响了，马先生才下台去前排就坐。许多观众发现他，不约而同热烈鼓掌，他站起来向观众拱手致意，仿佛是拜托大家关照他的学生。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马先生再次起身向观众作揖致意，代表全体师生感谢大家的光临。
    马连良先生还向我们传授了《白蟒台》。这出戏唱念繁重，没有足够的气力无法胜任，所以才成为马先生早年的“看家戏”之一。为了使《白蟒台》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好看，马先生又特意在“烤肉宛”宴请老搭挡侯喜瑞先生，请他“出山”来校传授《取洛阳》。《取洛阳•白蟒台》，一经公演反响强烈。当时有一位人称“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先生 ，对马先生艺术的迷恋程度更甚于今天的“追星族”。梁先生为了学“马派”戏，甚至曾掏腰包去“买”一个为马连良跑龙套的机会。梁益鸣先生得知北京戏校学生公演《取洛阳•白蟒台》，立即带了自己的琴师、鼓师来剧场观摩。几天后，染先生也公演了《取洛阳•白蟒台》。
    1963年7月，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戏曲学校在钓鱼台联合演出，最后大轴由我演出马先生亲授的《白蟒台》。台下的观众不多，仅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等二十余位领导来看戏。
    马先生对学生亲切和蔼，同时也是一位谦和君子，从不吹嘘，也不自我标榜“马派”；他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总说别人如何如何好。一次马连良先生在广和剧场演《淮河营》；恰好，李少春先生在人民剧场演出《将相和》。我和张学津、冯志孝等几位师哥不约而同地跑去看少春先生的戏。竖日，马先生一见面就问：“昨儿个你们去看李少春先生的戏了。”马先生听后点头道：“少春台上很好，你们应该看！你们不但要看我的戏，还要多看其他先生们的戏。”
   1963年，马先生再度率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前，对我说：“我准备带你去，你在《群英会•借东风》里演前鲁肃后孔明，你敢演吗？”我知道戏的分量，又是和裘盛戎、马富禄、周和桐等前辈同台，心里真有点害怕，言语支吾。他笑着对我说：“别害怕，我教你。这是为了向海外说明我们京剧后继有人啊。”除此之外，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还专门写文章，介绍了我跟马先生学戏的事情。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去成，但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一直令我感动。
三
    1964年，全国大演现代戏，学校里也开始教现代戏了。传统戏教得越来越少了，我也学演了《红嫂》、《奇袭白虎团》（扮演团部文书）等现代戏。马连良先生在北京京剧团也开始忙于排演现代戏，将近一年多都不来北京戏校了。这期间，学校曾组织学生们到剧场观摩了马先生参演的现代戏《年年有余》和《南方来信》，但我们跟马先生的联系中断了。这个时候的时局已经起了变化，正如人说现代戏汇演是“文革”的前秦。
    “文革”初期，北京戏校里也开始在党委领导下“斗、批、改”。马先生是校长，又是全国闻名的大艺术家，当然逃不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有人张贴“批判马连良”的大字报，但秩序尚好，统一贴在了学校的一间练功厅里。学校党委派人把马先生接来“看大字报”。后来听说他离去时，私人轿车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
    那次，我得以幸免，这得感谢我的一位同学倪启勋，他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云武你快走！今天他们要批斗马校长，好像有人要让你陪斗！”我赶快离开了学校。回想起来，那次是马连良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戏校，很遗憾我没能与他见上一面，但也是个万幸，一旦我与马先生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话，批判还是不批判？很可能，对错都在瞬间。那个泯来灭人性的混蛋年代，万一我把握不住自己，说出混蛋的话来，办出混蛋事来，那岂不是要落下千古罪人之名吗？
    对于马先生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以及他在阜外医院临终的场景，许多文章中都有描写。后来，我曾听马先生的文字秘书李墨璎女士多次进过：“他临终前伤心地说：‘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可见是带着绝望之极的心情离开人世的。”正如章诒和女士的文章所说，这些问题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那么多革命家都搞不懂，一个政治上非常简单幼稚的艺术家，又怎么能搞得懂呢？
四
    自“文革”初期，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再加上又是“业务尖子”、“马连良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下放期间，每年我有12天探亲假，回到北京主要就是探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真正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像王少楼先生的遗孀、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家都是我必去之处。特别要去看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夫人--陈慧琏女士。我们学生大都称她“马师母”、“马师娘”。这位老太太可不简单。马连良先生故去后，家里生活极度困难，但她仍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她时常催促爱女马小曼去到孟广恒先生（此人有“电台梅兰芳”之美誉）家学戏，并关爱着马门弟子和各位老朋友，支撑着马家的门面。
    有一年我回北京，王金璐先生带我去看马夫人，他对我说：“以后再看老太太就方便了，她现在搬到梅宅去住了。就在旧帘子胡同29号。”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间。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间正房，把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西边，马夫人住东边，完全是上宾的待遇。当初，梅夫人把马夫人接到家的时候，就对家里人吩咐说：“打今儿起，马太太就住咱们家！今后我吃什么她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这时候马夫人困苦到了极点，山穷水尽，接近崩溃。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样。后来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总算是在梅家的呵护下衣食有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我每次回来探亲都是到梅宅去看望马夫人了。那里总是高朋满座。经常见到的有：马连良先生的文学顾问、戏曲研究家吴晓玲先生，马连良先生的早期弟子、武生名家王金璐先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等。在梅、马二位夫人跟前侍奉的，梅家主要是梅葆玥、梅葆玖姐弟姐弟，马家主要是马崇恩、马小曼兄妹。那年代，大搞“附级斗争”，夫妻离异，子女与家长进清界限，司空见惯。而梅、马两家的姐弟、兄妹依然进孝堂前，难能可贵。
    在“文革”高潮的时候，这些人能聚集是相当不容易的。这首先得归功于梅夫人福芝芳女士。文革初期，梅家也曾受到冲击，幸亏周恩来总理及时派人保护，梅家上下得已保全。在我脑海里一个印象很深的镜头是，梅夫人坐在躺椅上对大家说：“甭怕那帮小子们！他们不敢上这儿造反来，他们要是敢来，我见一个打出去一个！”她还经常安慰大家：“咱们就是得好好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每次从郑州回北京，都带些当地的花生、香油等土特产，孝敬马夫人。可我每次走的时候，马夫人送我出门，总乘我不注意在我口袋里塞上些钱，一般都是二、三十元钱。她总说：“孩子，拿去孝敬父母！”那时候，三十块钱很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零五毛啊！何况马夫人是家庭妇女，根本不挣钱，她的钱不过从是梅夫人给的零用钱和子女给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
五
    “文革”搞了那么年，马夫人常常哀叹，何时才能给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呢？后来大家出主意让她找周总理，可马夫人却说：“你们看看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吧，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儿了。他病得这么厉害，咱的事儿就别惊动他了。”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只有找周总理才能解决问题。马夫人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在病榻上看了这封信，在信的背面用铅笔批示了“已阅”二字，落款“周恩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派了工作组调查此事，到郑州找到我核实了周总理“三点指示”那段事情。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大会，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会上宣布：“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全国解放后不久，从香港回来，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服务，这是一个爱国行动。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积极参加革命现代戏演出，对发展改革京剧艺术和培养青年京剧演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夫人的力主下，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了马连良先生骨灰安放仪式。说来令人伤心，骨灰安放时，骨灰盒里根本没有骨灰。马先生在文革中惨死，根本没有能够按回民的风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后，由梅夫人特许，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香山的梅家墓地。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其实就是个形式，它向天下昭示了，马先生的沉冤得雪。
    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以后，马夫人就搬离了梅宅，住在和平里。
    1975年春节，我回北京准备结婚，先到侯宝林先生家去送喜烟和喜糖。侯先生问我：“你回来办喜事，给马老太太那边儿送信儿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怕让她破费。”侯先生诙谐地对我说：“你可别糊涂！你绝对应该去送信儿，否则她省了钱却挑了眼！”于是，我就听了侯先生的话，带我爱人一起拜见了马夫人。翌日，我在家办喜宴，把亲朋好友都请到家饭。马夫人派女儿马小曼师姐给我送来了贺礼——一条粉红色的毛毯。这条毛毯一直在我身边，现在我专门做了个被套把它罩了起来，改成了薄被，每年春秋天还都在用。盖着这条毛毯，我总忘不了马连良先生、马夫人对我的培养和关爱。“四人帮”倒台后，马夫人和吴晓铃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为我落实政策调回北京的事没少操心。
    一次，马夫人要带我去北京市文化局张梦庚副局长家，谈一谈我回我北京的事情。这时候，突然天降暴雨，我说：“今儿天不好，咱们明天再去吧。”她却一定坚持马上去，说：“下点儿雨，不碍事！”说罢，穿上雨鞋，拿起雨伞拉着我往外走。雨下得很大，我怕老太太感冒，于是就打了辆出租车一起到了张局长家。张局长见了我们，上来就问马夫人：“这孩子对老师怎么样？”马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孩子对他老师很孝敬，要不然我怎么会带他来呢？”……
    我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并安排在北京京剧院工作。
    一位俄国哲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是马连良先生最小的学生，如今也接近花甲之年了，今天把这些往事说一说，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后人。（文字整理 孙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