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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7 0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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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 (1889-1978) 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之先驱，同时也是瑞典中国学的创建者。他生长于瑞典南方的 Smaland 省，十几岁时就已对方言研究产生兴趣，并研读一些当地的方言著作，于190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维塔郡与摩郡的民间故事，以方言记载〉 (Folksägner från Tveta och Mo härader, upptecknade på folkmål; Folk Stories from Tveta and Mo Counties, Recorded in the Local Dialect) ；隔年〈瑞典南部与中部方言之界线[含地图]〉 (Gränsen mellan syd-och mellansvenska mål (med karta); The Boundary bet ween South and Central Swedish Dialets [with map]) 问世。1907年秋天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文，斯拉夫学者蓝道教授 (J. A. Lundell) 是他的老师，蓝道教授设计了一套缮写方言的语音表。
由于蓝道教授及其他人的贡献，二十世纪初期比较历史声韵学成为一门先进的学问，深深吸引了许多有潜力的年轻人。当高本汉还是大学生时，就决定将他学习欧洲语言及方言的方法应用到研习中文方面。当时瑞典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教授中文，于是在1909年他取得学士学位后，靠着获得的一小笔奖学金到俄国圣彼得堡去学基础中文，自十一月到十二月随伊凡诺夫教授 (A. I. Ivanov) 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又取得另一笔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方言。他于1910年三月前往中国，至1912年一月才返回欧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在中国的时间相当短，但由于努力学习，他的中文能力足以去研究蒐集与二十四种方言语音相关的资料。
他返回欧洲后在伦敦停留了几个月，随后到巴黎研读了两年 (1912年9月至1914年4月) ，师事沙畹教授 (Edouard Chavannes) 。在巴黎期间，结识了伯希和教授 (Paul Pelliot) 和马伯乐教授 (Henri Maspero) 。
1915年5月，高本汉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声韵学之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其中第一部分是为三千个左右他称为 「中国古字」「注音」；事实上这些字在中国早被编纂成《广韵集成》，于西元601年出版。《广韵集成》这本字典中每个字的发音都是藉由「反切法」注音的，所谓「反切法」就是用一个字的字首加上另一字的字尾合成某个字的注音。十七世纪的读者可以懂得这种以两个字合成注音的方法，然而对现代人而言，却可能视其为两个不同的字，根本不知是某个字的注音。还好高本汉应用了研究欧洲语言时发展的比较声韵学原则，同时研究一些中国学者，尤其是清朝文字批评主义 (古文运动) 的专家，然后再将这些字以更精确的方法编制成一套语音类表。在博士论文出版后，他仍继续中国古字的注音工作，到了1926年终于完成《汉语音韵学导论》 (Phonologie chinoise) 。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于1940年由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长培合力完成。
1918年9月，高本汉被聘为哥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东亚语言学与文化学系教授，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他的学生有瑞典人及其他国家的学人。于 1922年他再次造访中国，但却是最后一次；1931年到1936年他担任该校校长，1939年他离开哥特堡搬往斯德哥尔摩，接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及东亚考古学教授。
整理完成中国古字的语音之后，高本汉开始着手整理他所谓的「远古文化」 (Archaic Chinese) ，也就是纪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语言文字。这一次他主要是依据 《诗经》 中的音韵。
这些中国古字与远古中文注音的结果于1940年首次出版，叫"Grammata Serica" ；1957年修正再版，改名为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4年他出版了《古代与远古中文语言学概述》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记述了该项重整工作所运用的资料内容、方法及结果。
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古文声韵的整理，可说是高本汉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事实上他在其他方面也有非常杰出的成就。譬如对诗经的翻译及注解─ ‘The Book of Odes’及’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自1942-46年刊载于《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对书经的翻译及注解─ ‘The Book of Documents’ 及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自1948-49年刊载于上述刊物) ，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之作。其他语言学方面成就的例子很多，如注释《左传》 (1969-70年刊载于《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汉以前的籀文字I-V〉(1963-67年《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古典中文字库选集I-III〉 (1972-74年《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以及最后的两本著作：《老子今释》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47,1975，事实上这是一部《老子》的翻译作品) 和〈庄子章句选论〉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48,1976) 。
古代中国宗教研究方面，他的论文〈古中国的传说与信仰〉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8,1946) 及〈中国周朝的献祭〉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40,1968) 咸被认为是极重要的贡献。从1930年代开始到1960年代后期，高本汉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早期 铜器的重要论文，如〈早期中国铜镜上的铭刻〉 (1934年) 、〈中国铜器的起源〉 (1937 年) 、〈早期铜器饰品文字文法的注解〉 (1951年) 、〈殷商时期的武器与工具〉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17,1945) 、〈远东古物博物馆的新收藏铜器〉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24,1952) ，以及〈早期中国的铜镜〉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40,1968) 。
高本汉以瑞典文出版的许多著作，除了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之外，也有研究中国语言的。如：1918年的《中土王国的字与笔》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 1929年的《中国的思想世界》 (Från Kinas tankevärld) 、1920年的《19世纪的东亚》 (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 ，及1964年的《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 。
此外，在1940年代亦出版小说，如《来自乌普萨拉的两位绅士》(Två herrar från Uppsala) ，1942年；《跳舞吧，我的娃娃》 (Dansa, min docka) ，1943年；《卡那帕的婚礼》 (The Wedding in Karnap) ，1945年。
大约在高本汉过世前一年，我和李约瑟教授 (Joseph Needham) 一起由剑桥出发到斯德哥尔摩外郊的医院探望他，当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但却因此而突显了他不平凡的意志力和精神。我个人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了解完全基于他的著作及别人的传闻：明确、敏锐、有目标、直言无讳。他著作风格的特点是简明而无虚字，但在这简洁的文笔下却又蕴涵情感。关于此点，我们可从他为汉朝学者刘歆辩护，反对宣称先秦文字的古文本都是伪造的说法略窥一二。他这种毫不保留的辩护正是坚持真理的表现，同时反应了他爱好事实而反对臆测。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精神和清朝那些文字批评主义的专家类似，如严若璩 (Yan Ruoqu) 、钱大昕 (Qian Daxin) 、戴震 (Dai Zhen) 、段玉裁 (Duan Yucai) 、王念孙 (Wang Niansun) 等人。他和这些学者一样，认为学术工作就是要证明事实，而不是臆测。
当高本汉在1939年搬到斯德哥尔摩时，并未打算从事教学工作，但是1945年洛克斐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提供他一笔基金，训练一批斯堪第那维亚的汉学研究者；该基金会也提供了另一笔经费扩展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图书馆。因此，自1945年到1965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了二十年的汉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学生有安德森 (Olov Bertil Andersson) 、比伦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 、布罗曼 (Sven Broman) 、埃格罗兹 (Søren Egerod) 、何亨利 (Henry Henne) 及马悦然 (Göran Malmqvist) ，他们大都在斯德哥尔摩受了两年训练之后，被送到中国继续学习并蒐集研究的资料。其中埃格罗兹 何亨利及马悦然后来分别成为哥本哈根奥斯陆及斯德哥尔摩的汉学教授，因为他们拥有决策的权力，主导了三个斯堪第那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发展。至于比伦斯泰因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安德森则成为中文讲师，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他的事业；布罗曼成为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
(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40866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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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6 19: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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