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鸦片：改写两个帝国的命运

商汤之风

2008年08月25日 08:42新闻午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8/0825_2663_744447.shtml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回报给中国的却是鸦片。这两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东西，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毁灭了一个帝国:鸦片从贸易到战争，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茶，促进了英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体现了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联结起这两个世界的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由此制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


“仙草”进入英国 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

1650年前后，茶进入英国。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饮料（可可）和中国茶。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500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药品，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150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1磅茶的售价可以高达10英镑。

一种来自遥远地球的那一边、又苦又涩的树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



从奢侈品到日常饮料

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


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可能成为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这在消费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实用化。谁能够剥夺人们在吞食干面包与咸肉时以茶为佐餐饮料的权利？

茶叶进入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

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


慈善家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

这位慈善家才是真正的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

“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00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19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喝茶也更普及了。

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烟霞”弥漫中国 以药品身份进入中国

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却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却与中国的衰败相关。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

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时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

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



从奢侈品变成毒品

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或者说如何吸食鸦片。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

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了毒品。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


鸦片变成大众消费品

西方人不仅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

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两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

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50年。到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茶和鸦片不同的社会作用
相似的过程，相反的作用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但也有人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


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籍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开始的。


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环都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馆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



不同的鸦片意识形态

英国人将鸦片称为药，这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的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的剂量。因此，在英国人看来，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他们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他们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出其害却又拿它没办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

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