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 陈贞慧 侯方域 方以智 冒辟疆

西泠处士

明末四公子　陈贞慧　侯方域　方以智　冒辟疆　　　高阳 　　                                                             代序
　　六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联合报》第三版，刊出台北地院庭长薛尔毅先生、推事杨仁寿先生两篇“诽韩”案的文章，对于萨孟武先生指此案为“文字狱”，皆极力否认。法官不愿担此恶名，用心可敬。但此案无论从哪方面看，法院一经受理，并如此定谳，确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并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体，企图重现历史面貌者，由于有此判例，可说无一幸免地都已“误蹈法网”。而且以后除非不动笔，一动笔仍难免“误蹈法网”。如是，就会产生下列的恐惧：
　　一、不知什么时侯会接到诽谤官司的传票。
　　二、如果原告向检察官呈诉，还有幸免于不起诉处分的可能；若是自诉，即需答辩，举证以明其为真实，可望不罚。这个答辩状，实际上是一篇考据，一等一的大律师都无法代撰，因为道不同之故。
　　三、考据文章的举证，实际不是解释一个证据或者说明此一证据对于支持其所作假设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举证，往往证据的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债不还，乙说根本不欠甲的债，甲以借据呈堂，不必开口，是非自明。考据文章的举证，如果是这样简单，又何贵乎考据？是故答辩状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够强，因而有被罚之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宪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对言论、著作自由及工作权的保障何在？
　　我不愿说此案之成立，有蔑视人权之嫌。但此一判例确实影响法治的推行，因为它违反了中国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刑期无刑！”司法行政部频年致力于疏减讼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适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诽谤案”，由于不构成诬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举证，且判决结果不论如何，皆于其无损而有博得“孝思不匮”的好处，这样便宜的官司，为何不打？
　　打到这种官司，被告固然很惨，法官亦不轻松。看一篇精微的考据文章，毕竟需要有相当的史学修养。作为一个读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狱的法官，要判断是非曲直，自先须对答辩的文字彻底了解。法官现在的工作量甚重，而办这样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问题，判决错误即构成学术上的争议，法庭之内定谳，法庭之外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我不相信对这位法官的工作情绪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萨孟武先生的主张，像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决原告胜诉，然则应该如何救济？我认为最高检察长应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因为“诽韩”案的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权，并未确定。
　　此案的原告韩思道，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缘亲属”，这个资格的认定，需有确实的证据，韩思道应该提出他的家谱，并经谱系专家鉴定，在这三十九代之中，有无旁系继承关系，构成了类如“拟制血亲”，则显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谈了，这是一个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杨仁寿推事所说的：“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起诉权。”照此说来，有起诉权就有继承权，我们做个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一件属于韩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韩思道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要求行使继承权，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条，请求返还所有权，请问杨推事应该如何判决？又民法亲属编第五章扶养，第一千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间”，有“互负扶养之义务”，乃今有另一韩愈第三十九代孙，与韩思道为兄弟，合乎第一千一百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要求判令韩思道负起扶养的义务，请问杨推事又如何判决？若以为此“兄弟姐妹间”乃指同胞手足，不错，但旁系血亲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奸，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明末四公子
　　古今称谓，沿用不替而涵义亦少变化者不多，“公子”是其一。“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韦飞、得意。衡之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尽皆相合，诚为极妙的形容词。“”则独行之貌，与韦群飞似成矛盾，而其实不然，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恰好写出公子的作风之另一面。
　　《仪礼》：“诸侯之子称公子。”扩充其义，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迄今犹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为我杜撰的说法，纨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自战国末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以来，“四公子”成了一个专门名词。见于载籍者，如唐书《周曾传》：“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怛、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韩炎《冒征君襄墓志铭》：“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是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谭、陈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则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广东丰顺人，好古琴及宋版书，相当渊博，著有《丁徵君遗集》。吴保初乃平朝鲜李氏之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字彦复，章士钊的岳父，好学能文，著有《北山接待集》。清末贵公子甚多，而独称谭、陈、丁、吴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国在北洋时期亦有四公子，皆为名父之子。来台者两人，一殁于数年前；一犹健在，绚烂之后，久归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数百年后不能有定评。
　　明末四公子陈贞慧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尘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愤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辞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遣逸传》即出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谈，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李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室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是四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室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逢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当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资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缪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复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家傍红墙里，羡薇郎桃花绶带，翩何清绮？白玉阑干黄金钥，别殿秋晴似水；频宣召采毫才子。尘世那知天上景？但微闻奏赋天颜喜，眉子砚，澄心纸。鄙人琐琐吴蒙耳！怅生平潜踪屠钓，埋名井里，一头绿蓑三弄笛，伎俩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闲睡。深感云霄凭问讯：算人生几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时方为内阁中书，故称“内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编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选翰林官供奉内廷”条，录上谕：“书写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内务府拨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红墙里”的由来。上片盛道高士奇得恃天颜，为罕有之荣。“微闻奏赋天颜喜”本为恭维之语，紧接“眉子砚，澄心纸”两样文房名物，虽可解释为蒙颁文绮之赐，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过一供奉的书手而已。
　　下片自陈无所长，只合与渔樵共老。“深感云霄凭问讯”，可以想见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绝无曾见面，或受愧遗之意。以下“算人生几度逢知己”是客气话。结句“燕市上，浩歌起”，与过片数句相呼应。“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乃以旷达语作辞谢。高士奇一向善于招摇，以“门路独真”，大概曾托人向陈其年致意，谓可以荐其才学，径达天听，富贵可期。而陈其年耻于如此进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绝，因此作词，自陈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于此可知，以后高士奇由一书手变为“词臣”，一旦得意，思舆士林之列。而如陈其年不死，恐终不免为朱潘之续。
　　陈其年半生漂泊，佳节不归，作《望江南》词，追忆端阳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扬州、吴门、西湖、嘉兴、如皋、前门（京师）、南阳等地。而客游或携姬人，或携娈童，似乎绝少偕妻出游，其实伉俪感情甚深。陈夫人殁于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陆续有八首“矣”字韵的《贺新郎》，皆为悼亡之作。穷愁潦倒，忆妇思乡，因而恹恹成病。第七首题作：“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
　　嫁与黔娄矣！忆糟糠稳他不住，两眸清水。为我悬弧梵夹，下列瑶签第几？直絮得鹦哥流涕。今日莲幢余转拜，原相怜，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堕成雨。安排果系干支耳？记当年代占鸡卜，偏央邻里；更唤街南盲妇到，弹动香蛇子，推测尽五行生死。磨蝎早知真见祟，便长贫忍客京华里？朝飞雉，寒难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为之诵经祈福。“梵夹”者佛经。“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沉痛语中，正见深情。下片起句，以命运果真在八字注定自问，转入当年妻子为之卜卦算命的回忆，而失悔于果真富贵无分，又何必徒客京华？不如栖守故里，虽贫犹得骨肉团聚？于此可知，其年之应鸿博，实以“饥来驱我”，无可奈何。而词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见。
　　至除夜又作一词：“辛酉除夕恭遇两宫徽号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怀纪事，仍用前韵”：
　　一岁将阑矣！怅年华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余番婪尾酒，愁类今番有几？蜡烛也替人流涕。愁绝客冬逢是节，盼征轺尚冀人来此；浑不道，竟成雨。
　　栖迟只为君恩耳，宁不念茶香荀滑，铜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诉臣饥欲死？倘比黄花人尚在，制翟衣寄到深闺里，虽病也，定然起！
　　这样的词，最见其年的才气，也最见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许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经营者，其年随笔而道，毫不费力，而靡不尽意，真为杰构。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伤老境，而归结于去年此日，犹盼征轺。当是有接春之事，而妻子已殁于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遥，噩耗犹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诉委屈，实乃自诉委屈，而归结于五花诰封之颁，妻不及见。“翟衣”不知出于何典，望文生义，当指霞帔。此词与前词合看，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夫人对其年之出仕，期望至为殷切。则应征鸿博，或者出于妻子敦促，并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壮岁凡自叙之词，类皆豪迈，如“被酒与客语，调寄水调歌头”：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游。过江王谢子弟，填巷哄华驺。曾记兽肥草浅，正值风毛雨血，大猎北冈头；日暮不归去，霜色冷吴钩。今老大，嗟落拓，转沉浮。畴昔博徒酒侣，一半葬荒丘。闭置车中新妇，羞缩严家饿隶，说着亦堪愁。我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虽嗟落拓，犹自酒酣起舞，豪情不减。自悼亡后，出语萧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读。此为生之意志衰退的迹象，所谓不祥之兆，非尽无稽。其绝笔一词，作为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调名“愁春未醒”，题为《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
　　攀来尚隔，望处偏清。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偏春城。
　　昨岁看花，有人秃袖，擘阮捱筝；怅新来梁间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难睡，缤纷花影，筛满空庭。
　　按：此词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证。玩味词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时所昵的歌童。“秃袖”者“秃衿小袖”的略语，“阮”者阮成，与月琴一类的乐器；“怅新来梁间燕去”，则知寄巢未几，翩然复去；下文“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衬此歌童的绝裾无情。怨而不怒，此老毕竟温柔多情。
　　此词之后，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识语：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开到此花，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谶……此阕已后，‘广凌散’不复弹矣！”是为绝笔之证。其年之死，《清史稿》本传说他“卒于史馆”。而《清诗纪事》说他“以头痈卒于河南”。邓石如不妄言，所记必有所本。以意测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后，头痈疾作，南归养病，卒于途中。
　　陈其年殁后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楼词集》问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词集已刊行者，有与朱竹合刻的《朱陈村词》，自刻的《乌丝词》、《迦陵词》，而惟有《湖海楼》为词的全集。
　　《湖海楼词集》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长。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赘商丘。康熙二十几年，在河北当县官，节俸为其长兄刊诗集、文集。而词集则卷帙浩繁，力有未逮，迟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说，其年“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实际犹不止此数，连逸稿在内，总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楼词集》共三十卷，计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调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长调九百四十四首，合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这部词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还有一项非常珍贵而权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词者公选，一时名家，网罗殆尽。约略而数，有宋琬、曹尔堪、曹溶、汤赋、王士禄、纳兰成德、吴任臣、彭孙、曹贞吉、严绳孙、朱彝尊、朱实颖、杜、毛奇龄、姜宸英、方象瑛、宋荦、毛骥、王士祯、徐乾学、尤侗、吴绮、米汉雯、王鸿绪、徐嘉炎、梁佩兰、王、陆芬、邓汉仪、梅庚等等，泰半为文苑传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资为谈助，并不足以使《湖海楼词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词，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龙，生于壬辰（顺治十年），其时陈贞慧四十九岁。阿龙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并皆能词。阿龙自小失怙恃，随四哥宗石住商丘，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题作“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并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齐纨，便成聚首也。”此词为“别”字韵，录仲、叔、季和作，以见一门风雅：
　　故园兄弟，正秋冬之际，殊难为别。几阵西风吹雁落，日暮云连天阔。此去平台，梦回水榭，相忆情空切。离筵宴罢，举头霜月初缺。最怜早岁亲亡，零丁孤苦，堪与何人说？潦倒一编予渐老，怅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乡如客，泪也都成血。嘱渠自爱，榜师无奈催发。
　　此词为维嵋所作。维嵋字半雪，行二，“豁达多奇计”，而境遇坎坷，四十后即下世。
　　溪临罨画，奈聚首几时，又成离别。迢递他乡千里路，纵有音书辽阔。白雁黄花，才过重九，对景增凄切。参差云树，望中谁是伊阙？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决，辛苦如何说？笑指阿龙年最小，此是吾家谢末。诲育成人，莫耽嬉戏，不负驹名血。乾坤苍莽，慎旃车揭风发！
　　此词为维岳所作。维岳字纬云，行三。除其年外，纬云的诗词，都胜过兄弟。
　　蓼莪罢咏，叹哥南弟北，顿成离别。一夜西风驱断雁，月冷后湖空阔。千里睢阳，三更梁苑，梦里思乡切。悲来欲语，口中无限卸阙。幸喜故国重来，对床风雨，细把离情说；毁卵破巢多少恨，赢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无端秋尽，看尽枫成血；扁舟江上，可怜明又将发。
　　此词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万，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壮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赠陈郎序》，作于宗石十岁时，序言，缔姻于乙酉，“陈郎方二岁”，则出生于甲申，正思宗殉国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万，取万石君之义。”《史记？一百三万石君传》：“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万石君以恭敬事汉高，子孙繁昌，家门鼎盛，以孝谨著闻于郡国。但万石君出身微贱，亦“无文学”。陈贞慧以贵介公子，为子命名，即以孝谨期许，则古人孝谨者甚多，何以独独责望其以万石君为宗？自有深意在内。大概陈贞慧此时已决心终老于岩壑之间，而又不愿子孙长久贫贱，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谨起家保富贵，虽弃本姓无碍。宗石后为侯氏赘婿，此为士大夫家所卑视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携幼弟住于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历其境，必有无数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词，尤为凄苦。
　　明末四公子方以智
　　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颇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祯朝以翰林而为东宫讲官。当南明时，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来，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纠纷。拥福王者，当然以为假，亟亟乎想求得确证，因召方拱乾辨认。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无言的抗议，致不满于福王及马阮等人，其人风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则。所谓“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长子名玄成，字孝标，号楼冈，为顺治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则因辨识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脑之一的刘正宗。新仇旧怨交并，掀起了南北之争。满清则正好“以汉制汉”，汉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为多，因而南北之争中，满清自然助北制南，于是而有南士饱受荼毒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为顺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页，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后此者虽有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斩大学士柏菱于菜市口，但远不如丁酉案株连之众且酷。吴汉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宁古塔。后由愿贞观营谋于纳兰成德，吴氏夫妇白首同还，为清初文坛一大盛事。笔者曾作《金缕曲始末》，收入惊声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觅趣》中。
　　丁酉科场案南闱弊端之发，始于有人参劾江南主考方犹“弊实多端，物议沸腾”，特引新科举人方章铖为例，章铖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击方拱乾，结果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骈戮于市”，方章铖等八举子“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奇狱。方拱乾、方玄成父子，于康熙登极后赦回。方玄成则以牵涉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后更被奇祸，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桐城方孝标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犹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试，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标所纪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狱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时玄成已故，刨坟破棺，骨扬灰。此一刑罚，甚于鞭尸。全家复充军黑龙江。孝标子登峄，登峄子式济，父子同戍。式济著《龙沙纪略》，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济子名观承，一年一度，徒步出关省亲，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即以阅历官直隶总督时，颇着循声，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孝标与吴三桂有一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责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一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谓“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为不确。诗集中有《滇南留别诗四章》为先期逸去一证，《钝斋二集》序云：“赐环以后，又十余年，放浪于山高水长间，偶游楚粤，再逢世难，再寻云南岳，得遂忠贞。”为先期逸去又一证。
　　至吴三桂门下，确有方姓而得重用，可当“翰林承旨”之类官职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献廷，明朝礼部尚书毛一藻子，已中进士而因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革去举人，于是中了进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吴三桂幕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从左厢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
　　《清史稿？方玄成传》：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从吴三桂叛，三桂宠以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伪职，最著名者名学诗、学体。三桂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孝标为方学士，不复具名。北音士与诗同，满文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实误以方学士即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为孝标族人……圣祖五十一年正月谕曰：‘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四月又谕：‘方孝标曾为吴逆伪学士，逆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内，一在城外。方以智与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谈方以智而先撮叙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岂非离题太远？盖别有说焉。
　　近读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定方以智于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于文山诗“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于历史上求人格之‘认同’，则文山实其首选。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若惶恐滩……次子中通题其诗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颜其斋曰‘汗青阁’。此决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会。”论断固甚精当，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获。余君又言：
　　“今据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见至少辛亥之难，密之子孙皆在被收之列，无得免者。此事又见中履《亡妻张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难，余侍左右，不复能顾家。家人齑粉在俄顷，吏卒汹汹围守。’中履两言‘全家齑粉’，决非行文夸张。则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盖依律，非大逆不能牵累及于子孙也。若更参照魏季子所言，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其事岂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仅止于此。至于构陷者究属何人，其所持之具体理由又为何，苟无新史料发现，恐终将成为千古疑案矣！”
　　笔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细考，疑团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学士”、“方学诗”的误会，即在提供一条线索。
　　兹先简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为父讼冤一事，名闻天下。如缇萦上书救父，论本人有罪无罪，犹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传》：
　　“方孔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祯元年起故官，夏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八战八捷。时（熊）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言……会（杨）嗣昌代文灿……嗣昌既以孔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逮下诏狱。子简讨以智，国变，复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
　　“简讨”即“检讨”。方以智以崇祯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四公子中惟一通籍者。所谓“护陵寝功多”，乃指“显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其父与献王葬于湖北钟祥松林山。“帝为心动”一节，又见《清史稿？方以智传》：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君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按：此记中“中官”所说的后半段，与事实有出入，方孔出狱戍绍兴，不可能当河南巡抚。崇祯所说“问大辟”的河南巡抚为李仙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围开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风自河北驰援，解围。《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传》。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藩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
　　当李自成破京时，方以智正在京供职。《清史稿》本传：
　　“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足骨见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即《板桥杂记》作者余淡心所说的“南大司马”。后以杨嗣昌夺情辅政，上疏力争不可，忤旨革职。崇祯十五年复起，召拜刑部尚书，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关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其时首辅为陈演，乃是温体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见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在位十七年，共用过五十个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属于东林的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闯破京，范景文从容殉国。《明史》二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五十三，体例特殊，开首大书：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时赠太傅，谥文贞。清朝赐谥文忠。据《明史》本传，范景文并没有政绩，所可传者，只有从容赴义一事：
　　“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房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
　　此传聊聊数笔，但已足够传其人。忠臣毕竟可为，而生死之间正确的抉择，实为读书人生当乱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属，则为忍死须臾，自计尚有后责，本传接前又云：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口叙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中市。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尤。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其时方孔年已六十余，方以智子职臣节，不能两全，所以说：“归则负君，出则负亲。”本传接云：
　　“行至乐被执，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听其为僧。”
　　按：广西有两平乐，在东为县，在西为村。方以智被执的平乐是阳朔以南的平乐县。“帅”则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传》：
　　“（顺治）七年……帅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历帝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难，则在闰十一月十七。清军入广西，自全州进兵桂林，乃由东北趋西南，而方以智则由桂林向东南趋避，故行至平乐被执。计其时在十一月间。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其逃禅之地，引施闰章（愚山）诗及年谱，以为在梧州云盖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广西平乐村，事在一六五零年（顺治七年）。则密之逃禅，即始于此时。施愚山《浮山吟》诗有云：‘比山一片云，飞落苍梧野。忽值南风吹，旋归庐岳下。’其下双行夹注曰：‘药公家浮山，避地梧州云盖寺。值余奉使西粤，始同归，抵匡庐。’考之愚山先生年谱卷一：‘顺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广西，达桂林。’秋七月桂林陷。从平乐经江西而归”。正与诗注合。则密之最初落发，殆即在梧州之云盖寺。”
　　按：方以智出家后无常名，称“无可”、称“五老”、称“药地”、称“墨历”，此非好奇，亦是避逻者耳目。“药公”乃愚山对方的尊称，浮山则为桐城的别名。
　　余英时以为方以智至庐山后，即挂单归宗寺，引施愚山《初至归宗寺同药公作》诗为证。此则不然，方以智归宗寺不过暂驻而已，旋即还里。其时在顺治九年之冬，侯方域与方密之书，一则曰：“往在昆陵，陈子定生私以问仆云：‘密之之还，何也。’”侯方域访陈贞慧于宜兴在是年冬天，年内还家。而此时陈已知方还里，则计途程，不可能在归宗寺久驻。再则曰：“归雪苑，遇何次德，具为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与侯相会于商丘，而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更为方以智已归桐城的确证。
　　方以智于顺治九年南归，其最初托迹之处，于考定其生平殊有关系。余著《方以智晚节考》，以为有自平乐归后，即在匡庐挂锡，其实不然，已如前述。为补余著之疏，进一步略考方南归后初期的行踪如下：
　　一、施愚山《无可大师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经苍梧……至匡庐同游五老、三垒间，旬日始别。”
　　按：旬日始别者，非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两人“从平乐经江西而归”，同游庐山后，施北上回京复命，方则东归桐城。
　　二、归桐城未几，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关。侯方域《与方密之书》，自道在宜兴时，即闻方“止于高坐寺”。又送《何子归金陵序》末有语：“今闻于高生寺为僧，何子归，试以语之。”此何子，亦为侯方域“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着一“闻”字，显见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测度，方以智既已出家，无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后，亦必择一古刹挂单，还家一谒老父，嘱咐妻子尽心侍养，旋即飘然远引，止于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独于此节疏忽？当是为《清史稿》所误。《清史稿？方以智传》“其闭关高坐时也”云云，已见前引。而此传实采自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原文为“先生闭关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为“高坐”，或作“高座”原为禅门用语之一，讲经说法，例必高坐，虽落一“寺”字，文义依旧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过。
　　侯方域所说的“高坐寺”应为“高座寺”。以《送何子归金陵序》证之，此寺确在金陵。但查《嘉庆一统志》、《清凉山志》，以及《实用佛学辞典》，均无此寺。但《高僧传》有慧进者，驻锡“京师高座寺”，卒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师即金陵，原来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刹，至清犹存，应该亦是有名的丛林，熟于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决其必非天界寺，因为天界寺建于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遗。
　　方以智晚年逃禅，虽示不仕清的决心，亦以俗缘未断，只觉君亲两不可负。至于对恢复明室，经过弘光、永历两个年号，实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说是“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亦颇有商榷的余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净居寺，死于康熙十年，历来皆不知其死因。邓石如辑《清诗记事初编》，叙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庐陵县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历二年，经皖、赣、粤三省，赖周亮工营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获释。究为何事，一字未及。”
　　邓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学云：
　　“中通……当从西洋人穆尼阁布算，又问学于汤若望，熟读利玛窦之书，通历算之学，与汤圣弘……梅文鼎为友。撰《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别刻《陪集》以载诗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诗》七卷，《陪词》一卷，又刻《续陪》四卷，则诗文不分。”
　　按：方中通诗文集，称为《陪集》，表示诗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为《浮山集》（方以智诗文集）陪衬而已。
　　余英时据邓记，断为方以智乃被逮赴广东时，舟过文山《过零丁洋》诗中所提到的惶恐滩，有感而自裁，其论断是：
　　“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虽密之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惶恐滩若。此所以舟过万安，抵惶恐滩头，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时此论，极其精确。方以智之死，即在不愿“对簿虏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时、其地，则易滋人误会，以为畏罪自尽，此为方以智所决不甘于忍受者。是故，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论断，自裁于惶恐滩，乃方以智早经选定的毕命之地。
　　方以智获罪，究为何事？余英时亦未能考据，仅据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两言‘全家齑粉’”，以为“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这样推断，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实无“罪状”，不过他人诬以谋反而已。而此诬也，实亦并不难辩白。不知者，一闻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知者则必能辨诬的信心极强。
　　方以智为人所诬，几罹巨祸，以不甘对簿虏廷，而自裁于惶恐滩。自况其追步文信国的节概，据邓石如、余英时先后考证，已成定论。所成疑问者有二：第一，被诬者是何案？虽可想像为“谋反大逆”，究系哪一桩逆案？“通海”之余波，永历之遗烈，还是三落之变，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长幼无恙，独独仲子方中通两受其祸，此又何说？
　　我以为这两个疑问，决非无望解决。清初文集、笔记以及官文书，浩如烟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证之先，笔者“大胆”提两个“假设”，借为线索。
　　先说第二个疑问，窃以为仇家构陷，怨从子起而“祸延显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畴人”之一。而清初历法之争，科学打倒玄学，乃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亦为形成康熙性格中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而成就其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异常杰出的统治者的诱因，所关匪细，值得不惮烦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统历》，实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时历》，但节气及日月食的推算，参用《回回历》。回历与阳历大同小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宫，即十二个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闰年则十二月加一天。
　　《大统历》用至成化年间，日月食时刻的推算，常有失误，但宪宗不罪钦天监的官员，以为“天象微渺”，推算有误，不足为非。像宪宗这样的庸主，当然不会知道天象运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准确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应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变，蒙尘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内，结果又有夺门之变而复辟。这一连串的大变化，是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岂非“天象微渺”难凭？
　　弘治、正德间，误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明显的，《大统历》的所谓“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间已历时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积月累，失误自大，于是改历之议复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笃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两次推算日当食而未食，证明误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大统历》的缺点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帝喜以为天眷”，因而终嘉靖之世，无人敢言改历。
　　万历末年，西学传入中土。利玛窦挟天算之学为有识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屡次获得证明，精确胜于古法。至崇祯初年，在徐光启的极力主张，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历之议逐渐成为事实。但尊古法者固极力顽抗，思以逞异说而取富贵者，亦颇有人，因此修历共设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统、回回、东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启的继承者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成员皆西洋天主教士；东局则别具一说，而多少具有投机性质的历学家魏文魁所领。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预推的结果如次：
　　一、大统：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东局：游气侵光三十余秒。
　　四、西局：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应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云南、太原不见食。此外初亏、食甚、后圆时刻亦各异。
　　事后证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验。于是崇祯决定废《大统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谏，并策动太监作内应，反对新法，这样迟延到了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测独准。这年八月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入清则顺治二年即用新历，名为《时宪历》。清史稿《汤若望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修正旧历，制测量明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领天监官赴观象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历时刻俱不协。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视，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
　　汤若望在华已将二十年，深通中国人情世故，“疏辞”及请“别给敕印”，都是为了不愿得罪原来的钦天监官。而“上不许”者再，非冲龄的顺治能赏识汤若望，乃是因为顺治生母孝庄太后，此时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汤若望为教父之故。
　　不久，汤若望又加通政使衔，进秩正一品，使得旧派既妒且恨。于是到了顺治十四年四月，旧派由已革“秋官正”吴明炫发难，对汤若望展开攻击。《汤若望传》：
　　“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又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常印汤若望论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历官旧派攻新，第一回合败下阵来，第二回合则大获全胜，其事在顺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后。清史稿《杨光先传》：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酐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等，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清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酐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又《汤若望传》：
　　“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着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证。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以下定罪，计汤若望及钦天监高级官员等七人，凌迟处死，又召五人斩。奏上令复议，结果杀了五个人。汤若望免罪，而“自是废新法不用”。
　　按：荣亲王为世祖第四子，生百日而殇，时在顺治十五年正月。尚未命名，追封荣亲王。其母董鄂妃为世祖所深宠。吴梅村《清凉山礼佛诗》四首，大半为董鄂妃而咏，第一首《王母携双成》；第二首《可怜千里草》，皆切“董”姓。
　　由《杨光先传》“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一语来看，此案的背景，乃是满清入关后的宫廷第二次大争斗。争斗的双方，一方就是“四辅臣”。“四辅臣”者，即为康熙以冲龄即位，世祖临终遗诏托孤的顾命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鳖拜。其中鳖拜最跋扈，结遏必隆与苏克萨哈为仇，索尼位高望重而无如之何。四辅臣间虽有矛盾，而护持旧派的立场，却是一致的。
　　另一方就是所谓“孤兄寡妇”了。当世祖驾逝时，康熙只有八岁，行三。皇二子名福全，亦在冲幼。大位不传皇二子而越次传皇三子，是因为顺治的生母孝庄太后定策时，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只指出一个事实，皇三子已经出痘，皇二子则未。顺治刚以天花不治，现实的教训特别强烈，所以皇三子得承大统。笔者每以为历史的改变，常出于一种偶然的因素，在当时了无足异，而事后考察，关系极大，如汤若望之于满清，真可谓“一言兴邦”。不然者，以福全为帝，满清能否延二百余年的历祚，实在大成疑问。
　　由上所叙，可知杨光先的上书攻击汤若望，纵非有意迎合，而四辅臣的“颇右”杨光先，则无疑地为借此打击孝庄太后及其所领导的新派分子的一种手段。可惜，杨光先很不争气，《清史稿》本传：
　　“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先光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为监副。明、明炫兄弟行。
　　“五年，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测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黍，河内葭荸子备用。”
　　按：所采各物乃作测器之用，且亦曾下诏求畴人，其人未至，而杨光先已经无法干得下去了。本传记：
　　“七年，光先疏言……臣病风痹，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
　　汤若望是德国人，时已去世。南怀仁是比利时人，为汤若望的学生，其时在康熙七年底，圣祖已经亲政，故知用南怀仁出自御裁。未几，南怀仁疏劾吴明。《汤先生传》：
　　“南怀仁疏劾明，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于是年十二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佑，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缠度，南怀仁言悉应；明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先生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罪？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
　　按：康照的本意是要明辨是非，而议政王等复奏，显然未搔着痒处。若为庸主，自是不了了之。而康熙有意要根究新旧历法之争在学理上孰是孰非，是者为何，非者为何？因而学天文，习算学，为中国第一个深入西方科学领域的帝王。孟心史先生谓康熙在这方面的造诣，“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又谓：“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此亦极中肯之言。总之新旧历法之争，启发了清圣祖重真理、辨是非的科学精神，影响其人格的形成，关系极大。圣祖之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平三藩、兴文教、重民瘼、察官吏，凡理之所在，笃信力行而不疑，实为其自我训练而具有的科学精神所使然。《清史稿》二百七十三卷附论：
　　“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此亦非溢美之词。
　　历法之争，新派在学理上既已获胜，政治上的冤狱，当然亦能获得平反。议政王等先议：“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就在这时候，十六岁的康熙，做了一件出人意料而确可令人佩服的大事，《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八年记：
　　“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鳖拜，交廷鞫。上久悉鳖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鳖拜入见，即命侍卫等掊而系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匠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鳖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
　　“拜唐阿”是满洲话，亦为侍卫之一种，扈从时职司前驱。康熙制鳖拜，处心积虑而声色不动，参与机密者只极少数的心腹侍从，颇疑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为其中之一。曹寅以后深得恩眷，盖非无故。康熙自诛鳖拜，始得独揽大权，宫廷中新旧两派之争，至此局面大定。于是南怀仁上疏，为师讼冤。《杨光先传》：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鳖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故被戮。援引吴明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汤若望则复封号，视原品赐恤，封号原为“通玄教师”，因圣祖名玄烨，避讳改玄为微。
　　这一冤狱的平反，在杨光先、吴明一系的旧派，自有刺骨之恨。随时谋求报复，亦在意中。方氏父子被诬，可能即为旧派对新派的一种报复。
　　按：清初畴人，首称“南王北薛”，南王为吴江王锡阐、北薛为山东薛凤祚，俱通中西之学，与新旧两派皆有交往。纯属旧派者，常州龚士燕，康熙六年应募入京，为旧派钦天监官所引重，康熙八年“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因于后二年“以疾归”，实为锻羽而归。
　　方中通则纯为新派，其学出自穆尼阁、汤若望。穆尼阁其人，不如汤若望、南怀仁知名，非研究天主教史者，不能道其生平，今于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四中得一条：
　　“顺治间，泰西教士穆尼阁寄寓南京，喜与人谈算学，并不招人入耶稣教。”方中通的算学，得自穆尼阁，而历法则由汤若望所授。汤若望且曾授历法于方以智。两代世交，渊源不浅，有诗为证。
　　方中通《陪集》中《陪诗》卷二，有五律一首，题为《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道未即汤若望的别号。诗云：
　　“千年逢午会，百道尽文明。（原注：依邵子元会运世推算，正逢午会，万法当明。）汉法推平子，唐僧重一行。（原注：先生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有书何异域，好学总同情。因感先生意，中怀日夕倾。（原注：予所得穆先生火星法最捷，故相质论。）”
　　按：此诗当做于汤若望罢官以后、未死之前，计其当在康熙五年至七年之间。旧派历家方以排去汤若望为快意，而方中通与汤若望有所交游，其为遭忌，亦无足怪。
　　方中通《陪集》，余英时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节考》所刊“重要参考资料”，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至感泣书此》、《论交篇赠侈俨若》两诗，乃转引自《清诗纪事初编》。此书录方中通诗四首，除上述两诗，另两首。一即《与汤道未论历法》，一为《木兰女庙》。细玩余先生所曾引的两诗，于方家“粤难”经过，亦大有可以参悟之处。《题结粤难文》云：
　　“君不见，一门争死称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见，西川豪杰附党人，耻不与党先自陈；彼为友朋尚如此，何况俨然为人子？……回忆难作捐我躯，不料此躯存斯须。”又《论交篇》云：“忆昔患难倾门户，不肖捐躯系园土。”两言“捐躯”，又道“耻不与党先自陈”，似乎“粤难”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单内，乃是挺身自任，思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长幼俱无动作，而独中通奋身？此或者祸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为人子。再进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陈”，当然先经过“家庭会议”同意，而同意的缘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诬。至于系狱以后，又有不肯出狱的情形，《题结粤难文》有句：“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又云：“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其情事如见。盖问官必以案内无方中通之名，宛转开导，劝其自脱罗网，而方中通坚不出狱。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于惶恐滩，究系畏罪，还是完节，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狱。明乎此，始知《论交篇》中“感余热血怜余痴”的“痴”字，应作何解。
　　问题是在这里，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论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后患难尤难堪”，何以谓之“身后患难”，又何以较之生前尤为“难堪”？惟一的解释是方以智的被诬，乃是名节被污，其所恶有甚于死者。不愿“对簿虏廷”，下拜于异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则不独自洗其无端之污。且当时谈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远，则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能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满纸，痛哭陈情详院司”。而方中通妻陈舜英，《粤难作夫子被羁》一诗：“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亦道出底蕴，方中通“指天为誓”者，必是父诬不白，宁死不出狱。此与季辛吉名誉不能洗刷，便当辞职的坚决表示，意思约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构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诬服者。论案情，则自为牵涉及于可召族诛巨祸的谋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遗民反清，理所当然，即或被诬，于名节何损？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则所诬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实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后论。
　　我又颇疑，构陷方以智者，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问学于穆尼阁。《论交篇》起始，以二十余句强调人情险，决非无因而发，余如次：
　　“交道诚难论，何况在今日，变幻态无穷，险情不一。张耳、陈馀少相知，安知凶终机在刎颈时？孙膑、庞涓不同学，安有复有鲸刖之惨，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开眼，古今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产。噫嘻肤上毛，欲割便挥刀；区区胶投漆，何得久坚牢？又如相依复相迁，幸舍代舍迁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门下见。较量轻重只争毫发间，趋舍何必死生与贵贱？”
　　此诗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门下见”，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记孟尝君传》，处宾客的馆舍分三等：传舍、幸舍、代舍。总结此诗所引五古人而欲表达其对交道的看法是：见利忘义。引孙膑、庞涓的故事，则又似同学忌才。总之，整首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证交道难论，决非全然为了反衬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当时新旧派历法之争，则不仅学术之辨，意气之争，更关乎生死祸福，穷通富贵，其事之严重，以及争斗之烈，远超过后世的想像。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且新优于旧，亦成定论，故旧派无法翻案，其争斗过程，遂亦渐渐泯灭，蛛丝马迹，犹可想见仿佛。阮元辑《畴人传》，杨光先传后有论。
　　“论曰：钱少詹大昕曰：‘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元（阮元自称）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洋人购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毁之，其事不可知。戴东原虽为大儒，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能正调补脱，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但戴氏著作中，有《气穴记》一卷、《葬法赘言》四卷，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亦无怪其然。至于“西人毒死”杨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过，杨光先一疏，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用心实嫌恶毒，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因而采取报复行为，或者有之。
　　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皆待进一步求证，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必与吴三桂有关。换言之，即助吴三桂谋反，则笔者自信，此一假设，定必不误。
　　吴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异谋早著，而满清忌吴，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刘健述所著《庭闻录》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二年，奏缴大将军印。有内大臣论三桂子额驸应熊曰：‘往日永历在缅，边方多故；故予芳父将印，重事权也。今天下大定矣！据之不还何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此为忌吴的明证。康熙自言，亲政后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为撤藩。自鳖拜伏诛，开始积极着手，而以吴三桂为第一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诛鳖拜后，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十一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据此人事调动，可以析出其意义如下：
　　一、康熙自诛鳖拜后，立即开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起点。
　　二、撤藩的第一目标为吴三桂，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一顾虑。康熙九年对西南、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
　　三、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对吴三桂态度强硬的表示。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则是决心用兵了。
　　这三点分析，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释。兹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间极贵，米思翰子李荣保，为高宗孝贤纯皇后之父。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傅恒子福康安“一身被异数十三”，而实为高宗的私生子，笔者别有考证，不赘。《清史稿？米思翰传》：
　　“米思翰……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有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工部，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
　　撤藩原为康熙早己默定于心的决策，但当时满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或受三藩笼络，反对撤藩者甚多。吴三桂子应熊又尚至为额驸，等于他父亲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对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与少数近臣密商，米思翰与明珠皆力赞帝意者。其后米思翰一家之贵，固与此不无关系。明珠贪黩弄权，而康熙曲予优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虑，早已料定，决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轻易。如最后决裂，不能不用兵，则所持者何？自应有一打算，用米思翰为户部尚书，并即展开整理财政的工作，即为筹饷的开始。
　　至于用金光祖、马镇雄、蔡毓荣，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诚可靠，或因其才具出众，而目的皆在对付吴三桂。王辅臣之被任为陕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笼络王辅臣，更出常情之外。刘献廷《广阳杂记》有极生动的描写。记王辅臣与吴三桂之侄应期交恶，以三桂袒侄，致使辅臣寒心，以巨金“遍贿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补为平凉提督，以后的情事云：
　　“报至滇南，平西闻之，如失左右手。叹曰：‘小子费亦不贺矣！家私几何，乃如此胡为耶？’及至辞王，王待之愈厚，执手涕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汝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遂出帑二万两，以为路费。”
　　吴三桂亦可谓善于补过，输诚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广阳杂记》记召见王辅臣的情况如此：
　　“上坐内廷以待，望见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复何忧？’自此恩泽频加，赏宾屡及；无日不诏人，语必移时。廷臣骇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传，以为平西有密语，令主入奏……上谓之曰：‘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时值岁暮，而定期岁内；上又谓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灯，过而后行。’更命钦天监择吉日于上元之后。居期入辞，温语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汝。汝持此往镇平凉，见此一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汝矣！’辅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后之笼络年羹尧，即师父故智，但矫揉造作过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笼络王辅臣，则确能使被笼络者死心塌地。当时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贵如此，正可反证他对吴三桂防范之周之密。至于吴三桂既反，王辅臣竟未能发挥康熙所预期的作用，则又为另一回事，论王辅臣本心，固未负康熙。
　　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康熙决意制服吴三桂，不惜决裂的表示。朱国治其人，在康熙初年，为江南士林的公敌。
　　朱国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
　　按：三年之丧照例守制两年三个月，亦即二十七个月为服满。旗下改月为日，父母之丧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国治具疏请进止，乃自知众怒难犯，急谋退隐。新任巡抚韩世琦，亦为汉军。隶正红旗，原任顺天巡抚。顺治十八年十月裁顺天巡抚一缺，韩世琦即改调江苏（彼时犹称江宁巡抚）。顺天即沈阳，赴调需时，而朱国治去职而未离位，形势益危。其时苏州民风尚未如后来之柔弱。天启中，魏忠贤遣东厂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白靴校尉为吴人击杀，前之可鉴，所以朱国治轻舟遁去。至于遭遇“革职为民”的严谴，自是朝中因为秦销案办得太严刻，有意贬抑朱国治，借平民愤。
　　康熙十年朱国治复起，被任为云南巡抚。惟一的原因，即由于朱国治以汉人而忠于满洲，为政苛峻。如果对吴三桂采取强硬态度，则用他到云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选。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举兵，朱国治首先被害，刘健《庭闻录》记：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会议。中丞朱公率众往，贼党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执。朱中丞……素为贼党切齿，三桂使其子飞骑传谕，不得轻杀，至则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见闻杂记》谓朱国治被“提出开膛枭示”，则恶之甚，言之亦过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证明康熙对吴三挂迟早必叛，已经料定。而防范惟恐不周，亦有事实可稽。表面上几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吴三桂者，无不获谴，乃是故为安抚，以待谋定后动。其实，对吴三桂的动态，无时不在注意之中。内地入滇投靠吴三桂，以及吴三桂所遣亲信赴内地活动的情况，皆有密报到京。方以智的被祸，我的假设，即因以讹传讹，误认方以智为吴三桂的亲信，潜入安徽。可能为方光琛之子方学诗曾回徽州活动，而方孝标曾入滇献诗吴三桂，故误方学诗为“方学士”。而方学士与方以智音似，满文奏折中汉人名字皆为音译，更易误会。
　　假设虽可大胆立论，但假设之能成立，必须经过逻辑的考验。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后仅剩者，方能作为假设。今按康熙初年属于“谋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传闻，及三藩之乱。干连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与和尚有关，似与方以智的情况相近。但果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复明，则方以智即或被诬，固与名节无损，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谈过，无须多说。其次，谋反决非一人之事，干连必众，王夫之论族诛曾申明其义。而方以智一案不闻有他人牵连，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国后纪》篇云：“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是则方以智如干连朱三太子案，何以官书独无记载。凡此皆足证明，方以智与此类案件无关。
　　至于牵涉及于三藩之乱，如归罪于谋反大逆，则又分两种情况，一为事发的按问，一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虽发于吴三桂举事之前，但吴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严，已如前述，则诬指方以智为吴三桂亲信，潜入安徽等地活动，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学诗确曾潜回徽州。行踪曾经广西，而又误传为“方学士”，于是构陷者有意张冠李戴，指“方学士”为方以智，向广西巡抚马雄镇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归案待质。
　　据《方以智晚节考》所录资料及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论交篇》两诗，案发后的情况如此：
　　一、发难于广西。论交篇《粤西题请讲再三》可证。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围宅，铃析达晓”。而“道路汹涌，莫不咋指吐舌。在于人情、宾客、门人、故旧远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则有几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围，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获，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况非常单纯。
　　四、江西泰和富人萧孟藏方以智于复壁，其后乃由水路赴广西报案。此出于方以智自己的主张，或者他人所劝，则不得而知。但可确言者，方以智愿就复壁，绝非畏罪，而为不甘致礼于异族衣冠之前。惶恐滩自裁，亦为此意。当初披缁，大致亦为避免作清朝装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况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虽异常严重，而案情固甚简单。因如案内述及方以智如何从事谋反的活动，则本人未获，家族必定被捕就审，借以侦讯方以智的一切。今观资料所载，方氏家族除中通愿同父生死，自甘投狱以外，固皆安然无恙。
　　然则案情简单到如何？就方中通两诗篇推断，不过查证一名字而已，大致广西原咨是：闻有安徽方学诗或方学士潜回活动，不知是否方以智？当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张皇，所以“三省羽书急如箭”，但其事本易于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顺治年间南归后，足迹即从未再到两粤滇黔，是故复壁之出，不过到广西“过堂”即可结无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于惶恐滩，以文信国自拟而明志全节。但官方则必报病故，因如报自杀则必欲追究其自杀之因，究系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岂非自找麻烦？地方官纵不明此中诀窍，但司刑名的幕友则必如此办理。
　　于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报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了，方以智与吴三桂无涉，与方学诗或方学士不过音声近似的误传，则此案实已不了而了。但案牍未结，所以方以智的灵柩不能归葬。因就司法的手续而论，或恐须开棺相验，以及查察当时的情况，灵柩须留置于原地。
　　疑问是案牍何以不结？此须就两个角度来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结与不结，无关宏旨，而所以不结者，因别有关碍。在方中通，则案牍不结，无正式官文书宣示方以智被诬，则各节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狱，“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不测者非生死不测，而是名节被污。
　　然则关碍为何？当康熙十年时，朝廷对吴三桂虽已有作最后制裁的决心，但表面仍作优容之状。方以智一案原为秘密防范措施中所发生的波澜，自不便公开其事。否则，便适足资吴三桂以口实，而道路流传，吴三桂将反，朝廷防制甚力，则影响民心，影响甚巨。至两年后“题结”，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吴三桂踵尚可喜之后，自请移藩之时。廷议中康熙谕韦臣：“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濒临决裂阶段，无所顾忌，故方案不妨题结。
　　最后，要破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与吴三桂无涉，更不会为吴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杀，昆明五华山平西王府即为永历故宫。当三桂决意反清时，曾议出师之名，不可假借，刘健《庭闻录》云：
　　“三桂集请士议举兵之名。刘茂遐谓：‘明亡未久，人心思奋，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方光琛云：‘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于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
　　由此可知，恢复明室的名义，连吴三桂的谋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见明朝遗民对吴三桂的剿绝明后之深恶痛绝。方以智曾为永历拜为大学士，虽君臣之道不终，但名分既定，旧恩难忘，则与杀永历的吴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谓之为竟为吴三桂所用，无异认贼做父，一生名节，尽皆扫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视。而方中通所一再强调其父的志节，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终为尽忠明朝的遗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节何在？
　　方以智三子，皆学行醇谨。尤其难得的是，如邓石如所云：“方氏闺门所富文采”。《清诗纪事》陈舜英条前记：
　　“陈舜英字玉佩，溧阳人，名夏第三女，适方中通，在顺治八年。撰《文阁诗选》一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叙家常，不作议论，才女也。舜英诗亦超脱，惟触事兴悲，盖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环如璧和章，婉约可诵。方氏闺门多富多采。方孟式妹维仪有《清芬阁集》七卷；方孔妻吴令仪有《秋佩居遗稿》一卷，最有名。”
　　按：朱竹《明诗综》录方维仪、方维则诗，记方维仪：“桐城人，大理卿大镇之女，嫡姚孙，再期而大，遂请大归守志，有《清芬阁集》。”方维则：“大理卿大铉之女，嫁生员吴绍忠，有《松茂阁集》。”又记：“方氏三节，一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镇之女，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其夫殉节，赠一品夫人，有《纫兰阁集》；一为维仪，年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一为维则，十六而寡，寿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节考》曾记中履妻张莹亦为才女。张莹即张秉文之侄；亦为康雍年间贵盛无比的张英的堂妹。
　　张秉文殉难事见明史《忠义传》，秉文有兄弟二，一名秉彝，即张英的父亲；一名秉贞，明朝崇祯四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入清于顺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调升刑部尚书，不久改兵部，死于顺治十二年。其女张莹即方中履的妻子。
　　张莹亦有诗集，而见称于乡党者，德胜于才，《方以智晚节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祸云：
　　“君处之坦然不乱。与余书札往还，惟大节是砺。君最孝于母，至是绝不归宁！曲：‘吾生死方氏，岂跬步离哉！’”所以“坦然不乱”，正因方以智之祸，罪嫌虽重，而情节固一剖即明，无所用其张皇。至于“绝不归宁”，亦为避免株连及于母家之意。类似案情，最忌不可与言而言，势必揣测多端，反致纷扰而益难澄清，张莹跬步不离方氏，确为明哲之计。
　　方中通的岳父，亦为显贵，即清初南派的首脑溧阳陈名夏，已见前述。《清诗纪事初编》录其诗二首，皆为五律，第一首题为《闻乱》：
　　“烽火传来急，风生满目尘。何方为乐土？此地慰慈亲。患难寻常事，艰危疾病身。长安消息远，愁杀未归人。”
　　玩味此诗，乃甲申之变时所作。“未归人”者，其父名夏。陈名夏崇祯进士，官至户、兵两科都给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为阮大铖列入“顺案”，以致不能南归，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时辗转流离，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诗。清初南北两派，皆倚满人为重。陈名夏获罪，出于宁完我所劾，而论死则因“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则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铖不因私嫌有意办“顺案”以排击东林、复社中人，则陈名夏可能南归隐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为恶，而不能与人为善，类皆如是。
　　第二首即为《粤难作夫子被轰》，复引一次如下：
　　“世外犹遭难，人问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世外”指方以智出家，而“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二语，最为显豁，即谓方中通决心以死为父辨诬，成就老亲的名节。
　　此诗虽怀必死之心，亦有“一家知莫保”的绝望，但从容冷静，实有易于辨白的把握。大致方以智案初起，不明内情者，谈虎色变，而了解误会之由来者，则皆有不难昭雪的把握，如方家宗老臣梅，据方中履记：
　　“宗老臣梅先生乃奋身举幡，慷慨对簿，虽黄门北寺，有所不畏。三木囊头，有所不挠。所亲危之，更进迭谏，而先生不为之夺，家人藏匿衣冠，而先生不为之沮。笑谓人曰：此吾家忠臣，吾得与之同尽，足矣！复何所恨？”
　　按：臣梅所谓之“忠臣”，非谓以智是明朝的忠臣，不附蓄志谋反已久的吴三桂，则是清朝的忠臣，对簿公堂，亦可侃侃而言。而要证明方以智不附吴三桂，毫不困难，此所以臣梅泰然自信如此。
　　《方以智晚节考》云：“桐城方氏自密之以降，两代四人皆能不亏民族大节……若密之三子，则皆可谓世袭遗民者矣！然今观陈、张二女之行谊，则方氏弟兄之苦节，实半成于闺房之内也。”
　　按：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方氏弟兄之成苦节，闺人的激励固有影响，主要的还是家庭环境的陶育。兹据《桐城耆旧传》等书，略考方氏家世，以表彰我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作为本文的结束。
　　朱竹《明诗综？臣士下》：
　　“方学渐字达卿，桐城人，贡生，有《连理堂集》。”又云：“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江，明善先生实浚其源。”明善先生为方学渐的私谥，即方以智的曾祖。
　　方学渐三子，长大镇、次大铉、又次大钦。《明诗综》记：
　　“方大镇字君静，万历己丑进士，除大名推官，擢江西道御史，迁大理寺丞，历左少卿，有《方大理集》。”又云：“少卿与邹忠介、冯荣定、高忠宪、顾瑞文诸公，讲学首善书院。书院毁，筮得‘同人于野’，遂乞休，自号野同翁。年七十庐母墓而终，乡人私谥曰文孝先生。”按：首善书院即邹忠介（元标）所办，今北平天主教南堂旧址，天启年间为阉党所毁。
　　大镇两女，长孟式，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夫共殉。孟式博学工书善画。次维仪，嫁十七而寡，归母家守节，寿八十四。陈其年《妇人集》：“桐城姚夫人名维仪，无大师（原注：方简讨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宏瞻，亚于曹大家矣！”
　　大镇之子，即以智之父孔。妻名吴棣倩，或即以智之母。从维仪学诗，有《驮佩居遗稿》一卷，又与维仪共作《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棣倩年未三十而逝，所育一女名子耀，亦即以智的大姊，由维仪抚育长大。
　　方子耀的丈夫名孙临，字武公，兵部侍郎孙晋之弟。当南都不守时，唐王聿键已自立于福州。杨文驰与唐王交好，而郑鸿逵又上章保荐，唐王因拜文驰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杨文驰招孙临入幕府，师唐朝藩镇自辟僚佐的故事，奏荐孙临为职方主事。
　　明史二百七十七《杨文骢传》：
　　“明年（顺治三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驰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驰不能御，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
　　其时方子耀随夫在军中，清兵一至，全军大乱，遂至相失。方子耀投水为人所救，后归母家守节。
　　方中履之妻名张莹，兵部尚书张秉贞之女。秉贞之兄名秉彝，即张英之父。但秉贞、秉彝与秉文不会是兄弟，至少不是五服之内的兄弟，否则张莹与方以智行辈相同，不当为其子媳。
　　大铉官至户部主事，女即维则，朱竹所谓“方氏之节”之一。子名尔止，诗名甚著，画“四壬子图”，以陶靖节、杜子美、白乐天居上座，而己伛偻于前，示诗学瓣香所在。名“四壬子图”者，以陶、杜、白及尔止均生于壬子之故。相传尔止死后不久降乩坛作七绝一首，后两句为：“初到黄泉无所见，阎罗犹戴旧乌纱”，宛然遗民口吻，此虽拈手所作，而论者谓酷肖尔止诗格，则其人风致，亦可想见。
　　方以智孙辈甚多，中德三子，中通四子，中履一子，“正”字辈排行，下一字取玉字旁。有正珠者，字浦还，为中通次子，亦通数学。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正珠召对，问律吕之学，因进其父所著《数度衍》并自著《乘除新法》。《桐城耆旧传》云：正珠诸昆季，皆能敦行力学。而三房大钦次子仲嘉之后，最为昌盛，与本文无关，可以不必往下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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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序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
　　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行三。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陈宗石词中所谓“千里睢阳，三更梁苑”，其实都是指他的岳家。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名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
　　“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侯方域《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韦，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思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贞丽为陈贞慧所眷，亦见余淡心《板桥杂记》。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结识李香君，是从陈贞慧同游而起。至于阮大铖原与侯家有旧，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传》云：
　　“大铖佥壬凶险，顾少有俊才，其朱党阉时，司徒公绝爱之。后以身陷大逆，见槟君子，犹欲以世讲之谊，与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于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作于崇祯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军金陵之前，第一段叙述彼此的渊源：
　　“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弥日。”
　　按：此言侯恂与阮大铖同朝，始而情谊相孚，继而纵迹相违，则因阮大铖投身阉党之故。天启年间，侯恂削职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间，并无私憾。
　　“乃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职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按：成勇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十年行取为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御史。崇祯十一年九月以劾杨嗣昌“入枢两年，一筹莫展”而革职充军。于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后。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其时新奉复起之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此时当因长江上游，韦盗狂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过从”者，是与方以智交游。侯方域获识陈贞慧、吴应箕及冒辟疆当均在此时。侯方域不谒父执阮大铖，则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乱》之揭，阮大铖为清议所弃，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词气之间，仍然在强调并无私憾。
　　在此书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补《李姬传》的不足，中云：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张西铭即张溥。所谓“间作小诗赠之”当为《四忆堂诗集》卷二，《赠人》及《金陵题画扇》二首，《赠人》是一首七绝，曾为孔东塘记入《桃花扇》中：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争御富平车。青溪尽种辛荑树，不及春风桃李花。”
　　这首诗之为赠李香君，绝无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晓。青溪九曲，流经秦淮，见《太平寰宇记》；又有“青溪小姑”为蒋侯第三妹，见《异苑》，此为诗中青溪的来历。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辛荑即辛夷，开花名迎春，是一种高贵的花卉，而又开在春先，故云“不及春风桃李花”。《桃花扇》引此诗，作“不及春风桃李花”，与原句的褒贬之意，完全相反。这不知是孔东塘所改，还是别有所本，尚待考证。
　　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十一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乃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
　　《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崇祯察察为明之故，而非虚空鉴衡，骤作月旦，是有实例为根据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崇祯十四年，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这年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下一年归德沦陷，开封被围益急。其时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但跋扈不听节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结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宁南侯传》：
　　“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拒河援汴，无赴良玉军。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司徒公于北河；司徒公知粮无所出……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这段文章写得支离不明，所谓“朝廷中变”系指何事？左良玉拥兵三十万，侯恂可曾督促攻贼？皆无交代。此由于侯方域为亲者讳，隐略了一大段事实：其时侯恂尚未受代，开封前线，仍由丁启睿督师。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云屯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与贼垒相望。《明史纪事本末》载：
　　“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汴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阳，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
　　明史《左良玉传》所记大致相同，而更为详晰：
　　“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
　　结果是“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其时侯恂在黄河北岸，崇祯命侯恂“拒河图贼”。命左良玉“以兵来会”，即由襄阳北上，仍回开封前线，而左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于是九月间，李自成决河灌城，中州佳丽，尽付波臣，大堤弦管，与浊潮相呜咽了！
　　于此可知，《宁南侯传》所谓“流贼惮之，呼为左爷爷”，有无其事，实成疑问。史实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而侯恂复起，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记，实皆粉饰之词。据明史《左良玉传》：“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实所不堪。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此中是何道理，很难索解。
　　左良玉自兵败后，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食金陵。一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出。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进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出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陈贞慧得以出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道。
　　《赠陈郎序》又记：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出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一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进士，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汉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子，是吴梅村的复出。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一陈——犹如复社两张一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交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进京。“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今按：辛卯（顺治八年）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道！具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文）》。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道，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一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或曰：‘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出处。“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一念及，非不历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欲辨已忘言”的一种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胸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乱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种种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一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出，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按：方以智曾随永历入广西，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南疆绎史》云：“及大兵入，知其为粤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择。’乃辞左而受右，帅起为之解缚。谢之，听为僧，遂披缁去。”侯方域致方密之书，虽以其出家之事为发端，“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而作书当在一两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旧，不愿迁就“时装”。所谓“时装”者，是清朝的服饰，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为明朝的服装。“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极道不负初心。末以郑所南，陶渊明自许，无异自誓毕生做遗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尽致，含蓄甚深，但字里行间，不免有辟谣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论出处形迹，侯不如吴之显。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百计思辩，终有着不得力处。其内心的痛悔，实过于吴。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岁的壮年，遽尔下世，说他抑郁以终，或者贲恨以殁，皆无不可。嘉庆十九年，其裔孙资灿重刻《壮悔堂文集》，删落《豫省试策》及顺治九年所拟《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直抉侯公子当日心事，实所不忍，但《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则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贤者，或为泉下精灵所默许。
　　侯方域殁后，吴梅村过河南，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全用信陵君与侯嬴的故事，而“死生总负侯赢诺”一句，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有此一诗一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一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