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的先驱：覆刻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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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印古籍，必须先把古籍摄影，然后制版印刷。因此，在摄影术没有发明并传入之前，我国出版古籍是不知道用影印这个方法的。但当时也有类似的方法，即把一部古籍照样翻刻。这在版本学上有个专用术语叫“覆刻”，也可以叫“影刻”，有时也叫做“仿刻”。但“仿刻”这个术语用得似不够稳妥，因为只叫“仿”，自可不必力求逼真，不如用“覆刻”、“影刻”来得确切。

        宋元时人刻书是否有用覆刻这种方法，因为流传下来的宋元本太少，无从比对，已难弄清楚了。明代则确有覆刻之事。有一部元虞集的《道园学古录》，是明景泰时刻本，但字体、版式完全同于元建阳刻本，前人定为据元刻本覆刻，并认为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贴到书板上覆刻。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明代前期，元刻本还不像后来那么珍贵，为了刻书牺牲一部元刻本不见得会怎么心痛。但正由于当时还不甚珍贵元刻以至宋刻本，所以刻书时不一定要求保存宋元刻本的本来面目，往往宁愿脱离宋元本的字体、版式而重新写刻一通。以后，明嘉靖本多仿南宋浙本，但只是仿其版式，其字体则比较规范化，没有刻意追摹南宋浙本的欧体字，所以不算覆刻。清初的写刻中有一种字体方劲的，颇有点近似南宋浙本，如张士俊刻的《泽存堂五种》就是其中刻得最精美的，而且版式也规摹宋本，但仍不是覆刻，最多只能算仿宋刻。

        乾隆、嘉庆、道光时仿宋刻书更为盛行。因为当时不仅宋本已极名贵，追求宋本即所谓“佞宋”已成为时髦的事情，就是清初毛氏汲古阁的影宋抄本，即所谓“毛抄”者，也已被视为仅亚于宋本一等而珍藏起来。照宋本式样来刻书，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佞宋”者的要求，又可以抬高刻本的身份，刻书的人对此又何乐而不为(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的楷书朱记，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不过这种仿宋刻本在刊刻时已请人重新写样，和原本的宋体不甚相近。如胡克家仿元刻《资治通鉴》，原本是建阳刻颜体字，胡本却刻成欧体字。胡氏用南宋池阳郡斋本仿刻的《文选》也是如此，原本略带颜体，胡本也刻成了欧体。因此这些刻本只能算仿刻，仍不是覆刻。

        真正的覆刻本到清季才流行。最早是光绪初年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时在日本编刻的《古逸丛书》。本来，日本人覆刻宋元旧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一部日本庆长时(相当于明万历时)覆刻的元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大广益会玉篇》，除纸张、装潢外，和元刻本简直难以区别。黎庶昌编刻的《古逸丛书》就是在版本专家杨守敬的协助下，选择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写本请日本的木村嘉平等高手影写覆刻的，除笔道稍呈光洁外，较原本可谓十分逼真。此后，国内覆刻宋元旧本渐成风尚，清末民国初年的许多藏书家，如缪荃孙的艺风堂，徐乃昌的积学斋，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刘世珩的玉海堂，刘承幹的嘉业堂，以及陶湘、董康等都覆刻了不少，或单行，或汇成丛书。其中在上海的均由擅长此道的刻工湖北黄冈人陶子麟奏刀，在北京则由琉璃厂文楷斋承办，覆刻的精美程度仅略逊于《古逸丛书》。

        影印旧本古籍这项事业，就是在这种覆刻古籍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


古籍影印事业的兴起
过去正规的影印古籍，是要影印善本古籍。这种善本古籍，既要求校勘精审，又要求其本身是稀罕难得而成为了文物的善本。实际上，就是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继续前人覆刻旧本书的事业。

        这项新事业据我所知，是发轫于董康。此人是法学专家，但又喜欢藏书，喜欢刻书，除了用传统的方法覆刻善本古籍外，还试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影印。第一部影印的是日本崇兰馆收藏的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是摄影后制成珂■版印刷的，附有民国二年董氏的印书跋语，说日本技师“小林忠治业珂■制版，艺精为全国冠，曩为罗君叔言(振玉)影印宋拓碑志，浓澹丰纤，犹形鉴影，乃介内藤炳卿(虎)博士假〔此书〕归，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印的部数所以这么少，一是由于珂■版印不多，珂■版的长处是印出的东西完全和照片一样，不像石印只是一种黑色不分浓淡，但版子不耐磨，印了二、三百份就起毛，不宜再用；再是由于成本高，售价贵，一部《刘梦得文集》要银洋三十元(见《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第一二四札)，超过当时一部明初黑口本或嘉靖本的价钱，一般穷知识分子无力购买，印多了怕销售不掉。可是，有些爱玩旧书的人还嫌它不如覆刻本古雅，如董康另印了一部明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他的朋友吴昌绶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就说：“珂■版徒费钱，无谓之至，绶已乞其底本，另刊一册，吾师必以为然。”并说：“景写恐不真，即以所印珂锣版本上木。”(《艺风堂友朋书札》吴昌绶第八六札)说明当时真有一些藏书家宁愿把旧本书上木覆刻而不愿用珂■版影印。因此，珂■版印书事业在我国长期以来得不到发展，除董康、罗振玉以及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以私人之力影印过一些宋本和敦煌流出的古写卷子本外，很少有人干这种成本高而获利未必能厚的雅事。倒是日本的几个文化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得多些，而且，由于当时日本制作珂■版的技术高，印书的纸又多选用日本特产的色泽古雅的皮纸，其成品反比我国自印的精美。如前田氏尊经阁影印所藏宋刊孤本《重广会史》，连书衣也用珂■版印制，看上去真像历时有年的文物。无怪当年傅增湘以万元购得南宋监本《周易正义》后，要请日本人用珂■版代为影印了。

        我国当时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也有制作珂■版的设备，但主要用于影印旧拓碑帖，影印善本古籍则用石印，这样不仅部数可以印得多，售价也可以比珂■版影印的低廉。最先是辑印《续古逸丛书》，即续黎庶昌在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不过黎书用覆刻，刻的是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古写本；续书则主要挑选国内公私藏书中稀见的宋本和其他旧本，陆续用石印原大影印。到抗日战争时已影印了四十六种，解放后又影印了最后的第四十七种即南宋刻配毛抄本《杜工部集》。当这个《续古逸丛书》初步取得声誉后，在民国九年又开始辑印《四部丛刊》，共选择四部要籍三百二十三种(《二十四史》在外)，用宋金元明刻本、影宋元抄本、旧抄本、明活字本、校本、日本、朝鲜旧刻本以及少数清刻本、民国精刻本摄影缩小后石印。由于选的书好，版本好，售价也比较低廉(平均每册书不过三角到五角钱，在当时和同样厚薄的铅印平装书售价差不多)，因此国内外图书馆和专家学者竞相购买，风行一时。以后，又将其中少数不够理想的底本更换重印，出了《四部丛刊》的重印本。又把《四部丛刊》的四页缩并成一页，改线装为平装、精装，用白报纸印了更廉价的《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又选择稀见的善本影印了《四部丛刊续编》、《三编》，选择宋、元、明本和其他善本影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此外，还影印了明正统本万历本《道藏》，根据文渊阁本选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根据阮元进呈原本选印了《宛委别藏》等等，都是属于影印大部头善本古籍的性质。非宋元善本而较有用的古籍，商务也影印了不少，如明程荣刻《汉魏丛书》，清蒋光煦刻《别下斋丛书》，日本活字印《佚存丛书》，汲古阁本《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元人十种诗》等等，都用《四部丛刊》的规格。为了与商务竞争，中华书局除排印《四部备要》外，也影印了《古今图书集成》。至于开明书店将殿本《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缩印为《二十五史》九大册，世界书局将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胡克家刻本《资治通鉴》各缩印为两大册，则着重在普及，可以说是清季同文书局等石印古籍的继续。

        解放后，在古籍影印上也作出了成绩。印得比较精美的有珂■版原大影印南宋本《楚辞集注》，原大影印南宋本《艺文类聚》，原大影印元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原大影印天一阁旧藏明抄本《录鬼簿》。用《四部丛刊》规格缩小影印的有南宋本《白氏长庆集》，南宋本《乐府诗集》，以及大部头的《古本戏曲丛刊》，残存的《永乐大典》等孤本秘笈。缩小并页影印成精装大厚本的，有南宋本配明隆庆本《文苑英华》，明崇祯本《册府元龟》，以及普及性的《四库全书总目》之类。此外，在台湾也影印了大量的古籍，日本也影印了我国的一些善本古籍。台湾影印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用元本影印的《玉海》；日本用宋本影印的《通典》，都是精装缩印，即使用方便，又有学术价值。


影印古籍的其他加工工作
影印古籍，如有必要，还可在下列几方面作点加工工作：
  (1)某些常用的古籍虽可不必点校而径付影印，但影印时却不妨用旧式的句读即圈点来断句。已出版的如《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胡克家仿宋刻《文选》影印本等，就都这样作了断句。这是考虑到这类书并非专家才读，初学者也可读，断了句对初学者阅读时不无帮助，而且断句究竟比标点省事，在影印的古籍上加圈点断句也不像加标点符号那么刺目。还有一些大部头资料性质的古籍，在影印时如有条件也不妨这么做。如新版《全唐文》用嘉庆原刻缩小并页影印成精装大本，就全部用圈点作了断句。至于影印宋元本之类的古籍，则似不必断句，因为这些本不是供初学者使用的，加了反而有失原书的本来面貌。十年动乱中影印过一部宋本《荀子》，原大线装，却加上标点符号，自更不足取了。

        (2)影印的善本古籍如有必要也可附加校记，即用其他善本校勘后写出校记附在书的后面。《四部丛刊》尤其是《丛刊续编》、《三编》中有很多书就是这么做的。但这样只能从校记来查对本文，看本文时却不知道哪个字、哪句句子别本有否异文需查考。当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影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此书以高丽藏本为影印底本，用三种古抄本和北宋崇宁万寿藏本、南宋绍兴毗卢藏本等旧本作校勘，除写成考异作为专册附原书之后外，还在原书有异文的文句旁标明一、二等数字，在考异中的第某卷第某张则相应注明某本作某、某字下某本有某字，这样，在读原书时即可按所标注的数字从考异中查找异文。如认为这种标注不影响旧本本来面貌，则这种办法不妨一试。至于怎样写考异即校记，怎样校勘，将在下面的“校勘”专篇里讲，这里从略。

       (3)此外，影印本如有需要也可和用其他方法整理的古籍一样附加索引。至于序跋，当然更和用其他方法整理的古籍一样必须要做。具体做法在后面“索引”、“序跋”两专篇里再讲。

出土文献(以简帛文书为主)的编辑

一、 出土文献资源的情况和特点


　　1．出土文献的定义和分类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

　　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

　　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出土文献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出土”，从内容上看，它和传世文献的分类是一致的。而“时过境迁”，“出土”的特征一旦消失，它也就成为传世文献的一部分。比如说《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最早都是出土文献，但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我们很少说他们是在进行出土文献研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被视为出土文献的，以后可能也就都成为一般文献了。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

　　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

　　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2．出土文献的特点

　　出土文献最重要的特点就在“出土”二字上，它是由考古发掘而得。不论是什么质地，所有的文字载体都是文物，而且一般都是级别较高的文物，尤其是像简帛、文书等。所有我们后面说到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都是以这个“文物”、“考古”的特点为出发点的。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

　　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

　　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

清季风行的石印古籍

早在影印旧本古籍之前，石印技术已经传入我国并用来印书了。用得最早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在同治十三年就用石印机印书。稍后，光绪五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开设专门石印书籍的点石斋。光绪八年，广东商人徐润及其堂兄弟等又在上海开设了后来居上的同文书局。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在记述这个同文书局的创办始末时说：“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上石，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如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数十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光绪十八年)开办，甲午年(二十年)全集告竣进呈，以此声誉益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停办。”此外，在上海出现的石印书局还有蜚英馆、鸿宝斋、竹简斋、史学斋、竢实斋、五洲同文书局、积山书局、鸿文书局、会文堂、文瑞楼、扫叶山房等等，在清末民国初年居然极一时之盛。

        当时石印古籍大体有这样几种办法：(1)把原书摄影后按原大石印。这样做纸张耗费多，成本高，因此只有同文书局承印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这么办，而且开本装潢都完全仿照殿本原式，因为政府出得起钱，印得讲究点没有关系。(2)把原书摄影缩小后石印。同文书局以及后来五洲同文书局影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就都这么做。同文书局印得较精美，可惜其中《旧五代史》用的并不是真殿本，而是据别的本子仿照殿本的字体款式重新写过付印的，真殿本《旧五代史》版心上方题“乾隆四十九年校刊”，同文书局据别本重写时不知道，和其他各史一样都写成了“乾隆四年校刊”。五洲同文书局石印《二十四史》才一律用真殿本，但印书的油墨不好，有浸润到笔划之外的毛病。(3)按行剪开原书，重新粘贴，把原书一页半、或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合并成一大页，摄影缩小后石印。这样可把原来几十本、成百本的大书缩印成几本、几十本，不仅售价低廉，而且翻检使用以至庋藏携带都大为方便。同文书局多数的石印书，如徐润《年谱》中提到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一大批，就都采用了这种并页缩印的办法。其中《康熙字典》把武英殿本四十册缩印成六册，《全唐诗》把殿本一百二十册缩印成三十二册，都极受读者欢迎。当然，字缩得比较小，必须技术高明，才能清晰可读。同文书局在这点上还做得比较好。竹简斋石印的大本《二十四史》等也用此办法，由于技术差，印本就欠清晰，加之剪贴并页时又不认真细心，有错行、脱漏等弊病，故不能取信于人。(4)不剪开原书，而把原书四页分上下栏并成一大页，或原书九页分三栏并成一大页，再摄影缩小后石印。积山书局石印《康熙字典》，史学斋石印《二十四史》等就用这种办法。这比剪贴并页的办法要少些差错，阅读起来也不像剪贴的那种长行直下费眼力。(5)雇人将原书重新用楷书抄写后摄影石印。当时石印的章回体旧小说以及供科举考试夹带用的《四书备旨》、《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之类就多用这种办法。夹带进考场里用的要开本小而内容多，因此往往在抄写后摄影缩成蝇头小字再付印。后起的石印书局扫叶山房最喜欢用这种办法。手边有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正月重订的《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共列书四百十九种，据原本影印的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重写后印，所幸字尚未缩得太小，只是俗陋得叫人阅读起来感到不舒服。

        以上这几类石印本除重写付印者外，实际上都可称为影印本，因为都是用刻本古籍摄影后付印的。只是这些石印本所用的底本不怎么讲究，多采用当时通行易得的武英殿本之类摄影后付印，而不去寻求宋元旧本、善本。因为当时书商石印这些古籍仅着眼于内容，只要内容适合购买者需要就印来赚钱，而不是为了保存旧本、善本的真面目才摄影石印，这和后来影印善本古籍走的是两个路子。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书局大量印售古籍，精善的旧本用影印，满足好古者和专家、学者的要求；普通的用铅字排印，售价更低于石印本。旧式的石印书局逐渐被淘汰，只有扫叶山房拖延到五十年代初才歇业，但歇业前也久已奄奄一息，门可罗雀了。

影印的几种方法及其作用

吸取已往的经验，我认为根据不同的需要，可用下列几种方法来影印古籍：

        (1)著名的宋元刻本，尤其是今天仅存的孤本，包括明刻本、明活字本中特殊重要的孤本，特别有名的批校本，都应该按原大影印。列入《古逸丛书三编》中的，如南宋淳熙时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有明唐寅题记，清中叶藏南京甘氏津逮楼，解放初赵世暹以廉值获得后捐献国家。过去，冯文昌、江立、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递藏的宋本只有题跋十卷，已视若瑰宝，还刻了“金石录十卷人家”以自夸，这三十卷的完本从未见于著录。又如金刻本《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过去认为吕注《庄子》久已失传，有人还做过辑佚工作，今全书完好，为治庄学以及研究吕惠卿学术思想者久所向往。列入《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中的，如明嘉靖芝城铜活字蓝印本复经黄丕烈校过的《墨子》，是《墨子》旧本中最难见的孤本，旧藏海源阁，后为潘祖荫借校未还，当年专治墨学的栾调甫久思借看而未得。又如明洪武时王氏勤有堂刻本《贞观政要》，是未经元人戈直作注窜改过的原本。本书“底本”篇里曾谈及前几年重印《贞观政要》误用戈本之失，现在能把洪武刻原本影印出来就可弥此憾。总之，这两种《丛书》绝大多数选得适当，应该赶快照原大印出。此外，印书的纸也应选用古雅一些的，原书的收藏印记应用红色套出。过去日本人影印宋元本书，有时连装订也仿照原书作蝴蝶装。我国五十年代后期影印《顾云美卜居集手迹》，就试用过蝴蝶装，效果很好，至今历时已近三十年，粘连处毫无脱坏迹象。现在影印《古逸丛书三编》等，如遇到原书是蝴蝶装的，何妨照样一试。我所以主张影印这类特殊珍贵的孤本秘笈要讲究一些，主要是考虑到影印这类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其广为流通，而且还要给这些孤本秘笈做出一些精美的复制品，使人们见到复制品，就可以大体窥见原书原貌，收虎贲中郎之效。至于售价，高一点也无妨，可供图书馆、研究机构购买。另外再印些缩小的平装本、精装本以资流通。

        (2)缩小影印。一种是上述特殊珍贵的孤本秘笈，可缩小影印以资流通。再一种是一般的善本书，即从校勘或文物角度来看都无疑是善本，但又算不上特殊珍贵的孤本秘笈的，这种善本为数较多，也宜缩小影印。近年来，选择难得的原刻本、稿本、旧抄本影印的《清人别集丛刊》，收集明活字本影印的《唐五十家诗集》，用谢国桢收集的难得的刻本、抄本影印的《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以及用乾隆时保蕴楼黑格抄本影印的程穆衡原笺、杨学沆补注的《吴梅村先生诗集》，都是这种缩小影印本中印得较好的。这种书一般都要出白报纸平装本，同时也不妨另印一些毛边纸线装本，如《清人别集丛刊》就是如此。因为白报纸过了几十年有可能变黄发脆，不像毛边纸可经历较长的时间不变质。

       (3)有些大部头书资料价值很高，很有用，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史的必备书，亟待重印。但如点校后再用铅字排印，一则工程太大，旷日持久地弄上若干年也未必能竣工，再则也无此必要。因为这类书不是普及读物，使用这类书的只是一些专家学者，最多是年轻的研究生和高等院校本科高年级生他们都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不必急忙给他们加标点。如果认真地做些校勘，倒是很需要的，但日后再做也不迟。目前，应该在这类书中选择较好的善本，从速影印，以应急需。书的部头大，可吸取过去石印书局缩印古籍的经验，尤其是开明书店缩印《二十五史》、世界书局缩印《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等的经验，用缩小并页的办法，将原来几十、几百本的大书缩印成精装几大本，以便翻检使用。前面所说解放后印成的《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都采用了这种缩印精装的方法，大受读者欢迎。

       (4)有些普通古籍，部头也不大，但属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书中不常用的字多，古体字多，有时还出现金文、小篆以至隶书之类的古文字。这类书用铅字排印很困难，也应该影印。影印所用的底本不一定都用成为文物的善本，只要在校勘上够得上善本就可以。如最近几年来影印的泽存堂本《广韵》、《玉篇》，原刊本《广雅疏证》、《尔雅义疏》、《经籍纂诂》，以及原刊本《隶篇》、《汉隶分韵》之类，都是比较合用的。此外，还有不属于排印上有困难，而只是目前迫切需要，来不及整理点校的，也可以先找个本子影印以应急需。当然所找的底本要讲究些，至少在校勘上要够得上善本。

oldcat

佩服,好文章,长见识,谢谢发表!

wdx8852

确实是一编好文章呀.楼主不错呀.

shj5309

楼主功力深厚，佩服！佩服!

62293202

学习了,以前都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