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刚老师逸事 程千帆

继续革命

【转帖】　黄季刚老师逸事

程千帆　

最后一堂课和最后一首诗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贬时弊。这一天，他正讲《小雅·苕之华》，当他念完末章“羊坟首，三星在。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既没有对汉宋诸儒训说此诗的异同加以讨论，也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了进一步的解说，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

　　当时的情景，现在还牢牢在地铭记在跟我一同听讲的孙望先生和我的脑海中。四十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回想往事，也就更其能够亲切地体会：一个曾经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这一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学者，眼看着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之下满目疮痍而无力挽救，其内心的痛苦是如何巨大了。

　　老师的谈锋不知怎么地一转，又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而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他当即并不用手而把自己穿的布鞋脱下，然后又穿上，并且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很显然，季刚老师并不是什么国粹主义者、顽固分子，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对于当时买办阶级全盘西化论者“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论调，是非常鄙视的。这种开玩笑的中西文化比较论，只是他爱国忧民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而已。

　　下课铃一响，老师抱起他那个黑布书包，走出教室。我们再没有想到，这就是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

　　十月五日是星期五，六日就是农历的重九节。季刚老师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南京又是一个“千古风流佳丽地”，所以他在一般情况下，断无不出去登高之理。但这一天却独自坐在九华村量守庐的书房里，郁郁寡欢。他想起了李后主的《却登高文》，有所感发，作了一首七言律诗：

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沾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
青冢霜寒驱放雁，蓬山风急扑灵鳌。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刚刚作好，林尹先生（字景伊，著名学者林损的侄子，钱玄同的学生，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现在台湾。）来看他，他就将这首诗给林先生写了个条幅。就在当天，老师因饮洒过多，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两天后，即十月八日，就不幸逝世了。同样，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最后的一首诗，最后的一幅字。

　　儒家哲学认为：兼善天下是人生最终目的，季刚老师也是这么想的。这一篇诗以雁象征流离的人民，以鳌比喻猖狂的日帝，对于自己虽能安居治学却缺少救国的“神方”感到内疚。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求之古人，只有宋王令《暑旱苦热》中所写“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其胸襟可以相提并论。汪旭初先生在其季刚老师周年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这是事实。老师只活了五十岁，是我国学术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大师之大

　　具体地评赞季刚老师的学术，我是没有资格的。这应当由健在的一些老学长像陆宗达、黄焯、殷孟论诸先生以及现在台湾的潘重规先生来谈。因为他们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的，而我则及门恨晚，所知无多。
　　但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在老师生前一直到死后，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师之大，大在何处？现在我想就自己此问，自作一答。

　　首先，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即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那就不用说了。他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其研究成果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有过录本流传，世所共知。《文选》也是如此，章太炎先生曾经将他和李详先生并举，认为两人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选》学家。《〈文心雕龙〉札记》则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之风。至于文学创作，无论是骈文、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自成家数。虽然老师对自己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满意，认为古人是“天九”，而他只是“地八”（见刘博平先生《师门忆语》）。但“地八”终究是仅次于“天九”的“地八”。关于哲学，季刚老师的论说不多，但一篇《汉唐玄学论》，至今仍是研究我国中古哲学的重要文献，而于其它论文，也见出其“名理校练”。总之，如果将我国整个古代学术比做十项全能运动，那么老师除了保持了一两项世界纪录以外，其它项目的平均积分也是很高的。

　　第二，季刚老师脾气很坏，爱骂人，这是学术界都知道的。但是人们往往乐于传播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他和刘师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因为自己的经学不如刘先生，就正式拜他为师，这件难能可贵的事说明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谦虚。在日记里，他曾经提到自己读书很快，但记忆力不够好，所以每要引用一条材料，即使极熟的书，也要核对。他在课堂上曾对我们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在讲声韵学的时候，他极口称赞曾运乾先生的《喻母古读考》是个重要的发明。我流寓成都时，还在赵少咸先生家里，读到过老师复赵先生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赵先生去信赞赏老师所撰《音略》，老师则回答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可见得他论学待人，一贯如此。至于对于国民党中那些卖国贼、贪官污吏，学术界中那些欺世盗名之徒、崇洋媚外之辈，不留情地加以怒骂，或者大声呵斥一些懒惰的学生，那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季刚老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使得他本人和他的学派取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日记是要记的，白天耽搁了，晚上就一定要补起来。他在日记中曾经提到：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

　　其实何止这里提到的几部书。别人读书，只是受到了书的益处，老师读书，则是他先受到了书的益处，反过来书又受到了他的益处。殷孟论先生告诉我，他过录了一部老师读过的吴检斋先生的《经籍旧音辨证》，上面和吴先生商榷的批语就达四百多条，即是一例。至于他临危时还要把一部没有圈完的书最后一卷圈完，更是足以说明他
献身学术的精神，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老师是如何教导学生的。他一九一四年初到北京大学，是教文学的，从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后，就往往同时兼教小学、经学和文学。老师门下研究小学的人固然最多，但研究经学和文学而有成就的人也不少，甚至于有受到老师的启发，学到了老师谨严的治学方法而后来改攻史学的，例如金毓黻先生研究东北史成就卓著。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正是老师教人的特点之一。第二个特点就是老师经常把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即使他教过多次的课，每次重讲都有新的内容，所以有的学生对他所授的同一课程甚至听过几次，而每次都得到不同的或更多的收获。还有就是他研究有得，就开新的课程。一九三四年，金陵大学开设国学特别研究班，招收研究生。老师开列了一个准备次第讲授的课目表，一共八门，除《说文》、《尔雅》、《广韵》、《文选》及《文心雕龙》之外，还有“唐人经疏释诸经辞例辑述”、“樊南四六评”及“《新唐书》列传评文”等从来没有开设过的课，而且每门课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例如“樊南四六评”的说明是“樊南四六，上承六代，而声津弥谐，下开宋体，而风格独峻，流弊极少，轨辙易遵”。可惜的是，没有来得及完全开讲，他就去世了。学术界流传说，老师对自己的学术甚为珍秘，不肯传人，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当然，对那些道听途说，靠稗贩度日的人，老师是难以耳提面命的，又当别论。）老师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言传身教，他所要学生做的，往往正是他身体力行的。例如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读一部书一定要从头读到尾；在没有把前人的意见搞清楚以前，决不随便议论；发表著作是对祖国文化负责，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必须非常谨慎，等等。所以凡是跟季刚老师读过书的人，研究方向各异，成就大小不同，但是用走江湖的方法来做学问的人是不多的。

　　第四，季刚老师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也是和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分不开的。他早年在家乡曾经领导过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在日本时又参与过章太炎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后来他虽一心做学问，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但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还是经常深切的关怀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给他精神上带来很大的痛苦。这些思想感情反复地出现在他晚年的文学创作中，例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他写了一首《闻警》：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还有大约写于次年冬天的《岁暮书感》二首：

杀节凋年惨惨过，惟将泪涕对关河。
沧溟鳌抃移山疾，武库鱼飞弃甲多。
一国尽狂应及我，群儿相贵且由它。
贤愚此日同蒿里，只恐无人作挽歌。

弧张孤说事如何，载鬼仍惊满一车。
北斗挹浆空有象，东郊种树岂须书？
失巢伫吊依林燕，聚糁先怜在沼鱼。
病肺愁时逢止酒，那能因梦到华胥？

　　在这些诗里，反映了他对国家现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对当时反动政权的无比愤慨。但是他手上并未握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权力，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像王夫之、顾亭林和章太炎先生等人所做的一样，以维护并发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为己任。 爱国主义炽热的火焰是指引他在学术道路上不停地前进的明灯。他对于一些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非常顽强，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于显得有些偏执。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他的心灵活动去理解，是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我认为，以上这些，就是使得季刚老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主要因素。

留连金凤与花天酒地

　　季刚老师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翔云先生品学都好，但并非官场中的干员。抗战时期，我在四川雅安听到他老人家一件轶事，很可以说明这一点。离雅安城不远的山上有一座金凤寺，寺里有一位能诗的和尚，翔云先生出关差到了雅安，和这位老和尚一见如故，便把公事放在一边，长期住在庙里，跟和尚唱酬起来。省里面的主管大不以为然，便参了老先生一本，执笔的幕僚，提到这件事，只用了“留连金凤”四个字。奏折发出去了，上面看的人没有想到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个妓女，而清朝官吏狎妓，是视为厉禁的，几遭严谴，后来经过解释，才弄清楚。因此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留连金凤”这件轶事，还在老辈口中流传。当我向四川一些老先生请教时，他们谈到翔云先生，都一致说是位廉吏，才情也好。季刚老师虽然十三岁就死去了父亲，但是翔云先生的品德、性格、才学、爱好，对他显然不能没有影响。

　　季刚老师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同学生们一起游山玩水，而经常陪同老师游玩的则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先生，所以当时他们就被称为“黄门侍郎”。孙先生的《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曾说：“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这些作品都已经刊载在《制言》第六期中，不再赘述。我这里想公之于世的只是曾先生和季刚老师联句的《西游禊游诗及序》：

　　蕲春黄公既殁，缄翻旧稿，得往与公所为《西郊禊游连句》五言一首。西郊者，在燕京西直门外，都人所谓三贝子花园者也。易代而后，更名万牲，槛兽笼禽，此焉罗列。鸟兽咸若，草木然。公以戊午上巳之辰，与缄修禊于此，憩豳风之馆，升畅观之楼，遂仿柏梁，赓为此作。属咏未巳，时巳入暮，司阍逐客，踉跄而归。其后思之，未尝不笑乐也。

　　良辰赏心，忽逾一纪；昔游在目，遂阻重泉。而缄忝厕门墙，获陪游衍。学射吕梁，曾惊掉臂；抚弦海上，粗解移情。乃奉手未终，招魂已断。池台犹昔，而觞咏全非；翰墨如新，而墓木已拱。抚今怀昔，良以怆，故述其由来，追为此序。嗟乎！子期吊旧，悲麦秀于殷墟；叔夜云亡，聆琴音于静室。即斯短制，掉念生平，固将历千载而常新，怀三年而不灭。第摩挲断简，腹痛如何！庚辰长至，曾缄。

　　嘉辰郊野（公），有约寻池台。扶携度广陌（缄），纡道东城隈。饼金买瓶酒（公），果蔌兼鱼。提挈上鹿车（缄），修道清氛埃。路出西直门（公），万绿迎人来。方畦麦始秀（缄），圆沼萍初胚。依依眄弱柳（公），郁郁瞻高槐。迤逦向林陬（缄），夕阳已西颓。匆匆入园去（公），所见多奇陔。汤池饲猛鳄（缄），坚槛羁凶豺。树有相思名（公），草非忘忧材。历径必窈窕（缄），循廊亦徘徊。踯躅清溪旁（公），春波漾莓苔。惊鸿影一瞥（缄），独雁情方哀。舍此登高楼（公），摄斋升层阶。觚棱曜金碧（缄），壁带含玫瑰。仙人好楼居（公），王母安在哉！黄竹响久绝（缄），青鸟音常乖。去去勿复顾（公），游目天之涯。西山净暮霭（缄），平野兴微。回首望故乡（公），郁乎何垒垒。兴来促命觞（缄），景密情亦赅。惧干阍者禁（公），暂勒吾驾回。还涂意未渫（缄），更欲亲尊（公）。

　　曾先生这篇写于一九四○年的序文，真是文情并茂。今日读来，当时情景犹在目前。

　　刘博平先生的《师门忆语》中曾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季刚老师和当时的学生如何亲密无间的情况，他特别指出：“箴规喾敕即寓乎其中，使人日发愤迁善而不自觉。”就文学角度说，老师率弟子出游，往往也就是一次创作实践，我跟季刚老师学习的时间可说是很短，但接触的老学长不少，听到这些“头白门生”在几十年以后还深情地谈到老师对他们的教诲和从老师游处所得到的益处，都使自己深以从学之日太浅为憾。

　　南京是一座古城，名胜很多。季刚老师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后，颇有文酒登临之乐。在汪旭初先生的《寄庵词》里面，就有一首抗战时期在重庆写的《偷声木兰花》：


桃腮杏粉俱飘落，客里清明闲过却。酒地花天，桑泊游踪只惘然。
年年解挽征衣住，杨柳多情千万缕。恰又无情，飞絮随波总化萍。

　　其序云：“金陵玄武湖，当清明前后，花开如由幄。季刚行吟其下，尝顾余曰：‘此真花天酒地也。’客中怀思，凄然得句。”这反映了季刚老师风趣的“花天酒地”四字，也是传诵一时的。

　　当时在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都是一些学术文词兼擅的先生。每逢春秋佳日，他们便集会在一起，登高赋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就是一九二九年老师们《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是七位老师用鸡鸣寺中和尚的破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的，每人写上自作诗句，并署名其下。诗云：

　　蒙敝久难豁（），风日寒愈美（沆）。隔年袖底湖（翔），近日城畔寺（侃）。筛廊落山影（辟），压酒潋波理（石）。霜林已齐（晓），冰花倏撷绮（）。旁眺时开屏（沆），烂嚼一伸纸（翔）。人间急换世（侃），高遁谢隐几（辟）。履屯情则泰（石），风变乱方始（晓）.南鸿飞鸣嗷（），汉腊岁月驶（沆）。易暴吾安放翔），乘流今欲止（侃）。且尽尊前欢（辟），复探柱下旨（石）。群履异少年（晓），楼堞空往纪（）。浮眉挹晴翠（沆），接叶带霜紫（翔）。钟山龙已堕（侃），埭口鸡仍起（辟）。哀乐亦可齐石），联吟动清（晓）。

　　一九四六年，黄耀先（焯）先生将他所保存的这一手稿送给了亡妻沈祖，并作了一跋：“己巳冬，先叔父季刚先生邀象山陈伯、南京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帆案：伯沆先生是溧水人，翔冬先生是和县人，小石先生是嘉兴人，都久住南京，所以这里统称为南京人）、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晓湘诸先生，集南京鸡鸣寺豁蒙楼联句。比稿存先叔父遗书中，今以奉子世妹。甲辰秋，焯。”又附记云：“汪旭初先生当时因事未及与会，吴瞿安先生于时尚未至中央大学任教，故未列名其中。”

　　从联句中，可见老师们的逸兴雅致。但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花天酒地”也终于被“兹辰倍欲却登高”所取代了。

季刚老师和瞿安老师及其他

　　回忆录之所以被人重视，是因其所记载的内容多出于作者所自为，或者耳闻目睹。正由于此，撰写这类文字，必须谨严慎重。我读了《学林漫录》第三辑中袁鸿寿先生的《吴瞿安先生二三事》，发现其中所说季刚先师和瞿安老师的关系以及瞿安老师生前死后的一些事迹，就都非“实录”，不得不在这里附带加以辨正，以利于后人对两位老师的了解和研究。

　　一、袁先生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

　　我不能不非常遗憾地指出，这种“所知”，纯属“想当然”。这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和证明。

　　首先，说季刚老师和瞿安老师的关系。季刚老师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瞿安老师则是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其间两人同事二年。（当时如孙世扬、曾缄两位“黄门侍郎”就同时也听过瞿安老师的课。曾先生和我谈过他听瞿安老师课的情况，孙先生则在《制言》第四十八期发表瞿安老师的《瞿厓词录》的编者按语中谈到这点。）两位老师纵无深交，也绝无恶感。如果季刚老师讥讽曲学为小道，并且耻与擅长词曲的人同当教授，那么这种使人不愉快的事情早在北京大学就该发生了，何至于要迟到三十年代呢？还有，据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序》所载，他在北京大学就听过季刚老师讲词，这又怎么解释呢？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一九三五年，两位老师又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同事，常常诗酒往还，交情渐密，所以黄焯先生在跋《豁蒙楼联句》手迹中，特别说明何以季刚老师没有请瞿安老师参与此会。（其实这一点是黄先生记错了，瞿安老师在一九二八年已经到了中央大学，但同时还兼着上海光华大学的课，那时他可能恰在上海。）这就是说，瞿安老师如果在南京，季刚老师断无不请他之理。这也就间接说明了两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金陵大学读书，也曾陪侍老师们赋诗饮酒，记得只有一次，两位老师发生了一点口角，也不过是醉后失态，绝不涉及学术问题，当时既未动武，事后也并无芥蒂。还记得有一回，我和同学陆恩涌先生去看季刚老师，老师听说恩涌是跟瞿安老师研究曲律的，就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瞿安才会教曲子，我也会。”接着，他就大声背诵了一大段《桃花扇》。我们当时当然还是恭恭敬敬地听了，可是出来之后，就笑着议论，季刚老师这样好胜，真是个老天真。这不正也表现了他并不轻视词曲，并且还推重瞿安老师在这方面的造诣吗？

　　至于说到把课排在不同时间，是为了使他们不能见面，也不符合事实。当时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同时任教的老师，为了使两校学生能够把老师开设的课程都学到，所以尽可能地把授课时间错开。那时，季刚老师在中央大学的课是在星期二四六上午讲授，而在金陵大学的则是在一三五下午讲授，瞿安老师则反过来，在中央大学是一三五上午，在金陵大学是二四六下午。这怎么能像袁先生那样解释呢？

　　其实，瞿安老师晚年的精神状态是不难理解的。和季刚老师一样，他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其所创作的剧本中，曾多次借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民族、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如以明末瞿式耜抗清为题材的《风洞山》传奇，以戊戌政变为题材的《血花霏》传奇，以秋瑾就义为题材和的《轩亭秋》杂剧，都可为证。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贪污腐败，能不痛心吗？袁先生文中虽然也提到这一点，却认为它所给与瞿安老师在心灵上的创伤，远不及个人地位被贬低的重要，这对瞿安老师决不是准确的评价。

　　其次，再说瞿安老师和汪旭初（东）先生的关系。汪先生和瞿安老师是同乡，都是苏州人，很早就是朋友。瞿安教师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校勘记》就是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汪先生主编的《华国月刊》上连载发表的。一九四五年，即瞿安老师死后六年，汪先生给沈祖棻画了一幅《涉江填词图》，在所题[木兰花幔]跋语中说：“……又吴瞿安有《霜厓填图》，题者甚众，唯限[高山流水]一调，余因循未成，而遭乱离，遂负亡友之托，然他日必补成之也。”友情如此惓惓，怎么谈得上伙同季刚老师屈使瞿安老师“处于下风”呢？而且大家都是学者，各尊所闻，传道授业，又有什么上风下风之可言呢？


　　二、袁先生说：“抗日战争初起，南京中央大学决定内迁重庆。校方有一决定：凡不按时到重庆报到者作解聘论。瞿安先生到后方逾期了，校方竟把瞿安先生解聘。当然很多教师鸣不平，请他到沙坪坝。瞿安先生伤于酒，加上南行中途辛苦，一怒之下就病了。”这也不完全合于事实。内迁各校虽有这种规定但如瞿安先生这样有声望的教授，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不敢这样对待他的。何况系主任胡小石老师又是瞿安老师的多年同事和朋友呢？中大西迁之后，校、系负责人和中文系全体同学都曾经敦请瞿安老师到校，但老师因病，一一辞谢。他一九三八年底在桂林写的《与中央大学国学系诸同学书》中说：”诸同学大鉴：敬复者，惠书诵悉。梅病日益增，气促至不可多语，尚能登坛讲授耶？纵诸君厚我，而仆病未能也。前致志希（罗家伦）校长及小石主任两书，已细述一切，希诸君子一请读之。不妨樗栎，得终天年，则幸甚矣！专此上言，即颂著福！十二月二日，吴瞿安顿首。”这封信很清楚地说明了中央大学当时并无对瞿安老师解聘之事。抗战期间，瞿安老师流寓湘潭、桂林，我和祖棻则在长沙、重庆，一直和老师通信。老师当时的病况、生活和心情，来信都说得很清楚。可惜这些信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毁了，以致无从引证。但同门徐益藩、梁璆夫妇曾录有副本。益藩先生虽殁，梁璆夫人还健在，希望她能将这些有关瞿安老师生平的材料公布出来，如果没有遗失的话。

　　三、据李一平先生（也就是袁先生文所说云南大姚的那位同学）在《瞿安先生逝世后略述》中所说，瞿安老师逝世时，师母、次子怀玉，还有好几个孙子送终。三子良士、四子怀孟当时在昆明工作，隔两天就赶回奔丧。李一平先生在老师病中，一直随侍在侧。后来将老师遗榇暂厝，还“名其墓道曰霜园，以识不忘，为后世岁时祭扫之地。盖移厝之日，勺象之徒，四方来会，垂涕而去者，亦千余人云。”（李一平先生是大姚县小学总校长兼中学校董，在他号召之下，全体中小学师生及各界人士都来给瞿安老师送殡，所以有一千多人。）事情就是如此，何尝像袁先生所说：老师逝世的时候，“家人无一在侧，死后亦无条件奔丧。一代曲学山斗，孑然一身，客死他乡”呢？李一平先生也还健在，在追忆瞿安老师的时候，我们应当同时各这位笃于师门风义的老学长致敬。

　　瞿安老师逝世以后，纪念文章不少。据我所知见，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学集林》第一辑《山程》、《大美晚报》副刊《文史》第九期以及《戏曲》第一卷第三期都有这方面的材料，而瞿安老师的老学生如任二北（扬州师范学院）、钱南扬（南京大学）、王季思（中山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学院）、常会侠（中央美术学院）、殷孟伦（山东大学）、管雄（南京大学）、高文（河南师范大学）、万云骏（华东师范大学）等先生对瞿安老师在南并各校情况，也都有所知。如果查查资料，问问同学，再写回忆文章，似乎对逝世的老师和广大的读者，都更妥善些，有益些。

【原载《闲堂文薮》，转自小百合中文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