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甘肃集体贪污案：贪腐链非常完整

商汤之风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暴动，甚至一度威胁兰州，皇帝急派宠臣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军镇压，但和珅并没有军事才能，一战而败，却将责任推诿给下属，认为他们不听指挥。当督师大学士阿桂赶到前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乾隆皇帝也已经洞察和珅的用意，将其召回身边。和珅为了挽回颜面，又借口说甘肃连绵大雨，影响了作战，乾隆一听立即生疑。　　清代规定督抚要向皇帝定期汇报雨水粮价，而此前甘肃一直报告连年大旱。在甘肃作战的阿桂同样奏报“珅雨势连绵滂霈，且至数日之久”，乾隆由此认定：“是以前所云常灾之言，全系谎捏”。官员谎报旱情必然是为了贪污朝廷下发的赈灾粮食，乾隆下令和珅、阿桂查办此案。
   
    此时正好甘肃布政使（主管全省民政、财政）王廷赞赴避暑山庄觐见，他立即被逮捕审讯，王廷赞在百般抵赖后终于揭发了甘肃官员集体冒领贪污赈灾款项的事实。七年前，驻兰州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因甘肃地瘠民贫，在全省实行“捐粮为监”筹措赈灾物资，即公开出卖国子监监生的名额。原来国家规定只准捐谷每四十石换取一个监生名额，但勒尔谨与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勾结，擅自改变规则，规定以55两白银换一个监生名额。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为各县谎报灾情，定出收捐数额，再由布政司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照单开赈。
　　当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他发现“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一度想停止，但却禁不住诱惑被拉下水，非但不向皇帝据实陈奏，反而改革了全省组织贪污的程序，使其更加高效。几年内，甘肃全省捐银收入超过一千万两，被各级官员全部侵吞；不仅如此，甘肃还宣称要盖仓库储存子虚乌有的捐粮和雇佣运粮夫役，又骗得户部二十万两白银侵吞。甘肃不仅没有捐粮，这帮贪官甚至侵吞了正项仓库中的一百万石粮米，包括“籽种、口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甘肃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卷入了这场贪污大案，在得知案情后，乾隆皇帝震怒：“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亶望、蒋全迪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白银两万两以上的案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甘肃官场几乎一空。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首犯王亶望被抄家后发现其家产折合白银三百万两，其中有不少珍宝和名贵字画，乾隆皇帝对此心知肚明，但当他检视这些抄没之物时却发现“多系不堪入目之物”，他推断必定有人调换吞没。
　　乾隆四十七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询问浙江布政使李封和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陈淮，但他们均矢口否认。乾隆命令将抄家底册与物品一一核对，果然不相符，确实有人从中调换侵吞。在铁证面前，李、陈二人只好认罪，供出了主犯闽浙总督陈辉祖。陈辉祖被逮捕严刑审讯，交待了调换抄家物品的经过，被判斩监候，后被赐自尽。这算是甘肃集体贪污案连带出来的案件，结果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侯杨方认为，甘肃贪污案的突出特点是无官不贪，而且是有组织、成系统、走程序的贪腐，形成了一个贪腐金字塔式的生态系统。长达七年时间内向朝廷谎报全省连年大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全体官员集体配合是很容易被揭穿的，因此必须要将每一个官员都拖下水变成共犯。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官员想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迁，他就必须参与到这个贪腐集体中，否则作为异己就无法在甘肃官场容身，因为他的上级和同僚会担心他有可能揭发。布政使王廷赞在刚进入甘肃官场时还想改变“监粮折银”的违法行为，但他随即选择了同流合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贪欲，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泥淖中无法独善其身。
   
    官员集体或大规模贪腐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官员的选拔都由上级决定，即采取所谓的“伯乐制”。由于官场呈金字塔，每上升一级都很困难，因此下级获得升迁或保位就必须博得上级的欢心。在人治社会，官员提拔缺乏客观标准，下级向上级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同样金字塔式的贪腐生态系统、一条食物链：官员不贪腐就无法行贿，不行贿就无法保位或升迁，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下级的受贿者，是其上级的行贿者，而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凤毛麟角。
　　甘肃的贪腐食物链组织非常完整，运行高效平滑，省、府、县三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完美的贪腐金字塔。知情者由于均是共犯，相互庇护，没有强大的外来力量是很难打破这一贪腐格局的。甘肃贪污案由于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发了最高层乾隆皇帝的关注与强力介入才最终揭开了黑幕，否则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