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学

紫光道医

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君主专制的加强：朱元璋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竭力加强中央专制集权制。重视争取团结忠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造就它所需要的人才，1370年，采用刘基建议，设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宗《四书》、（五经），主朱熹说，形式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把知识分子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范围内。八股取士的学风，对医学研究中的尊经崇古，故弄玄虚，不思革新等不良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把一批知识分子推入医学领域，这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研究水平客观上是有利的。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朱元璋即位后，采取鼓励垦荒，修治陂塘湖堰，实行军屯，限制蓄养奴婢等措施，推动了农业发展。采取扶植工商业，解放工奴，简约商税等措施，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外交流和贸易逐步扩大。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日渐生长，雇佣劳动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些行业中心。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中心，芜湖是浆染业中心，铅山是造纸业中仑等，徽州的炼铁业，湖州的蚕桑业，佛山的冶炼业也很出名，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和集中。苏州盛泽镇，明初只有五、六十户，随督织绸业发展，明末已拥有五万人口。
　　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交通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交流，为医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集中和流动推动着保健需求的发展，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创造着条件，梅毒的传入便是一例。交通发展拓宽了医生的活动范围，他们或随商旅外出，或受达官富商的重金礼聘，或为学习出外访师拜友，促进了学术信息交流，增加了互相接触和了解对方学术观点的机会。
　　思想文化和科学校术发展：明初，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薛等儒学大师都尊崇程朱。朱元璋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标准，朱棣主持编纂了宣扬程朱理学的《性理大全》等书。官方的倡导、左右着学风。这种不利于学术争鸣的气氛，也引起学术界的不满。陈献章(1428～1500)出，开始向陆九渊的“心学”倾斜。王守仁(1472～1528)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使陆王之学逐渐居于上风。
　　明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有了显著提高。各类科学是相互渗透的，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理论观点、方法、技术以至资料，都对医学有重大影响。元代王帧创木活字成功，明弘治间(1488～1505)铜活字已正式流行于江苏一带，万历间(1573～1620)又出现了套板印刷。明代出版业的繁荣，为医学著作出版和医学知识普及创造了方便条件。药物进入商品运转，对它的性能、产地、炮制、功效、真伪鉴别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需要。农业技术为药物驯化栽培提供了条件，交通贸易促进了海外药物的传入及新药物的发现，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药物学的发展又充实了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棣《救荒本草》的全部内容，科学技术每一进步，都迅速渗入医学领域，据《外科正宗》记载，以前用马衔铁打造铍针，软而不锋，冶铁术的进步，改用钢铁打造，质量大为提高，改善了手术效果。
　　明代医学发展的特点：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明代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明代医家中世代业医甚多，他们或父子相继，或翁婿相传，极利于医学专门化，《霉疮秘录》的作者陈司成便是八世业医之家。一部著作常是父作于继，连绵续世，始克完成。这样形成的著作大都有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切于实用，得到公认。杨济时的《针灸大成》、万全的《幼科发挥》、薛已的诸种医书，都属于这类作品。
　　社会健康需求和临床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也永远不会停止。创新是明代医学发展的主流，吴有性的《温疫论》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其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
　　对天花的认识和人痘接种术的发展，是明代医学的突出创新，人痘接种术起于何时，尚无定论。它在明代得到普通应用，是公认的；人痘接种术是震动世界医学史的大事，它启迪琴纳而发明牛痘接种术，开辟了免疫学的新纪元。
　　明代医学发展特点，展示出医学的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它的特色是依靠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门化的过程显示出来的。它受着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对经典中医学理论思维结构的深化，通过对临床经验新的概括，不断创新，明代医学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医学。







第一节 明代医事制度
　　明代医学归属礼部，其组织机构和职官设置，大体沿袭宋元旧制而有所损益，各个时期医事制度也有所变化。

　　一、中央的医药机构
　　(一)太医院的设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之初(1364)，即仿元制设置全国性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司中设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医学教授、学正、官医和提领。吴三年(1366年)，改医学提举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远(从五品)。洪武元年(1368)，仍设太医院，职官设置亦无大的变动。当时无御医一职，洪武六年(1373)始设御医。

　　(二)南北两京太医院
　　明代太医院分为南京、北京两处。
　　洪武元年(1368)，南京太医院设有院使、同知、院判、典簿，洪武十四年(1381)改设太医令1人，太医丞1人，吏目1人，御医4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改太医令为院使，太医丞为院判。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太医院仅设院判、吏目各1人，掌管医事，下设医士和医生。同时于北京建太医院，设院使1人，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人。隆庆五年(1571)设御医10人；吏目10人，下设医官、医生、医士若干人。
　　两京太医院均设有生药库，设大使、副大使各1人，掌管药物。每年药材由产地派人解纳，按药材的质量、炮制、燥湿程度分类。由太医院御医和药库大使辨验入库，礼部派人监放并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留太医院备案，一送礼部查考。生药库年入库量很大并逐年增加。

　　(三)太医院的分科
　　明代太医院分为13科，即大方脉、妇人、伤寒、小方脉、针灸、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盎镞、祝由、按摩，同元代13科相比，风科改为伤寒，金疮分为金镞和疮疡两科，杂科改为按摩，取消了禁科，较前代更适合临床需要。
　　太医院要求御医以下各专一科。隆庆五年(1571)太医院有御医、吏目共20人，统领13科，每科由一到数名御医或吏目掌管，下属医士和医生，各科御医或吏目人数为：大方脉5人，伤寒4人，小方脉2人，妇人2人，口齿、咽喉、疮疡、正骨、痘疹、眼科、针灸各1人，下属医士医生70余名。

　　(四)太医院的职能
　　1、医疗保健
　　太医院御医以上每天分两班在内府御药房值班，为皇帝及内宫嫔妃服务。遇皇帝出巡，太医院医官作为随行，沿途为皇帝、随行官员和侍卫作保健服务。
　　各亲王府、藩王府及接待外宾的会同馆均设有医官，他们遇有疑难病症，常向太医院请求医药方面的帮助。明代规定，各王府请医，不能直接向太医院提出，须上奏皇帝，经批准后由太医院奉旨派遣医官或医士前往诊治。文武大臣及外国酋长有病，太医院亦奉旨往视，将治疗结果具本覆奏。发现疫情，太医院有向军队、监狱、边关隘口等处派遣医官治疗的任务。
　　2、医官的任免与派遣
　　全国各府、州、县的医学机构中的医官，均由太医院考核委派。《明史·职官三》载，全国各府、州、县的惠民药局，边关卫所等处所设医官、医士、医生，俱由太医院派遣，年终考查其功过，以为升迁任免之据。据《古今医统大全》卷三记载，明太医院外遣医官达150人。

　　二、宫廷医事制度
　　明代宫廷除为皇帝服务的御药房外，还设有专为皇太子、后宫嫔妃和王府服务的医疗机构。

　　(一)御药局和御药房
　　吴元年(1364)，朱元璋设尚药局，尚药御奉品阶为正六品。洪武六年(1373)，内府设御药局，始置御医。御药局设尚药御奉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臣充之。御医4人由太医院医官担任。御药局主要任务是监制御用药饵，兼管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
　　1373年又设御药房，由提监、太监理其事，近侍医官无定员，分两班掌管御用药饵，官阶与太医院医官相似。
　　嘉靖十五年(1536)，改御药房为圣济殿，又设御药房，由御医轮流值班。万历三年(1575)，圣济殿造御药库关防印一枚，由提督太监收管，以凭传取，年终将传取药材及剩余数额等项造册，送礼部查考。

　　(二)东宫典药局
　　洪武二年(1369)，东宫设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每局设局郎1人，局丞1人，内使10人。典药局郎、局远及内使负责皇太子的医疗保健。
　　京师各亲王府在承奉司下置司药2人，以司亲王府的医药工作。建文间(1399～1403)。京师亲王府增设典药1人。

　　(三)后宫医药机构
　　洪武五年(1372)，后宫设六局，由尚食同负责医药，内设司药2人，掌管医方和药物，并有典药2人，掌药2人，均由女官充任。永乐间(1403～1424)及其后，这些职务均转由宦官担任。
　　皇后及嫔记有病，多由太医院医官诊视。后宫设安乐堂，专供后嫔养病；设有月子房，供宫内孕产用。后宫设医官3人，医士36人，还配有稳婆、乳婆、医整数十人。

　　(四)王府良医所
　　明代备藩王府均设良医所，主管王府医疗保健。洪武四年(1371)，良医所设良医正、良医备1人，寿官数人，俱从文官，由太医院推荐，吏部任命。杰出医药家王履、李时珍等曾任过王府良医。

　　三、地方的医事制度
　　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府、州、县均设专职医官。府设医学正科1人，州设典科1人，县设训科1人，负责辖区的医药卫生。据《顺天府志》等载，各县还设有惠民药局、养济院和安乐堂。

　　(一)惠民药局
　　明代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2)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两京惠民药局由太医院统辖，设大使、副使各1人，各府惠民药局设提领，州、县设医官。
　　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
　　惠民药局的设置及管理均很不完善，许多药局有名无实或有医无药，或局舍破败。

　　(二)社会福利组织
　　洪武七年(1374)，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他老弱病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永乐间(1403～1423)全国州、县普遍建立养济院。水乐十五年(1417)，京师民工中疾病流行，为此设立了一座临时性的民工医院，称安乐营。
　　明末广东出现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裁：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1370)，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四、民间医学团体
　　隆庆二年(1568)，我国建立了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它是由徐春甫等在北京发起和创办的，据徐春甫《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所载。“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一文，可窥见其组成、宗旨和会款等内容。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会中多数人来自安徽，如徐春甫之师汪宦、新安名医巴应奎等：还有来自江苏、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达46人。医会的宗旨在于探讨医药学术，要求会员深入研究《内经》及四家学术之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循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医会提出22项会款作为对会员的具体要求。具体款项为：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从治学内容、方法、态度到医学家应具有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处世接物方法、对待患者的态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第二节 明代的医学教育
　　我国自南北朝出现学校性质医学教育以来，中经唐宋，到明代又有了一些发展。
　　明代沿元制。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规定各户必须子袭父业。一入医户，子孙就必须世代业医。明代医户，大多社会地位低下，衣食不得温饱，与乐工、厨师、班匠等同，常有逃户现象，或于造册时贿赂官员改籍，统治者对此曾累加禁止。规定医生只有成为残废或年逾七十不堪应役时，才许放免。明代除此世医承继以培养医生外，官方医学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太医院医生的来源
　　明代官方的最高医学机构为太医院，它除为皇室服务外，还兼管医学教育。太医院医生主要从各地世业医生中考选。被选入太医院学习者，称医丁。医丁必须由嫡派子孙告补，经太医院学习三年，通候类考，中试后才准补役。如嫡派无人或不堪补用，经获准可从亲支弟、侄人等中，选一人参加学习考补。
　　尽管严令禁止，冒充改籍者仍时有发生。嘉靖四十三年(1564)九月，礼部安上清查太医院冒滥官生，且规定，现在子弟及寄籍候医丁者，有父祖收充年月时间可凭者，应听候礼部委官教习，按月按季考试，一次不到者量责，二次除名，三次除户。说明统治阶级为保证医生素质，严格坚持子袭父业的世医制度。
　　明代设有医生考选制度。嘉靖六年(1527)礼部尚书佳萼等提出对医生的考选问题，认为时录用医生，限于世医一途，使天下虽有卢扁、仓公，也无法选用，使太医院成为庸医栖身之所，于是主张由单纯世医制扩大为考选制。不是世医精通医术者，听其应试，试高考入籍而复其世业，不通医术者不被录用。现任医官，由礼部考其医术，以定升迁降黜。
　　明代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医生有缺，除由世医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医生督同太医院堂上官。备考验收用。府州县举荐之医士堪任医官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委派会考官一名，考中者由吏部选用，不中者回原籍为民，原保举官吏治罪。精通医术者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
　　明代又规定，各地医官子弟精通医术者，可任其捐纳，送吏部免考，有的可获得吏目等官职；这是选用医官医士的一种陋习，不问技术如何，只要有钱捐纳，便可得到升迁。

　　二、太医院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
　　1、分科教学
　　明代太医院医生教育，按太医院所分13科分科教学，有教师二至三人担任教习，医官医生各选定专科进行学习。
　　所用教材有《素问》、《难经》、《脉诀》及有关各并重要方书，须熟读精解，考试即从以上经典出题，学生笔写作答。这些经典著作不易研读，一些医家着手编写通俗读物，以便习医者研读。
　　2、考试制度
　　医生每年分四季考试，三年大考一次。医丁和太医院的医学生、医士均参加大考。考试由堂上官1人会同医官2人主持。考试合格者，一等为医士，二等为医生；不及格者可学习一年再补考，三次考试不及格者，黜免为民。五年考试成绩均属优等者，由教师奏请，酌予升授。
　　明代注意医生的继续教育，充任医士、医生后，还要继续学习专科并参加考试。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规定：考试成绩一等者，原为医生者可充任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支俸且有冠带者，酌升俸一级。若内殿缺人，太医院依不同专科依次呈报礼部，送内殿供事。考试成绩二等，原为医生者与充医士，医士无冠带者，给予冠带。原在内殿供事者，不准继续供职，只能在太医院当差。
　　考试成绩三等，职位照旧。
　　考试成绩四等，原有冠带者，去其冠带。原支品级俸者，降俸一年，支杂职俸者，降充冠带医生。食粮七年者，降充医生，只支日粮。考列四等者均准许学习半年后送礼部再考，考取者，仍可支俸粮与冠带，再通不过，均降充医生，专在太医院锉碾药物。
　　纳银候缺吏目，须三年大考，成绩列为一等，才许和各差医士一样遇缺考补。纳银冠带医士，须经三年大考，才许换次拨差，未经大考通过者，不能留太医院。
　　在京差遣及临考不到者，限半年内补考。如再回避，没有起复，即差回。病愈销假一年以上，或服满、差满、患满给假限满，故意避考者，一年以上不回太医院希图避考者，由礼部参奏降职。

　　三、太医院医生的待遇
　　明代医生待遇很低。凡在太医院取充医役者，免除原籍民差。弘治二年(1483)规定，御药房供事者免两丁，太医院设者免一丁。太医院医士旧无月粮，永乐时始比照天文生例给月粮，有家的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成化十年(1474)，医士月粮较有增加，有家小者，支米七斗，无者五斗。医生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二斗。
　　医官旧例支米二石，弘治间照医士例，减为七斗。

　　四、地方医学教育
　　明代对地方医学教育比较重视，弘治十七年(1506)规定，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和医学教育，府设正科1人为从九品，州与县的医官均未入流，万历中始改为从九品。地方医学教育在全国普通设立。新设州县，除设立儒学和阴阳学外，均设有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医学教育的发展。

　　五、民间医学教育
　　明代民间医学教育，主要采用家传或师徒传授的形式，明代的世医制度造就了不少医学世家，使医学世代相传；不少世医将自己的经验编写成简易实用的医学读物，作为教材以教授子弟。17世纪，有多种这类医书刊行，起着传播和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对提高医生的素质是有帮助的。







第三节 卫生保健
　　明代采矿、冶炼、纺织、印染诸种工业的发展，使职业病成为突出问题。人们在和职业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推动了职业病的研究，提出一些相应的劳动卫生措施。明代卫生知识进一步普及，人们的卫生观念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防疫措施，也有进一步发展。用于保健的气功、导引等养生方法，更受重视，出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一、对职业病的认识及其防治措施
　　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和长期接触某些有害的物质，就会造成职业病。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工业日趋发达，职业病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医家的重视，使对职业病的研究也日起深入。
　　银中毒。薛已在《内科摘要》中明确提出银匠的职业病，指出销银匠因手工操作，经常接触冶炼物质，会出现劳倦、寒热及手麻等症状，是职业所致。并提出预防及治疗方法，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渍手”。
　　铅中毒。《本草纲目》记载了铅矿工人的职业病，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清代赵学敏根据《本草纲目》，提出食鹅肉以防治中毒。与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应给予合理的营养的要求是一致的。
　　煤气中毒。煤的广泛使用，使防治煤气中毒成为重要任务。《景岳全书》对此提出了科学的预防方法，“但于顶开留一窍，或于窗纸揭开数楞，则其气自透去，不能下满，乃可无虑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记载了在矿井中用竹筒排毒气，以防煤气中毒的方法。关于测验毒气以防中毒的方法，《农政全书》中载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
　　砒中毒。砒有剧毒，《天工开物》指出，烧炼砒必须严密封固(即固济)，以防毒气外泄。“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徒，否则须发尽落”。
　　热射病。如何预防热射病，是从事冶炼、高温作业必须注意的问题。《天工开物》“礁炼”项下提出的预防措施是，“靠炉砌砖墙一垛，高阔皆丈余”，用墙以抵炎热。
　　申供辰在《外科启玄》中，把日晒疮、冻疮、逡裂疮、担肩瘤、水渍疮等归之为与职业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从事行船、推车、打鱼、印染、辗玉、肩挑负重、车镟等职业者，极易患此类病。明代关于职业病的认识，虽未形成完整的专科体系，但确实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病因认识及防治措施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反映在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预防措施
　　明代积淀于民俗中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多样，有走百病、薰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走百病是指今北京一带，元宵节时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这对长年不出庭户的妇女，是一项很好的身心锻炼。熏虫儿指农历二月二日，煎祭余饼熏床炕，农历五月五日中午前，小闺女结群入天坛，名曰避毒，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名曰“收瘟鬼”；农历六月六日，俗“曝所有衣物”，实际上起着杀菌消毒，使衣着被褥舒身的作用。“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银花煎汤沐浴，谓之扫疥”，这些民俗，大多有利于祛病健身，归纳起来，不外加强户外活动，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利用药物预防疾病，实行有一定效果的消毒方法等方面。这些活动在本质上却反映着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起着促进卫生行为的作用。

　　三、航海卫生保健
　　1、医药人才的准备
　　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永乐皇帝曾下令四方召募民间良医，甚至动用太医院的医官，医官医士中以沿海省市民间医生居多，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水性和海上生活，如当时的常熟民间名医陈以成、陈常作等。
　　2、注重航海卫生保健
　　明代船的建造上颇为讲究，尤其是郑和的船队，比较合乎航海卫生之要求，据从泉州出土的郑和“宝船”考证，中、大型船有三层、四层甲板，分设住舱、食品舱、淡水舱和厨房等。舱室布局上很合乎现代卫生要求，即使是中、小型船，多为船员(士兵)居住的舱室布局也很合理，如船员居住二层和三层，马匹畜之底层。因为船队多在热带、亚热带海域航行，天气炎热而潮湿，因此，在造船设计上就十分重视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这比当时和之后的西方船舶的卫生条件要优越得多。
　　3、重视流行病调查和防治
　　郑和船队所到之地，多为东南亚各岛国及大商港，气候炎热、潮湿，土民中染病者甚多。船队每到一地，十分重视当地山川地理，气候环境，风土民情，饮食起居，卫生习惯，以及地方流行病等方面的调查，采取不少有效的预防措施。如规定船舶抵达有理病流行的地区或港口时，责令船员不得随便登陆，在港外作短暂停留后即起锚开航，或将货物装卸后，船舶驶出港区，远离港岸后抛锚。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科学的隔离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叶，西方国家舰船为避免疟疾、黄热病等感染才采取这种隔离措施。
　　凡到有花柳病(性病)流行的岛屿和港口，严禁船员登岸或独行，并不准在岸上过夜；不准淫妇登船戏耍，以免淫染。

　　四、养生思想的发展
　　医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明代从医家到非习医文人都很重视养生保健，出现了不少关于养生方法的专著。张介宾撰《类经》，将养生列为十二类之首。王文禄撰《医先》，认为养生当在医药之先，论述了多种养生方法。胡文换编成《寿养丛书》、收入前人养生著作以及自选自编的《素问心得》、《养生导引法》、《类修要诀)、《养生食忌》等34种。文学家高濂于万历十九年(1591)撰成《道生八笺》20卷，是养生学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大。此书由英国人德贞(J.Dudgeon)节译成英文，收入其所辑《功夫：道家健身术》中，于1895年在天津出版，传播国外。
　　除养生专著外，李时珍、张介宾、赵献可、徐春甫、万全、杨继洲、李梃、龚廷贤、龚居中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专篇论及养生。由于医学家着重实践，他们的养生论著大抵通俗易储，便于施行。如李梃的《医学入门》首卷即载有“保养论·附导引法”，提出“与其病后善服药，莫若病前善自防”。
　　明代养生强调静养心神，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仙神隐》，提出“疗人之心”的命题。《霞外杂俎》一书更进一步主张调摄心神的重要，指出摄生之要在于“每日只服一利快活无忧散”。药方内容为“除烦恼、断妄想”，或遇事不如意，加服一剂“和气汤”，配方为“忍、忘”二字。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传统有效的健身术。明代此类著作也很流行。如《仙传四十九方》所录“五由由”，是现存书籍中以图文相配合的形式，对华佗导引法记述得最详明的一种。另有《修真捷径之导引术》，结合穴位按摩“搓摩肠腹利”。明末成书的《易筋经》，介绍了按摩结合器具，以拍打为主的独特的健身方法，以及以强身壮力为主的“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术。明末清初陈玉廷创造、经杨露禅等发展的太极拳，成为后世经久不衰的健身方法。
　　把静养、动养、食养、药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调理，是这一时期养生著作中的重要主张。《寿世保元》的“延年良箴”提出十一类延年的摄养事宜，包括“四时顺摄，晨昏护持”、“悲哀喜乐，勿令过情”等，万全的《养生四要》，把寡欲、慎动、法时、却疾视为养生的四大要义。龚居中的《五福万寿丹书》和《红炉点雪》强调养生要坚持动静结合，综合调理。老人的安养和延龄，应从居处、调摄、保形、节欲、按摩、功药六个方面入手。









第四节 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传染病学的进步
　　一、人痘接种术的发明
　　人痘接种术始于何时、何人，至今是一个谜。董玉山在《牛痘新书》(1884)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势苗种痘之法”。这条资料有时代，有姓氏，有具体种痘方法，但缺少细节。本书成书较晚，所引资料未见之他书，是一个存疑孤证。唐代发明人痘接种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备急千金要方》卷5下“痈疽瘰疬”中就有用脓汁接种以防治一些疗肿疣疵的方法；在敦煌药方中，有“兔皮疗碗豆疮方”，兔皮与痘衣或许有点联系。
　　朱纯嘏《痘疹定论》(1713)卷2“种痘法”提出，人痘接种始于北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
　　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由是王旦喜极而厚谢焉”。此条资料叙述得详细且真切，其中“仁宗”当为“真宗”，之误。《御纂医宗金鉴》(1742)也持这一说法。略谓：“古有种痘一法，起自江右，达于京畿。究其所源，云自真宗时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此说不能认为全无凭信。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则谓种痘术起源于明代：“闻种痘法起于明朗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明代发明(或重新发明)人痘术又见于张琰的《种痘新书》(1741)，书中自序云：“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由所叙可知张朗之父是位种人痘专家，由乃祖所传，其祖又得之聂久吾，种痘术已连续数代。聂久吾即聂尚恒，隆庆六年(1572)生。隆庆六年为隆庆最后一年，聂久吾刚出生，发明种痘术无可能。聂久吾现存著作《活幼心法》亦末涉及种痘术，据张琰说法，是因秘传而不愿披露之故。
　　另据《张氏医通》(1695)卷12婴儿门下，亦附有“种痘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辽右，达于燕齐，近则偏行南北。”此亦可佐证明代已有种痘术之发明。
　　关于人疽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有云：“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
　　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吴有性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籍的惨状，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64），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对传染病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认识——杂气论
　　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其要点可归纳为：
　　1、杂气是有别于六气的一种物质。吴氏在《瘟疫论》自序中，开头第一句就断然否定了六淫致疫的可能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特别在十七世纪中叶细菌学尚未出现之前，吴氏竟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2、杂气致病的传染性、流行性和散发性。《瘟疫论》云：“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说明杂气致病具有传染性，而且可以引起大流行。“延门合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另一种情况是“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过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这是对传染病散发的逼真描述，并告诫切勿以发病人数较少，未形成大流行而误诊为非传染病。
　　3、杂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也正因杂气的种类不同，对人类或禽兽是否致病的情况也不一样。
　　4、痘疹与疗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杂气所引起，“疗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屑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吴氏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感染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突破了历代“属心”、“属火”之旧说，对防治外科感染性疾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吴有性对传染病的分类和流行规律的认识
　　在传染病的分类上，他提出了常疫和疠疫的概念。所谓疠疫，就是诸如“瓜瓤瘟、疙瘩瘟”者，来势凶恶，“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而且他还联系疫病既有轻重之异，于是认为杂气有优劣之分，杂气之优者，可不致病或致病力很弱，杂气之劣者，不但可致病，且毒力很强。他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又叫做“疫气”、“疠气”或“戾气”，说明杂气的毒力应有强弱的不同。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也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1、“方隅有厚薄”指出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区域性。
　　2、“四时有盛衰”指出传染病的流行有季节性。一年之中，各种疫病，各有其盛衰的时间。
　　3、“岁运有多寡”指出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有周期性、起伏性，各年的流行范围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

　　(三)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
　　吴氏认为人体感受杂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杂气的量、毒力与人体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吴氏还认为杂气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瘟疫论·原病》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所谓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是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这种来自临床实践的见解，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也颇相吻合，
　　吴氏还认为入侵人体的杂气，潜伏在膜原而发病，提出“邪伏膜原”之说，“邪伏膜原”是吴氏根据瘟疫初起的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等症侯群，用以说明其病变部位的一种方法，并以此作为他创制达原饮、三消饮方剂治疗疫病的理论依据。
　　此外，吴氏还提出瘟疫病的传变以及临床表现，因感邪有轻重，个体有差异，故有表里先后之不同，归纳为“其传有九”，并认为出现发斑、战汗、自汗等，是邪从外解，为病情好转的表现；如果出现胸膈痞闷、腋胀、腹痛、热结旁流、谵语、唇焦，舌黑、苔刺等，是邪从内陷，为病变趋向恶化的征兆。这对临床掌握病情变化的轻重，判断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吴有性对传染病治疗的独特见解
　　吴氏对传染病的治疗提出了“客邪贵乎早逐”的基本原则，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者“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观点，是符合急性传染病的治疗原则的。
　　吴有性还强调病因治疗，排除致病因子，并且提出了以物制气，“一两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己”的设想，在寻找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物迈开了新的一步，虽然限于历史条件，他在研究特效药物方面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的创新精神是可贵的。
　　如上所述，杂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吴有性关于温病学的真知卓见和诊治经验，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迅速发展
　　明初，药物学发展缓慢，到了后期，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象《本草纲目》、《本草经疏》等影响深远的著作。据文献记载，明代编写的本草著作不下百种，在药物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巨大进步，是我国药物学史上的重要时期。

　　(一)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对明以前药物学的全面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实践、认真总结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他以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先后读过《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等古代医书277家；《神农本草经》、《16类本草》等布草著作84家；引据《说文解字》、《字说》、《名苑》等今古经史诸子440家；转引《易经注疏》等151家。李时珍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实地，亲自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考察。他不畏艰苦，跋山涉水，南至武当，东至摄山、茅山、牛首山等地，亲临现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虚心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求教。历27年，“稿凡三易”，于万历六年(1578)完成全稿，又经十余年修订润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始由金陵胡承龙雕版印行。
　　2、提出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对以往本草著作的分类方法进行了变革，采用多级分类法，以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16部为纲。纲下设62类为目。每味药又“标明为纲，列事为目”。同一基原药物，“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这种提纲挈领，眉目清晰的方法，便于应用时的检对。各部排列则采取“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原则，与由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吻合，体现了进化发展的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方法，其意义已超出了药物学。
　　3、系统论述药物知识《本草纲目》卷5～52，对各药按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解说。对药物名称由来、产地、品种、形态、炮制、性味、功效、主治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所列“发明”一项，在于探讨药性及用药要点，多为李时珍对药物应用研究中的新见解，如通过以黄芩治愈自己骨蒸咳嗽的体会，指出黄芩汤能泻肺经气分之火，他将三七的功效概括为“止血、散血、止痛”，肯定延胡索止痛、大风于治麻风的功效，都是很有见地的。
　　4、纠正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错误：李时珍通过研究，纠正了以往本草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不仅纠正对个别药物认识上的具体错误，还批判了某些错误观点、方法。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如指出葳蕤与女萎本为二物而误合为一；南星与虎掌本为一物而误分为二。历代本草在水银项下载有不少迷信内容，“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无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着眼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李时珍批判了这些记载，痛心地指出，“方士固不足道，本革岂可妄言哉！”李时珍靠实践，靠调查研究，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
　　5、对药物理论的充实提高：
　　《本草纲目》对药性理论十分重视。该书前两卷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历代药物学说，其中以金元诸家之言居多，间或发挥个人见解。经过他的整理，使分散于各书中的药性理论系统化和完整化。如将升降浮沉理论概括为：“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质轻者如花、枝、叶等多升；质重者如根、果、矿物、介壳等多降。但也有“一物之中有根升稍降者”。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炮制配伍，以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李时珍对药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反药”古人只言18种，李时珍扩展为31种。在性味、归经、七情合和、“十剂”等方面，李时珍也有不少创见。在各论“发明”项下，有不少发展药性理论的内容。
　　《本草纲目》的贡献不同限于药物学，它对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物候学、气象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保存15世纪前的文献资料方面，也有贡献。

　　(二)《神农本草经》的研究
　　卢复所辑《神农本经》，是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辑本，卢复辑本所据蓝本众说不一，一般认为内容辑自《证类本草》、编排次序依据当时流行的药物学目录，与《本草纲目》不谋而合。卢复辑此书历时十余年始成。
　　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是明代影响仅次于《本草纲目》的一部药物学著作，简称《本草经疏》。作者医药著作甚多，《本草经疏》是他研究药物学三十余年的总结，晚年成书，刻印未完即遭流散，幸有人集流传散稿编成《读神衣本草经疏》12卷。作者遂命颐澄先检存稿，“按部选类，汇成全帙，细复捡阅，以为定本”。于天启五年(1625)刊行。《本草经疏》共30卷，卷1～2为序例，收药性理论文章和“诸病应忌药”7门。卷3以后编排次序悉从《证类本草》。卷30收补遗药物27种。全书载药490种，除卷30所载药物外，皆从《证类本草》选出，以《神农本草经》药物为主。文字不全来自《神农本草经》，有不少取自《名医别录》，并参以诸家主治。缪希雍个人增加的内容有三项：“疏”，阐发药性主治；“主治参互”，列述配伍及所治病证，引录诸家验方；“简误”，备注药物品种、适应证之易混淆者，该书重点在于阐发药学理论，多本《内经)、《本经》理论引出新见，缪希雍把从宋代起盛行的运气学说斥为“杂学混淆”，以之治病“譬之指算法”，对宋金元以来药性理论日益脱离临床实践的趋向展开的批判。在药物注疏上，缪希雍重视阐发《本经》、《别录》所载的功能主治，强调临床实用，多从药物的生成、性味、阴阳五行、归经、疗效等角度，结合脏腑学说进行推演，绝少空泛之论，并能结合实际提出新见，以切合临床实用而见长。
　　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也是有影响的本草著作，卢之颐系卢复之子，得家传而精于医。其父原有《本革纲目博议》，经他增补整理而成《本草乘雅》。因兵乱，原稿散佚，凭记忆重修，已非全璧，故名《本草乘雅半偈》。作者崇信佛教，以佛理、儒理阐释药理。全书议药365种，222种取自《神农本草经》。每药引录古说，以“核”、“参”、“先人云”三项阐发个人见解，“核”下述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等内容；“参”为作者对该药功能、形态等有关内容的理论推演；“先人云”是引卢复的论述。该书选药严谨，辨析药物功能主治颇详。由于受佛教影响，理论阐述亦常涉玄虚，是有不当。

　　(三)官修本草著作
　　《本草品汇精要》是明孝宗敕命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纂修的本草。元代《至元增修本草》不传，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绍兴本草》至明已历300余年，重修本草已非常必要。弘治十六年(1505)，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纂修。弘治十八年(1507)该书纂完进呈，适值孝宗病殒，刘文泰获罪，加之该书彩图印刷技术准以解决，这部药典性本草被束之高阁，藏于内府，无人问津。
　　对《本草品汇精要》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全书新增药物48种，有10种只列药名，而无内容；异名同物或相互重复有10余种，有16种出自《饮膳正要》。本书在药物分类上基本沿袭《证类本草》的编排形式，依据宋代《皇极经世》关于物象的自然分类模式。将矿物类药物按其生境来源分成本、火、土、水、金等类；将植物药按生长方式或属性分为草、木、飞、走等类；将动物药按繁殖方式、生长方式和外部特征分为羽、毛、鳞、甲、裸等类。每类下又有分类。其方法已具有现代某种生态学意义。在药物论述上，打破了以《神农本草经》为中心层层加注的传统格局，分割《证类本草》原文，逐条归入所列的24个项目中。24项的具体名称是：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膺。这种把药物的鉴定、炮制、配伍、药理等方面分条归纳，把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避免了重复引文，且便于查阅也是一种进步，每味药不强求24项面面俱到，而是有则举，无则缺。该书又是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共收图1358幅，其中366幅为新增。所有药图皆出自画工，工笔重彩。图多临摹《证类本草》，写生者少，虽是本草彩绘图谱珍品，科学价值上却不及《证类本草》和《履岩本草》。书中有“谨按”一项，共146条，内容主要为“药有近代用效而众论佥同，旧本欠发挥者”。许多是经作者调查研究或经临证实践得到的“但不可多食，由其动气而发病故也”。它吸取了《证类本草》以后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研究药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药物的归经和升降浮沉的理论，并以之确定了一些药物的气味、阴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性质。它依据“气奥”说，具体解释药物功效，作为鉴别药物的一项根据。

　　(四)明代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
　　明代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小型综合性本草著作，继承了南宋以来注重节要与实用和金元以来注重药性理论的学风，具有易于普及，切合实用和提高临床医生理论水平的作用。
　　明代中期王纶的《本草集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共8卷，分作三部。上部为总论，将《证类本草》序例内容与金元家药性理论揉为一体进行综述，间附个人见解，中、下部为各论。中部“取本草及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其繁芜，节其要略”，分类上用传统的“草、木、菜、果、谷、石、兽、禽、虫鱼、人”的方法，作者把草、木、金、石诸“无知”之物排在前、将兽、禽、虫鱼“有知”之类列于后，终以“万物之灵”的人。向“从徽到巨，从贱至贵”(李时珍语)的分类迈进了一大步。下部“取药性所治，分为十二门”，即气、血、寒、热、痰、湿、风、燥、疮、毒、妇科、小儿。门下又分细目，如治气门分为补气清气温凉药、行气散气降气药、温气快气辛热药和破气消积气药四类，每药采用提要式按语，简洁明快。由于这种新的分类法简便实用，因此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临证医生的欢迎。
　　陈嘉谟的《本草蒙荃》是明代前、中期最有特色的著作。作者历七年始成全书12卷，分类防《本草集要》，卷前总论亦取《证类本草》及金元诸家药性理论之说。各论分述742种药物，对其中448种重点介绍，分述其药性、有毒无毒、产地、饱灸、藏留、功效等。另外388种只作简单介绍。至今常用的鸡内金、青木香等均首出于该书，陈嘉谟重视药物与产地的关系，认为药物“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他根据产地区分药物，如将白术分为浙术、歙术；芎分为京芎、杭芎、台芎等，改变了金元时期的不重药物产地的状况。为鉴别药物真伪，于总论中专设“贸易辨假真”一节，例举药品作伪的例证，强调辨别真伪的重要性。药物贮藏是保证药物质量的重要环节，作者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凡药藏贮，宜常提防”。如阴干、暴干、烘干的药材易反潮霉垢，阴雨季节要常烘烤，晴天要晾晒。他介绍了一些特殊的药材贮藏法，“人参需和细辛，冰片必同灯草，麝香宜蛇皮裹，硼砂共绿豆收，生姜择考砂藏，山药候于灰窖。”此外，《本草蒙荃》在保存历代炮炙资料的基础上，于炮炙多有发明。如论述辅料的作用，“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使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注痛；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助生阴血；蜜制，甘缓难化，增益元阳”。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对后世很有启发。
　　李中立的《本草原始》，突出生药形态。全书有药图420幅，其中360余幅是他据实物亲临写生所绘，全书12卷，资料主要取自《证类本草》、《本草蒙荃》和《本草纲目》。药品分类采用《本草集要》的十部分类法。论药体例沿用《本草纲目》而加以简化，重在药图与图注，突出药材的形态待征。《本草原始》之前本草著作所附图，绝大多数为基原图，《本草原始》则以药材图为主，突出描绘药用部分，适用于药业。黄精、地黄、白芨、人参等药用根，只画根形，使君子、补骨脂、蒺藜子等用果实，只绘果形，对树脂类，如龙脑香、阿魏等，则绘出基原植物以示来源。李中立深入药材集市写生并据实地考察写出图注，在区分药物混淆，辨别真的，揭露掺假等方面作出许多有价值的辨别方法。对以前著作有详细记载者略作说明，对以前著作论述不详者则详为考辨。沙参与桔梗，常使药商彼此代充，李中立指出，“沙参形如桔梗，无桔梗肉实，亦无桔梗金井玉栏之状”，他不仅绘出正品，还常绘出伪品以作对照，首创出真的药材同给的方法，为减少药名混乱。李中立对当时一些药材的俗名、习用名等，用《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的正名注明，如绩砂密即砂仁，鳢肠即早莲草等。同时以别名、商品名注正名，如高良姜俗呼良姜、茜草根俗呼茜根等。《本草原始》对前代著作有载，但无形态描述者，多详加论述，以补前人之不足，对古人记载有误者，通过直接叙述纠正之。李中立对药物的质量、规格、产地等也有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见解，对通过药物形态鉴别药物产地也提供了不少例证，《本草原始》可谓另辟路径，总结辨识药材的经验，是在中药鉴定、炮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一部药材学著作。
　　倪朱谟的《本草汇言》，20卷载药581种，附图530余幅，全书注重临床用药经验，是其显著特点。倪氏生当明末，周游各地，遍访通晓医药人土，卷首记载就有148位。该书资料来源广泛，内容新颖，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用药经验，倪氏既重“登堂请益”，也重实地考察，他到晋、蜀山谷查看龙骨产区，到温州、处州观察山农种植茯苓。书中反映的明末药学理论和方剂，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
　　李中梓的《本草通玄》，是作者长期临床实践用药的经验总结，对世俗用药流弊及前人记载错误多有纠正。王纶谓“参能助火，虚劳禁服”。李中梓给予驳斥，详细分析介绍人参的正确使用方法。书中各药下常列炮制法，且多变动古法，以自己临床经验研究加以修正。“古人制黄芪多用蜜炙，愚易以酒炙，既助其达表，又行其泥滞也，若补痛及崩带淋浊药中，须盐水炒之”。此外，徐彦纯《本草发挥》膝弘《神农本草经汇通》薛已《本草约言》、皇甫嵩《醋是发明》、方谷《本草纂要至宝》、方有执《本草抄》、杨祟魁《本草真诠》、顾逢伯《分部本草妙用》、肖京《药性微蕴》等也均是明代颇有特色的小型综合型本草著作。

　　(五)专题本草著作
　　明代各种专题本草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药物学的发展状况。
　　1、地方本草类
　　《滇南本革》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性本草著作，作者兰茂长期生活于云南，为各族民众治病。他发现当地有许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尚未被利用，于是边医疗实践，边考查药物，广泛搜集民间医药经验，经多年积累形成《滇南本草》一书。全书载药446种，各药下依次记载性味、功效、主治、附方，个别药物还论及其生态与形态。书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医药经验。本书地方色彩浓郁，资料丰富，是研究云南地方药物和该地民族医学经验的珍贵资料。
　　2、食疗本草类
　　以食品培补身体，抗御外邪侵袭是中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明代食疗类本草著作很多，以《食物本草》为题的就有卢和、汪颖、薛已、吴文炳诸人之作。穆世锡的《食物辑要》、赵南星的《上医本草》、施水图的《山公医旨食物类》等均属此类作品。
　　另一类是救荒本草书，内容为替荒年寻求代食品，以朱棣的《救荒本覃》最有名，收植物414种，依次为分布地点、生态特征、形状、食用制备方法等项分别论述，附有精美插图，有些还列有主治等内容。该书东传日本，影响较大。鲍山的《野菜博录》在调查可食用的山野植物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植物还进行栽培观察，是在实践基础上参考文献而成书的。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菇草编》也属此类著作。
　　3、药物炮制类
　　缪舌雍的《炮留灸法》是明比最有影响的炮制专书。书中阐释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包括操作程序、贮藏保管等内容，对个别药还述及炮制前后的药性变化和不同的疗效，它以《雷公炮灸论》为基础。增入后世发展和个人经验，使之更切实用，书末“用药凡例”中亦有不少独到见解，加对煎药方法细致深入的探讨，就得有实用价值。
　　王文洁的《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吴武的《雷公炮制便览》、俞汝溪的《新刊雷公炮制便览》等均属药物炮制专著。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

　　(一)医方巨著《普济方》
　　《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普济方》是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由教授腾硕、长史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刊于永乐四年(1406)，原作10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共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论包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各论包括脏腑各论，按人身头面、体表、五官、口齿和内部器官。分述病候；伤寒杂病，包括急、慢性传染病与内科疾病，以后为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等。每种疾病有论有方，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汤药、罨敷、针灸、按摩等。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二)推求古义的《医方考》
　　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如中风门，首述中风名义、病因及各家认识，“风者，百病之长，得行天之象，故其发也暴。然上世论风，主于外感，乃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湿，而末世之论纷纷然。今考名方23首，为风、为火、为气、为湿，皆时出而主之，初不泥于一说也”。论下先列乌梅撩牙关方、稀涎散、通顶散、苏合香丸、许胤宗黄芪防风汤熏蒸法等治标之方；次列治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口眼歪斜等后遗症之方，有主风的牵正散、省风汤、小续命汤、防风通圣散；史国公药酒方，主火的泻青丸。主气的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方、八味顺气丸，主痰湿的二陈汤、星香汤等。每方下列适应症及详细的方义分析——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是很透彻的。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三)张景岳对方剂学的贡献
　　《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对待成方，又要圆活。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四)追源溯沉的《祖剂》
　　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节 医学基础研究的发展
　　一、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
　　明代重视医学典籍的整理研究，把它视作提高医生素养，加强医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内经》的经理研究：明代治《内经》的医家颇多，撰有约20种著作，突出者有如下诸种：
　　1、《灵》、《素》合注与发微：马莳对《素问》、《灵枢》全部作注，是合注最早的人，《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9卷，以期有补于对《素问》的理解。王冰分《素问》为24卷，马氏非之，改分为9卷，马氏注于每篇首有提纲挈领之总论，再逐章逐节逐句注之，颇有发明，亦有望文生义处。
　　2、《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是现存对《灵枢》最早的全注本。马莳，以为《灵枢》和《素问》都为9卷，原文悉依宋代史崧本，认为《灵枢》较《素问》更重要，不能视《灵枢》仅为用针之书，指出书中用针方法，都可引伸为用药之法，不可“泥为用针”之书，这些说法很有道理。此书体例同《素问》注，后世学者认为此书之注在内容上优于《素问》，且属首创，其功颇宏。
　　3、张景岳的《类经》：张景岳把《内经)重新分类，再予合编，成《类经》一书。全书以《内经》原文为纲，吸取各家医论，附以个人心得，并对难懂词句加以通俗解释，有些议论十分精彩，全书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共12类，390条。
　　4、小型阐释《内经》之悴为使人掌握《内经》的基本精神，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挈领，讲解《内经》主要现点的著作。由滑寿原注、汪机续注的《读素问钞》，是《素问》的节录注本，刊于1519年，该书分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和汇萃12类。汪氏在原注基础上作了重要补充，是学习《内经》的入门书。
　　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执简驭繁，将《内经》按内容分成道生、阴阳、色诊、脉设、藏象、经络、治则和病能8类。本书除辑录原文外，结合基础和临床加以阐析，内容简要，条理清晰，选录切要，讲解明白，是便于初学员优秀的选本之一。1764年经薛雪重校加按，更为流行。

　　(二)《难经》的研究：《难经》于明代注家颇多，如王九思等的《难经集注》，马莳的《难经正义》，徐述的《难经补注》、姚浚的《难经考误》，张景皋的《难经直解》，张世贤的《图注难经》等，王九思的《难经集注》，5卷，系在石右谅、王鼎象、王惟一协助下，于1505年成书，本书属于集注，集吴时吕广、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候诸家之注，于每难下胪列诸家之说，历附说明主要是校正和音释。该书在保存明代以前的资料上，是有贡献的。

　　(三)《伤寒论》的研究：明代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也在20家以上。开始强调《伤寒论》编次真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方有执始强调编次谬误，提出错简简订之说。以后，张遂辰主张维护原有编次，成为针锋相对的观点。到了清代，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故一般认为伤寒学流派之争始于明代。
　　明代研究《伤寒论》诸家，涉及内容广泛。董的《伤寒秘要》重在约论经义；卢之颐的《仲景伤寒论疏钞金》偏于订正注家之误。有些医家则把重点放在临床治疗上，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吾仁的《撰集伤寒世验精法》，从分析病证入手；陈长卿《伤寒五法》从论述治法入手；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对诸家方剂进行归类分析，都有临床参考价值。明代有人提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如王履的《医经溯洄集》，强调“感天气恶毒异气”的温病，受到后世的重视。万全的《伤寒摘锦》、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都论述了时行疫病的证治。李中梓的《伤寒括要》、陶华《伤寒六书》中的《伤寒一提金》，则属于普及启蒙的通俗之作。
　　1、错简重订说的提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明代研究《伤寒论》最有影响的著作。他认为张仲景与王叔和仅两朝相隔，王叔和所撰纵不全是，也不会全非，按王叔和所列篇目看，王氏尤重太阳病，是明于辨证的。世传《伤寒论》，不合辨证处甚多，太阳三篇尤为混乱。这种编次肯定非叔和方位，乃后世误人之作。为此，方氏尽二十余年努力，置加考订，以还叔和之故，通仲景之源。
　　方氏指“伤寒例”一篇为赘附，宜删，“平脉”、“辨脉”为叔和赞经之辞，当移诸书尾；“平脉”篇题不符实，去其篇名，并入各篇。《伤寒论条辨》对六经均有改订，以太阳篇变动最大。将太阳病卫中风而病者列为上篇，收桂技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一；荣伤于寒而病者为中篇，收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二；荣卫俱中伤于风寒而病者为下篇，收大青龙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三。其余备篇分为5卷，凡8卷。这种分法由清代喻昌发展成为“三纲鼎立”说。
　　方有执研究《伤寒论》，是有成绩的，但《伤寒论》是否因此恢复原貌，又当别论。方氏错简重订主观上是以“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但并未找到错简的有力依据。对错简重订说，后世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并由此形成一个伤寒学术流派。
　　2、维护旧论说的首端：明末张遂辰在其《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出，维护原有编次，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比，非善读者免滞于语下”。张氏尊重历代《伤寒论》研究医家，谓“诸家论述，各有发明”，书中未贬斥任何一家，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只在卷数上与仲景原书不同，成无己的注释尤称详洽。张氏依成氏《注解伤寒论》之编次，自“辨脉”、“平脉”始，至“汗吐下可与不可”先后次序分毫末动，只在分卷上厘为7卷。文后注释亦以成无已说为主，兼采郭雍、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等人之说；张氏虽未明确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事实上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他的学生张志聪、张锡驹承袭师说，进行发挥，形成伤寒学中的维护旧论派。

　　二、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学在诊断学、病案书写格式、医学书籍编著和传播、医德论述和医史研究上，均有较大发展。

　　(一)诊断学的研究与发展
　　明代医家在诊断上大都强调四诊兼备，脉证合参，强调全面掌握材料，抓住纲领，辨证施治。八纲辨证纲领即在明时发育成熟，脱颖而出。在遣方用药上，强调勿胶执，方应适证，药宜应病，不能胶执古方以治今病。在舌诊、问诊、脉诊上均有系统论述。
　　1、舌诊：明代舌诊受到广泛重视。16世纪下半叶，申斗垣著《伤寒观舌心法》，是继元代敖氏《金镜录》后又一集大成之作，他临床经验丰富，注意舌的观察，亲自给图，经长期积累，绘出135种舌图，运用分经、运气答理论，把舌和证联系起来，观舌成为诊断重要依据之一。
　　2、问诊：中国医家历来重视问诊。李梃的《医学入门》指出，问诊必须详尽，他列出48问，妇人需再加4问，产后又加4问。徐春甫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完全依脉辨证。张三锡在《医学六要》中将李梃的48问，简化为26问，张介宾又简化为10问，编成《十向歌》，易记易行，为后世遵行。
　　3、脉诊：明代脉学专著甚多，一些类书、全书、方书、本草、临床专科著作，也常兼及脉学。现存脉学著作有：吴昆的《脉语》、李中梓的《诊家正眼》等近30种。影响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摘取诸家精华，分详27种脉。对同类异脉鉴别，各种脉象主病，既能博考，又能精研，编成歌诀，便于诵习。李梃的《医学入门》亦列27种脉，与《濒湖脉学》相较，少一牢脉，多一大脉，余皆同。徐春甫在《医学入门捷径六书》中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是判断表里虚实的依据，吴昆《脉语》列怪脉12种，较前人多4种。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专列“脉神章”3卷，对脉神、正脉16部、脉之常变等有详尽论述。李中梓的《诊家正眼》，较《濒湖脉学》增一疾脉，列脉象28种，在《医宗必读》中，他列浮沉迟数四脉为纲，以统余脉，长、短、弦脉则列于四纲之外。李中梓认为领会脉象，不能只凭语言，须通过临床揣摩。
　　4、八纲辨证：八纲辨证，是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基本原则，它的内容可追溯到《内经》和《伤寒论》。明初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明确提出八纲，“诊病者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务在阴阳不偏颇，脏腑不胜负，补泻随宜，适其所病”，1477年，王执中在《东垣先生伤寒正脉》中指出：“治病打字，虚实、阴阳、表里、寒热八字不分，杀人反掌”。方隅1584年出版的《医林绳墨·伤寒》中说：“虽后世千万方论，终难违越矩度，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1624年。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阴阳篇》中，认为阴阳是医道之纲领，诊病施治，必先审阴阳。在《景岳全书·六变辨》中又指出：“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变，万病皆指诸掌矣”。除缺少八纲辨证的术语外，表述得已十分明确。

　　(二)病案格式的建立
　　病案格式规范化是诊断治疗规范化的重要环节，它促进着医学的进步。明代出现了整理古代病案的专著，提出建立病案格式的具体要求。
　　1、韩懋的“六法兼施”
　　韩懋的《医通》，提出书写病历，要六法兼施。六法指望、闻、问、切，论、治。
　　六法作为填写医案的具体要求是：一望形色，如肥瘦、高低、肤色、润槁，主要看发育状况、形色神态、有无精神等。二闻声音，如音质清浊，发音洪细，说话有无气力等。三问情状，是问诊要求。韩氏提出“八何”，包括时间、地点、病因及治疗史。四是切脉理，按三部九候。五是论病原，提出六问，六是治方术，是研究治疗措施及效果的。韩氏认为，凡治一病，宜用此式一纸为案，填清年月日及地点，表明风土时令，再望之、闻之、详问之，以察其外；然后切脉、论断、处方，确立诊断和治法。各各填注，使病者持纸待续，更换医生，也有所据，还可使医生深入思考，做到百发百中。
　　2、吴昆关于病案格式的概括
　　吴昆的《脉语》对病案格式进一步概括，他称病案为“脉案”，“脉案”一名，流行至今，医家仍用之。书写内容分七条：一是时间籍贯姓名，时间占运气，地点占脉之方宜。二是望诊和闻诊，包括年龄、体态、神色、语声等，用以合脉。三是病人的苦乐、病由和发病时间，观其精神状态和疾病久暂。四是始发病、治疗措施及疗效，以为参考。五是昼夜孰甚，寒热孰多，喜恶何物，是疾病现状，以辨气血，察阴阳脏腑，六是写出病名定诊断，以及诊断的理论根据，区分标本缓急，确定某藏当补，某藏当泻。七是处方加减及用药目的，写清处方原则，药物配伍方法，令病人了解治病措施，以积极配合治疗。吴氏指出，病案后应有医者签名，以示负责，使病家验医者之工拙。
　　韩氏的“六法兼施”和吴氏的补充，对病案格式规范化起着奠基作用，对医学发展和后世医家也有重大影响：

　　三、医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明代论述医德的专篇及散在内容，较前代均有增加，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诸多方面。许多医家履行医德的感人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楷模。
　　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论述医德的优秀文献。李《医学入门》中的“习医规格”，对医生的学习和品德提出明确要求，认为医德要求概括为一点，就是不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专列“庸医”、“时医”、“名医”、“论医”等篇，鞭挞违反医德的现象。龚信、龚廷贤父子都很重视医德研究，就医患关系和医生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论述。
　　陈实功行医从不求谢，深得病家信任，在《外科正宗》里，提出“五戒十要”。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其列为古典医德文献。
　　孙志宏的《简明医毅》中“业医须知”一篇，要求医者勿重财利，勿危言珍秘而索重价；对易治病勿故言难疗；对难治病勿故言易愈；不可只尽心富家，而忽慢贫家。
　　明代医德文献，以医忌关系为轴心，兼及医际关系。它既考虑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较之西方古代医德文献，更为全面。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代，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对借医术敲诈财物的行径深恶痛绝，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祟高目的，保持医学为健康服务的功能。在医德运行机制上，他们尚停留在医德现象领域，借因果报应之说，劝人们作阴功之举，以推动人们对医德的侍奉。这和他们在医术范围内反对巫术和迷信，形成鲜明对照。

　　四、医史文献研究
　　(一)散在的医史资料：明代留有丰富的医学史料，有不少是散在于各种书籍中的。一是明代编写的《元史》及明代各个皇帝的《实录》，多有医事制度、医家活动、疾病史等方面的材料。明代各种文件档案，官方编写的大型丛书如《永乐大典》等，也是医学史料的重要来源，二是地方志，常有正史见不到的内容，明代编写地方志之风甚盛，从清代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全录》所收医史材料可以看出，大部取材于明代地方志，既有明代以前的医史资料，也有丰富的明代医史资料。三是名人文集，宋濂集中的《周汉卿传》，黄宗羲《南雷文定》中的《张景岳传》，戴良的《丹溪翁传》等，他们由于生活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常能得到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四是笔记小说中常有医史研究的记载。五是医家著作，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介绍了270多名医家；李的《医学入门》叙述了医学源流，介绍了一些医家的事迹，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为张仲景、张子和、刘守真等人写了《张、刘、李、朱、滑六名师小传》。此外医学著作自身，它叙述的源流、师承等，均是珍贵的医史资料。

　　(二)专题医史著述：最早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明代出现了以《医史》命名的医家传记，由李濂撰写。李氏以古文著名当时，有《医史》10卷，实为古代医家传记，与书名不称。收录医家71人，其中55人来自《左传》等正史，包括医和、淳于意以至李杲等，10人采自诸家文集，自宋代张扩迄于张养正，6人为李氏补撰，为张机、王叔和、王冰、葛应雷、戴原礼、王履。传下附有论述。一般认为此书考核未精，多疏漏。
　　殷仲春的《医藏书目》，是现存最早的医学书目。本书于1656年由其孙观国刻印。生卒年月不详，书目录有谬仲淳、陈实功、张三锡诸人之作，可断定为明末人。此书分类采释氏之名，分无上、正法、法流、法水、结集、旁通、散圣、玄通、理窟、机在、秘密、普醒、印证、诵法、声闻、化生、杨肘浸、妙窍、慈保、指归、法真诸函。每函之前扼要总结，说明本函特点。天上收医经；正法主要收伤寒著作，但纳有东垣及太医院医书；普醒收本草；化生主要是妇科书，妙窍主要是针灸书；劳保主要是幼科书。指归也收《内经》、《难经》。本书编目虽有分类，但互相交错，不够清晰，有的分类十分勉强。段氏撰书态度实事求是，未见过完整书籍的，阙疑不书。限于见闻，错漏仍不少。对了解医史和医学目录学，极有价值。
　　明代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入门书。
　　明代社会稳定，造纸工业发达，印刷技术进步，交通也较宋金元时期有所发展，为医学书籍的编撰刊印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版了大量的全书、类书、丛书和医学入门书。
　　明代全书、类书和丛书多由私家收集、整理、编纂和刊印，他们在一些助手帮助下，常殚尽毕生精力。
　　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是搜罗丰富的全书。前7卷属基础理论部分，第8至79卷，分病为161门，每病论述较系统全面，除引录文献外，附有个人见解。后21卷，为临床各种及方药杂论。
　　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戴思恭的《证治类廖》、楼英的《医学纲目》、王纶的《明医杂著》、龚信的《古今医鉴》、虞传的《医学正传》、皇甫中的《明医指掌》、孙一奎的《赤水玄珠》、李梃的《医学入门》、李中梓的《医宗必读》、武之望的《济阳纲目》，均有全书性质。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是采摭丰富条理分明的类书，收有杂病、伤寒、疡病、妇科、儿科的理论和方药，查阅方便，且附作者经验和见解，受到后世推崇。张三锡的《医学六要》也有类书性质。
　　明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丛书。一类汇集古代医书，王肯堂辑、吴勉学刊行的《古代医统正脉全书》最为著名，全书汇刻古代医书44种，重要著作搜罗殆遍，校勘仔细，颇多善本。一类是个人著作辑录，薛己的《薛氏医案》16种，汪机的《汪石山医书》8种，万全的《万密斋医书》20种，李中梓的《士材三书》。有些也可说是医家个人的全书。
　　医案专辑：明代医案专辑，首推《名医类案》。作者穷搜博集，分门别类，并附自己验案和分析，因切临床实用，颇受后世欢迎。
　　明代医家著作中，多附作者验案，条分缕析，叙述疑难症的辨析和治疗，示人以规矩，明代以医案命名的独立著作亦不少。对研究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特点与规律，对疾病史、诊断治疗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汪机的《石山医案》、薛己的《薛己医案》、孙一奎的《孙东垣医案》、王肯堂的《王肯堂医案》在个人医案中较有影响。他如聂久吾的《奇效医述》等十余种医案，都有不少精彩内容。
　　医学入门书：医学入门书对培养医生，进行医学教育，不可或缺。世医世代相传，或师徒相授，对普及医学知识，有不少限制。弃儒入医、特别在穷乡僻壤，更需学医门径书。一些医家注意到这点，所写医著，照顾到有经验者，也顾及自学者。
　　刘纯《医经小学》是明初的医学入门书。成书于1388年，共6卷。分本草、脉诀、经络、病机、治法、运气六部分。引用医学著作20余种，撮其旨要，以为编次。为初学易记，用四百或七言韵语，间附按语，以为诠释。
　　李梃的《医学入门》是在《医经小学》基础上编写的。文体是叙述与韵语相结合，必须记忆部分常用韵语。李氏要求习医者医德与医术并重；这一医学教育思想，很有价值。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重要的医学入门书。
　　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是有价值的医学入门书。对初学医者必须掌握的内容，叙述得简明、准确、易理解、切实用，很受后学欢迎。
第七节 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蒂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大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大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三)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大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第八节 军事医学
　　明代兵制与前代不同，一是参酌历代兵制的利弊加以变通，建立了卫所制。根据地理位置、险要程度与设防需要，置卫或所。卫所均有固定防区，筑城置堡，大抵一府者设所，联几府者设卫。各省区设都指挥使以统辖卫所。又于险隘处设巡检司，全国军士均编置于卫所中。二是组建独立的火器部队、火力与机动结合的战车部队及由步、骑、炮、车合成编组的新京营，使火器的杀伤作用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明代陆军，除步、骑两个传统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兵种，水军也较前代进步，在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京军及内地卫所的军医
　　《大明汇典·太医院》载，京军中的医官、医士由太医院派遣。
　　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三大营(五军、神机和神枢营)，平均17300人中有医官或医士1人。
　　景泰间(1450～1456)于谦设十团营，平均万人有医生1名。
　　内地卫所也有军医编制、金幼孜《北征录》说，有毒药将，由善修合药饵的人充任；医人将，由善医治病的人充任；医马将，招善医马病的人充当。说明军队已有司药、军医和兽医编制。
　　戚继光《纪效新书》说，戚家军中有医士2名，医兽1名。《练兵实纪》载，在骑兵、步兵及车兵中均有医士1名。
　　可见，明代军医编制人数不多，可能是太医院只规定了医官和医士员额，不包括医生在内。因当时医生地位尚不及士兵，所以没有记载。

　　(二)边境卫所中的军医
　　明代由于常与蒙古、后金(清)等民族发生战争，沿边关一带设置了卫所14处，每处由太医院派医士1或2人担任医疗。约1120～5600人中有医士1名。如军中缺医，可由总兵或巡抚奏请，由太医院拔用。

　　(三)海军军医
　　明代沿海边防也采用卫所制度。每卫官兵5600人，设指挥1人统领，卫下设千户所5个，每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0个，每百户所有官兵112人，设百户1员，卫所设有医士1名，战船上是否有医生，未见记载。
　　郑和、张谦等带兵出使西洋时，随船带有医官、医士，平均150人中有医士1名，即每船有医士3名，民医数字未则己载，若计入医生人数应超过180人。

　　(四)军队医疗工作制度
　　1、报病制度
　　《练兵实纪》卷2载：“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径赴本营将官及主将处报知，遣医看病形轻重”。“见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这是平时疾病上报制度。
　　《纪效新书》载：“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遇在客戌，本府亲诣抚视”。可能说的是在住地方部队的报病制度。
　　2、行营及野营医疗制度
　　《练兵实纪》中规定：行营时“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痊即遣付本营。该地方先具痊疴结状申查。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沦；若有死于行军所在者，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事后再来取回”。
　　《纪效新书》对此所载较简单，“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3、关于战争伤亡的申报制度
　　《练兵实纪》规定，战伤与战死分别申报。报战伤。“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造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在手足间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报战死。“凡亡者另开手本。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对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4、关于战伤抢救的规定
　　戚继光规定，不准在战场上停下战斗去抢救伤员。告诫伤员勿呻吟，并令战士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实则，待杀贼归来，重伤员特别是重要脏器损伤及大血管破裂者，多已失去抢救时机，即使能得到抢救者，也不易治愈。故多数得到抢救者俱为轻伤员，这是当时条件不得不如此规定。
　　5、对忽视士卒健康官员的处罚规定
　　据《大明汇典》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规定，凡守卫士兵当值时，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归营所，请医调治。若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镇九十，百户住俸一月，其病食钱带去。
　　兄军士在镇守处、丁夫杂匠在工役之所有疾者，当该官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仗八十。若已行移所司，而不差拨良医，及不给对症药饵医治者，罪同。

　　(五)军队医生的训练
　　由于军医缺乏。不少将领要求在卫所设立医学，培养军医，解决军队医疗问题。
　　景泰五年(1454)，因山西右参政叶盛奉请，命太医院选派熟谙方脉医士1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术，每年更代一次。
　　成化十六年(1480)，陕西、甘肃等十余卫所，因医药缺乏，疾疫无法治疗，奉请当地市政司各立医学1所，选精通医术者，教授军余子弟。经获准，才有专门训练军医的学校。

　　(六)军中药物供应
　　明代军中药物由国家免费供给，军中设有管理药料的官员。南京各营应用的药物，除拨医士随病供应外，嘉靖十年(1531)于各营设置药局，南京礼部督同太医院，选精通艺业医士1人，在药局工作。三年无过，授予冠带医士，九年后送吏部诠叙，署任吏目，仍在惠军药局。各局药材，均由南京礼部行，太医院解发。
　　各府州县所设惠民药局，除治疗贫民外，还治疗军士，免费供药。遇疾疫流行，朝廷派员往军中施药。但并非经常制度

　　(七)火药灼伤的治疗
　　宋元以后，火药使用渐广，有人将火药与毒药混合制成武器，发挥二者结合的杀伤力。对这种火伤的疗法，明初军医著作中也有反映，十四世纪的《金疮秘传禁方》载火药神效方二首。一用蛤蛎壳炙黄研粉、香油调敷；一用白芨、自蔹、广丹、寒水石、黄柏为末搽敷，是治疗火药灼伤的最早方剂。《行军方便方》演化为用冰片、四香等烧研蚌壳为粉，以治火药伤。

紫光道医

第九节 中外医学交流
　　一、中朝医学交流
　　在明代，朝鲜李朝政府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本国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列行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这一时期中朝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中朝医学融和景象。
　　洪武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52)高丽任他为典医。永乐五年(1407)九月，朝鲜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参与朝鲜世宗王疾病的诊疗。宣德八年(1433)明使随医毛琰赴朝，中国丹东人权因博究医方，成化二年(1466)朝鲜拜他为内医院主薄，后又任工曹判书，权于1487年死于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
　　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本国药草的真伪等。我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
　　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行。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自1430年到1585年，刊行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
　　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706条医方和1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藉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条。《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3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五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
　　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全国，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颁行全国。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才课目。
　　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蝎虫等药种子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

　　二、中日医药交流
　　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
　　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1340～1420)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岁入明，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
　　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1585～1642)相谋，立磋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见宜其它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
　　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尝。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称意安。世人以“日华子”称之，遂以为别号。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十七世纪，朱《救荒本草》传入日本。
　　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

　　三、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中西医交流的桥梁。

　　(一)传教士相继来华与医疗活动
　　十五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
　　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P.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
　　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
　　意大列传教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韧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
　　谈到消化生理，与《泰西水法》所说不同，主张口、胃、肝“三化论”，反对“外之火化”，卷3还介绍了血液循环原理；卷4论感觉系统，谈到视、听、嗅、味、触诸觉，还论及涉记之职，卷7论睡眠及梦，尝8论心及心囊，采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还介绍了肺、鬲、气管，讨论呼吸与循环的关系。书中介绍了盖伦的灵气说，四德、四液与五脏、四季相配等理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P.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P.J.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可能是由所据蓝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P.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P.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是伽里略和布鲁诺的好朋友。他的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酥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
　　天启元年(1621)，邓玉函达澳门行医。同年8月26日，他写信给Lincei研究院，谈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体事。谓Ymexie生前嗜烟过度，常觉燥热难敖，经解剖发现其肺脏干枯如海棉，上面蓝点很多。这是西方医生在华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
　　邓玉函进京后，专门研究编修《崇祯历法》，晚年曾想向中国介绍西方解剖学，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慨》和《人身图说》。

　　(二)传教士的医学译述
　　外国传教士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的著作中，专论医学的仅有两部。《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学的解剖学家、内科学家和希腊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学论》。分为两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块筋、皮、亚特诺斯、膏油、肉细筋、络、脉、细筋、外复皮、肉、肉块、血等15部。下卷：总觉司、附录利西泰(即利玛窦)记法五则、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内容。该书是以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医学理论为依据的，还没有现代医学的系统分类。
　　《人身图说》，附于《人身说概》之后，原由邓玉函、龙华民
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译，罗雅各(P.Jacobus Pho，1593～1638)续译完。分上卷图说和下卷图形加说两部，优于《说概》处为图形精美。生理学内容也大为增加，但仍沿袭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本书有详尽的解剖图，新增有内脏情况、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绍，均为《人身说概》所无。对每一局部的解剖情况，列述尤明。《人身图说》只有抄本流传，但从明末起仍有一定影响。清代刘献庭《广阳杂记》载的“女变男”传说，便是据《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医学机构的介绍与建立
　　1、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
　　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在艾儒略《西学凡·医学》中说，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六年。
　　《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云分五等：一为普通病院，一为传染病院，一为残废病院，一为育婴堂，一为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成为它的领土，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Melchior Carreiro)建医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St，Raphael's Hospital)，来澳的外国旅行者多在此求医。祟帧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进一步扩建。院中有高墙，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张，非教徒也能在医院看病。该院要求医院对病者一视同仁，命令裹扎伤口的助手负责配制药剂。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在中国设立的最早西医学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闭，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毁于大火。

　　(四)中西药物交流
　　1、中国药物输向欧洲
　　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弥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sigismond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Clavis medica)，全书共六部分，译有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酥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见。这些著作领受西方学者注意，吸引他们研究中医药。
　　2、西洋药物学的传入
　　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草药中有不少制成药露。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明代与欧洲的医药交流对医学发展，并未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还没有可能和机会发生交锋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婆罗，于永乐三、四年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龙脑，降真诸香药。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的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
　　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它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
　　《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香即多达十七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了中国医家的重视。





第十节 医学著作





一、《普济方》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四库全书》改为426卷。凡1960论，2175类，778法，239图，61739方。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四库全书》本为主，参以残卷，校勘排印。
　　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二、《明医杂著》
　　本书由王纶撰于嘉靖己酉（1502）。薛己言其“刊行有年”。但今未见原刊本，所见均为薛己注本，刊于1549年。现有弘治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万历刻本、日本正保二年、承应三年刻本，1985年江苏科技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王氏学宗丹溪，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全书共6卷。卷1～3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眷4专论风证。卷5论小儿证治。卷6为附方。

　　三、《医学正传》
　　本书为虞抟所撰，成于正德乙亥(1515)。系据《素问》、《难经》要旨，参以诸家学说，博收广集，旁通己意而成。于嘉靖辛卯(1531)刊行。万历五年(1577)、六年(1578)有重刊本，近代会文堂有石印本。日本有1604、1622、1659年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65、1981年先后两次刊印。
　　本书共8卷，卷1首设“医学或问”51条，阐述医学源流、授受、亢害承制、丹溪医说、四诊合参等内容，颇有见地。“或问”后按内、外、妇、儿科分述近百种病证，收一千余方。诸病总论皆采《内经》要旨，脉法取王叔和，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尊钱乙。余病均以丹溪为主，摘选刘河间、张于祁、李东垣等诸家医方、家传及个人历验效方附于后。本书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参考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四、《针灸聚英》
　　《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高武撰。刊于嘉靖八年(1529)。现存版本可分两类：一为4卷本，如明刻本、建国后排印本；一为8卷本，如日本复到本。两类版本内容相同。
　　按4卷本顺序，卷首“集用书目”，简介《难经》、《素问》等16种以前针灸学著作。卷1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手足阴阳流注、中指同身寸法、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所属经穴的循行、主病，附经脉经穴图。卷2为骑竹马法等各家取穴方法。卷3为煮针、火针、温针、拆针、晕针、补泻手法、刺法、灸法等。卷4为十四经穴欧等63则歌赋。末附针灸治疗问答。

　　五、《古今医统大全》
　　《古今医统大全》又名《医统大全》，系医学全书，徐春甫辑。书成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次年刊行。以后的版本有隆庆四年(1570)本、嘉庆间刻本，日本有明历三年(1657)本、万治间刊本等。
　　全书共100卷，卷1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介绍270多名医家传略：“采摭诸书目录”，载所征引书约280种。卷2～5为《内经要旨》、《翼医通考》、《内经脉侯》、《运气易览》等；卷6～7为经穴针灸；卷8～92为临床各科证治，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科以及老年病400余种，每病载有病机、脉候、治法、方药、易简诸方、灸法、导引法等项。卷93～98为经验秘方，本草性能、功用及制法，通用诸方等，卷99～100为养生余录。
　　书中除引古说外，徐氏在医理、方药上均有阐发。书中所载医家传略是研究医史的重要资料。

　　六、《医学纲目》
　　《医学纲目》系综合性医书，楼英编撰。嘉靖四十四年(1565)，曹灼予以刊行。1937年世界书局再行铅印，全书40卷，分11部，以阴阳脏腑分病为纲。卷1～9为阴阳脏腑部，属医学总论，详述阴阳、脏腑、察病、诊法、用药、针灸、调摄、禁忌等。卷10～15为肝胆部。卷16～20为心小肠部，卷21～25为脾胃部，卷26为脾肺部，卷27为肺大肠部，卷28～29为肾膀胱部，分别介绍各脏腑有关病证证治。作者根据病证的症候特点，分别归属脏腑，并分门论述，如将中风、癫痫、痉厥、劳风、瘛、怒气、破伤风、子痫、目疾等证归入肝胆部。所述病证多属常见病，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五官科等病证。卷30～33为伤寒部，以伤寒为主，兼载温病、暑病、温疫等。卷34～35为妇人部，述妇人通治、经、带、胎、产等。卷36～39为小儿部，载小儿通治、五脏所主病。卷40为运气部。
　　本书资料丰富，纲目清晰，受到后世重视。

　　七、《医学入门》
　　本书由李编撰。于万历三年(1575)刊行，国内外刊本现有30余种，如万历初刻本、康熙三十年(1691)书林余圣久刻本、1931年扫叶山房校正本、上海广益书局印行本，日本元和三年(1617)刻本、宽文六年(1666)刊本、延宝五年(1677)村上平寺刻本等。1988年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
　　全书分内外集，自谓“医能知此内外门户，而后可以设法治病，不致循蒙执方，夭枉人命，故题之曰《医学入门》。共9卷。得首载医学略论、医家传略、经穴图说及运气、保养等。卷1为经络、脏腑、诊法、针灸。卷2～3为本草、六气为病、疾病用药、食治等。卷4～8为内外妇儿诸科证治和急救方。
　　本书正文为歌赋，以注补充阐述。注文引录各家之说，附以己见，书末为“习医规格”，论述对习医者的学习与医德修养要求，强调医者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广泛的专业知识，应忠于职守。

　　八、《赤水玄珠全集》
　　《赤水玄珠全集》简称《赤水玄珠》，又名《孙氏医书三种》，孙一奎撰。刊于万历十二年（1584)。现存刻本有明副本、四库全书本、1914年上海著易堂书局铅印本、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等10多种。
　　全书共37卷，《赤水玄珠》30卷，分76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科病症，每门再条分缕析，分述因、证、治方、附诸家治验。本书以明证为主，广辑《内经》及其后170劝余种医著，结合自已经验，编撰成书。
　　《医旨绪余》2卷，为《赤水玄珠》续编。上卷44篇，下卷26篇。集诸家之说，辨论脏腑、气血、经络、腧穴。阐述太极、阴阳、五行，解释命门、相火、三焦之意。对前代诸家学说，评述较为公允。
　　《孙氏医案》又名《孙文垣医案》，5卷。由子泰来、明来及门人余煌等整理而成。按孙氏行医地区顺序编写，分《三吴治验》2卷、《新都治验》2卷、《宜兴治验》1卷。共集医案300多例，各案以时间为序，少叙医理，多论证治，与前两书相辅相成。
　　本书汇集明代以前诸家之粹，所论精辟，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综合性医书。

　　九、《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系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李时珍撰成于1578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乃由金陵胡成龙刻成出版，称金陵本。据金陵版题名，药图为其子李建中辑，李建元、李建木绘。
　　《本草纲目》问世后，400多年来，刻印数十次，版本众多，有“一祖三系”之称。一祖即金陵本，又分为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祖本金陵本含摄元堂本，存世仅7部，江西本系统流行于明末清初，又包括江西本(1603)、湖北本、石渠阁本、立达堂本、十竹斋本、宽永本(日本)、张朝本、金阊本、五芝堂本、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1977～1981)等12种，钱本系统流行于清初、中期，包括钱蔚起本(武林钱衡本，1640)、日本承应二年本(1653)、太和堂本、日本万治二年本(1659)、本立堂本、文会堂本、四库全书本、同文堂袖珍本等38种。张本系统，清末以后流行，有张绍棠本(味古斋本)，刻于1885年，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二系，药图依钱本改绘(400余幅)，附有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流传甚广。此外还有鸿宝斋本、图书集成局本、同文书局本、萃文书局本、商务本、日本半田屋本(1913年刻，1919年再版。名为《补注本草纲目》，附《汉药本别名共通索引》)、台北文光本、九龙求实出版社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香港商务本等18种。
　　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附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有8000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的。
　　本书问世后，促进了国内对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本草纲目》提供的资料为主，选药精当的实用型的本草学著作，有药有图有方，切于临床应用，如《本草选》、《本草汇言》等，出现了一些扩充性和拾遗性的著作，如《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

　　十、《万病回春》
　　《万病回春》，龚廷贤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甚多。现存最早者是万历三十年(1602)金陵周氏重刊本，其他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经纶堂重刊本、明活字印本。阊门书林叶龙溪刻本，清代康熙、道光、同治年间各种刻本，近现代重刊本和日本元和活字本，共30多种。明活字本题作《新刊万病回春》、道光二十五年(1845)桐石山房刻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明善成堂本作《新刊增补万病回春原本》，绿慎堂本等作《详校万病回春》，锦章书同铅印本作《增补万病回春》。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清代江东书局石印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校补、勘误后而印行。
　　全书共8卷。卷1前列“万金统一述”，总论天地人、阴阳五行、脏腑功能、主病脉证等。次载药性歌、诸病主药、脏腑、经脉等项目。卷2～8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184种，每病均阐述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内容，后附医案。卷末附“云林暇笔”，载有“医家十要”等，有的版本还附有“龚氏家训”等篇。
　　龚氏辨证详明，选方精当，论治恰切。书末所附“医家十要”，广泛涉及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十一、《名医类案》
　　系医案著作，江氏父子编辑。广辑明以前医药著作以及《史记》、《三国志》、《抱朴子》、《夷坚志》等史传子集文献，从中收集名医治验例案，历时二十载，于嘉靖二十八年(1591)，方得刊行。清乾隆间，魏琇以校阅，详尽考订江氏父子存在的疏漏和脱文，探本求源，补缺正误；鲍廷博重刊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知不足斋本，即目前通行本所据的底本。此外，有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耕余堂铅印本等10多种。
　　全书共12卷，按病证分为205门，以内科病案为主，兼及外、妇、儿、五官、口腔等病症。所辑医案，上自秦越人，淳于意，下至无明诸家，凡辨证精详、治法奇验者，皆予收录。每案详载姓名、年龄、体质、症状、诊断和治疗，故述较完整，理法方药亦相契合。案或详于证，或详于因，或详于治，均有依据。在一些医案后，并加有案语，阐发己见。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既是明以前著名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

　　十二、《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又名《针灸大全》，杨继洲撰，靳贤校正。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本书至今已有50多种版本。通行本是10卷本，包括初刻本、清顺治丁酉(1657)李桂月刊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排印本、1984年校释本。
　　全书共10卷。卷1是理论部分，卷2～3为歌赋。卷4为仰伏人尺寸图，背俞、腹部穴歇，寸法，九针论，针法、补泻，针灸禁忌等；“经络迎随设为问答”，是杨氏手法的经验总结。卷5为井荥俞原经合穴、子午流注针法及灵龟飞腾八穴针法。卷6～7为五脏六腑及十四经穴的主治、经穴歌及考证穴法、奇经、络脉、经筋、要穴、经外奇穴等。卷8首载《神应经》大法，次论内、外、五官、妇、儿科共23门疾病的针灸台疗。卷9首论治症总要，末附杨氏的31个医案。卷10为附篇，辑录陈氏(佚名)的《小儿按摩经》，使之成为唯一传本。

　　十三、《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王肯堂编撰。书成后，历代均有刊本，主要有万历初刻本、四库全书本、图书集成本；195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17种，10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附有各科病证索引。《类方》外均有单行本，还有日本翻副本。
　　全书共44卷。《杂病证治准绳》卷1～6专论内科杂病，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等12门，131种病证，卷7～8为七窍门，包括五官、咽喉、毛发、筋骨、皮肤、蛊虫等19种病证。各门前有总论，后按病证分述，不载方药。各证下再详列不同病症，辨证精细，分析入微，《杂病证治类方》按《杂病证治准绳》而分类列方。
　　《伤寒证治准绳》8卷。卷1为伤寒总例，卷2～7为六经病证、合病、坏病、狐惑、百合病、瘥后诸病、阴阳易、春温、夏署、秋疟等，以及妇人、小儿伤寒。论述以《伤寒论》方论为主，广集各家治法，并注明出处。
　　《疡医证治准绳》又名《疡科证治准绳》，6卷。卷1～5专论外科病证，卷6为损伤，对人体骨骼解剖叙述最详，颇为正确。
　　《幼科证治准绳》宗钱乙按五脏分证编次。卷1为初生门，首载证治通论，次叙初生胎疾。卷2肝部，含惊搐、痫、中风、眼目、淋、疝、咽喉等。卷3～6为心部，包括发热、心痛、烦操、舌、失血、语迟、疮疡等，又着重论述痘疹。卷7～8为脾部，含不乳食、吐泻、痢、疳、痞、黄疸等。卷9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龟胸、脱肛、囱陷、五迟、五软等。列证详备，有论有方。
　　《女科证治准绳》取自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1为治法通论，列通治妇人诸疾方，次为调经门；卷2～3为杂证门；卷4～5为胎前门；卷6为产后门。各门又分病证论述，每证有论有方，所引资料，皆有出处，本书为明代妇产科学的代表作。
　　《证治准绳》收罗广博，编辑严谨，持论平正，是十七世纪流传最广的医学著作之一。批12卷本，有咸丰十年(1860)海宁许楣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等20多种。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为目前通行本。
　　全书初刻共4卷。卷1以歌诀加注开章，概括阐述外科疾患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次叙外科常用方16首。再绘疮疡部位、形状图30多幅，以“痈疽诸证疮名十律”终篇，卷2～4，分论外科常见病120多种，每病述病机、症象、治法，并示验案，末载方药，本书内容丰富，论证详明，选方精当，附图明了，歌诀易记，是外科学中出色的著作。
　　本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
　　书中“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为医生制定守则，提出医德、医术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医德史上颇有影响。

　　十四、《济阴纲目》
　　《济阴纲目》系妇产科专著，武之望辑。本书对《女科证治准绳》内容重加编次，分医论、医方二部，眉目更为清晰。本书初刊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为5卷本，次年重刻，康熙四年(1665)，汪琪因“原版无存，世人每欲购求遗本，真如丹经仙，可思而不可得”，乃予笺择重订，删去武氏自撰6篇医论，增加眉批1430余条，改为14卷付梓。14卷本大量刊行，版本达36种。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此书，遂成此通行本。
　　全书5卷，卷1为调经、经闭、崩漏、赤白带下诸门。卷2分虚劳、血风、积块、浮肿、前阴诸疾等门。卷3～5分别为求子、胎前、临产、产后、乳病诸门，选方较详尽，后世视为妇产科的重要参考书。

　　十五、《景岳全书》
　　本书系统综合性医书。张介宾撰于天启四年(1624)。系在博采诸家之说基础上，结合个人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撰成的。现存版本30多种，有明刊本、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瀛海贾棠刻本、越郡黎照楼刊本、岳峙楼刊本、四库全书本、金阊书业堂刊本、敦化刊本、扫叶山房刊本等，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影印本。
　　全书共64卷，分16种。第一种为“传忠录”(卷1～3)，系医论，着重阐述“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观点，对刘完素、朱丹溪用寒凉攻伐，多所非议，倡导温补。第二种“脉神章”(卷4～6)。主要论述脉诊及其它诊断方法。以下为各论。第三种“伤寒典”(卷7～8)。第四种“杂证漠”(卷9～37)，第五种“妇人规”(卷38～39)第六种“小儿则”(卷40～41)，第七、八种分别是“麻疹诠”(卷42)“痘疹诠”(卷43～45)，第九种“外科钤”（卷46～47），第十种“本草正”(卷48～49)，载药290种，第十一至十六种为方剂，共载方2624首，还载有砭法、灸法等12法。

　　十六、《霉疮秘录》
　　《霉疮秘录》系陈司成所撰，崇帧五年(1632)梓行。系梅毒专著，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部分。该书论述了梅毒的传染途径，对一、二期梅毒的硬下疳、扁平湿疣、梅毒性斑疹、环形丘疹、白斑、鳞屑损害、晚期树胶肿损害，骨关节和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胎传梅毒的特殊表现，都有相当准确的描述。提出必须彻底治疗等原则，重视预防和防止复发。首创用减毒无机砷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书中列病案29则，载方55首，并述配制及运用方法。在《宜忌》中列举误治病例6个，分析了药物与饮食宜忌的具体要求，

　　十七、《瘟疫论》
　　吴有性于崇锁十五年(1642)撰成《温疫沦》，据《四库全书总目》载，《瘟疫论》2卷，补遗1卷，版本主要有清初刻本、四库全书本等。康熙间日本即有刻本，国内阐释发挥之书亦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晚翠堂等刻本作《补注瘟疫论》，同治三年(1864)樊川文成堂等刊本作《温疫论补注》，建国后刊有多种铅印本和评注本。
　　上卷载论文50篇，阐述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多方面论述温疫与伤寒的不同。下卷载文36篇，着重论述温疫的兼证，有数篇论述温疫名实和疫疬证治。
　　吴氏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吴氏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开我国传染病学之先河，对后世戴天章等有很大影响。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家并未按吴氏的思路继续探索，而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中，使吴氏民气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十八、《审视瑶函》
　　《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傅氏眼科审视瑶函》、《审视瑶函眼科大全》，博仁字撰于崇祯十七年(1644)。版本约40多种，有崇帧十七年焕文堂本、济世堂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会文堂石印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全书共6卷。共列108证，300余方：有图说和歌括，内容较丰富；对金针拨障及钩、割、针、烙等眼科手术有详细的说明，对五轮八廓等眼科理论也有系统阐述，本书对后世眼科学术发展很有影响。

紫光道医

第十一节 医学家传记




一、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凡2卷。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二、王履
　　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著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王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三、熊宗立
　　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从刘剡学医卜术，推崇五运六气之说，著述甚丰，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著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1447)、《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又名《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7卷(1438)，《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1458)，《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四、韩懋
　　韩懋，(1441～1522?)，又名白自虚。字天爵，号飞霞子，人称白飞霞。正德间，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四川泸州人。出身官宦之家，因生来孱弱，父母多病，科举失利，遂学医。曾师辜其表鼻华恒岍、金华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陈斗南秘术。医术精湛，游走半天下。
　　韩氏通易，尊《素》、《难》如六经，认为丹溪“能集名医之大成”。著有《韩氏医通》2卷，《杨梅论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现仅存《韩氏医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韩氏重脾胃中和之气，所制三子养亲汤、黄鹤丹等。药仅二、三味，功效显著，至今为临床喜用。

　　五、王伦
　　王伦(1453～1510)。字汝言，号节斋。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出生于官僚家庭。1484年举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副都御使、湖广巡抚。因父病精医，兄经，进士，亦知医。王氏从政期间，坚持医事活动。
　　著有《明医杂著》6卷、《本草集要》8卷、《医论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
　　王氏在医理上主张，“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认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各发明一义”，博观乎四子之学，“斯医道之大全矣”。

　　六、汪机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七、薛己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八、万全
　　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九、高武
　　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十、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十一、徐春甫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十二、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字子才，号云林山人，又号悟真子。江西金溪人。父龚信，字西园，一说字瑞芝，任职太医院，撰有《古今医鉴》8卷。廷贤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曾任太医院吏目。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龚廷贤著有：《种杏仙方》4卷(1577)、《万病回春》8卷(1587)、《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1591)、《云林神彀》(1591)、《鲁府禁方》4卷(1594)、《寿世保元》10卷(1615)、《小儿推拿方脉全书》3卷(1604)。尚有《医学准绳》4卷、《经世全书》8卷，《痘疹辨疑全幼录》3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等。亦托名为龚氏所撰。
　　上述著作中。《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流传最广。
　　《小儿推拿方脉全书》，介绍各种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证，附有插图。
　　龚信《古今医鉴》是在龚廷贤协助下并加以补充而成的。弟廷器、侄懋官均业医，都任过医官。袭氏著作浅显实用，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十三、方有执
　　方有执(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号九龙山人。安徽歙县人。两番以中风、伤寒、丧妻，五次以中风殇子，遂发愤学医。著《伤寒论条辨》8卷，后附《本草钞》1卷、《或问》1卷、《痉书》1卷(1592)。
　　方有执一生笃志《伤寒论》研究，推崇张仲景，认为，因年代久远，经王叔和编次，原文次序有改变，再经成无己注释，又多更窜，错简益多，扦格难读。须重新整理编排，恢复《伤寒论》原貌。因此称方氏所开创的流派为错简重订派。

　　十四、杨济时
　　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十五、缪希雍
　　缪希雍(1546～162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十六、吴昆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十七、武之望
　　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号阳行山人。陕西临潼人。祖籍陕西白水，万历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进士。历任安徽霍丘、江苏江都知县，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东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选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医学，师事从叔武带川，1600年“忤当路”免职，对医学兴趣更浓。1606年春，里中疫气盛行，以管《保赤全书》治法，按方投剂，旬日间所活近百，深受乡里赞扬。
　　武氏撰有：《济阴纲目》5卷(1620)、《痘科类编》、《济阳纲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纲目》、《医帜》、《海防疏》、《鸡肋篇》等。武氏有“关中鸿儒”之称，酷爱诗文，学问经济为人称道。现存《游温泉》、《登骊山观虎斑石》2首，是咏赞临潼佳山丽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氏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十九、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开始究心医学，专事外科40余年，著《外科正宗》12卷(1617)，搜集有唐以来外科验方，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写成。
　　陈氏医德高尚，对医德建设十分重视。所写“医家五戒十要”，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如不计较诊金，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勤学医术，精选药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十、吴有性
　　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二十一、张介宾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二十二、赵献可
　　赵献可，生活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善易而精医；好学淹贯，医德高尚，往来民间，人称逸士、游仙。子贞，字如葵。能承父业，治病不问高低贵贱，不计礼酬。
　　赵氏著有：《医贯》、《内经钞》、《素问钞》、《经络考》、《正脉论》、《二体一例》等，《邯郸遗稿》由子贞整理而成。以《医贯》流传广而影响大，系医论著作。
　　赵氏学尊东垣、薛己，对命门学说有所发挥。“命门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强调命门之火是人身至宝，人体生理机能所系。火强则生机壮，火衰而生机弱，火灭则人亡。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先天无极之火，火与真水相济，永不相离。阴阳根系于水火，命门的水火即人体的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为命门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脏腑生机所系。养身必须温养命门之火，故推崇八味丸与六味丸。赵氏之说不乏大胆想象，对后世有一定启发，也有不少荒诞之处，为后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华亭(今上海市)人。曾祖李府，字一乐，为抗击倭寇而捐躯。伯父尚雅字伯安，号鹤汇，负异才，供弟尚兖读书。父尚兖，字补之，号震瀛，1589年中进士，曾任职兵部和吏部。兄中立，字士强，又字正宇，号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评事。兄中植，号念曾，系著名学者，兼通医药。侄延，原名彦贞，字我生，后改辰山。又字期叔，亦曰寒村，号漫庵。师事中梓，著有《补撰药品化议》(一作《辨药指南》)14卷、《医学口诀》、《脉诀汇辨》10卷、《痘疹全书》。
　　李氏青年时曾应科举，因多病且子死于庸医，转而习医。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华藻等。沈朗仲传马元仪，马元仪传尤在泾。

　　二十四、沈之问
　　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自号花月无为道人。籍里履历俱不详。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著。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