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遗诏

商汤之风

　清代皇帝的自我批评——三读顺治遗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東，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於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於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爱新觉罗·福临，是满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年号为顺治。
　　
　　　　这位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二十四岁去世，打理朝政、主持军国大事十年，政绩颇多。但民间于这位青年皇帝传说较多的却是他与董鄂妃的爱情及其本人消极厌世闹着要出家的故事。其实顺治在政治上是很有作为的。他亲政之初，国内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是危机四伏，而这位长期生活在关外的满洲皇帝连汉文的奏章都看不太懂，更不要说学习历代汉家皇帝的治国经验了。但他以皇帝之尊，并未沉溺于享乐，而是极其刻苦地学习汉族文化，天不亮就起床读书，为了背诵一些名篇名著，彻夜不睡。在每日处理大量的军务政务的同时，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不断完善他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在军事上，面对全国蜂起的战乱，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了重抚轻剿的策略，大胆放手地任用汉族降官，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力求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机构。在经济上，他招抚流民，鼓励开荒，免除自明末以来对百姓的种种科派，连各地向皇上进贡土特产品也下令免除，救灾救荒，大力发展生产。
　　
　　　　顺治在治理国家方面，清明之举不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条是他能诚心听取下情，容许臣下犯颜直谏，即使提的意见非常尖锐，他也不以为忤。相反，臣下不提意见，他反而不高兴。如此大度的气节，不仅远远超过他的先辈，对其后代也发生着深刻影响。清朝诸帝大多勤政而有作为，能听得不同意见，很少如前代皇帝，一语不合，便把提意见甚至提建议的大臣打个皮开肉绽，直到要了人家脑袋。这里顺治皇帝的表率不能不说对他的后人有着重要的影响。更难得的是，当时的福临，只有十几岁，二十出头，以我们今天许多家庭的条件来看，还不过是个孩子，但那时的福临就能有这般见识，这般作为，实属难能可贵了。
　　
　　　　前面所录的诏书，是顺治染上天花后，自知不起，召来他的亲信大臣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学士麻勒吉撰拟的遗诏，这份遗诏是顺治帝临终前最后一次自责自切；也是他自我批评精神的最后体现。
　　
　　　　遗诏除最后交待了帝位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名单外，其余内容全部是顺治检讨自己执政以来的罪累计达十四条之多，可说地地道道是一道“罪己诏”了。
　　
　　　　第一条，顺治检讨说，自己并无高厚的德行，却继承了祖宗大业，但却没有治理好国家，没有致福于百姓，这是自己的一条罪过。
　　
　　　　第二条，说自己先母亲去世，不能孝养母亲，是自己的罪过。
　　
　　　　第三条，再强调父亲去世时，自己因尚年幼，未尽孝仪，本应在母亲去世时给予弥补，但今不能承欢母后，反给母亲带来痛苦，是自己的罪过。
　　
　　　　第四条说，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
　　
　　　　第五条说，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汉族大臣，疏远了满洲官员，是自己的罪过。
　　
　　　　第六条说，自己用人所持标准过高，没能很好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是自己的罪过。
　　
　　　　第七条说，自己对不称职的官员未能及时撤换，是自己的罪过。
　　
　　　　第八条说，自己在宫中花费过多，影响了官员的俸禄，是自己的罪过。
　　
　　　　第九条说，自己在宫殿建造和器具使用上花钱太多，未能体谅百姓生活的艰辛，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条说，自己宠爱的董鄂妃去世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丧葬之礼违反定制，过于铺张，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一条，说自己过分信用太监，致使其营私舞弊，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二条，说自己图清闲，很少上朝，致使与大臣们缺少联系，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三条，说自己自以为聪明，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大臣们不肯进言，是自己的罪过。
　　
　　　　第十四条，说自己知错而未能改错，以致过错越来越多，是自己的罪过。
　　
　　　　实事求是地说，顺治检讨了自己这么多的“罪”，实在是有点过分。这十四条中，第一条可以说是近乎官样文章，有点像今天一些人总结报告中常见的“由于自己水平不高、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距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还差得很远”之类的套话。
　　
　　　　第二条、第三条是比较动情的话，福临的母后，即孝庄皇太后，在顺治登基，保住顺治的皇位，帮助他处理对各种复杂的关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福临未能克尽孝道，深感愧对母亲，此情此感，确实是发自内心。
　　
　　　　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对满洲亲贵、满洲大臣未能倚重优遇的话有点言不随心。遏制满洲亲贵的势力，大胆任用汉官，正是顺治帝施政中成功的举措，也正是这种以汉治汉的方针策略，使清军入关之初动荡的形势得以逐步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顺治在世时一直坚守这种用人方略，对满洲亲贵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加以压制。那么临终之时，为何一反平时之态又对此作起检讨呢?这里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福临虽然在治国施政上注意重用汉人，但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满洲的那些王公大臣，毕竟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汉人再能干，也不过是用其所长，再亲也不是“自己人”，满人对汉人的猜忌之心，对顺治帝来说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满洲亲贵纵有种种不满，也是血浓于水，对他们过于严厉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也许就应了那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结合顺治多愁善感的性格，临终之时一反常态，念及满洲亲情，就此做些检讨也是情理之中。
　　
　　　　第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所涉及之事，应该说顺治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作为一位青年人，顺治在处理军国大事，宫中事务上，每每有超凡之见、超常之举是很难得的，比起前明一些昏愦平庸的皇帝们，顺治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位皇帝了，尽管如此，顺治在遗诏之中仍在自责自艾，便有点儿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标准、严要求”了。
　　
　　　　真正应该检讨一下的是第十条，顺治的爱妃去世，顺治确实因伤心过度闹得够呛，朝野上下震动一时。说起来这位董鄂妃确实是位值得人心疼的好妃子，她美丽端庄，善良贤惠，不贪财，不争宠，对上孝敬皇太后，在宫中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与其他后妃和睦相处，太后、皇后及其他妃子生病，董妃可以几天几夜不离病榻，尽心服侍，以致自己由于超负荷的身体透支而多次病倒。董妃的自我牺牲，保障了后宫的安宁，为顺治全力以赴处理政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感情归感情，封建社会皇家的名份、制度是不可擅动的。顺治为董妃治丧，确如他自己所检讨的“诸事太过”。
　　
　　　　第一次读到顺治遗诏，还是二十年前在大学读书时，上古文献课学的一篇课文。由人品和学问都让人敬佩的张成德先生讲授，使我更加深了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所谓皇帝的罪己诏原来真是言词恳切。以前总以为逢有天灾变异，皇帝下诏罪己不过是应景而已。而顺治这篇遗诏却不是表面文章，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而且象文中出现的“夙性好高”，“自恃聪明”等语也真有点“触及灵魂”的意思。所以自那时起，顺治的这篇遗诏以及遗诏中所反映出来的严以责己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篇由张先生亲手用蜡纸刻印的讲义，我也一直留到今天。尽管纸张已微微变黄，二十年间又几次搬家，许多装帧讲究的课本，都丢掉了，这份讲义始终留在身边，偶而拿出来念一念字简句顺，朗朗上口，从中又生发出一些一些的联想，也觉挺有意思的。
　　
　　　　第二次读这篇文章，是1985年在皇史参观清宫秘档真迹展览时，见到了当年张挂公布，供军民人等一体观看的遗诏真迹。题图中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下来的。皇帝的自我批评居然是挂在墙上让老百姓随便看的，这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第三次与这份遗诏相见，是最近的事了。它所引动人们所作的思考仍一如既往。尽管有人认为这份遗诏在顺治去世后已经皇太后与满洲王公矫政改，但退一步讲所谓改动之处，也不过是四、五两条与满洲亲贵们利益相关的内客。即使如此，遗诏中所体现的深刻自责的精神还是原汁原味儿的。结合顺治帝生前一系列表现，与遗诏中所体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顺治十七年，也就是福临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祭告天地宗庙时，总结了自己继位十七年以来的行为表现，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的自吹自擂，没有给自己评功摆好。相反通篇都是对自己的检讨反省，认为自己有负上天，愧对祖宗，对不起皇太后，让天下百姓失望，据此，他下令，今后逢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不得再给自己上庆贺的表章。
　　
　　　　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房见到一份标名为“上传稿”的档案，上书文字如下：
　　
　　　　内三院於顺治十年初三日辰时接出圣谕；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尔诸臣得无畏惮忌讳而不敢进谏者?朕虽不德，於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尔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隔阂，不妨再三开陈，庶得者改误失，力行正道，希臻至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大小诸臣，卑咸悉朕意。钦此，合行传知。
　　
　　　　从这份档案看，年轻的顺治皇帝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臣下给自己提出意见，而且希望不要净说些琐碎的具体事务，要直接针对自己的言行，指出有何不当之处，倘若我一时接受不了，也应该再三陈述，说对了有奖，言词过激也不会怪罪你们。
　　
　　　　顺治帝这么说，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有一位叫朱之弼的给事中曾上疏指责顺治，说“今日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推诿，推诿之病在皇上不择人，不久任，不责成效，不定赏罚。”这位大臣倒真是不客气，把官僚衙门产生种种弊端的原因，一古脑儿全扣在了皇帝头上，矛头直指顺治，确实让人很难下台。但这位青年皇帝尽管也很要面子，但想到是自己提倡臣下进言，所以还真咽下了这口气，表示确实是自己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还有一次他下诏说国家没有治理好，百姓生活不安定，边疆战事不断，屡屡征兵征粮，这都是自己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并下令自即日起给他上的奏章都不许称圣。几年后，一位在工科任给事中的马屁精姚延启上疏大事赞美他的文治武功，请求恢复称圣，结果顺治不吃这套，将这位溜须小人臭骂一顿了事。
　　
　　　　《顺治遗诏》此件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顺治削发未出家
　　
　　　　作者：李国荣
　　
　　　　“顺治出家”是清宫一大疑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顺治因爱妃董鄂病死而消沉出家。后来，康熙又多次陪奉母后游巡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山、康熙来此寻父之说。笔者认为，历史上顺治确实有意出家，并曾剃度，但最终出家未果。
　　
　　　　顺治好佛确是事实
　　
　　　　顺治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汤若望利用讲授知识谈论政务的机会，竭力向顺治灌输天主教教义，一定程度上熏陶了顺治的性格和思想。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鼓励和怂恿，20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疏远了天主教。自是而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忞、玄水杲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还请玉林琇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他在玉林琇等高僧面前自称弟子，以示尊敬。顺治与僧徒往来甚密、尊礼备至，又广购佛像，可以说他崇信佛教，极为虔笃。
　　
　　　　顺治确曾剃度，但出家未成
　　
　　　　由于多尔衮摄政，顺治苦熬了多年傀儡皇帝的生活；由于与皇后不睦，顺治婚姻生活有过不够美满的一段，这使他一度消极厌世。董鄂(董鄂并非秦淮名妓董小宛，已为史家证实。)的出现，使顺治“火热爱恋”，激起了他生活的波澜。正因为这样，当顺治十五年正月，宠妃董鄂所生的唯一皇子夭亡，两年半后的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也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他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幸亏玉林琇抵京，闻知此事，命人取来柴薪，欲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加之孝庄文太后竭力劝阻，才使顺治勉强答应重新蓄发留俗。
　　
　　　　关于这点，不妨节录几段史料：
　　
　　　　其一，著于康熙十九年的《续指月录·玉林琇传》说：玉林琇二次到京(时为顺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为十五年)，闻其徒茚溪森为上剃发，即使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
　　
　　　　其二，《玉林年谱》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顺治)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顺治再次申明想要出家的意愿，经玉林力劝，顺治才作罢。所谓“相视而笑”，自然是一个光头皇帝与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
　　
　　　　其三，《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
　　
　　　　其四，康熙年间杭州圆照寺所刻塔铭中有茚溪森临终偈一首：“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遣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声好笑。”“度”字，显然与剃度有关。
　　
　　　　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顺治死后火化，也证明未曾出家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紫禁城里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官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4月17日，由与顺治关系密切的高僧茚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第二年5月，顺治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臣等护送，与董妃的“宝宫”(董妃于死后“三七”火化)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关于顺治火化，首先，《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指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所致祭礼。”“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这里，康熙所祭者分别为“梓宫”和“宝宫”，从中可知宝宫所藏已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的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
　　
　　　　其次，《五灯全书》引“茚溪语录”，其中有“世祖遗诏召师，至景山寿皇殿秉炬”之语，即指茚溪森主持火化，他是4月16日到京的。“茚溪语录”还有他当时为顺治秉炬的一偈是：“释迦涅槃，人天齐语，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再次，《旅庵月奏对录》也说，顺治是四月十七日举行火浴，旅庵且作诗记述其事，内有“梓宫璀灿火空腾”之句。
　　
　　　　由此可断定，顺治死后火化毫无疑问，这也就证明了他未曾出家。至于清朝帝王中为何只有顺治火化，是因当时才入关十几年，仍遵循满族故土先祖火化之旧俗，抑或是因顺治好佛，而僧入圆寂后需火化，故清廷为这位“行痴”皇帝举行了佛法所崇的火葬葬仪，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