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

商汤之风

　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杀了丞相胡惟庸以后就不再设置丞相这一职位，中央的行政工作由吏、兵、刑、礼、户、工部负责，分别掌管人事、国防、司法、教育、财政、建设。各部以尚书为主管首长，配备左、右侍郎为第一、第二副手。明初的六部尚书权力很大。加上都察院（掌管监察皇帝言行和弹劾百官违纪违法行为，首长为左、右都御史），通政司（掌管奏议和信访，首长为通政使）和大理寺（最高法院，首长为大理寺卿），成为六部九卿。废除丞相，六部直属于皇帝。由此高度集中了政权，也增加了日理万机的负担。曾有人统计，八天内的内外诸司奏札，即多达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九月，明太祖依仿古制，设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依时序辅佐皇帝阅处章奏。春官夏官各选老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此制实行约两年余。洪武十五年又改为依仿宋朝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纳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大学士是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本职品级不高仅正五品，由文官兼任。
　　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入阁侍读的文臣备咨议，拟制诰。文渊阁原为皇帝与文臣研读之所，建于皇宫之内的，就此开始有了内阁的名目，以别于外廷。翰林待诏解缙、修撰胡广、编修杨士奇、编修杨荣被简选入阁。永乐二年（一四○四年）立太子后，解缙进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春坊属詹事府，辅导太子。杨荣进侍讲，杨士奇进侍读。又简选中书舍人，进士黄淮，授翰林院编修。户科给事中，进士金幼孜授翰林院检讨，通晓天文的举人、原桐城知县胡俨，因解缙推荐，授翰林院检讨。三人也同时入阁。入值文渊阁的七人，本职仍是翰林院官员，不另置官属，但受到皇帝的礼遇，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争帝的参谋。为与外朝的六部大臣相区别，入阁的文臣泛称为阁臣。阁臣无行政权，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第一任阁臣领班解缙是明代两大才子之一，太子之弟汉王高煦乘成祖北征，与近臣屡次谗陷太子高炽，又奏言解缙乘成祖北征，私觐太子，被成祖下狱处死。随后进胡广文渊阁大学士，成为第二任阁臣领班，胡广是个书法家，基本上也只是做秘书工作。明成祖的这一措置，为明朝的内阁制奠定了基础。成祖朝内阁权力不大。但此时入值文渊阁的文臣，已经逐渐参议国政，又多受命辅导太子。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太子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太子瞻基继位是为宣宗，次年改元宣德。宣宗即位，命掌仁宗时新建的弘文阁阁事的翰林学士杨溥与杨士奇等同值文渊阁。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入值文渊阁的阁臣六人，杨士奇、杨溥、杨荣、黄淮、金幼孜等五旧臣，又新增原东宫左谕德张瑛为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原东宫侍读陈山晋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合共七人，与成祖时阁臣人数相当。杨士奇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在七人中最有声威，也最得宣宗的倚重，隐隐约约已经相当于后来的首辅。张瑛因在阁中少有建树，宣德四年调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因少学术也被解除阁职，专门去教授年轻宦官学习书法。宣德二年，黄淮以老病辞官，六年金幼孜病死，阁臣只余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世称“三杨”。仁宗、宣宗时，大多数阁臣既是前两朝的东宫师保，又是受命辅立的重臣。权位更加崇隆，也更加受到新君的倚任，皇帝往往不叫他们的名字而尊称为某老先生。
　　阁臣的职责，仁、宣两朝尚无明确规定，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已从多方面参预军国重事。史籍所载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阁臣地位日益隆重。
　　 咨议——阁臣原只备顾问。但仁宗立宣宗、宣宗迅速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曲赦赵王朱高燧、调免陈山以至举任官员、捐免租税等重大国事，均曾向杨士奇等阁臣咨议，然后决策实行。
　　建言——阁臣近在皇帝左右，便于上章建言。仁宗朝曾特许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密封言事。仁、宣两朝，杨士奇等曾多次上章建策。阁臣直接向皇帝建言，从而参预国事。
　　纠弹——纠弹原是谏官的职责。仁宗朝特赐阁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绳愆纠缪”银章，说：“朕所行，未善，当尽言。”宣宗朝杨士奇奏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是弹劾户部的一例。
　　决狱——洪武时定制，三法司（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审理重囚须奏报皇帝遣官往决。仁宗曾亲谕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法司决审多滥。诏命三法司“今后审决重囚，必会同三学士同审”。
　　 军务——成祖时已命阁臣参预军务。宣宗朝出兵作战，均由阁臣参决。进士出身的杨荣，成祖朝即受命经办军务，与金幼孜扈从北征。进为文渊阁大学士后，随从成祖出塞，成祖将军务悉委杨荣。宣宗朝，杨荣首先建策亲征高煦，并随军出战。其后又随宣宗北巡，并曾将兵出击。
　　边事——仁、宣两朝的边事，北有蒙古，南有安南。或战或和，是军国重计，也由阁臣参预决策。
　　以上一些事例表明，仁、宣时期的阁臣，事实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由原来的侍读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辅佐。朝廷中则在皇帝以下六部以上出现了主要由阁臣组成的辅佐皇帝的决策核心，所以阁臣也被称为辅臣。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动在宣宗朝已基本形成，为此后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对有明一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明代中期以前担任尚书的元老重臣虽未入阁，也往往成为皇帝左右最高决策核心的一部分，如宣宗朝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孝宗朝的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后任吏部尚书）、刘大夏更被称为弘治三君子。孝宗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军国重事除了有两次权阉把持的不长时间外，直到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以前基本上都是由内阁处理。
　　从制度上说明朝的内阁是没有行政权的，它的任务只是把由通政司汇总的六部、十三布政司和五大都督府提出的各种中央政务、地方事务和军务根据皇帝的想法，给出解决办法的书面意见，称之为票拟，提请皇帝批准。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曾三次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对此知之颇悉，感触颇深，他说：“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重，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几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按照制度对各种事物的处理先由内阁票拟处理办法，然后呈送皇帝批准，皇帝的批文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誊写的，叫做批红。内阁拿到批红后交六科给事中复核，最后交有关部门执行。内阁和六科给事中不同意皇帝的批复都有权把批文退回去。但是从仁宣以后大多数皇帝很少不同意内阁的票拟意见，崇祯以前大概只有嘉靖对内阁意见干涉较多，所以内阁实际上已从秘书和咨询的职能转化为政务管理了，内阁驳回皇帝批复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除了太监首领司礼监掌印刘瑾和魏忠贤在武宗和熹宗根本不管事的情况下，利用批红的机会窃取了皇帝的批准权那段不长的时间，明朝从仁宣到泰昌基本上是内阁掌权，因而会出现张居正这样的权相。就拿前面说到大叹阁臣无权苦经的叶向高，由于万历从不上朝，对不少票拟又留中不发，内阁成员只剩他一人，叶向高是个正人君子，不是一个爱弄权的人，但也不能不承担起全部的政务重责。
　　明朝的内阁辅臣除嘉靖朝的张璁外都是翰林出身（状元为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为翰林院编修，二甲以下为翰林院庶吉士，所谓翰林出身就是指中进士后担任过上述三种职务的），文笔很好，仁、宣时期的杨士奇，孝、武时期的李东阳还都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明英宗以后内阁的权力又逐渐集中于首辅，首辅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明朝的内阁辅臣特别是首辅，除了严嵩等少数几个以外，大多数是负责和称职的，皇帝和辅臣之间关系基本和谐。所以明中期以后，尽管出现过几次太监专权，一些皇帝不理政事，个别甚至很荒唐，在内阁领导下国家机器基本能正常运转。因为中间还有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和有能力的首辅，常常使国家转危为安，皇朝总能维持下去。
　　察察为明的崇祯皇帝看起来很努力，其实比他的曾祖父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差远了。有人说朱载垕是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之一，这说法不对。朱载垕并非懒惰而是无为而治，因为他选好了辅臣和将领，就放手让他们去干，不需事必躬亲。作为皇帝最重要的是识人和用人且能容纳不同意见（就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也是如此），不需要像朱由检那样苦干。当然像孝宗那样既善于识人和用人且能容纳不同意见，自身又很勤勉，那就是很罕见的明君了。朱由检运气不好，继承哥哥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留下的烂摊子。刚上台的时候剪除魏忠贤，朝政出现良好的气象。可惜取得一些成绩后他就以为是天子圣明，于是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罢免了很好的首辅韩爌而启用阉党余孽周延儒为首辅，对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等一大批能臣良将或杀戮或斥退，执政十六年内阁首辅除了两个阉党余孽周延儒和温体仁任期较长外，其他人都是走马灯似地更换。人称崇祯五十相，十六年间担任过内阁成员的先后达五十多人，有这样用人的皇帝，明朝是非亡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