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宋人风度 （熊海英）

东施

人们对魏晋士人的印象多来自于《世说新语》，其所记的名士们发言则“玄远冷隽”，行为又“高简瑰奇”，“千百年来，学士大夫家，无不玩而习之”（王日卓《〈今世说〉序》），此书几成为名士教科书。宋人有《唐语林》、《续世说》记唐人风度，却没有人专门写一本书记载宋人风度。不过读宋人笔记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和《世说新语》所记对照来看，大约能知道宋人怎样看魏晋风度，自己风度又如何。
　　宋人对魏晋风度自然有企慕之感，但也不乏争胜之心：《邵氏闻见录》卷第二十引李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批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看杀”来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卫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卫是有名的美男子，《别传》曰：“在群伍之中，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东坡时为六十老翁，即使不是鸡皮鹤发，也自然不是和卫一样的“璧人”。东坡笑语“看杀”，心中正以卫自比。然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为的是他绝世的文采风流，这却是卫无法比拟的。
　　《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记：“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金谷园集和兰亭集会当时就已是众人瞩目的韵事；因了右军之序，兰亭雅集更一直被认为是诗酒风流的千古典范。但宋人却注意到兰亭雅集的瑕疵：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修禊之会中，“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兰亭集序》）。于是孔平仲《上巳饮于湖上》云：“却笑兰亭会，吟诗半不成。”又张渐《崇宁乙酉元巳率同僚修禊于七星岩》云：“我来禊有自然兴，岂羡兰亭曲水滨。”表示各代人自有争胜处，非只是徒然艳羡前代风流而已。如朱熹所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朱熹注《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诗文之事正是宋人有自信的地方。但到了南宋，随着国运日渐衰颓，便又重新崇古起来。《齐东野语》卷十九为兰亭禊饮赋诗“半不成”辩护：“黄彻谓古人持重自惜，不轻率尔，恐贻久远之讥，故不赋诗。”周密则以为：“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
　　《世说新语•汰侈》篇列举了魏晋士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宋代士人的豪侈奢靡亦不逊色：不说寇准“一曲清歌一束绫”，据《曲洧旧闻》卷十：“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它色者绐之，辄能辨其非。”《独醒杂志》卷九记蔡京一日留饮僚属，仅蟹黄馒头一味即费钱1300余缗。又尝待客以黄雀肫，库吏以10瓶进席上，库中尚余80有余。富贵固然让人艳羡，不过宋人更讲究的是富贵要有格调：晏殊、宋祁身为朝廷重臣，以好游宴、喜享乐称，但晏殊认为真正的富贵气象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又《东轩笔录》卷十五云：“宋祁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这倒衬得魏晋时王恺饴糖刷锅、石崇以蜡作炊都是暴发户的恶俗做派了。
　　宋代士人亦颇有行迹与魏晋人物相近者，王安石便是其一。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邵氏闻见录》卷二）巧合的是，《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记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宋人亦注意到两件事的相似之处，进而将两个人相提并论。据邵伯温所言，第二天，仁宗皇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邵氏闻见录》同上）周密进一步分析，谓王敦如厕前有食枣“干饮”之误，后至石崇家如厕，面对那种豪华排场，他客多羞不能如厕，独有王敦“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据此以为：“敦前之误乃是诈。王荆公误食鱼饵，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齐东野语》卷七）王敦专制朝政、谋篡帝位，是晋元帝时的大奸臣，宋人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而怀疑他的个人品质，故以王敦事迹为佐证，又为类比。其实在喝酒时，两人也有相似的表现：“石崇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则斩美人。王导因此饮至沉醉，而王敦“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王安石性格亦有固执强横的一面，司马光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邵氏闻见录》卷十）
　　如果说魏晋风度的实质就是鲜明得近乎夸张地凸现个性，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存在的话，那么“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的王安石也许更接近于魏晋风度，可是当时人却往往认为他作伪：“苏明允著《辨奸》，言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一次仆从告诉王安石夫人：丞相喜食獐脯，“以其每食不顾它物，而獐脯独尽”。之后才知道，只是因为那道菜离他近。“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曲洧旧闻》卷十)拿他和王敦相比可以说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导致的偏见，但也许更深的原因是真正的魏晋风度已经不能为宋人接受吧。
　　米芾也是一个好例子，与王戎有钱癖、刘伶有酒癖一样：“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尝与蔡攸在舟中共观王衍字，元章即卷轴入怀，起欲赴水。攸惊问何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赠之。”(《独醒杂志》卷二)这种好奇喜异、虽性命有所不计的行为，宋“人皆传以为笑”。米芾又喜服唐衣冠，宽袖博带，时人多怪之。米芾又有洁癖：“曾得米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西塘耆旧续闻》卷三)王戎吝啬成性、刘伶好酒成瘾与米芾爱好书画、好洁成癖自有雅俗之分，喜服宽袖博带之唐服与刘伶裸形屋中又不可同日而语。且米芾以书名世，词章亦豪放不群，“而人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独醒杂志》卷二)。宋人屡屡评价王安石、米芾“不近人情”，即说明那种迥异常情、超出众人的行为态度是不合于宋代社会的思想行为规范的，得不到欣赏和接受，而在魏晋时代，那却正是名士的标志。
　　这样大的变化，当然要归于中唐以来儒家学说的渐渐振兴。到了右文崇儒的宋代，士人也便克己复礼起来。据张师正所记：“福州人陈烈，博学，不循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行二十余里，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倦游杂录》）行为的极度夸张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以至于丧家发笑。而魏文帝“临王仲宣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一驴鸣”(《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又顾彦先丧，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灵床，“鼓顾生前之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同上)。同样是吊丧，做法却正好相反。一为至礼，一为至情，二者相较，孰为轻重?但审其行事之矫激，与魏晋人似并无二致。像这样动尊古礼，食古不化的人物宋代还颇为不少。石介为直讲时，闻黄好学之名，“使诸生如古礼，执羔羊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补学职”（《涑水纪闻》卷十）。这一行为却造成了“羔雁聘黄，惊走邻家”的戏剧场面(欧阳修《哭徂徕先生》)。程颐主持司马光之丧，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讥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贵耳集》卷上)又有冲晦处士李退夫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以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闻。”此事后亦为人所笑，皇中，馆阁将为谈谑，则曰“宜撒园荽一巡”（《湘山野录》卷中）。如此种种，亦可见宋人风度之一斑。
　宋代士人也有如魏晋人那样脱略形骸、过放浪生涯的，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的冯吉(《玉壶清话》卷二)，这样一些才气纵横、却行为浮俊无检者，会受到君父指责，终究不能显达。张咏也是颇有晋宋间风味的人物，《玉壶清话》卷四记他的一件逸事云：“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此与王蓝田食鸡子之事(《世说新语•忿狷》第三十)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少年慷慨，学击剑，喜立奇节，谓友人曰：“张咏赖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等人耶?”这话颇有可玩味之处。宋代乃礼法大备的文明之世，非礼崩乐坏的魏晋可比；魏晋人物纵情任性，又与宋代士人饱读儒家经典以为立身行事之原则不同。张咏正是因能“读典坟以自律”，才能成为历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
　　谈到修身立朝的大节，宋人是颇有道德的优越感的。叶梦得对竹林七贤评价得毫不客气：“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宰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惟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他又将人才的等级作了排序：“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避暑录话》卷一)王得臣作《麈史》便是以贤德、志气、忠孝、度量为目。以宋人的标准来衡量魏晋名士，能得到肯定的恐怕没有几个。但宋人道德文章兼备的却在在有之，比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直到南宋末的文天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五记富弼：“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事，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宰相自唐以来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无需还礼。及富弼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致仕后宾客请见者，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观其言行举止，真乃孔子所言君子。但不知这样中正和平、温其如玉的君子若在魏晋时代，是否也会被人讥为“情伪”呢？
　　其实无论魏晋抑或是宋，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我辈千百年后回顾，总也不禁要生出“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感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