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明成祖于永乐年间在东北设置了建州、海西、野人三卫来控制女真。（女真这个名称从明初一直沿用到明末。清太祖努儿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于天聪九年钦定国名为“满洲”，女真及诸申等名始废。） 后来，明廷又先后在建州卫附近分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五年，明与朝鲜联手进剿扰边的女真，建州诸卫的头目董山、李满住父子等被杀戮。建州女真一蹶不振。 明朝成化年间，蒙古的达延汗继承了汗位。经过奋斗，大致统一了部落割据、四分五裂的蒙古草原之后，便废除了太师制，分封诸子及亲族。到了明嘉靖年间，蒙古大汗的宗本部落插汉部（即左翼）迫于右翼的压力，东迁辽河河套，蒙古本部再度分裂。《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六月记载：“是时，（蒙古右翼头目）俺答诸酋与（插汉头目）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寇辽东，俺答以其谋来告，请得以中国夹击之，且以此立信。”但是，“夹击”计划显然没有得到落实。插汉部成功的东迁到了辽东。 明朝的隆庆、万历年间，西部的俺答接受了明廷的封贡，“七镇皆宁，独土蛮（插汉部头目）獗强犹昔，建州诸夷与之声势相倚，时为边患。”插汉部与辽东的朵颜原诸卫及女真勾结，把辽东搞了个天翻地覆，使辽东明军疲于奔命。 辽东局势不稳，形成了女真乘乱崛起的局面。女真族甚至有人建国称汗。这是自蒙古联宋灭金之后，女真族再次建国称汗。历史意义非常重大。（《明史.张学颜传》：“俺答封顺义王，察罕土门汗语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顾弗如。’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而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大将王治道、郎得功战死，辽人大恐。”） 女真部落建国称汗的王杲、阿台等先后被明朝名将李成梁所杀。而李成梁也和后来统一女真的清太祖努儿哈赤关系微妙。努儿哈赤的外曾祖父（即是王杲）、外祖父（即是阿台）、祖父（名叫场）、父亲（名叫塔失）都是死于李成梁属下之手。据姚希孟的《建类授官始末》记载万历二年冬李成梁率领明军进剿建州之役： “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努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努儿哈赤与俱。”（努儿哈赤的弟弟速尔哈赤的女儿，更嫁与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为妾，后来，李如柏当了辽东总兵官之后，辽东便流行歌谣：“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儿哈赤反明，在萨尔浒大战中，出战的四路明军，三路丧师，唯有李如柏一路独存，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怀疑，李如柏惧而自杀。） 对于努儿哈赤的崛起，《明史纪事本未.辽左兵端》称：“建州主名哈赤，父塔失，王杲女孙婿也。先是李成梁藉之克阿台，死于兵。时建州主兄弟入中国，后海西南、北关更相仇杀，而速把孩、伯言把都等复跳梁于西，成梁势不能东西奔命，遂复建州以杀海西、毛怜之势，而建州主乃还国，收集旧部，生聚教训，阴有并吞诸部之志。”李成梁希望通过扶持努儿哈赤来牵制辽东诸部落，从而达到稳定辽东局势，结果却是养虎为患。 万历二十年，爆发了日本侵略明朝属国朝鲜的战争，明朝出兵支援朝鲜。双方打了七年，在此期间，明朝的注意力主要在朝鲜，可是辽东的混乱局面仍然持续，野蛮部落在大肆抢掠，明军难以兼顾。例如明辽东巡抚熊廷弼记载：“......二十一年受虏，而辽海迤西南之人尽；间有存十百于千万者边吏又不为之保护，听虏年检拾无遗”、“辽于是乎无人矣。”熊廷弼文中所记载的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当时的明朝正派遣军队在朝鲜与日寇酣战，但同时，辽东也烽烟四起。声名显赫的建州部落领袖努儿哈赤也乘机坐大。（例如努儿哈赤在古勒山击败扈伦、长白山蒙古等九部联军三万之众。随之又消灭朱舍里等部。这场被后世誉为为统一女真各部而奠定了基础的古勒山之战，就是在明朝抗倭援朝期间打的） 《明史.日本传》评论抗倭援朝之战称：“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经历了这场大伤元气的战争后，明王朝为了休生养息，在辽东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政策。 万历二十九年，明廷重新起用七十九岁的老将李成梁驻守辽东（李成梁先前曾于万历十九年离任）。在李成梁重新出山驻守辽东的这段时间里，努儿哈赤势力再次得到发展。如《明史纪事本未.辽左兵端》记载：“（李成梁）议徙宽奠新疆民居六万余口入内地，弃新疆为瓯脱，即元年成梁所筑六堡也。时建州势坐大，渐逼宽奠，成梁再出镇，乃有此议。已而建州主与其弟速儿哈赤先后请金缯，即于暖阳、清河诸沿边田土摊派给之。总督蹇达、巡抚赵楫及成梁俱以招回华人叙功。”而《明史.李成梁传》记载尽徙宽奠居民入内地时：“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总之，放弃宽奠，明朝在辽东辽东可谓失一藩篱，得益的只是努儿哈赤。 公平的讲，李成梁亦有功有过，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就象时人陈子壮所评论的：“宁远伯李成梁驰驱疆场四十余载，先后血战，上首功一万五千，拓地七百，击速把亥、阿台、擒王杲、皆名渠雄长，虽古卫、霍之功，何以加兹！或与其误地误国，大抵谓宽奠六堡耳。......夫建州生聚教训三十年，宽奠即不弃，将不为板升之续乎！边吏不能守辽西，而苟责成梁以弃宽奠，此刀笔吏所以败人国家也。”不过，李成梁死后刚一年，努儿哈赤便正式建立后金国，三年后，公开以“七大恨”为由攻明，这些事实表明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并没有为朝廷防患于未然，对于努儿哈赤的坐大李成梁实在是难辞其究。 努儿哈赤创立八旗,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两年之后攻明,明军反击，双方在萨尔浒展开激战，明军大败。后金乘机占领开原、铁岭。这时要直接面对漠南蒙古诸部。 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后金，明朝“厚遗金帛”给蒙古内喀尔喀部的一头目宰赛，宰赛果然率领万余人“征兵而至”，在万历四十七年和后金打了一仗。后金虽然在这一战中获胜，俘虏了宰赛。但却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南下攻明的战略步骤。 后金为了避免同时对明朝及蒙古两线作战，对蒙古诸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就在后金战胜宰赛四个月后，后金与蒙古内喀尔喀部会盟，共谋联合。虽然双方结盟的基础并不牢固，后来还发生过冲突，可是结盟也为后金蠃得了巩固内部统一、继续征明的时间。时人对此评论道：“建人既禽宰赛，威制暧兔、炒花数十营，慑服不敢动，取北关如拉朽。” 此时,蒙古内喀尔喀、科尔沁等部落亦有零散投金的蒙古人,壮大了后金的势力。 后金把握时机向明沈阳、辽阳发动了进攻。攻占了沈、辽之后，又谋取广宁。后金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蒙古插汉部首脑虎墩兔憨（又称林丹汗）的不安。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虎墩兔憨就致函努儿哈赤，威胁后金不要进攻广宁：“蒙古国统四十万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大明于吾两国乃仇雠也。吾闻自戊午年（万历四十六年）来大明始受兵汝国，今夏我已亲往广宁，招抚其城，取其贡赋，倘汝兵往图之，吾将不利于汝。吾两人原无交恶，若吾所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设不从吾言，两人之是非，穹苍鉴之。......”努儿哈赤毫不示弱，回函严词驳斥了虎墩兔憨，双方都互相羁留了使者。明朝亦于同年十一月命人带五万两银“速出关与经抚诸臣相机行事，”争取联合虎墩兔憨反金。第二年五月，明朝：“遣通官王猷涉历虏地，至毛脑大、虎憨等营，始言访问金、白。继挑以报仇之意。虎酋款赠颇厚，随遣夷使同来，请期出兵杀奴”明朝与虎墩兔憨双方胁议，共同反金。 后金并没有理会虎墩兔憨的警告，出兵攻占了广宁。广宁之战时，明巡抚“王化贞以二万金抚炒花五大营、虎墩八大营，歹青二千人，许助兵攻建州......化贞持西人为援，锐言战以挠廷弼。西人卒不至，河西尽没，化贞论死”似乎明朝联合蒙古反金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蒙古某些部落的确有出兵援助明军，据《明史纪事本未补编.西人封贡》记载：“建人入广宁，参将祖大寿借暧兔、贵英二万骑，却建人于宁远城北双树子。” 更重要的是，后金军攻克广宁，不敢乘胜进军山海关，显然是受到了蒙古诸部的牵制。据天启二年六月经略王在晋向明帝疏报：“有李世英、刘承功等自广宁滴水寺逃回等，距城十里，夜望城头灯火达旦，以防西虏之掩袭，贼之不攻关者惧虏也，非惧虏之强，惧虏之众，招呼其部落也。又有乐清人王国，自辽阳苏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李永芳住辽阳，奴发兵一技守镇江防朝鲜，发兵一技守南卫防登莱，发兵一技守广宁防西虏。” 对于蒙古的掣肘，努儿哈赤也一直耿耿于怀。他曾经说：“满洲苟无城郭，蒙古岂令我等安居哉！”的确如此，努儿哈赤多次迁都可以证明他对蒙古的重视。努儿哈赤迁都辽阳时即认为辽阳美中不足：“辽阳城头大，且多年顷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四年以后迁都沈阳，努儿哈赤认为沈阳是战略要地：“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努儿哈赤这些年的言论反映了现实中蒙古对后金巨大的威胁。 天启六年，努儿哈赤抓住辽东经略高第把关外一些部队撤入关内的失误，进攻宁远。没料到被坚守宁远的明将袁崇焕用红夷大炮击败，不得不撤回老巢。后来清人修《明史》称：“修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后金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遭到了明朝的经济封锁，更兼有蒙古某些部落及朝鲜在旁掣肘，这时后金恰逢发生饥荒，一时陷入困境。 明天启七年，皇太极入侵朝鲜，胁逼朝鲜订了兄弟之盟，算是有些收获，但朝鲜并没有彻底屈服，后金的战略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任这种情况拖延下去，对后金是非常不利的。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发生了蒙古插汉部西迁的事件，从而挽救了垂危的后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蒙古插汉部西迁可能有多种原因，例如“为建人所逼”、或者企图一雪祖先被蒙古右翼逼迁辽东之仇等等。蒙古插汉部西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蒙古诸部，而是给明朝、还有后金都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明史纪事本未.插汉寇边》记载了插汉部西迁的来龙去脉：“（天启七年十月），插汉虎墩兔取板升以为穴。板升，华人也。嘉靖中，叛逆赵全等为乡道，集被掠万人于沣州滩东西一带，立为板升，桑种饮食悉如中国，所未易者胡服耳。自俺答款后，俺答义子怡台吉统之。虎墩兔新强，拥众数万，故板升富庶，甚习内地。插汉远在东偏，领赏买马必由两哨，既与俺答积衅数世，会素囊死，卜石兔有其地，然幼且弱，插汉遂顷巢而西，以旧地让建州。阳称报仇，遂杀哈利兔，直抵杀胡堡，克归化城，夺银佛寺，收习今色令。卜石兔西徙避之。遂与习令等盟归化城，以合把气喇嘛守之，驻营独石塞外。习今色以东西两哨并丰州滩大小板升俱献于插。卜石兔走河套。插汉西并摆言台吉、哈刺慎诸部多溃散，或入边避之。”“插汉既居俺答地，日：‘吾欲得金印如顺义王，大市汉物，为西可汗，不亦快乎？’”插汉部终于重新回到了阔别八十年左右的故土。 插汉部西迁之后，“以旧地让建州”，但是与后金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明史纪事本未.插汉寇边》记载，“时插汉浸强，然建州颇以其淫贪易饵轻之。” 这时后金即使吞下插汉旧地，一时之间也消化不了。然而后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新上台的明崇祯帝竟然帮助后金消化吸收了插汉旧地。据《明史纪事本未》之《插汉寇边》记载，“（崇祯元年）六月，时上锐精边事，欲矫时弊更辙，以市赏徒耗金钱坠军实。因卜素没，革其赏，虽边吏屡为插汉请，竟弗充”，“（崇祯元年）七月，塞外诸夷以苦饥请粟，不许。初，广宁塞外有炒花、暧兔、贵英诸部，藓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部，皆受我赏。建州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俱通建州，尽革其赏，诸部皆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尽折归建州，而建骑直叩宣、大矣。”从此，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就直接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后金之前。（崇祯二年，后金首次入寇关内，就是从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中的喜峰口突入，连克明诸边城，直抵京师的。那么，后金为何不直接经山海关入寇，反而要兜个大弯呢？这是因为山海关的防御体系比较好，明军在山海关之外层层布防，军事上以宁、锦为重点防卫山海关，再以大、小凌河右屯诸城防卫宁、锦；经济上大兴屯田养战，同时招徕四方流民，“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后金曾经在这里多次受挫，显然要想直接经山海关入寇，是不可能的。但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则与此不同，就以宣、大为例，自宣德五年明政府迁开平于独石，以致宣、大丧失藩篱，边防裸露，“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防益虚矣。”蒙古瓦剌、右翼曾经多次经宣、大入寇，逼近京师，这显然与宣、大的防御体系太单薄有关。后金之所以没有在万历、天启年间绕道山海关以西入寇关内，那是因为当时有蒙古插汉等诸部落沿边放牧，实际起到为明藩篱的作用。而插汉部的西迁及崇祯上台后尽革塞外蒙古之“赏”改变了这一切，明山海关以西藩篱已经尽失，为后金叩关大开了方便之门。） 崇祯上台后尽革塞外蒙古之“赏”，闹出乱子之后也曾经想设法补救。据《石匮书后集》卷一记载了崇祯和王像乾的一段对话：“上召督师王像乾至平台槛内，去御台咫尺，日：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像乾对日：三边之患，近因顺义王与卜、哈二酋不和，兵连祸结，两岁于兹。今要着在连结哈慎及朵颜三十六家，安插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关门，以断右臂，二酋既抚，则永无边患。上日：观二酋意似不肯受抚者。像乾对日：从容笼络，抚亦可成。上日：御卤当恩威并济，不可专恃羁縻。像乾又奏日：臣统御插虏，二十一年矣。万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万，欲犯蓟州，皇祖起臣总督蓟辽，臣至密云，遣官往喻，十万之师还解。天启元年，女直攻陷辽阳，熹宗召臣还部后，出镇山海关三年，略无风草之惊，皆调和之力也。”尽管王像乾提出恢复旧赏的建议，可是崇祯没有马上实行。 插汉西迁之前，蒙古诸部就已经要求明廷出兵阻止插汉，但明军没有任何动作。插汉西迁之后，明廷对插汉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受插汉压迫的蒙古诸部逐渐与后金联合，对付插汉。这些蒙古部落一脚踏两船，一方面向明朝求赏、一方面投靠后金。 这时候，辽东督师袁崇焕也企图抚慰蒙古诸部，为明藩篱。史载：“（蒙古）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 不过，明朝内部对抚慰蒙古诸部始终存在反对之声，“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参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可之。”袁崇焕可能想争取蒙古束不的部，但内部有阻力。甚至崇祯也对他发出了警告。五个月之后，“崇祯二年八月，束不的道建州兵自大堡镇分二道，一自杏山高桥镇，一自松山，直薄锦州，进克双台堡。寻自大凌河毁右屯边城而去。督师袁崇焕恐其西，请增戍关门，遣参将谢尚政等备顺天，巡抚王元雅谓虚警，遣归。而建州欲以计度边使，兵果不出”由此可见，袁崇焕争取蒙古束不的部是失败了。（第二年正月，束不的还专门上书明崇祯帝，要求明帝“爱养边民、优恤属国”这似乎表明，袁崇焕争取蒙古束不的部最大的阻力出自崇祯。崇祯对招抚蒙古不太坚决，“犹持两端。” 明朝不积极招抚蒙古，而西迁的插汉对蒙古诸部的压迫也日渐加剧，这两个原因促使一些蒙古部落最终倒向了后金。《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九月庚申，徵外籓兵共征蒙古察哈尔（即插汉）。癸亥，上率大军西发。丙寅，次辽阳。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喀喇沁诸贝勒、台吉各以兵来会。己巳，驻师绰洛郭尔。甲戌，宴来会诸贝勒。科尔沁诸贝勒不至。土谢图汗额驸奥巴、哈谈巴图鲁、满硃习礼如约，请先侵掠而后合军。上怒，遣使趣之。时奥巴违命，径归。满硃习礼及台吉巴敦以所俘来献，上赐满硃习礼号达尔汉巴图鲁，巴敦号达尔汉卓礼克图，厚赉之。丙子，进兵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诸处，克之，获人畜无算。冬十月辛卯，还师”。 这些蒙古部落不仅仅与后金一起征伐插汉，后来还一起联合征明。《清太宗实录》天聪二年十月癸丑条记载征明时，“以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部”为向导；《满文老档》亦记载跟随后金一起征明的有蒙古扎鲁特部色本及桑图、哈巴盖、奈曼部洪巴图鲁、敖汉部都喇儿洪巴图鲁、扎鲁特部内齐汗等、巴林部色特尔色棱、科尔沁土谢图汗等二十三贝勒，等等。 因为后金及蒙古诸部入寇，明廷害怕“插汉乘虚自西入，”才正式和插汉达到和议，恢复旧赏。曾经主张联蒙抗金的名将袁崇焕以金国入寇为诱因，却被明帝枉杀。《石匮书后集》记载崇祯二年，后金首次入口袭扰，“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可见袁崇焕招抚蒙古也曾经取得过积极的效果。 明朝既招抚插汉，插汉便为明藩篱。史载：“插之抗衡东人者两年，西鄙无警。”谁知好景不长，插汉部在西迁的过程中与蒙古哈剌慎、土默特等部落矛盾重重，插汉部已经丧失了人心，西迁故土后所建立的统治是虚弱的。后金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联合一些对插汉部不满的蒙古部落进攻插汉，虎墩兔“大惧，谕众弃本土西奔，”渡过黄河远遁。后金追之不及，回师时入寇明宣、大。这表明崇祯五年之后，由于插汉部的崩溃，明宣、大以西也处于后金的军事威胁之下了。 正是因为蒙古插汉部的西迁，后金才乘此机会联合受插汉压迫的蒙古诸部，得到“人和”；更进占插汉在辽东的旧地，取得“地利”，从而成功地侵入明关内。后金的入寇以掠夺和破坏为主，以崇祯十五年的入寇为例，后金在关内掠夺了人口36900、牲畜32100，其它财产则难以统计。这使得明对后金的经济封锁彻底破产。从这一点看，蒙古插汉部的西迁是后金战胜明朝的经济封锁的重要原因，后金就是凭此度过难关的。 后来，“察哈尔林丹（即插汉部大汗虎墩兔憨）西奔图白特（指土伯特,就是西藏一带），其部众苦林丹暴虐，逗遛者什七八，食尽，杀人相食，屠劫不已，溃散四出”，余部降于后金。后金陆续编审蒙古壮丁,设立八旗蒙古及三旗外藩。从此“建州之强，先并南、北关，次并三十六家吉囊诸部，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江北抵贺兰塞外，皆隶其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 
发表于 2007-8-18 11:2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