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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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下）

2007-05-25    刘墨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二 这一天的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① 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②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 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 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陈寅恪的举动是值得大加玩味的。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关于王国维究竟为何而死，他的遗嘱是最不能忽略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语。 从悲观的王国维口中说出前面两句话，是很正常的事。但他的最后一句，即“义无再辱”之“义”与“再”，却让人费尽思量。 先说“义”。 “义“是儒家思想规范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孔子《论语》中说“义”，大抵包含三种涵义：第一，义是修己治人的准则，如《论语·阳货篇》中说的“君子，义以为上。”第二，“义”是有德者行事的本质或依据，如《论语·卫灵公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义，是所有表现于具体行为的德性之依据；第三，“义”是随时应变的准则，如《论语·里仁篇》中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就是说，天下之事本没有可与不可，人在一切情况中对行为做抉择时，全要以“义”为准则。综合以上看法，孔子的“义”，虽然并不是合理行为的保证，也不是具体行为的指导，但它是提醒人们在伦理行为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慎重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该去做。 “义”在孟子那里，发展出三个重要的命题：第一是“义利之辨”；第二是“义内说”，即“义”是道德意义上的；第三是“生”与“义”的抉择：孔子虽然提出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样极端的道德要求，但孟子却更在道德说服力上加强了这种要求——道德离不开人生的抉择，抉择有大小、有难易，舍生取义是人生可能性遭遇中最特殊的处境，也是人生最大的困境。而陷入此困境的人，主观的动机、条件、客观的环境、情势，都可能影响人是否能做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取决于对儒家“义”的理解。③ 王国维自然不是迂腐之儒，但他对已经泛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儒家道德观念显然是深深认同而且在变乱中认真加以维护的。按照儒家的理想，一位君子所内涵的道德至善要传播出去，要用道德榜样去影响他人，同时也为个人争得威望与尊严。虽然这种决定在清末民初这个时代，显得和整个历史是那样的不和谐，但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和谐音，它才显得尤其响亮！ 次说“义无再辱”之“再辱”。 如果说，王国维是殉清，那么他为什么不在1911年清亡之际殉身呢？盖此时之王国维，与清廷关系尚属甚浅的原因也。而此时国内的局势以及王国维的立身行事，远没有十几年后那么复杂与那么明确。当王国维与逊帝溥仪的关系转为非常密切的“君臣”时，一切都变了，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的“公以韦布骤为近臣，感恩遇”云云，倒是真的。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中认为，“文士受贵人之恩，往往感激不忘，古之蔡伯喈闻董卓被杀而叹惜，今之胡适之见溥仪被逐而愤，皆由此故也。” 在此次真的自杀了之前，王国维还有一次是要自杀的，那就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④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南斋，南书房。北门学士指柯绍忞。柯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后王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实有由也。⑤另有《王观堂先生挽诗》也提供了这样的明证：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⑥ 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路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皆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言。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在写文章时没有注意到陈寅恪的这种解释：“义无再辱”之“再”，正是不想第二次受冯玉祥部第二次之辱！ 　　陈寅恪先作的《挽王静安先生》，明言王的死是“殉清”，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提“殉文化”说，两年后，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又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甲子逼宫”，王国维实际上就已经要自杀了。他的家属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而这一次，王国维却真的死了。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等，或明或暗皆持此议。他们这些人的见解，自然不容忽视。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没有人会想到，他竟会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这个小朝廷中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⑦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⑧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 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这个月的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 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 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也许，除了表面的纪念形式之外，这也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恸哭？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有一个人对王国维之死的阐释，一直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浦江清发表在《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一文的思想。 他是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统观王国维的自杀的。第一：感情与理智之关系与矛盾。第二：虽为时代之落伍者，但仍有所信仰： 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事而可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少年，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返，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时代中一无表见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 第三：为哲学上之解脱： 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三纲六纪之说亦不过其解脱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悯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学，受叔本华之影响尤深。即其诗词之所歌咏，亦徘徊于人生诸问题之间。虽晚年绝口天人之语，然吾知其必已建设一哲学之系统。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其作《红楼梦评论》时，已大彻大悟于欲与生活与若痛三者为一之理。惟其大彻大悟，故能泰然与世无竞，超出于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势力于纯粹之学问。上稽上古三代之制度文物，下考辽金蒙古隐晦之史料，以有大发明大贡献。虽学问之有绝对价值与否，先生不自知，然而于现实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托与慰藉，则固舍此未由也。而知识弥广，则痛苦亦弥深，怀抱绝学，如孤行于沙漠之上，世无有能知先生也。即新式学校之聘先生为教授，亦不过如先生所自云，商彝周鼎，藉观瞻而已。故一旦时机相逼，则最后之解脱，先生亦乐为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ling曰，自杀者，自然赋与人之最高之权利。先生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 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⑨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⑩ 三 　　王国维与前辈学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学术方法与范围上有差异固属必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前辈学者在俯仰四周之际，还没有注意或感觉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以及共产主义的革命等风行于世界之上，并正在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上的剧变。而王国维却敏锐地观察或感觉到了这些，他也曾在这些激流中找寻着自己的方位——观念的维持或许可以通过信心与学术来尝试，但社会秩序的丧失与礼俗道德的沦丧，却是无法用学问来修补的。 　　在王国维的时代，学术事业的主旋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越来越快，这种悲剧没有发生在王国维生前，却让死于1969年的陈寅恪饱尝。 ① 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载《追忆王国维》，第207页。 ② 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4页。另外，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5-526页。 ③ 关于“义”的古义，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114页；另参考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33-635页。 ④ 罗振玉回忆说：“忆予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当乘舆仓卒出宫，予奉命充善后委员，忍耻就议席，议散，中怀愤激，欲自沉神武门御沟，已而念君在不可死，归寓抚膺大恸，灵明骤失。公惊骇，亟延医士沈士桢诊视，言心气暴伤，或且绝，姑与强心及安神剂，若得睡，尚可治。乃服药得睡，因屏药不复御，而卒不死；后数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遗嘱，封授叔炳兵部（际彪），告以中为要件，俟异日得予书以授家人，寻乘舆出幸日本使馆，又得不死；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见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王忠悫公哀挽录》中所收之《祭王忠悫公文》。 ⑤ 《陈寅恪诗集。，第15页。 ⑥ 《陈寅恪诗集》，第9页；另见《吴宓与陈寅恪》，第48页。 ⑦ 上谕全文如下：“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腾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见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王忠悫公哀挽录》。 ⑧《吴宓日记》(1925-1927)，第350页。 ⑨ 见《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3-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993年版。关于文中出现的“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一语，曾见于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一信中：“……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书《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拷掠后钷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3页。 ⑩ 见《追忆王国维》，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