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同时,一场迎接国宝归来的工作也迅速展开。
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开始正式办公,文化部也于此日正式成立,由沈雁冰任部长,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
郑振铎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从各个方面获得消息:由于解放前夕,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他同时还从各个渠道得到情报: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空前活跃,都在私下里窃窃“咬耳朵”,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其开价之高令人瞠目,但货色却又谁都难以看得到,很明显,这是一批极有价值的中国国宝级文物。另外还有消息透露,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不少的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瞩目,他们携带着大批美元,聚集在香港,或穿梭于香港与外国之间,不断打探觊觎,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
郑振铎听到这些消息后,忧心如焚。他当机立断,立即从自己主持的文物局里划拨出了一笔款子,委托并指示老友徐森玉的儿子和当时正在香港银行界工作的徐伯郊,在香港就近购买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文物,能够抢救到多少算多少。但如此做了之后,郑振铎觉得还放不下心,并感到这远远不够:第一,他觉得这样的“零敲碎打”不是办法,必须要有一个通盘的组织和计划;第二,北京离香港的路途遥远,信息不够迅捷,而抢救国宝必须分秒必争、当机立断才行,必须在香港成立一个“收购小组”,以具体开展抢救工作;第三,如果光靠文物局的这点经费,是远不能满足抢救国宝的需要的,还必须要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行。郑振铎思之再三,遂马上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与磋商。
郭沫若与沈雁冰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他们对流失文物的命运也十分担忧,因而对郑振铎的想法亦深有同感。又经过反复讨论,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周恩来还在报告上着重批示道:“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接着,周恩来还接见了郑振铎,同他进行了详谈,并亲自询问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人员组成情况,郑振铎一一作了汇报,征得了周恩来的批准。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的任务是:主持收购已散流到香港及海外的文物国宝,并负责把已购文物及时带回内地等。
经郑振铎的指示安排,“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共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在该小组成立前后,郑振铎还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饶彰枫、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等人,通过党的组织对小组今后的整个活动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
1951年6月13日,徐伯郊从香港被召回北京,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小礼堂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徐冰的亲切接见与宴请,他们对徐伯郊勉励有加,并正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徐伯郊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购文物。
至此,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便有组织、有计划地紧急正式展开了。
当时伴随着中国人民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由郑振铎亲自负责和具体指导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在香港这条隐蔽战线上,也开展和上演了一场无声无息、看不见硝烟、听不见炮火、但却是异常激烈和分外曲折的“文物争夺战”,人称“国宝大营救”!
在“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中,该小组的领头人物及核心人物是徐伯郊。
那么,素来以办事谨慎、稳妥著称的郑振铎,为何会选中徐伯郊来担当此重任呢?这不能不从徐伯郊与其父徐森玉的身世说起。
徐森玉(188l-1971),名鸿宝,浙江吴兴人,前清举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古文物鉴定专家。抗战时期,他曾主持过故宫文物的南运工作,又迁运了上万枚居延汉简经香港转往重庆,以及抢救出《赵城藏》等,另外,还在上海协助郑振铎抢救了大批的珍贵善本图书与唐人写经等国宝,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海解放前夕,徐森玉拒绝去台湾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而是留了下来,并发表声明,要求运台文物全部还归祖国大陆。
徐伯郊,1913年7月生,1932年入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学习,1936年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系学习日语,后考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7年夏天回国度假期间,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愤于日本侵略中国,拒绝返日,留在国内,在银行界从事金融工作,先后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任职。从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
徐伯郊是徐森玉的长子,幼承家学,酷爱文物,很早就随父学习书法、版本等学。这不仅养成了他对收藏的强烈爱好,而且,从父亲处学到了精深的对于古书画、古版本等的鉴定知识。长大后,他更是刻苦用功,兴趣广泛,乃至其学识渊博,技艺精湛,且他的收藏品之丰也不下于乃父,是当时十分著名的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徐的书斋名“诗外”,系由好友张大千题写,取自于陆游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之意。
更重要的是,徐伯郊是一位具有高尚藏德、藏风和丰富鉴藏知识的大收藏家。抗战期间,徐伯郊为了协助父亲徐森玉将故宫文物平安南运,曾自告奋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国宝在运输途中的安全。徐森玉、徐伯郊父子当时为了祖国文物,不顾一切,将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的高尚行为,在中国文物界、收藏界传为佳话。
由于徐伯郊是老友之子,郑振铎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1948年,徐伯郊在上海结婚,郑振铎专门去道贺,并喝了喜酒。郑振铎深知,徐伯郊忠心耿耿,为人可靠,办事干练,当时正年近不惑,精力充沛,又经验丰富,对古籍、字画的鉴定很有眼力,郑振铎对徐伯郊的本领“信得过”。另外,由于业务关系,徐伯郊又经常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这便于同国内联络。再加上,徐伯郊是香港银行界的高级人员,又是著名的大收藏家,属香港社会的上层人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均有交往,又素来出手阔绰,认识的人员众多,消息十分灵通。这一切决定了由他出面来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因此,郑振铎遂代表国家,把在香港抢救国宝的重任,毅然交托给了徐伯郊。
还在“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以前,徐伯郊就受郑振铎的委托,在香港做了大量工作,收购回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物。
在徐伯郊经手购回的文物当中,他开展收购后最早期的一笔“大生意”,也是众人最夸赞不已的“得意战役”,可说是“二希帖”的胜利回归。
所谓“二希帖”,乃是对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之两帖的简称。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则流出了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当时曾震撼了文物收藏界。
1940年秋,郭世五在北平去世,“二希”由其儿子郭昭俊继藏。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二希”去了台湾,后想将“二希”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去找过该院院长庄严(徐森玉的学生)。庄很想将此“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脚未稳,人心慌乱,经济凋敝,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连城之宝。郭昭俊无法可想,只得将此“二希”又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则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同时,由于当时还有不少的外国机构与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将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正在香港的徐伯郊得知了此情况,十分激动,立即向郑振铎作了报告。当时,郑振铎参加了由丁西林、李一氓任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正好路过香港。郑振铎闻知此事,兴奋异常,更忧心如焚,急指示徐伯郊向国内报告,务必全力抢救“二希”,不使其流散海外。与之同时,郑振铎也将此事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请求能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要将“二希”购回。
由于公务在身,郑振铎离开香港前,又再三叮嘱徐伯郊,马上去与郭昭俊商谈,以稳住郭氏,同时设法向银行申请,将郭贷款转期三个月或至半年,以待国内汇款抢救。
徐伯郊接受任务后,马上找到郭昭俊,向郭申明了大义,希望他把“二希”卖回祖国。郭氏正负债累累,现见有人来买“二希”,且是“卖”回祖国,自然高兴,连连答应。紧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众多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并由自己出面担保,将郭抵押在那家银行的“二希”取了出来,然后同郭一起带着“二希”,按上级安排离港去了澳门。
果然,周恩来在得到郑振铎和徐伯郊的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商议,并指示一定要将之收购回国,决不能让外国人夺去。1951年11月5日,周总理还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长马叙伦、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人亲笔写信,对购回“二希”作了周密详细的指示。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已经担任华东局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玉三人前往澳门,去对“二希”作仔细鉴定,确定了是真迹无误后,立即当场议价,最后以35万元港币的价格成交。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是一笔了不得的大数字了。“二希”购回后,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举后来成了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
接下来,“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所做成的第二笔“大生意”,也是他们的第二次“大战役”,可说是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了。
宝礼堂是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宗周(1867-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潘于1919年到上海,曾任上海工部局总办,酷嗜藏书,尤喜好宋、元版本,遇有善本,不惜重金,因此其藏书中有宋、元版本111部共计1088册,其中为宋版书105部上千卷,元版书六部数十卷,其书内容多为历史上的重要书籍,内中又多为海内孤本。
潘宗周的藏书,多来自“上第二子”袁克文(1890-1931)。袁克文字寒云,系袁世凯次子,喜好舞笔弄墨,尤好写诗,早年曾广收宋椠古籍、古印、古钱、书画等等,其后所藏之宋版书竟多达200余种。袁世凯倒台后,锦衣玉食的“皇二子”家境日窘,只好靠变卖旧藏度日。一日,袁克文携其藏中瑰宝宋版《礼记正义》,登潘宗周之门求售。潘氏见之大喜,知此书为宋王朝南渡后三山黄唐所刊,系海内孤本,原藏于山东曲阜的孔庙中,为孔府世袭的传家之宝。潘宗周当即以10万两白银买下此书,作为己藏的镇库之宝。当时,正适值潘家的新居落成,潘宗周遂题其居为“宝礼堂”,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之后,袁克文所藏之宋版珍本,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潘家,成了宝礼堂的藏书了。
1939年,潘宗周去世,宝礼堂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潘世兹因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遍游过伦敦、巴黎、美国等地,对各处收藏的中国文物之多、之精,备感心惊,发誓要继藏好宝礼堂的藏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入敌手。潘世兹深恐宝礼堂藏书落入日寇魔爪,遂向英国驻上海的一文化机构求救,请其设法将藏书转入安全地带。英国方面对此事也很重视,当即派出了一艘军舰,载上宝礼堂的全部藏书,专程由上海驶往香港,直接藏入了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一切都安排得十分慎重、秘密。
1951年5月,正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教授,在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心情格外激动、振奋,特给郑振铎写信表示,愿把宝礼堂的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接到此信后,非常高兴,并为潘世兹炽热的爱国热情感动得流出了泪水。他当即同潘世兹面谈了一次,并设宴款待,对潘世兹的爱国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郑振铎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文化部、文教委、周总理等汇报了此事,并把徐伯郊从香港召回北京,专门研究了如何把宝礼堂藏书从香港汇丰银行取出,然后把它们平安运回国内的办法。郑振铎委托徐伯郊在香港全权处理有关接收潘氏宝礼堂藏书的一切具体事宜,要徐全力办好此事。郑振铎并指示徐伯郊说:“这批国宝,十分重要,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就在郑振铎、徐伯郊等人与潘世兹正反复商量如何将宝礼堂藏书从香港平安运回的时候,在此之间及前后,还有不少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多方活动,都欲以高价及优厚条件购到这批藏书。其中,美国人侯士泰是最为活跃的一个,他携带着大批美元到港,到处探询故家旧族的藏品,随时准备收购。但不论这些外国人如何诱惑,自然也都遭到了潘世兹的拒绝。
由于将宝礼堂的藏书从香港运回,需要潘世兹亲往香港办理有关手续,在银行办理取物手续也十分复杂,于是又通过徐伯郊想方设法,往返联系,反复接洽,一直到1952年9月,徐伯郊才与潘世兹一起将这批瑰宝从香港汇丰银行中全部取出,然后又经徐伯郊的亲自护送,终于将这批古书安全运抵了上海。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发动的第三次“大战役”,便是动员张大千将其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了祖国,使得这批无上至宝顺利回归。而在这件事上,徐伯郊更是立下了巨大功劳!
张大千(1899-1983),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兼大收藏家、大鉴定家,他对我国古代法书名绘的收藏数量极丰,堪称是雄视九州,声震天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由成都飞赴北平,于当年底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迹《韩熙载夜宴图》,为此他舍弃了在北平买一座旧王府安家的打算。接着,他又以黄金1000多两的代价,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了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北宋黄庭坚书法《张大同手卷》,南宋张即之的大字书法《杜律二首》等。
在张大千当时所收得的这些宝贝中,以五代南唐画院侍诏顾闳中所作的《韩熙载夜宴图》最为名贵,它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堪称国宝。
1951年夏张大千到香港,然后又曾去台湾及日本旅游。由于张大千以前曾任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国画指导教授,与同在故宫任职的徐森玉的交情很深,因而他与徐森玉的长公子徐伯郊也很熟识,因此,在港期间,张大千同徐伯郊时相往来,谈笑甚欢,把徐伯郊当作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的经济一落千丈,各种政治势力十分复杂,社会不宁,许多人都不愿在香港呆,纷纷欲往海外发展。张大千当时也准备离开香港,率家移民到南美去。
郑振铎在北京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徐伯郊,指示徐伯郊在港多与张大千接触,一是希望张大千能够回国,二是希望通过张大千的关系,能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外国的中国古代法书名绘收购一些回来。郑曾指示徐伯郊说:“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晋文公复国图》与卢芹斋之所藏,均盼能回国来。此事甚为重要,且须机密。请和朱(光)市长谈谈,能否直接和大千公开的谈谈,并托他(鼓励他)努力于此举否?”
郑振铎信中所提到的卢芹斋是浙江湖州人,为旧中国最大的文物进出口公司——卢吴公司的老板。
卢芹斋这个人,由于长期从事文物交易,因而他自己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有许多还属于天下孤品、珍品与精品,极有价值。而张大千以前曾长期在上海生活,由于买卖古书画的关系,他同吴启周、卢芹斋也很熟,私人的交情不错。因此,郑振铎很希望能通过张大千的关系,把卢的收藏给购回国来,此事也表明了郑振铎对于张大千的极大关心与信任。
当徐伯郊把郑振铎信的内容告诉张大千之后,张大千对郑振铎的关心、慰问与热忱也非常感动。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当时没有回国,仍准备移居海外,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珍贵文物,一起共折价仅为2万美元,以极低的价格全部“半送半卖”给了祖国。这批画皆由徐伯郊经手,由国家文物局全部收购,使这批稀世奇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回国之后,郑振铎非常高兴,当即在故宫举行了“特展”,各界人士参观此展,一时之间轰动中外。
张大千将“夜宴图”等国宝“卖”回国后,1952年夏,他率家人离开了香港,赴南美阿根廷侨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近30年的海外生活。张大千虽然身居海外,但仍心向祖国。他不仅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书画等墨宝,又以很低的价格,通过徐伯郊之手陆陆续续“卖”回了国内,而且他还发奋努力,想方设法在法国、日本等地购买了许多珍贵文物,将之转卖回了国内,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影响,还向海外的收藏家如卢芹斋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争取到不少好东西。 |
发表于 2007-7-30 20:48:41
发表于 2007-8-1 12:2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