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前辈掠影
作者：张中行
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人《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像,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五十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五十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 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珮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马先生的功绩也许不小吧,可是时移则事异,在自己年甫过知命的时候,竟受到革新派的轻视,被动靠边儿了。难免有“老了,不中用了”之叹吧?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听马珏说,她念北大预科,升本科时,是遵马先生之命,选政治系。马先生此命是出于一种妇女翻几千年被压迫之身的大志,其意若日,学政治,入政场,一旦鹏飞上青云,也让男性明白明白,天生女儿身。也未尝不可以叱咤风云,超过男子汉的。上青云,尤其女性,是大好事。但是语云,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马珏,还差几个月毕业,竟远走上海,结婚了。其后是找个远在青云之下的工作,养家,生孩子,终于没有入政场,直到健康情况日坏,治理自己也困难了。总之,就马先生说,许多事,应该大有成而结果是很少有成,除“畏天命”之外,还能怨谁呢?
黄节。黄先生,字晦闻,我也写过他,本系的师辈,在我毕业之前归道山的有两位,他和刘半农(复)。刘先生年刚过不惑,全校感到很意外:黄先生年逾耳顺,虽未及古稀,总是已入老境。听到噩耗后一惊也就过去了。说到“老”,出入红楼的名人还有几位,如崔适、刘师培、吴梅和辜鸿铭,我都没见过。前者老去,后继者也就成为老。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作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只一位。在红楼,据我所知,或所闻,这方面,跳出藩篱而且名声在外的只有陈独秀,是好作狭斜之游。用旧的眼光看,纳妾还可以划人规规矩矩一类吧?我们也就只好这样看了。据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说。黄先生作古以后,遗砚也是如夫人拿出来卖的。这都是旧,可取也罢,不可取也罢,总是都一去不复返了。
孟森。孟先生,字心史,我入学时候年六十有四,以齿德论,是比黄晦闻先生还老一些的人物。特点与黄先生不同,黄先生是“旧”,孟先生是“朴”,他住红楼以南不远的马圈胡同,我们常见他走出银闸口转东往红楼。一年四季是粗蓝布长衫不新奇,新奇的是青布圆口鞋竟是家做的。我们向来不同他打招呼,因为确知他必看不见(高度近视),而且心里一定正想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即使视力不坏也不会看。上课也是这样,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他花白头发,小个头儿。学问却既丰富又实在,所以还是合于一个“朴”字。他是明清史专家,我选他一年课,就是明清史。他的大成就是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这说得也许真就不过分,比如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隐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钱先生精旧学,却不泥古,《新青年》时期,化名王敬轩,装作泥古,与刘半农演双簧,充当维新旗手的箭靶子,确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直接出面写的文章,也是内容深刻而文笔犀利。总之,在红楼的诸多人物中,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此外还有个常人难及又少为人知的优点,是与熟人交往,总是寓严正于突梯滑稽之中。手头存魏建功先生赠1931年钱先生致魏先生信一封,封皮兼写魏先生夫人王碧书。称王碧书先生,先生二字都加“女”旁;信中提到马四,二字用甲骨体,如画图;末尾署名疑古,二字用金文,也如画图:这是任何时候都乐得游戏一下子,在北大的师辈中可说是只此一家。附带说说,在红楼的诸多国学大师中,钱先生虽不以能书名,字用写经体,变楷为行,却显得刚劲流利,很好看。到解放后的新北大,魏建功先生成为唯一的善书者,字也出于写经体,推想就是取法乎钱先生的。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也要说说美中不足。是以钱先生之才之学,像是应该有大著作传世,可是想想敝箧中,除《说文部首今读》一个小本本以外,竟没有别的,原因为天乎,为人乎?总是太可惜了。
周作人。周先生,字岂明,也写启明,更多署知堂,住新街口南公用库八道湾,自称所居为苦雨斋,或苦茶庵,是红楼内外的有名人物。有名,主要是来于写得多,内容和散文的风格都成家,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可是想介绍他却很难。有一般的难,是广度、深度都非一般,用简明的话说得恰如其分不容易,还有特殊的难,是他生不逢时,就国说,东邻太坏,自己太弱,所托身的北京竟江山易主,异族统治,就更躲不开气节问题。走为上计,可是他没走,中计是闭门喝苦茶,起初也许有此意吧,但终于还是开门,出了山,在他,也许有什么不得已,或竟是有什么理由,但国人(尤其他的旧相知)是不会谅解的。不谅解是一面。但他又像是与王克敏之流不同,不是迎头赶上,而是半推半就,何况他还有五四时期的维新业绩,以及更不容忽视的,上千万字的连文学史家也要刮目相看的著作。太复杂了,且不说评论,如何介绍呢?这个困难,我昔年曾经遇见。那是写《负暄琐话》的时候,多谈北大旧人,装作不见,不成。只好硬着头皮,拼凑一篇《苦雨斋一二》。说一二。表明只是一些琐事。正襟危坐的话也说了三两句,是一反北宋大臣吕端之道,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可惜。其后,又有人上门求写一篇全面而深入的。我不自量力,就真写了,因为想把存于内心的话全盘托出,就写多了,计比万言书还长,标题为“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困难仍在,如何解决呢?找个立脚点,是人与文,既不可分又可分;或者说,论文和诗的时候,宜于不以人废言。这样,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好话比灶王老爷说得还多,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想到出于他笔下的另一种,没有人注意甚且很少人知道的,像是也值得看看。这说的是挽联,我见过几副,都情挚而语妙,取游山可只爱片石之义,就说说这个。挽联,旧时代常用,可是作好了不容易。要典重得体,寓辞采于肃穆之中。我昔年读《越缦堂日记》,见到一些出于李慈铭之手的挽联。觉得确是名下无虚士。现在,有些人吊死者,还愿意效昔人之颦,也作也写也挂,而看得过去的实在太少。这样,与今人比,周先生的几副就可以说是上追其乡先辈了。以下另行抄录,估计有难解处略加注,其一,挽黄晦闻: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先生关心国家安危,曾刻“如此江山”印章。索常侍,索靖,西晋书法家,知天下将乱,见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大讲顾亭林诗,言及亡国之痛.感慨万端。其二,挽孟心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
野记,指《心史丛刊》,其中言史事多感慨。井中函,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人,宋亡,著《心史》,盛以铁函,藏井中。孟先生写诗,多伤时事。其三,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原注:“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小川町,在日本同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之地。其四,挽刘半农: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作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呼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下联,指1934年夏往塞外考察语音,染回归热.返京后卒于医院。其五,挽马隅卿: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马隅卿,名廉,研究小说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挽联抄完,回头看看,写这位,本想避重就轻,拉扯几句,混过去,没想到字数反而超过前几位。但木既已成舟,也就由它去吧。
马衡。马先生,字叔平,与马裕藻和马廉是一家,都是宁波人。叔平先生是金石学家,所作曾集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上学时期只知道他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破周宣王猎碣的旧传,为治旧学者所推重。三十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有盗宝的流言离职,马先生继任院长(先为代理),担任此职二十年,据说在维护古物方面贡献不小。他在北大史学系是名誉教授,开“金石学”课,我听了一年。他个头儿在中人以下,装束和举止都整饬,说话慢条斯理,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是出于灵机一动。对学生虽严肃而和善,所以学生都敬重他。讲课有没有讲义,不记得了;以及我也摸索《金石索》《金石萃编》之类,还买过《陶斋藏石记》,诱因是来自马先生还是来自图书馆,或兼而有之,也说不清楚了。清楚记得的是有那么一次,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沈兼士。沈先生字还是兼士,是小学家,在北大国文系任课,讲的是文字学。据说他是宣扬“右文说”的,即主张形声字,声旁兼表义.如“戋”有“小”义,以戋表声之字,如笺、钱、线、盏、浅、残、贱等都有小义。我听过他文字学的课,只记得身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衣服讲究,留背(bēi)头,与孟心史先生比,是个注重外场的人物。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至于都讲了什么,就不记得了。在北大这个圈子里.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推想三沈是亲兄弟,五马是大排行。沈士远,我没见过,也殊少所知。沈尹默先生,我也没见过,却多有所知。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矱,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的《秋明集》,上下两册.上册收诗,下册收词,可惜为书名所掩,知道的人不多了。沈兼士先生在北大也以善书名,只是因为他的兄长尹默先生。以及也出入红楼的马叙伦先生,造诣太高,这就有如一般高个儿的女士,一旦走人时装模特之群,就欲挣扎也显不出来了。在我的记忆中,沈兼士先生还有个也许值得说说的特点;是“沙滩”地小(只是北池子北口外以东一个直径几十米磨盘状的小圆块)名大(就是不提红楼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许多学术界耆宿在这一带活动,只有他一个人连住所也是大名的“沙滩”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余嘉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他在辅仁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到北大是兼课.我听一年,发讲义,名《目录学发微》。他身材中等偏高,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当然穿长袍,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马叙伦相比,还多一顶瓜皮小帽。上课坐着讲,平静地传授知识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至少也是颜习斋和戴东原。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所以有能力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比如至今还记得他有一次讲:“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这就大有说服力。著作不少,贡献大,归道山以后,还由其东床快婿周祖谟先生整理出版《世说新语笺疏》,我觉得这是出自朴学,最靠得住。说起朴学,不禁想到今代盛行的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使人摸不着头脑,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钱穆。钱先生,字宾四,我上学时期.他是红楼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其时大刮《古史辨》之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主旨就是深辨古史。他无锡人,没有多少学历,可是勤读,钻得深,所以能够平步青云,走入红楼,任史学系教授。我选过他的课,也许有两年吧,因为其时我也被考古风刮得东倒西歪。听说他教过中小学,自然讲求过教学方法,因而在课堂上,作风与余嘉锡先生大不同,不是安稳平静,而是常走动,口讲指画,间以嘻笑,显露锋芒。但语音只能南腔而不能北调,北方同学听着就有些费力,比如初上课时常听他说“王五”,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这是说“黄河”。他考史,时时有新说,记得听他讲《楚辞》中地名,说旧时都认为在江南,其实应该在江北.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不过,不管他怎样立异,都举证,总之仍不离汉学传统。七七事变以后,他先到昆明,其后到台湾,高寿,几十余才归道山,不忘故土,遗嘱归葬太湖之滨。在台湾,他讲课之余,仍勤于写作,较著名的有《国史大纲》,是1992年,由《书摘》介绍,我看到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的一节文字,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并说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没有“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不由得大吃一惊。钱先生是治史的,竞连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也视而不见了,难道因爱故土之国之民,就可以不管事实吗?可惜他已作古,我不能质疑。但我还是不能已于言,写了一篇《关于吾师》(刊于《读书》1993年第2期),说了几句不够尊重的话。过些时候,听说钱先生的亲属看了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人各有见,但依照红楼精神,讲理,考虑的只应是“证据”,而不问亲不亲的。
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作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n,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三十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像。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
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登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小说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日“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作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来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 |
发表于 2007-7-30 20:05:39
发表于 2007-8-21 11:5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