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的攻防武器

东施

弓矢  

中国古代的一种远射兵器。弓多用竹制成，弯成半圆形，缚上弦，利用其弹力把矢射出，所以使用弓矢的活动即称为射。

弩  

中国古代装有张弦机构（弩臂和弩机），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射手使用时，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单独动作，无须在用力张弦的同时瞄准，比弓的命中率显著提高；还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如足踏）张弦，能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
弩的关键部件是弩机，从为数众多的出土铜制弩机可以看出其结构：弩机铜郭内的机件有望山（瞄准器）、悬刀（扳机）、钩心和两个将各部件组合成为整体的键。张弦装箭时，手拉望山，牙上升，钩心被带起，其下齿卡住悬刀刻口，这样，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上方的箭槽内，使箭栝顶在两牙之间的弦上，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往后扳动悬刀，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
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较完整的弩，是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弩。这件弩制作得相当考究，弩机为铜质，木质弩臂末端装有错银的铜弩踵，前端装错银的蛇头状铜承弓器。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以骨、蚌制作的原始悬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鄂伦春、纳西、 苗等少数民族使用的木弩的形制推测，原始的弩应远较此弩质朴，所以在战国以前弩还应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在古文献中也有一些旁证，如《礼记•缁衣篇》引《太甲》说：“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韩 非子•说林篇》说：“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两处所提到的“机”，都宜解释为弩机。所记之事的年代都在商周以前，说明中国发明原始木弩的时间应不晚于商周时期。
春秋晚期，实战中开始重视用弩，《孙子兵法》中已提到“矢弩”的作用。到战国时，《孙膑兵法》所记述的阵法中，有一种叫“劲弩趋发”，说明弩在实战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公元前341年，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孙膑就是以“万弩俱发”的突击攻势，战胜了轻敌而怠惫的庞涓的大部队。当时所用的弩是以臂力张弦的擘张弩，所装的弓比一般弓小，弩箭也相应地短些。
《孙膑兵法》中称这种弩“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射程并不很远。至战国晚期，出现了性能更好的以足踏张弦的蹶张弩。如《战国策•韩策》称韩国的武卒就是“披坚甲，□劲弩”。此类劲弩装有粗壮的弓，要用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张开弦，因而要求弩机更加坚固。战国中期的弩机，虽然悬刀、钩、牙等已用铜制，但无铜郭，弩机直接装在木质弩臂上，承受不了太大的张力。
战国晚期的弩机外增铜郭，强化了机槽，这一部件就是适应蹶张的需要而产生的。战国弩机的望山尚无刻度，西汉时出现了带刻度的望山 (见彩图西汉青铜弩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它的作用近似近代步枪上的表尺，射者依目标的远近，通过望山控制镞端的高低，找出适当的发射角，以便准确地命中目标。
东汉时出现了腰引弩，它的图形见于山东省济宁武氏祠画像石中。《晋书•马隆传》称当时简试勇士所用腰引弩的强度为三十六钧（约合九石）。明朝的《武备志》称之为腰开弩，“力弱者用蹶张，力雄者仍用腰开”。可见它是单人使用的弹射力最大的弩。
装有连射机构的连弩始见于东汉班固撰《汉书•李陵传》：“发连弩射单于。”三国时期，诸葛亮改制的连弩，大量装备蜀国部队，“一弩十矢俱发”（西晋陈寿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威力很强。
汉朝弩的强度以“石”来计算。张弓引满一石的弩相当提起一石（约30千克）重物所用的力。据汉简和古文献记载，汉弩分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诸种。汉弩的强度都要经过严格校验，在居延汉简中曾发现过检验已受损伤的弩的强度的记录，其中十石弩又称为大黄弩、黄肩弩或大黄力弩，强度最大。参据《梦溪笔谈》所记的宋朝一种蹶张的“偏架弩”估算，汉朝强弩的射程可达400米左右。
汉朝名将李广于公元前121 年与匈奴作战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大黄弩射杀对方将领而扭转战局。汉朝郡国还组成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材官”，其指挥员的官号有的就称“强弩将军”。
由于弩的发射比较费时，而且持弩的士兵又不便兼用其他武器，所以弩手常在其他士兵掩护下编成“上弩”、“进弩”、“发弩”等组，轮番连续发射。在“守隘塞口”中，更能发挥其威力。至南北朝以后骑兵大规模纵横驰骋之时，由于强弩不便在马背上使用，遂逐渐衰落。
明朝以后，由于火器迅速发展，弩不再受重视。《天工开物》中甚至认为弩是“守营兵器，不利行阵”。

床弩  

中国古代一种威力较大的弩。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床架上，以绞动其后部的轮轴张弓装箭，待机发射。多弓床弩可用多人绞轴，用几张弓的合力发箭，其弹射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擘张、蹶张或腰引弩。
床弩的发明不晚于东汉。《后汉书•陈球传》记载，在一次战争中，陈球曾“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这种大弩仅用手擘、足踏之力难以张开，故应是床弩。1960年，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出土一件南朝时(420—589)的大型铜弩机，长 39厘米，宽9.2厘米，通高30厘米。
复原后，其弩臂长当在2米以上，无疑也属于床弩一类。当时北朝也使用床弩，《北史•源贺传》记载，北魏文成帝时，源贺都督三道诸军屯守漠南，“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唐朝杜佑撰《通典》中将这种弩称作“车弩”，宋朝以后则通称“床弩”。
床弩在宋朝得到较大的发展。宋官方编修的《武经总要》所载床弩，自2弓至4弓，种类很多。多弓床弩张弦时绞轴的人数，小型的用5—7人；大型的如“八牛弩”，需用100人以上。瞄准和以锤击牙发射都有专人司其事。所用箭以木为杆，铁片为翎，号称“一枪三剑箭”。这种箭实际上是一支带翎的枪(矛)，破坏力很强。
床弩又可射出“踏橛箭”，使之成排地钉在夯土城墙上，攻城者可借以攀缘登城。床弩还可以在弦上装兜，每兜盛箭数十支，同时射出，称“寒鸦箭”。床弩的射程可达三百大步(约合570米)，是中国古代弩类武器中射得最远的。据宋朝张表臣撰《珊瑚钩诗话》记载，床弩在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战中曾发挥过很大作用。但床弩构造笨重，机动性较差。随着火器的发展，床弩逐渐被废置不用。

箭  

中国古代一种借助于弓、弩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又名矢。由箭镞、箭杆、箭羽组成。箭镞用于射击目标，箭杆用于撑弦承力，箭羽使箭在飞行中保持稳定。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箭，是在内蒙古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系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所制。此箭全长67厘米，装三棱铜镞，竹杆，有三条尾羽，镞和羽均缠丝涂漆用以与箭杆相固联(图1居延出土的西汉箭)。
远在3万年以前，在中国境内的人类就开始使用弓箭了。由于远古的箭杆难以保存至今，所以出土实物中往往仅留下箭镞。新石器时代的石、骨、蚌镞，有棒形、叶形、三角形等多种，有些已有镞茎和逆刺。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最先出土了商朝早期的青铜镞。商周 时期，青铜镞的主要式样是有脊双翼式。春秋战国时，三棱式镞盛行 (图2有脊双翼式镞(左)和三棱式镞(右))，战国时此类镞多装铁铤，以节省铜材。汉以后铜镞开始 向铁镞过渡，这个过程经历了约200年。
河北省满城县出土的西汉前期的三翼式或四棱式铁镞，仍系模铸成型，锋利程度不及铜镞；而四川省新繁县牧马山出土的东汉铁镞呈扁平的锐角三角形，既适合锻造，又有较强的杀伤力。这种形制遂为后代长期使用的点钢镞所承袭。除以箭镞直接杀伤的箭外，还有在箭镞上敷毒药的毒箭和在箭杆上缚有纵火物（油脂或火药）的火箭，在战争中广泛应用。
箭杆多用竹制，也有木制的。先秦时期，在南方的云梦泽和肃慎族聚居的东北地区，均产制矢之□。直至明、清，华南制箭还用竹杆，华北用萑柳，东北、西北 多用桦木杆。
箭的飞行速度和准确性与尾羽的关系密切。箭羽太多，飞行速度慢；太少，稳定性差。为了使之有恰当的比例，在《考工记》中载有将箭杆投入水中，根据其浮沉部分的长短，以求出装尾羽之比例的方法。箭羽以□翎为最上，角鹰羽次之，鸱枭羽又次之。装雁鹅羽的箭 遇风易斜窜，质量就更差了。在宋朝，当优质羽供应不足时，曾发明风羽箭。据《宋史•兵志》记载，庆历四年(1044)，宋廷“赐□延路总管风羽子弩箭三十万”，可见风羽箭也是一种实战兵器。
这种箭将箭尾安羽处剔空两边，利用向内凹进的空槽产生涡流阻力使箭保持飞行稳定，其设计思想是相当科学的。

云梯  

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器械。《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说：“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故登高侦察敌情，是云梯的另一功用。
一般认为，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巧匠公输般，《墨子•公输》记载，公输般在春秋末年曾为楚王造云梯攻宋，但其所造云梯的形制现已无考。战国时期的云梯，从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所示图案判断，系由3部分构成：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图1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中的云梯纹)。
据唐朝杜佑撰《通典》记载，唐朝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很大改进；梯身（主梯）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在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具活动的“上城梯”（副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云梯的底部则“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而活动的上城梯的设计，则大大降低了云梯在接敌前的高度。
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同时又保证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与城缘接近，免遭守军破坏。《旧唐书•浑□传》记载，唐建中四年(783)，浑□守卫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时，攻城军曾造“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的云梯，并“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说明唐朝中期已开始在云梯底部采用防护设施。
宋朝的云梯结构有了更大的改进。《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
说明宋朝云梯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并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此外，上城梯（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有“蹑头飞梯……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
这些改进，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主梯在接敌前的高度，增加云梯车运动的稳定性，并减少遭受守军破坏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配备了可适应多种复杂条件的上城梯，使登城接敌运动简便迅速。明朝以后，这种笨重的巨大云梯，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遂逐渐废弃。

矛  

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由矛头和矛柄组成。东汉以前因各地方言不同，又称“□” (后俗写为“枪”)、“□”或“□”等，柄称为“矜”。 骑兵用矛又称“□”或“槊”。矛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
矛的历史久远，其最原始的形态是用来狩猎的前端修尖的木棒。后来人们逐渐懂得用石头、兽骨制成矛头，缚在长木柄前端，增强杀伤效能。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发现用石头或动物骨角制造的矛头。奴隶社会的军队，已经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商朝时，铜矛已是重要的格斗兵器。
铜矛头由中空装柄的“□”（或称“□”）与矛刃构成。□的横剖面呈圆形，侧面常有环钮，以便把矛头更牢固地绑缚在柄上。矛刃一般有中脊，左右扩展成带侧刃的矛叶，并前聚成锐利的尖锋。在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殷代王陵的墓道里，曾发现了成捆放置的大量铜矛，每捆10支，这是殷王禁卫兵士的兵器。在1969年—1977 年对殷墟西区墓葬的发掘中，曾获得铜矛70件。
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矛柄的制作也更为精细，出现了积竹矜，即以木为芯，外圈以两层小竹片裹紧，涂漆，使柄坚韧而富有弹性。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春秋晚期积竹矛矜，长达 297厘米。从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钢铁矛头。如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钢铁兵器中，就有19件矛头，都是带有长□的窄叶矛，矛头长33—38厘米，其中有一件□后接带有孑刺的长茎，长达66厘米。但直到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的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
西汉时骑兵日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出现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称为“□” (“槊”)。据汉刘熙著《释名》：“矛长丈八尺曰□，马上所持”（丈八尺约合 4米余）。到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人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所使用的主要格斗兵器就是□。据《梁书•羊侃传》记载，当时制成的□长2丈4尺(约6米)，羊侃试用时“执□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直到唐代，□一直被视为民间禁止持有的重要兵器之一。唐代以后，矛头尺寸减小，更轻便合用。根据不同的战术用途，矛的种类增多，《武经总要》中，载有步兵和骑兵使用的“枪”9种。火器出现后，矛仍是军中必备的冷兵器，一直与火器并用到清朝后期。

殳  

中国古代一种用于撞击的长柄兵器。又作“□”或“□”。据文献记载，殳长一丈二尺(约 3米余)，柄为竹木质，呈八棱形，在柄端安有金属的殳头，称为“首”。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
殳的金属首多为青铜制，从出土实物看，可分无尖锋和有尖锋两类。湖南省长沙市战国楚墓出土的殳首，象个平顶的圆套筒；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殳首在圆套筒顶端有棱角（见图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殳首），这些殳属于无尖锋类。而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殳，顶端有尖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其上铭文“曾侯□之用殳”。
在有关商朝的文献中，未见到殳的记载。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是实战兵器。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战国时期，步兵、骑兵的地位上升，由于殳的杀伤作用差，只作为侍卫的守备兵器，是“步卒五兵”之一。《司马法》说“执羽从□”，说明殳还同□旆并用，又是军事指挥的一种标帜。汉朝以后，殳被淘汰。

斧、钺  

中国古代一种两角上翘、具有弧形阔刃的劈砍兵器。先秦时期也作为统帅权威的象征物，并用于刑杀。
钺由生产工具的斧演化而来。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种磨制精细的石钺，它的体态扁平，比普通石斧的刃阔而弧度大，两角微上翘。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出土的灰陶缸上，有这种石钺的图像。 从其形体特征看，不适于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应是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由于氏族的军事领袖拥有石钺，因此后来就成为其权威的象征。象形文字“□”(王)字即作斧钺的形状，“兵”字的象形文字“□”为双手持有斧钺的形状，证明这种兵器是古代最早使用的兵器之一。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铸造的钺仍是用于劈砍的兵器，其刃部保持石钺的特征，装柄的方式与短内的戈类似，并在阑侧设有穿孔。其中形体较小的，是实战用的。一些形体巨大而且花纹精美的，则是军中统帅的权威象征物。例如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两件大型青铜钺，刃宽达37.3—38.5厘米，重达8.5—9千克，铸有铭文“妇好”。妇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之一，生前多次领兵出征，是著名的女统帅，这两件大钺正是她的权威的象征。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誓于牧野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命将出征时也常赐钺，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中的铭文有“赐用戊(钺)，用政(征) □方”。
在钢铁兵器中，钺从来不是大量装备部队的主要兵器。汉朝有一种把铁钺和铁矛结合在一起的兵器，称为“钺戟”。以后，由于钺与阔刃的斧类兵器区别不大，形制常相混同，例如北宋《武经总要》一书中收录的“大斧”的图象，也是弧曲阔刃而两角上翘，看来是沿袭古代钺的形制。作为仪仗用的钺，则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炮  

中国古代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战具。简写作炮。又称为炮、云炮、飞石、抛石等。欧洲古代称抛石机。在火炮出现以前，炮一直是古代攻守战的重要兵器。
宋朝兵书《武经总要》记载：炮以大木为架，结合部用金属件联接。炮架上方横置可以转动的炮轴。固定在轴上的长杆称为“梢”，起杠杆作用。用一根木杆作梢的称为单梢，用多根木杆缚在一起作梢的称为多梢，梢数越多，抛射的石弹越重、越远。□梢的一端系皮窝，容纳石弹；另一端系炮索，索长数丈。小型有索数条，大型炮多达百条以上。每条炮索由1—2人拉拽。抛掷石弹时，由1人瞄准定放，拽炮人同时猛拽炮索，将另一端甩起，皮窝中的石弹靠惯性抛出，射程可达数百步。火药用于军事后，也常用炮抛掷火炮、毒药弹及爆炸弹等。《武经总要》记载了十几种形式的炮，多数是将架置于地上或插埋于地下， 固定施放。有一些在炮架下安四轮，便于机动，称为车炮。也有的炮，其炮柱可以左右旋转，向各个方向抛掷石弹，称为旋风炮。
“□”字最早见于《文选》所收西晋潘安仁的《闲居赋》。文中描述炮石发射情景为“□石雷骇”。唐代李善注：“炮石，今之抛石也。”中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已使用□。春秋末期《范蠡兵法》（已佚）中曾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转引自《汉书•甘延寿传》注）《左传》记载，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周郑□葛之战“炮动而鼓”。 汉朝贾逵引《范蠡兵法》，亦将“炮”解释为飞石。东汉以后，□成为军队中的重要攻守器具。东汉建安五年 (200)，曹操攻袁绍时使用的“霹雳车”，是最早出现的车炮。隋大业十三年(617)，田茂广制造“云炮三百具”，号称“将军□”。唐至德二年（757），李光弼制造了用 200人挽索发射的巨型炮，每发能伤数十人。宋朝战争频繁，用□更加广泛。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攻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时，曾“一夜安炮五千余座”。金天兴三年(1234)蒙古军攻汴梁，架炮数百具攻击龙德宫，昼夜发炮，落下的石弹，几乎与里城相平。其中最大的十三梢炮，能发射上百斤重的石弹，需要四、五百人同时拽放。蒙古军西征时，主要靠□攻取城垒。明朝以后，炮逐渐为火炮所取代。

鸟铳  

中国明朝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清朝多称为鸟枪。与明代前期使用的手持火铳相比，鸟铳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口径的圆铅弹，射程较远，侵彻力较强；增设了准星和照门，变手点发火为枪机发火，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内的直形木把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持枪射击时由两手后握改为一手前托枪身、一手后握枪柄，可稳定持枪进行瞄准，射击精度较高。“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戚继光撰《练兵实纪杂集》）。
又因其枪机形似鸟嘴，故又名鸟嘴铳。它的基本结构和外形已接近近代步枪，是近代步枪的雏形。
鸟铳是欧洲发明的，明嘉靖年间经日本传到中国。据《筹海图编》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收复日人、葡人占据的双屿（今浙江省鄞县东南海中），获鸟铳及善制鸟铳者，明廷遂命仿制。约在同时，又有鲁迷（今译鲁姆，位于今土耳其）鸟铳传入中国。最初仿制的鸟铳为前装、滑膛、火绳枪机。口径约为9—3毫米，枪管长1—1.5米，全枪长1.3—2米，枪重2—4千克， 弹重3—11克，射程150—300米。每名鸟铳手配备药罐1个，铅弹300发。每发射一次，要经过装发射药、用搠杖捣实药、装铅子、捣实铅子、开火门、下点火药、闭火门等一系列繁杂的动作，发射速度较慢。作战时多成五排横队，轮流装填和举放，以保持火力不中断。由于前装弹药的限制，发射时一般取立姿和跪姿。
鸟铳传入后，中国许多火器专家即潜心研制，以求革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搜寻到“鲁迷鸟铳”，遂加以改进，把枪机置于枪托内，“拨之则前，火燃自回”，简化了发射动作。他为了提高鸟铳的射速，还参酌佛郎机铳制成装有子铳的“掣电铳”，参酌三眼铳制成有5支枪管的“迅雷铳”，可轮流发射。
明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著《军器图说》，载有“自生火铳”，改火绳枪机为燧发枪机，提高了鸟铳点火机构的防风雨能力。清康熙年间，戴梓制成“连珠铳”，可交替扣动两个扳机，连续发射28发弹丸，提高了鸟铳的射速。康熙以后，鸟枪种类渐多，乾隆时官修的《清 文献通考》中列举了17种装备军队的鸟枪。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许多清朝鸟枪。多数仍为火绳枪，少数为燧发枪，燧发枪的枪机已有撞击式、轮式、弹簧式等多种形式。其中有一杆康熙时期的“御制自来火二号枪”，全长1.35米，枪筒长0.90米，口径11毫米，铸铁枪筒，燧发枪机，有鎏金图饰。
鸟铳的出现引起了军队装备的重大变化，很快就成为装备明、清军队的主要轻型火器之一。《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一年之中即造鸟嘴铳1万支。
戚继光《练兵实纪》（1571年刊行）记载，戚家军步营 有2699人，装备鸟铳1080支，约占40%。清康熙三十年 (1691)，置内外火器营，其中内火器营3920人，有鸟枪 护军2512人，占64%。雍正十年(1732)，在驻吉林的八旗兵中设鸟枪营，领兵1000人。随即在广州、福州、宁夏等许多地方都设立鸟枪营，成为新的步兵兵种。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后，西方的后装线膛击针式步枪输入中国，鸟铳遂被淘汰。

火球  

中国古代装有火药的燃烧性球形火器。宋、金、元 朝的史书中，又常称其为火炮。其结构一般以硝、硫、炭及其他药料的混合物为球心，用多层纸、布等裱糊为壳体，壳外涂敷沥青、松脂、黄蜡等可燃性防潮剂。大者如斗，小者如蛋。使用时先点燃炮（初以烧红的铁锥烙透发火，后改进为引信发火），再用或人力抛至敌方，球体爆破并生成烈焰。还可通过改变药物配合或掺杂铁蒺藜、小纸炮等，达到施毒、布障、发烟、鸣响等多种效应。主要用来焚烧敌方城垒车船，杀伤和惊扰敌军。
中国早在宋初，就有关于火炮的文献记载。《宋史•兵志》记载，咸平三年(1000)“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武经总要》(1044年初刊) 中，载有火球（火球）、霹雳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烟球、引火球等，并附有3种火药配方。火炮在宋、 金、元朝是主要攻守火器之一，曾被广泛用于战争。如《三朝北盟会编》记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军“火炮如雨，箭尤不可计，其攻甚力”。到明朝，火器有了很大发展，但火球制造简易，使用方便，仍在水军中广泛使用。戚继光认为：“大蜂窠”(火球的一种)是“兵船第一火器”。到清朝，火球虽仍在军中使用，但其所起作用已不大。

突火枪  

中国古代一种用火药发射弹丸的竹管射击火器。南宋开庆元年(1259)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始造。据《宋史•兵志》记载，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点火后“子窠发出，如□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子窠是一种弹丸。突火枪由火枪发展演变而来。南宋绍兴二年 (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制成长竹杆火枪20支，用以喷射火焰，焚毁敌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桥”。
南宋绍定五年(1232)，金军曾用飞火枪同蒙古军作战，其制是以16层纸卷成筒，长2尺（约合0.62米）许，内实火药及铁滓、磁末等，再绑缚在矛的前端，临阵燃之，以烧灼蒙军人马，喷火后再用矛格斗。突火枪同上述火枪相比，已经从喷射火焰烧灼敌人的管形喷射火器，发展为发射弹丸（子窠）杀伤敌人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其发射原理为步枪、火炮发射原理的先导。
     
猛火油柜  

中国古代一种喷火器具。猛火油即石油。约在西汉 末年，中国发现并使用了石油。南北朝以后，石油被用 于战争中的火攻。据《吴越备史》记载，后梁贞明五年 (919)出现了以铁筒喷发火油的“喷火器”。到北宋初年，火药用于军事后，军队装备了一种构造更完善的喷火器“猛火油柜”。
据《武经总要》记载，它以猛火油为燃料，用熟铜为柜，下有4脚，上有 4个铜管，管上横置唧筒，与油柜相通，每次注油3斤左右。唧筒前部装有“火楼”，内盛引火药。发射时，用烧红的烙锥点燃“火楼”中的引火药，然后用力抽拉唧筒，向油柜中压缩空气，使猛火油经过火楼喷出时，遇热点燃，成烈焰，用以烧伤敌人和焚毁战具，水战时则可烧浮桥、战舰。还有一种小型喷火器，用铜葫芦代替沉重的油柜，便于携带、移动，用于守城战和水战。

胄  

中国古代将士防护头部的装具。又称兜鍪、头鍪、盔等。由于它常与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所以“甲胄”一词成为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统称。在新石器时代，胄多用藤条或兽皮粗制而成。进入青铜时代，除继续使用皮胄外，开始使用青铜铸造的胄。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 青铜胄，是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商朝制品，胄面上铸有虎纹、牛纹及其他图案，胄顶竖有装缨的铜管。
西周时期的青铜胄，在北京有实物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皮胄，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为典型代表，由18 片髹漆皮甲片编组而成，上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铁质的护头装具，时代最早的是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制品，用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
由于外形似鍪（即锅），开始称为“兜鍪”。从秦汉时期开始，军中普遍装备铁兜鍪。在兜鍪后部，常垂有护颈的部分，称为“顿项”。唐朝以后，顿项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
宋朝以后，兜鍪又多称为“盔”。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明初铁盔，盔体整制，后垂铜质的网状顿项。直到清末，铁盔仍是军队中装备的护头装具。安阳出土的商朝青铜胄。

铠甲  

中国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先秦时，主要用皮革制造，称“甲”、“介”、“函”等；战国后期，开始用铁制造，改称从“金”的“铠”，皮质的仍称“甲”；唐宋以后，不分质料，或称“甲”，或称“铠”，或“铠甲”连称。
铠甲起源于原始社会时以藤、木、皮革等原料制造的简陋的护体装具。商周时期，人们已将原始的整片皮甲改制成可以部分活动的皮甲，即按照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皮革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的皮革片合在一起，表面涂漆，制成牢固、美观、耐用的甲片，然后在片上穿孔，用绳编联成甲。
在《考工记》的“函人为甲”中，完整地总结了有关选材、制甲的全套工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发现许多当时的皮甲，其中以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皮甲的时代为最早，又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皮甲的资料为最丰富。曾侯乙墓葬的皮甲复原后，可以看清当时的皮甲都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3部分构成， 并配有一顶由皮甲片编缀的胄。甲裙和甲袖是活动编缀，可以上下伸缩。
这些皮甲在车战中与盾相配合，可以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在使用皮甲的同时，也开始在甲上使用一些青铜铸件，但并不普遍，仅在山东省胶县西庵发现有西周时的青铜兽面胸甲。在河南省、北京市等地的西周墓中，还发现过钉缀在甲衣上的各式青铜甲泡。
战国后期，锋利的钢铁兵器逐渐用于实战，促使防护装具发生变革，铁铠开始出现。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铁铠甲片，是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但直到汉朝，铁铠才逐渐取代了皮甲。西汉时期的铁铠经历了由粗至精的发展过程，从用较大的长条形的甲片（又 称“甲札”）编的“札甲”，逐渐发展为用较小的甲片编的“鱼鳞甲”；由仅保护胸、背的形式，发展到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刘胜墓的一领铠甲是有披膊和垂缘的“鱼鳞甲”，由2859片甲片编成，总重16.85千克,制工精湛。
自西汉以后，甲片的形制和编组方法变化不大。随着钢铁加工技术的提高，铠甲的精坚程度日益提高，类型也日益繁多，其防护身躯的部位逐渐加大，功能日益完备。到三国时已出现了一些新型铠甲。在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中，列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和马铠等5种。南北朝时期，随着重甲骑兵的发展，适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这种两当铠又常附有披膊，与战马披的“具装铠”配合使用。北魏以后，明光铠日益盛行，逐渐成为铠甲中最重要的类型，直到隋唐时期仍是如此。
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有明光铠等13种甲制。在唐朝铠甲的基础上，至北宋初年，铠甲发展得更加完善，形成一定的制式。《武经总要》中，绘有5套甲胄和1套马甲（具装）的图像，并说明当时1套甲胄包括护体的“甲身”，护肩的“披膊”，护腿的“吊腿”以及护头颈的“兜鍪顿项”，是对中国古代甲胄的总结。
火器的出现，使有效地抗御冷兵器的古代铠甲，开始趋于衰落。但由于火器在中国古代发展缓慢，迄明清时期，铁制或皮制的铠甲仍被用来装备军队，同时也使用较轻软的绵甲，沾湿后还可抵御初级火器的射击。直到20世纪初，清朝编练用近代枪炮装备的“新军”时，古代铠甲的使用才终止。

马甲  

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装具。又称马铠。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保护驾战车的辕马，另一类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 商周时期，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马甲用于保护驾车的辕马。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漆，并常画有精美图案。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的两部分。
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是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期髹漆皮马甲。秦汉以来，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东汉时期，已经使用起部分防护作用的马甲，如保护马前胸的皮质“当胸”。到三国时期，文献中已记载有全副马铠。
自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的作用大大提高，组建了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甲骑兵──“甲骑具装”，马铠的结构也日趋完备，并从此称为“具装铠”或“马具装”。具装铠有铁质的，也有皮质的，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 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马臀的“搭后”以及竖在尾上的“寄生”6部分组成，使战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铠甲的保护。
隋朝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使用的一种防护装具。在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中，绘有整套马甲的图像，包括面帘（附有“半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和搭后5部分，没有“寄生”。在宋、辽、金之间的战争中，交战各方都使用过装备马铠的骑兵。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一般不再披这种笨重的马甲。

铁蒺藜  

中国古代一种军用的铁质尖刺的撒布障碍物。亦称蒺藜。有 4根伸出的铁刺，长数寸，凡着地约有一刺朝上，刺尖如草本植物“蒺藜”，故名。在古代战争中，将铁蒺藜撒布在地，用以迟滞敌军行动。有的铁蒺藜中心有孔，可用绳串连，以便敷设和收取。
中国在战国时期已使用铁蒺藜。《墨子•备城门》记载，在战国时的城市防御战中，“皆积参石、蒺藜”。《六韬•虎韬》记载：“狭路微径，张铁蒺藜，芒高四寸，广八寸。”
秦汉以后，铁蒺藜成为军队中常用的防御器材，除在道路、防御地带、城池四周布设外，部队驻营时，也在营区四周布设。宋朝以后，为适应作战的需要，铁蒺藜的种类逐渐增多，如布设在水中的“铁菱角”，联缀于木板上的“地涩”，拦马用的“□蹄”，在刺上涂敷毒药的“鬼箭”等。
《宋史•扈再兴传》中记载，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金兵攻枣阳，宋将扈再兴“夜以铁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驰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明朝军队广泛使用铁蒺藜。在戚继光的军队中，每名藤牌手、挨牌手“各带蒺藜十串，每串六个接连”（戚继光《纪效新书》），便于野战布营。
明军战船上也装载大量铁蒺藜，大型船1000枚，中型船 800枚。交战时，向敌船投掷,使敌人在船上难于行动和作战。铁蒺藜制造简易，敷设方便。除用铁铸造外，也可以用竹、木代替。2000多年以来，它一直是战争中应用的障碍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