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一说

东施

庚子国难前，座落在外国公使馆区的中国翰林院，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被当时西方人比做是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其余都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学者合编的七万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
1900年间的翰林院大火，不仅将辉煌建筑焚毁，而且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同样惨重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考证——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烧成灰烬（参见台北《联合报》副刊，马悦然专栏第4５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那场大火是谁放的？翰林院究竟毁于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经典又是怎么回事？与此相关的西方人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反省历史应当首先弄清真相。
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翰林院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清朝甘军首领董福祥的部队（伊斯兰教徒）（注）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In　Search　of　Old　Peking，by　L·C·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当时藏身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Mary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by　Diana　Preston，p139）注：原文为“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In　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于1906年出版。书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当时人的这些记录是否真实呢？公使馆被里的人们，先是被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惊扰，接着被发生在西什库教堂的暴行所震动，然后就被清军、义和团围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两天，公使馆区“……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使馆区内躲藏的人们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焉有心情有时间相互串通一气，深谋远虑，在自己的日记或记录中编造？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引火烧身，焚毁自己相邻的翰林院？
不仅洋人，当时的国人也有记载可作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中国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书院圣堂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Ｆ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The　Siegeat　Peking）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代——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The　Siegeat　Peking，p121～122）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383）。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
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客观来说，这些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这些英国水手“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翰林院大火之后，英国公使先是急电清廷，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抢救翰林院及书稿，这情况发生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就通过专线给中国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中国政府“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窦纳乐急电发过去的时候两宫尚未“蒙尘在外”（慈禧携光绪出逃是八国联军八月十三号即将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烧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当翰林院大火之时，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观看倾听“灭洋”、围攻使馆的好戏。
不了解中国宫廷内斗情况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诏“剿匪”的蛊惑，以为清政府控制不了义和团暴乱的局面，需要八国联军前来救助。后来八国联军开始从天津上路了，美国公使康格还在奉命调查中国政府究竟给公使馆送了多少粮食（其实到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公使馆里的外交使节和中国教民们早就开始斤斤计较、数着份量分吃马肉了）。洋人危难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国圣堂圣典，中国当局观看“灭洋”之戏之余，却对自家珍宝之毁不理不睬，好象烧的是英国的剑桥牛津，这种情况实属不可思议！
当英国公使把被焚的书籍残卷送交总理衙门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永乐大典》本已是历代残留珍本，《四库全书》全部底本则从全国各地精心搜集而来，还有历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却如同垃圾一样不能让清政府稍微动心！清廷之冷漠，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烧翰林院是为了延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焚，公使馆却完好无损，而且，翰林院废墟灰烬中的一些书籍残卷，也落到了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便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之物，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心有不忍”。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
洋人手中残卷保存完好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关于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书籍，有记载者，如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又如，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1913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该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In　Search　of　Old　Peking）。
翰林院大火后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是各国公使人员，这期间，有的学者违反禁令，从火光中减拾书籍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才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的全部真相。
火——因而翰林院辉煌建筑没有被全部焚烧干净；在通知中国政府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们也抢救了大量残卷并送交了总理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绝大部份残卷至今在中国留存的唯一真实原因；此外，他们也违令窃取了少数残本——不过这并非英国的政府行为而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行为。
洋人取残卷于灰烬的行为，其中除了水兵们用残卷垫防御工事之外，都围绕着一个理由：他们懂得并珍惜文物古籍的价值，即便身陷重围之中，即便是敌对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敌人用来消灭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珍视它而不弃置它，抢救它而不迁怒于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毁灭它。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本来应有的教养。
我宁可认为，这些洋人应当得到中国后人、尤其是后学的尊敬，钦佩和感谢。尊敬他们珍视异国文化的精神；钦佩他们冒险灭火和抢救残卷的勇气；感谢他们从大火之后的灰烬中为中国送交保留了《永乐大典》残卷，同时感谢他们对手中残卷多年来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各国就焚烧翰林院的指责要求更正事实
1949年以后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不实之词，并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八国联军。翰林院的故事的尾声发人深思：大概焚毁翰林院这个过错实在丢人，难以认可，于是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之后，中国就把翰林院之毁推到八国联军头上了。不过时间距离太近，当事人都在，这次“栽赃”没能成功。
此举系清廷掌院学士昆中堂所为。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废墟一年之久的1901年6月，他上奏朝廷，报告翰林院被毁情况并请求朝廷拨款兴修，顺便也把翰林院焚毁之罪责归于八国联军。事情刚刚过去，谁都知道此乃无稽之谈。
可是这奏折内容不知怎么就让各国公使知道了。在拳乱期间，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处于漩涡中心，虽然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是喧嚣的仇外情绪和殊死战斗，不过他们自己能做的不过就是动动手发电报写公文，要么动动嘴开会传消息，即便在“四面为营”“人以为必死”的紧急的时刻，他们也不过帮着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数数还有多少粮食可以分食。一年过去，却忽然听闻前来拼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毁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员正式上奏的折子中这样指证的。于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磋商对应办法。办法其实很简单，就和过去一样，给朝廷在京全权大臣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立即澄清事实，更正错误。其实清廷对内对外满脑门子官司刚有眉目，未必会认真对待奏折上对洋兵焚毁翰林院的指证。只是外国人自己一出来正式照会，中国官员就不便再假装糊涂。当即传递消息，疏通情况。而掌院“肇事”的中国官员“昆中堂”闻讯而动，即刻做了更正和声明。（参见1901年6月9日《申报》）
外国公使这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外交正误行动，除了辩诬，与国际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间接关系。八国联军进兵中国，是当时的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一举一动不能逃脱西方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些西方媒体不受官方控制，各国随军记者乐于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当时俄国侵占东三省屠杀中国百姓的残暴、德军在华扩大打击拳匪范围，不分青红皂白仇杀中国百姓的野蛮复仇行径、以及其他联军僭越进兵中国之初衷的行为，都在西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间的普遍谴责。当时没有联合国，除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种种外交努力，国际舆论是唯一监督八国联军在华行为的力量，各列强亦不敢置若罔闻，若有重要报道与事实不符，必定认真要求澄清事实。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过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个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枝节在我们被给定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结构中，相当“出格”，它所代表的逻辑与那个结构所呈现的逻辑严重冲突，无法吻合。显然，严格依据历史资料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关于那段历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