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非常强盛，在宗教方面发展也很快。虔诚的高僧们为弘佛法远渡重洋，其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唐代前往印度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由长安西行，经甘肃、新疆、中亚进入北印的路线是汉代以来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另一条是唐初开辟经由西藏、尼泊尔往印度的中印藏道。海路是由广州、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等地经由南海前往印度。随着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兴盛，从高宗时起，往印度求学的高僧多由海路附舶而行。“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注：《宋高僧传》卷11，第247页，中华书局1987年。）唐代虔诚的教徒们不畏艰、一批又一批地附舟前往五天竺礼拜圣迹，足迹遍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法》一书记载，当时由海路前往印度的高僧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有并州常及弟子，益州明远、义朗、义玄、智岸、会宁、洛阳昙闰、义辉、智弘，荆州昙光、道琳、慧命、无行、法振、乘悟，润州江宁玄逵，襄阳灵运、澧州僧哲、大津、梁州乘如、高昌彼岸、智岸，爱州智行、大乘灯，交州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高丽僧玄及不知名新罗僧二人。公元671年（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弟子善行从广州搭波斯船南行，游历三十余国，于公元695年（证圣元年）回到唐朝。在义净逗留于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期间，又有贞固、怀业、道弘、法朗等僧自广州搭船前往室利佛逝帮助义净译经。义净回国之后，慧日羡慕义净西行壮举，乘舟往印度寻访梵本。唐代还有一些僧人渡海前往日本弘法，律宗高僧鉴真因日僧荣睿等人的恳请，远渡大海前往日本传法，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 同一时期，唐代佛教的繁荣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人，朝鲜、日本、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源源不绝的从海路附舶而来，唐王朝的土地上活跃着众多国籍、品貌各异的僧人。永徽六年（655年），中天竺沙门那提携带大小乘经律论梵本五百余荚、一千五百余部到达长安，奉诏于大慈恩寺译经。开元七年，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从海路到达广州，被迎至长安弘传瑜伽密教。又有北印度沙门智慧（梵名般刺若），闻中国五台山有文殊灵迹，遂锡指东方，将近广州时船却被大风吹还，他又重修巨舶，终于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到达番禹。唐都长安的各大寺院居住着来自各国的高僧，入唐的日本求法僧圆仁在京城遇到了天竺、日本、新罗、狮子（今斯里兰卡）等国的僧侣（注：《入唐求法巡礼记》卷3，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唐朝的许多城市和宗教圣地都有外僧在活动，各地分布不少以国为号的寺院，如“新罗寺”、“天竺寺”等，杭州天竺寺就是天下闻名全国的大寺。 隋唐时期，中国与东邻朝鲜、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国都有大量留学僧来到唐朝求学，朝鲜入唐的僧侣最多。据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引自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一文的统计，新罗留唐僧徒有法号可考者逾一百三十人，实际人数要远大于此数。在唐代小说、笔记和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新罗僧、高丽僧的记载，“高丽僧”甚至被作为讽喻之词。唐官场中，左台称右台为“高丽僧”，“言隋汉僧赶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注：《太平广记》卷254，“左右台御史”条，第1973页，中华书局1961年。）新罗僧徒多由海路来唐，在扬州、登州、楚州等地弃舟登岸，这一带聚集了不少新罗僧人。九华山发展为中国著名的宗佛圣地，与这些新罗僧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罗王子金氏游方来到池阳九子山（今安徽九华山）修苦行，被当地百姓尊为地藏菩萨示现，为他兴建寺院，“新罗僧徒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注：《宋高僧传》卷20，第516页，中华书局1987年。）九华山逐步发展成为一大宗教圣地。 日本推古王朝统治时期，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弘倡佛教，于608年派高向玄理等4人和僧、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前来求法；之后，又有灵云、惠云前来学习佛法。隋唐之际，日本来中国的僧侣络绎不绝，先后有福亮、智藏、道慈、道昭、智通、智达、玄等人，最著名的当推“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运、宗睿。他们求得大量经书文物回国，对日本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代之所以能出现求法弘法热潮，有其深广的社会背景，也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它与中国及亚洲广大地区佛教的迅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在公元七、八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在中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广布，僧尼众多，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播。但佛教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难题，一方面由于翻译方面的问题，魏晋以来传入的许多佛经意义混淆，漏洞百出，在佛教界引起一定的混乱，另一方面某些沙门无视戒律、丑闻百出。为弘大法，沙门玄奘于贞观年间慨然西行，亲至佛地求取“真经”，其它沙门步其后尘，纷纷西游寻访知识。唐前期，中国化的各个宗派逐渐形成，并相继传入了周边国家，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僧侣。 其次，唐代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僧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坚固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唐代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帝国之一，与亚洲各国频繁通使往来，高丽、扶南（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皆为其属国，它的势力范围远至中亚，整个亚洲地区都受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正如义净所称“鸡贵、象尊之国，顿颡丹墀。金邻、玉岭之乡，投城碧砌。”（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第22页，中华书局1995年。）玄奘从印度归来后，上表称“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镇葱岭之外。所以戎夷酋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第126页，中华书局1983年。） 再者，亚洲地区，尤其是唐王朝海上贸易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上弘法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唐初，海上运输已有一定的规模，开元时更加发达，中国南部沿海的对外贸易城市泉州、杭州、广州、扬州等发展很快，扬州已经超过洛阳和长安，是全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的规模逐步超过了陆上的丝绸之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亚洲各国的香料、药材、胡椒源源不断地由海路输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则远销许多国家，尤其是瓷器，在海外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现代考古学家已在日本、朝鲜、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及非洲的许多地方挖掘出唐朝生产的瓷器。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往来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扬州、广州都侨居大量波斯商贾，其它的城市也有波斯人、大食人在做生意，沿海城市停留着“南海舶”、“波斯舶”、“狮子舶”、“交趾舶”、“昆仑舶”、“西域舶”和日本船”等来自于许多国家的船只，中国海船数量最多，并以其体积和抗风能力强而著称。公元748年，唐大和尚鉴真率门徒第五次东渡日本，结果遇上风暴被飘到海南岛，北归途经广州，他看到附近的江中停满了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国的船只，不计其数（注：《唐大和尚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兴盛，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为各国僧侣们的往来提供了空前未有的便利。 求法僧们不畏艰险，远渡沧溟，弘传佛教，对亚洲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求法活动大大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和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华梵僧侣从印度运回大量经典，进行了艰苦的翻译活动，为唐代各宗派的成立与佛教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人物，他留学印度多年，携近四百部梵本归国，又组织译场进行翻译活动，与晋的法显、唐的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僧，成就很高。慧日是又一位著名的求法僧，归国后着重弘扬净土法门，被赐与“慈愍三藏”的称号，对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唐代佛教的发展中，印度来华高僧功不可没。玄宗统治期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中国逐步形成完备的密宗宗派。开元四年，中印度高僧善无畏首先到达长安，开始正式传授密教。四年后，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中国大弘密教，金刚智被唐朝尊为国师。金刚智死后，不空奉朝廷之令率领弟子三十七人乘昆仑舶启程，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并学习密教。几年后，不空带着大批佛经和狮子国国王赠与唐王朝的礼物回到长安，在两京地区大弘密教，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 求法活动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渡海求法的高僧们将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传入东邻，法相、华严、律宗、密宗、天台等在新罗、日本等国迅速发展。宗教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来华求法的僧侣在中国学习多年，全面地学习了先进的汉文化，回国后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僧空海归国后参照汉字创造了“平假名”，并设“综艺种智院”，传授中国的各种技艺。唐代高僧鉴真赴日传法，不仅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而且有功于奈良文化的发展，在日本佛教史、建筑史、医学史和木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留学印度的求法僧们不畏牺牲，埋头苦干，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求法僧们也是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他们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扬州附舶远行，其足迹到达了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饥病、海浪的威胁，盗贼猛兽的荼毒，大多数渡海求法的僧人未能重返故乡。并州僧常及弟子“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由江表随舶南征至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又搭船往印度，解缆未远忽起沧波，常与弟子俱与船共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第51页，中华书局1988年。）。唐僧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闰、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皆于求法途中染病异乡而亡。唐代著名的求法高僧义净慷慨赋诗“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那教六尺形，独步五天陲。”又曰“上将可陵师，匹夫志难移。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祈。”（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第151页，中华书局1988年。） 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这些求法僧的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鲁迅选集》第四卷《且介亭杂文》，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游僧们以四海为家，尝尽人间甘苦。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们没有来自国库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强大的船队作为后盾，只是凭着一股舍身殉法的勇气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在漫长的求法途中，他们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上东征传》、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著作先后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是研究亚洲地区佛教与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巡礼佛地的唐僧留学印度多年，深入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得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君的礼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 
发表于 2007-7-22 20:2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