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南京人入黔后的演化

东施

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的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族之间（或其中一部分）有产生同源异流或异源合流的现象。“黔西北白族”就是在近一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根据国家民委《尽快解决未定民族族称通知》的精神，经过民族识别，于1988年才出现的由“龙家”、“南京人”和返本归源的“段姓、尚姓、七姓民”等异源合流的民族融合体。据史料记载，毕节境内的白族，原称“龙家”、“京族”、“民家”、“白儿子”等。“龙家”（南京人）语称“松泥保”，彝族称之为“阿武谱”，苗族称之为“斯劣”，仡佬族称之为“朴外”，蔡族称之为“归走”。自1988年与云南省大理自治州白族认同为一民族后，从此改称为“白族”。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黔西北白族”的历史极为复杂，其详难考。据有关史料记载，其族源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贵州境内的土著民族“龙家”；二是明朝时期先后入黔的“南京人”；三是返本归源的“段姓、尚姓、七姓民”。
　　
　　 一、“龙家”源流

　　 据文献记载：“龙家”是春秋战国乃至汉、晋时期先后入黔“夷化”了的民族。其名称始见于《元史•地理志•云南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70年）初，斡罗思•吕国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旬宣慰司，至是言招罗旬国扎哇并龙家、宋家、仡佬、苗人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于是始有“龙家”之名。毕节地区“龙家”人的来源有以下部分：
　　 1、春秋战国时期入黔
　　 战国时期，楚伐宋、蔡、龙等小国，强行其民迁入黔中，与各少数民族相杂居，久之则逐步“夷化”。江阴人陈《黔游记》及《广顺州志》说：“宋家、蔡家、马镫龙家，乃战国时楚伐宋、蔡、龙三国，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为苗者”，“知中原礼仪、服饰、祭祀、婚嫁、丧葬，一禀于周”。《关于贵州西部地区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说：“按语言情况来看，龙、蔡、卢又称‘六额子’。”《大定府志》：六额子，亦名宋家，有同一语言，只是方言区别。可能原来是一种人，后来分出来的三支，成了三个名称的集团。显然，“龙家”是战国时期被楚国强行徙入黔中（夷化）的龙国国民的后裔。　　
　　 2、汉朝时期入黔
　　 先秦时期，今贵州境内属百越、氐羌、苗族系统的众多部落或聚居，或交错杂居区域。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武帝时，令征西南夷，建立“郡”，迁蜀中大姓于。《贵州地理志》说：“汉武帝灭且兰，置郡，迁蜀中大姓龙、付、董、尹氏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龙家子矣。”当时，郡的东部和中部，居民以僚、濮族以及近代的布依、仡佬、侗、水等族先民为主，也有一些龙家先民杂居于其中。显然这些龙家先民，与战国时期被楚国放逐来黔的龙国国民有关。《后汉书•西南夷•夜郎传》说：“龙、付、董、尹氏原本为汉族移民中的大姓。”而龙氏则应是“龙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他们便成了龙氏家族中的贵族分子。
　　 唐朝时期，西南地区有“东谢蛮”，居贵州东部和黔南一带。东谢南面有“西赵蛮”，东距夷子，西属昆明。《贵州地理志》谢氏和赵氏原本为汉、晋时期汉族移民中的大姓，当龙氏势力强大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受到龙氏的统属。到唐代，他们便成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元、明、清时期的“龙家”中，以赵、谢二姓为最多，则唐朝时期“东谢蛮”、“西赵蛮”中，显然有很多是“龙家”。
　　 明朝初年以来，明廷推行“屯田制”，迁入了大量的汉族人口和其他民族的部分人口，与贵州境内的土著民族“龙家”、“仲家”（布依族）、“仡佬”等民族相杂居，使民族情况更加复杂化。随着时间的延续，“龙家”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田汝成在《炎徽纪闻》中说：“龙家与仲家（布依族）同俗而衣尚白。”“龙家”与“仲家”相互杂居，久之则居住在贵州中部和黔南的“龙家”便成了“仲家”的一部分（亦即现代的布依族）。贵州西部的“龙家”，由于距“仲家”居住的中心地区较远，且发展的各方面条件有所不同，乃于贵州西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与“仲家”截然不同的“龙家”民族共同体。据文献记载：“龙家”的核心部分是贵州境内的原始先民。它是先秦时期与贵州东部的百越、氐羌系统的部落相互混合之后，又于汉、晋时期先后吸收了进入贵州境内的部分汉族人口，最终于明、清时期在贵州西部形成了一个“龙家”民族融合体。
　　 3、“龙家”支系
　　 “龙家”因进入贵州的时间、地点、形式以及习俗的不同，其内部支系繁多，名称各异。《贵州地理志》载：“龙家有四种：曰狗耳龙家，曰马镫龙家，曰大头龙家，曰曾竹龙家。”还有“白龙家”、“小头龙家”、“上路”、“下路”、“白种”、“黑种”等贵*之分。
　　 （1）狗耳龙家
　　 《贵州通志》：“狗耳龙家，依森林榛莽之间，……男子束发为冠，妇女辫发螺髻于首，若狗耳状。衣斑衣，以五色药珠为饰，贫者以薏苡代之。”狗耳龙家在大定、安顺二府和广顺州之康左司。
　　 （2）马镫龙家
　　 《安顺府志》：“马镫龙家衣尚白，丧则以青。男髻向上，以青布额之。妇女以青布绾发盘其首，若马镫状。衣短裙长，聘以牛，死不用棺。”马镫龙家居大定、镇宁之间。 　　
　　 （3）大头龙家
　　 《贵州地理志》：“大头龙家男子戴竹笠，妇女穿土色青衣、短裙。敛马鬃扎发盘髻如盖，故曰大头龙家。”主要居住在普定、镇宁等地。
　　 （4）曾竹龙家
　　 《贵州地理志》：“妇女穿白衣，系桶裙，戴细方巾，以髦扎一尾，名曰发尾。人死焚之，敛骨以葬。”曾竹龙家居安顺府。
　　 据《大定府志》载：大定府境内有“狗耳龙家”、“马镫龙家”、“白龙家”等。其主要分布在今大方的撮坝、鹏程、长春、白泥、果瓦、上坝、毛票等乡（或村）。
　　
　　 二、“南京人”入黔

　　 “南京人”（自称京族），即指明初调北征南入黔屯守和扈从建文帝入黔后流落西南的人们，“南京人”之名始见于康熙《水西传》第五章224页：“洛波黔西，有白南京八百；格左与撮垮，有黑南京六百。”“南京人”之名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其系来源于南京而得名，故非民族称谓。
　　 1、调北征南入黔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逐走元顺帝，建元洪武，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梁王巴匝刺瓦耳密不愿受明朝统治，仍秉承元制，以昆明为中心，雄据一方。朱元璋为平定云南，曾先后遣使臣王、吴云等前往招降，均被梁王所杀。政治招降无效，只得采取军事进攻。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秋九月，命颖川侯付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西平侯沐英，领军三十万征云南，历史上号称“调北征南”（《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明军从东、北两面进攻，北路军从四川永宁（今叙永）南下取乌撒（今威宁县）；东路军从湖广而入，经贵州，西下普定，克普安，直捣曲靖。是年十二月攻克昆明，梁王巴匝刺瓦耳密投滇池自杀，自此诸路大小反明势力先后纷纷归降。云南平定后，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统治，明廷就在该地区推行屯田制，镇守滇地。《明史•食货志》：“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曰商屯。其制：移民以宽乡，或招募或罪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领之卫所。”（《贵州古代史》251页）汉族人口以军屯、民屯、商屯三种方式迁入云南，其中以军屯方式迁入的最多……。明朝在云南建立三御，十八所，二十五卫，一百三十三个千户所，军队数目共一十五万九千六百人。因为军官和士兵都可带家属，所以进入云南的汉族军户人口达五十五万左右。《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以民屯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至少和军户人口差不多。《中国西南民族史》称沐春镇滇七年（1392———1398年），移南京人民三十万（入云南）。《贵州古代史》说：“内地人民，包括破产的流民和流落的士兵，大量移入贵州。”毕节境内的“南京人”就是在明代调北征南入黔，以军屯、民屯方式留守下来的。他们和贵州各族人民一道，开垦种植，发展生产，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提高，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和进步，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扈从建文帝入黔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火文即皇帝位，改元建文。燕王朱棣不从，举兵反叛，于是发生了明王朝内部皇位争夺战。《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军陷京师，建文败逃黔中。《南京人———龙家情况初步了解》说：“建文登极，靖难兵起，金川门失守，大内灰飞，文帝削发逃匿。”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即皇位后，对忠于建文的臣民大肆搜捕杀害。令礼部行文州县，追缴革除诰敕，揭榜左班文臣黄子臣等二十九人。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大肆追剿迫害，株连九族。幸存的臣子及其眷属，为了生存，纷纷遁出南京，寻随建文帝迹而进。臣民们辗转流离，历尽艰辛，经溧阳、吴江、京口、六合襄阳至重庆，后渡乌江折入贵州，栖息养龙洞，岁暮（十二月）到达黑羊箐（今贵阳市南京路）。彼时“岁已云暮，人神靡依，于是在林山密茂，虎啸猿啼，天漏雨滋的箐中度岁迎新”。尔后建文帝迹终，南京人们进退维谷。值此危难之际，在中司长官谢石宝（应天府人，原调北征南入黔者）的倡导下，先后入黔的“南京人”乃于中聚议，相互认合，并商讨定居黔疆之策。于是便分散在以贵阳军民府为中心的敷勇卫（今修文县）、威清卫（今清镇市）、镇西卫（今清镇卫城）、平坝卫（今平坝县）等地，与各民族交错杂居。
　　 3、与龙家合姓联盟
　　 贵州境内历来是少数民族居处之地，“南京人”分散居住后，争端渐起，彼众我寡，常受人欺。当时，这些南京来的人不仅要躲避燕军的追捕，还要防止与各族之间发生摩擦，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他们乃与贵州境内的土著“龙家”合姓联盟，“以夏变夷”。明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南京人”与“龙家”在今息烽县鹿窝乡西望山合姓联盟，将南京人中的三十六姓与龙家合为赵、谢两大姓。尊赵、谢为盟主，对外以赵、谢为明姓，其余为暗姓（即本姓），各家铭记，世代相传。因此在“南京人”墓碑文中有“谢母谢氏”、“赵母赵氏”之说，但其各有暗姓（即本姓），却非同姓为婚。 合姓联盟时曾于西望山上建有“永乐碑”，其盟碑尚存，碑正中文竖刻“万古丛林”四字，右边竖刻“永乐五年正月盟誓”八字。《息烽县志》对“永乐碑”考证说：“君臣仓卒偕亡，窜于荒烟蔓草间，忍死须臾，籍图恹复，百聊无奈而出此者乎。”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些南京来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矣而与“龙家”融合，“以夏变夷”，隐去原来的南京人面貌，对外自称“龙家”，才得以隐避生存下来。
　　 4、水东迁水西
　　 《贵州古代史》说：水西“罗氏鬼国之一部———亦溪不薜”（土语：水西，辖地系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以大定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水西土司安邦彦扶持安卫自称罗甸国，统领水西军及罗鬼苗仲数万人，东渡陆广河直向贵阳，起兵叛明。《明史》说：“安苗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企图割据一方。”明廷命贵州巡抚王三善领兵讨伐，于是明军与水西兵在今贵阳附近发生了强烈的争夺战。“龙家（南京人）”为了生存，被迫离开水东，逃往明军威胁较小的土司腹地水西。（《大定府志》卷四十八）“依其制度，听其约束，方萃众于陆广河化冲坡，脱簪改制”。“龙家（南京人）”进入水西地区后，依其习俗，听其统属，分散在土司大片荒野上，“插标为界，请照管业”。
　　 大方县《赵氏宗谱》说：其先散者，远抵镇雄之白兆、卯响，毕节之镇西，大定之且兰。可见，这应是进入毕节境内最早的“龙家（南京人）”。
　　 5、南京人的由来
　　 “龙家（南京人）”进入水西（今大方）后，与各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开垦种植，生息繁衍，度过了四十余年。至清朝康熙年间，水西安坤借口大定总兵刘之福对其诛求，干预其族丧事，杀刘使吏，率众数万反清。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廷命平西王吴三桂领兵讨伐。吴三桂在进军途中，对贵州省各少数民族采取了一律抚剿的手段，进行残酷镇压。在吴三桂官兵的大肆杀戮下，为了生存，南京人们采取了应急措施，出示物证，公开其南京应天府籍分。大方县《赵氏宗谱》、黔西《华氏家谱》说：“出示朝笏、大印、官服官帽，公开我南京应天府籍分，才免遭杀害，拯救了不少生灵。”至此，他们又由原来的“龙家”改为“南京人”。（《水西传》第五章224页）“洛坡黔西（今鸭池河至黔西县一带），有白南京八百；格左与撮垮（今大方县鹏程与撮坝一带），有黑南京六百”。
　　 《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记载：“南京人这个名称是近百年，有人说是近几十年才出的，因为政治上已经不再需要隐蔽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南京和龙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资料汇综》说：南京和龙家，时而龙家，时而南京，“是一非一，是二非二”，已成为“何主何宾，已无能分辩”的状态。
　　
　　 三、返本归源的“段姓、尚姓、七姓民”

　　 贵州省境内的“段姓、尚姓、七姓民”，原是在南沼、大理时期征战入黔的云南白族后裔，其先祖原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段家村。《段氏家秉载略》载：“先世居云南大理府，二世祖段致远，大理府都尉，居洱海卫，至今有段家村名焉。九世祖段玉环，委授大定协守备，因居定邑。”
　　 在旧社会，由于民族歧视或政治原因，他们隐去原来的白族面貌，自称为汉族。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1982年以来经过民族识别，他们才得以返本归源为“白族”。
　　
　　 四、认同白族

　　 毕节境内的“白族”，是近十多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型的民族融合体。“龙家”、“南京人”、“段姓、尚姓、七姓民”等人们，在进入毕节以来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互相学习，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在语言、服饰、礼仪、文化、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互相渗透，心理素质也逐步趋向一致。1988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他们从总体上认同为白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