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舆地学(周丕显)

东施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十八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蒙元史研究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
　　我国地志之学，肇始甚早，先秦时期已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和《山海经》等。这些早期著作，记叙比较简单，只能说是雏形。待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出，我国地志著作，才逐渐进入成熟时期，在二十四部纪·传·志·表体正史中，有地理志者，多达十六部，在正史志书中，为各志之冠。
　　就西北舆地言，《山海经·五藏山经》中，除中山经外，共有山数二百五十座，西北有一百六十四座，《西山一经》中的松果山、太华山、符禺山、英山、竹山和浮山等，就是现在的秦岭山脉，其西端为今甘肃、宁夏境内的六盘山，并对这些山的走向、地貌有简单的描述。《尚书·禹贡·雍州》、《周礼·夏官·职方》于西北亦有所记载。在正史外国传、四夷传中，如《史记·大宛列传》、《匈奴传》、《乌孙传》、《汉书·西域传》、《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马桓鲜卑传》、《北史》、《魏书》、《周书》、《两唐书》、《两五代史》等中的外国传、四夷传亦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期间，中国高僧为求佛经原本，不断有渡天僧侣不避艰险，跋涉万里，西去天竺取经，有些并留下纪行的地理著作。这些经纪行的地理书，大部分已亡佚不传，至今尚存的有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写本古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等。
　　两宋和两宋以后，中原与西北各兄弟民族的交往，更为频繁，对西北舆地的记载，也就更多而丰富起来，比六朝隋唐时代求法取经的纪行著作，精博得多。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彭大雅《黑鞑事略》、孟珙《蒙鞑备略》、叶龙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等；金代李大谅《征蒙记》、孙仲端《西使记》；至于元代，西北舆地著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且内容更为丰富，如《圣武亲征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才《西游录》、张德辉《张参议耀卿纪行》、刘郁《西使记》、刘祁《归潜志》、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
　　以上所胪举，就是宋、辽、金、元时代，西北舆地著作中，有影响的作品。
　　明代以降，这类著作仍历久不衰，如陈诚《使西域记》、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外籍客卿意大利人艾儒略《职方外纪》等。
　　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之大兴，终至成为清代学术一大潮流，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清政府统治全国后，从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的七十年间，用武力征服了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方，称之谓“藩部”，新疆的准部和回部，是这一时期征服的主要对象，也是反抗征服最强大的两大民族，准部于一七五七年被征服，回部于一七六○年被征服。
　　清政府在征服两部后不久，有目的地篡修了几部官书，都是着重记载这些征服“武功”的。
　　第一部是十八世纪末年篡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第二部是一八○一年至一八一三年编修的《大清会典》；第三部是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四二年续修的《大清一统志》。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西北舆了一批从事西北舆地学研究的人才，如祁韵士、张穆、洪亮吉、徐松、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
　　乾嘉朴学考据风尚之大盛，也是西北舆地学兴起的一大原因。清初顾炎武有感于明代学风之空疏，尤其是明末王学盛行，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且危及吏治，导致明室之衰亡。有鉴于此，顾氏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提倡实学，而舆地之学，正是实学的最好课题。舆地之学必须“按山川、稽道里、问津关”，然后从容议论，考辨异同。顾氏身体力行，旅览四方，与仆夫驿卒，虚心质正，呼退役老兵，询其曲折，先后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在顾氏影响下，顾祖禹经二十余年之努力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徐松谪戍伊犁八年，撰成《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等。
　　考据之风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辽史》资料贫乏，《金史》虽号称简繁适当，而讹误仍复不少，至于《元史》仓卒成书，两开史局，成书为期不过一载，成吉斯汗先世世系、三次西征以及西方三汗国，均涉及无多，总纂官、分纂官无一人诸蒙语者，于人名、地名、官制误舛尤甚，一人两传者有之，一地两名者有之，成书以后，自明清及至民国，非议者代不乏人。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西北舆地之学。
　　从清代学术史看，乾嘉时期朴学考据，是纯科学的道路，道咸以后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逐渐患贫，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变化：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向讲求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以求政体改革；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向研求本朝吏治，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舆地，以谋筹边强国，御侮图强。
　　经世致用之学，朴学考据和谋筹强国之学，三者并不相同，而在西北舆地研究中，却殊途同归，都对这一学术潮流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诸多因素的激发下，清代西北舆地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衍变，成为清代中期以后，一大学术潮流。
　　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以著作形式看，一部分是清代学人的新著，一部分是清儒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和注疏。
　　清代学人的新著方面，要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
　　祁韵士（一七五一——一八一五），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二甲进士，精通满蒙方字，是研究西北舆地较早的一人。一七八三至一七九○年间，借在国史馆编纂一百十二卷的《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内府图书，和内府所藏用满蒙文写的红本，获得了社会上官书和私家著述不曾披露的史料，尤其是红本史料，外界无法看到，一般学者也无法看懂。一八○五至一八○九年间，他流放到新疆伊犁，受到伊犁将军松筠的礼遇和赏识，邀请他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修。这又使他接触到大批地方资料。祁韵士在这些内府资料和地方资料的基础上，在松筠给予生活方便的条件下，撰成《藩部要略》十八卷、《表》四卷，包括《内蒙古要略》二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六卷、《厄鲁特要略》六卷、《回部要略》二卷、《西藏要略》二卷和《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西套以西各部、不列藩都各部表》各一卷。
　　祁韵土《藩部要略》的问世，为清代中期以后西北舆地学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和《藩部要略》两书内容近似，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姐妹篇。《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是“先以年月编次，条其归附之前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是一部纪传体性质的书。《藩部要略》按年月纪事，是一部编年体性质的书。
　　《藩部要略》内容翔实，史料可靠，于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等的舆地与历史、部落分合衍变，均作了相当准确的记叙。
　　梁启超评清代史地著作说：“如鹤皋（韵士）之《藩部要略》，对蒙古部落封袭建制，颇详原委”。此书在国外亦获好评，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质实、正确，事实上超过魏源《圣武记》，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东华录》和《亲征朔漠方略》等书。4）祁韵士除《藩部要略》二十二卷外，在伊犁戍所，还编成《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徐松谪戍新疆后，在此书基础上，加以充实、完善、易名《新疆认略》刊行。
　　另外，祁韵士还撰《西域释地》二卷；编纂《伊犁总统事略》期间，还参与《西域同文志》编修；后将
　　祁韵士一系列的西北舆地著作，为以后西北舆地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祁韵士不愧为西北舆地学的奠基人。
　　祁韵士不仅做实学，也精于词章，著有《西陲竹枝词》。“竹枝词”是以诗词反映、描绘地方风貌、习俗、文物古迹的文艺形式。《西陲竹枝词》多方面反映了古新疆风貌、习俗和文物古迹。《西陲竹枝词·龟兹》一首说：“古堞犹传定远遗，安西四镇首龟兹。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穹窿石壁奇”。就是描写新疆古龟兹的石窟艺术，并预见到唐人写经的价值。另一首《贸易》曰：“深目虬髯状貌殊，扣关通市集睢盱。万方玉帛通西极，欲绘成周王会图。”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中原方物进入新疆贸易市场，也反映了中原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团结相处的和平生活。
　　张穆是继祁韵士之后，西北舆地学研究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张穆（一八○五——一八四九），山西平定人，字石洲，号皀斋，道光优贡生，任白旗汉教习，博览能文，精训诂篆籀，通天文算术。道光间应祁韵士之子祁隽藻之延请，复校祁韵士《藩部要略》，折服祁氏精博，且正值边患四起，北土尤甚，乃从事西北舆地之研究，重点在蒙古舆地之研究。
　　明初所修《元史》，为正史中最蒙诟病之一书，明、清于《元史》之补阙、纠谬之作，不下十数种，重点多在成吉斯汗先世世系，三次西征，西方三汗国，名称音读互异，列传重复、脱漏，志书直袭案牍未能溶铸等方面，于元亡后，蒙古民族在明代、清代前期，各部落游牧处所、舆地形势、道里四至、疆域沿革、地名衍变等，补苴无多。有感于此，且张穆认为编年史书与郡国地志应相为表里。他以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亲征朔漠方略》、《平定准葛方略》、《蒙古王公列传》、《藩部要略》等为基本史料，傍及有关明清所修方志和其他历史地理要笈，参互比证，博约简取，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计《内蒙古二十四部》六卷，《外蒙古喀尔喀部》四卷，《厄鲁特蒙古》和《土尔扈特蒙古》各三卷。它以盟旗沿革、蒙古各部落山川城堡、王公系谱事略、清代对蒙古王公笼络利用等，详加考证记述。
　　《蒙古游牧记》于元亡后蒙古各部落盟旗舆地、历史、以及对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舆地和民族诸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瞻雨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事者收经史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6）与张穆同时年事稍长之俞理初，因国内国际形势之变化，由汉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北土和南疆形势，先后完成《俄罗斯事辑》、《俄罗斯佐领考》、《缅甸东北地形考》诸书。张穆以多年之力于《俄罗斯事辑》大事增补，成《俄罗斯补辑》，讨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尤其是中俄边界问题。
　　张穆还有《元裔表》和《外藩碑目》两书，前者为蒙古史专书，后者专收西北民族地区碑文。
　　张穆于西北舆地方面，还做过许多工作，一八四一年，借在国史馆工作的机会，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钞出《元朝秘史》，还曾从《大典》中绘出一幅《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并将以上一书一图，连同《长春真人西游记》一并刻入他所主编的《连筠簃丛书》中。
　　《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张穆生前并未刊引，一八四九年张穆去世后，由何秋涛校补，于一八五九年刊刻问世。
　　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河北大兴人，字星伯，嘉庆十年进士，十六年任湖南学政，十七年因科场案谪戍伊犁。徐松是张穆的至友，受祁韵士著作和张穆的影响，对西北舆地之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新疆后，受松筠的委托，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修。在新疆期间，遍历天山南北各地，尤其注意湖泊、水道的所在、发源、流向、流经，并实地查看，更参以旧史，揆诸史实，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这是我国舆地著作中对新疆湖泊、水道研究，最翔实、完备的著作。
　　《西域水道记》成书于道光年间，彷《水经注》体例，详记嘉峪关以西新疆境内湖泊水系，首列纪文，次作释文，并附地图。以罗布淖尔（罗布泊）、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巴刺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等十一大湖为纲，均记其“导”、“过”、“合”、“从”、“会”、“自”、“入”和入湖河流之“发”、“经”、“汇”，兼及沿河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地等。于十一大湖和入湖名称、方位、大小、流经及特点，均详备有据，即以今天科学方法勘验，也大致无误！《李君莫高窟佛龛记》就是关系到敦煌莫高窟最早开凿事迹的重要史料。
　　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徐松自伊犁东归，途中访游莫高窟，于今编号三三二号窟前室南侧发现此碑，注意到该碑记事之价值，抵京后，将所录碑文和测得尺寸行款，全部补入《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剌淖尔所受水党河》条中，全文二千六百余言。此乃碑文首次公开于社会，使世人知道莫高窟兴建之最早年代。
　　一九三四年王重民先生访书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编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写本目录，编至二五五一号《太上业报因缘经》残道经时，发现该卷背面为唐写本该碑录文，王先生同样注意到该碑文的重要意义，予以过录并校订。一九六一年王先生编《郭煌遗书总目索引》时，公布这一重要发现于《伯希和劫经录》中：“二五五一残道经，背面为李义修佛龛碑文（武后时）”。道光年间，《西域水道记》刊行于京师，稍后即有该碑少量墨拓本流传，刘喜海、缪荃荪、罗振玉所藏大约就是这批拓本。王先生所过录和校订者为唐写本，与《西域水道记》录文校，徐录已脱若干言，与缪荃荪等所藏拓本相校，拓本少三百余言。一九二○年沙俄旧部九百余人窜居莫高窟，毁碑石，断裂为二。一九四二年，向达先生来莫高窟调查时，只残存碑阳一大块、一小块，碑阴一小块，共存不足八百字，惜哉！
　　碑文曰：“……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戒清虚，执心恬情，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凿嶮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行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加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据此，我们才确切知道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这是敦煌学研究上的重要发现。
　　徐松在《西域水道记》成书前，曾将祁韵士《伊犁总统事略》予以增事，比事推求，循文再证，成《新疆识略》十二卷。
　　徐松在编撰《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的同时，为了叙述历史源流，又参考了大量史书，就其心得，又撰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比之颜师古所注，就《西域传》言，要切实得多。
　　和祁韵士一样，徐松也精于词章之学，著有《新疆南北路赋》二卷，对天山南北的壮丽风光，作了发自内心的歌唱。
　　徐星伯学问渊博，龚自珍在道光十九年作《已亥杂诗》组诗，内《别徐星伯前辈》一诗说：“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厉公”。感叹朱筠和翁方纲二位去世后，当代要以徐松为学坛领袖了。
　　何秋涛稍晚于张穆和徐松，曾从事补订《蒙古游牧记》，另成《朔方备乘》八十一卷。
　　何秋涛（一八二四——一八六二），福建光泽人，字原船，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曾代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喜治经史之学，尤长于边疆地理。嘉道间，张石舟、徐星伯、何原船三家均研西北舆地之学，原船于三家中时代稍晚，而成就则较大。
　　何氏以俄罗斯中国接壤，边疆漫长，边事频繁，且中国和俄罗斯十三、十四世纪曾均被蒙古民族所征服和统治，应有专书资考。何氏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又大幅度补充，增加图说，图表，扩至八十卷、目录一卷，易名《朔方备乘》。
　　何氏著书之意，以唐、元、清初功业，激励清廷抵御外侮，其他纪述汉、魏、隋至道光间，有关我国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东欧、俄罗斯等地舆地史事，对元代北边诸王疆域、界碑考证尤详，是研究汉唐以来，尤其是元至清初中西交通、中俄关系史的专书。
　　《朔方备乘》地域覆盖面宽，史实搜罗亦广，据历代正史以证史绩，汇中外舆图以详界城，搜求稗官外纪，以参稽异同，自中亚以迄东欧，咸有考证，而于中俄界域、交涉事绩，考论尤详，且见解恢弘开阔，后人研究中俄边界舆地、中俄关系，无不寝馈于此书，实西北舆地集大成之著作。
　　与何秋涛相先后，龚自珍、魏源乃西北舆地学研究之有名人物。
　　龚自珍生活于清季山河破碎、风鹤频惊之时代，致力于经世之学，于边疆地理之研究，有远见之卓识。
　　龚自珍（一七九一——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人，字瑟人，号定盫，十二岁从其外祖父经学大师段玉裁受许氏学，小学、训诂、声韵等功底俱佳。道光十九年中进士，尝助修《清会曲》内《理藩院》一门，手绘青海，西藏各图。嘉庆二十五年，与丁两篇重要的政策性论文：《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蕃舶议》。前者，对西北主张由中原移民新疆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把内地无产之民化为西北有产之民，对全国来说，是“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并建议设立行省加强管理。后者，对东南海疆，呼吁国人重视东南沿海外国商品，如羽毛、钟表、玻璃、燕窝、特别是鸦片的输入，导致白银的大量外流。这就是龚自珍有名的爱国主义的“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从嘉庆二十五年后，在国史馆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和祁韵士一样，参阅了许多政府内部的档案，就有意识的把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舆地形势，编入《一统志》内，还着手《蒙古图地》编纂的准备工作，惜未成书，然其计划之大概，可于《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中考知。书中“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其表十八为：字类表、声类表、临莅表、沿革表、氏族表、在旗氏族表、世系表、封爵表、釐降表、旗职表、寄爵表、喀尔喀总表、赛音诺颜总表、新迁之杜尔伯特表、四卫拉特总表、乌梁海表、巴尔虎表、青海蒙古表、附哈隆克、布鲁特两表，为徐松所述。
　　十二志为：天章志、礼志、乐志、晷度志、旗分志、会盟志、象教志、译经志、水地志、台卡志、职贡志、马政志。
　　观其所列志、表其造端之宏，规模之伟，于蒙古史地之研究，真可谓前无古人，苟能成书，实西北舆地学不朽之盛业。
　　关于《蒙古图志》除《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外，于《定盦文集》、《定盦文集祉编》、《定盦文集补》等中，尚可见到多篇关于志、表的序文。《定盦文集》有《蒙古象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和《蒙古声类表序》等四篇序文。“文集”中，还有一篇《上镇守吐鲁番领导大臣宝公书》，此宝公系觉罗·宝兴，乃龚自珍嘉庆十五年乡试房师，书中详论天山南北路事宜及有关回族诸问题，当与《西域置省议》合读。在《定盦文集补编》中，有《乌梁海表序》、《青海志序》、《再录平定罗刹方略》和《与友人论青海事书》等两篇序文一篇方略和一封书信。在《定盦文集祉》内，有《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等三篇序文。
　　在这些志、表序文内，龚自珍论述对蒙古问题的诸多看法，语多精谛，且推阐尽致，多为前人所未道。
　　龚自珍对西北舆地之研究，主要在其研究方法、目的和思想。
　　这些方法和思想，为他的好友魏源所继承，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湖南邵阳人，字默深，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读书精博，初治公羊今文之学，精舆地，著述遍及四部。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三人为知交好友，皆留心国事，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先林则徐认为御侮图强，必须了解外部世界，经多方搜集和归纳，成《四洲志》一书，魏氏受林氏嘱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中国历代史志，及明代以来关于外国纪叙的译文，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其书以地为经以史为纬，先列地图，分述各国史地，后附中西纪年对照表、中西异同表等，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为当时国人了解域外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氏力主学以致用，他编了一部一百二十卷的《经世文编》，专甄录清代有关经世、政治的有关文字，供时人参考。魏氏对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盐法等有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知古而不知今”的学术风气，是很大的驳击，他不愧十九世纪中叶的启蒙大师。
　　魏氏有感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势，深愤“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竟致于贻误国家”，又撰记事本末体《圣武记》十二卷，叙论清初迄道光间的军事活动，多取材于正史，实录、方略，兼及实际考察，于外藩、藩镇、土司诸部，均详其本末，对萨尔浒之役，俄罗斯地望等方面，均有辩正。对于外敌，提出“以夷制夷”、“以彼长技御彼长技” 等主张。
　　魏氏于西北舆地学之认识和研究方法上，较龚自珍又有所前进，对资本主义侵略之本质之认识，较前人更为深刻和透澈。
　　魏氏于《海国图志》、《圣武记》外，于西北舆地著作尚有《元代西北地理疆域考》、《俄罗斯盟聘记》等，在《元史新编》中，还有关于元代西北舆地考证文字。
　　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地理考正，李文田、范寿金于耶律楚材《西游录》之注释和补阙，丁谦于张耀卿《耀卿纪行》之地理考证等。
　　现仅就《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三书，以平时阅读所得略为疏通传述如下。
　　《圣武亲征录》系元代纪事本末体史书，记元开国帝王太祖成吉斯汗、太宗窝阔台汗两朝征讨开国前后事，涉及西北、中亚舆地事甚多，于灭金攻夏之史事，亦稍有记叙。旧不知出何人手，书中称太祖四子拖雷为太上皇，似为宪宗蒙哥或世祖忽必烈时所作，其时史臣为王鹗，或可谓出自王鹗之手，然亦非定说。明初修《元史》时，史局诸公于是书无认识，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仅将其列入史部杂史类存目，提要犹说“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譌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殆钱大昕治元史，始表彰是书，并为之跋尾。道光以后，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始渐重于世。
　　《圣武亲征录》，以今所见钞本、刻本、注本达十八种之多，钞本多出自陶宗仪《说郛》，校勘有何秋涛本，注训有李文田本，还有民国王国维本，日本那珂通世氏有增注本，法国伯希和氏有译注本，可惜伯氏未竟全功，仅完成三分之一。
　　《圣武亲征录》辗转传钞，至清譌误如行荆棘，时时牵衣絓肘，又如扪藓读碑，尤其在舆地方面，几不可句读。何氏列举其书难辩有四，舆地即其一。何氏曰：“舆地之荒渺过甚，斡兰土拉之川，水经讵载；答兰忽真之隘，地志未闻；考和林则据圭斋一言，询鱼泺则摭德辉片牍。以岑北兴王之地，漠南驻驆之庭，尚无可徵，矧于异域，而乃讨土麻则北穷冰海，征算端则西极申河。……思本绘寰宇而尚遗钦察，虽令开西域，地已录于版图，而夷考前徽，事靡传于父老，较之汉讨郅支，唐征大食，更为汗漫，熟辩淆譌，其难读四也”。《圣武亲征录》舆地考证之复杂烦难，概可想见。何秋涛全力搏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经数年之艰辛，成《圣武亲征录校正》，是书终于开豁可读。原船于《圣武亲征录》之整理、校订之功，实不可没。何氏后，李文田，沈增植等于本书相继有所研注，均有发明。
　　《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西游录》两书，与西北舆地之研究，关系甚大，清儒于治西北舆地之学者，于两书之校正、训释，颇不乏人。《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撰，志常系全真道人邱处机弟子，随师处机于元太祖十五年（一二二零）至十九年（一二二四），越野狐岭至中亚邪迷思干（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撤马尔汗）一带谒成吉斯汗并讲道，后返燕京。此书系志常随邱师西去谒成吉斯汗，按日记或西行经过，途中见闻、山川道里、关塞亭障、生活习俗等。对十三世纪初成吉斯汗西征及中亚一带舆地形势，多有具体记述，对元时中西交通和中亚舆地研究，均有重要价值，而世鲜传本。清乾隆间段玉裁、钱大昕并读“道芷”于苏州玄妙，竹汀先生始发现之，为之跋尾表彰，阮元写以进府。道光间徐星伯、光绪时洪钧沈增植等于此书校正、笺注用力甚深，他们先后以“道芷”本为底本，用《隋书》、《宋书》、《元史》、《金史》有关志、传、表，及《元和郡县志》、《元遗山文集》、《辍耕录》、《湛然居士集》、《双溪醉隐集》、《秋涧先生集》、《翻译名义集》、《至元辨伪录》、《癸辛杂识》、《华夷语》等众多文献，用对校、本校、他校，兼用理校，并为之注，以沿革地理之考证、释注，最见功力。
　　《西游录》，元耶律楚材撰。
　　楚材元初名臣，《元史》卷一四六、《新元史》卷一二七、《蒙兀儿史记》卷四八，均有传。世居燕京，曾为金代尚书省官员。一二一八年应成吉斯汗召，至蒙古，次年随成吉斯汗大军西征。一二二四年成吉斯汗班师，亦随之东归，往西域凡六年。
　　《西游录》成书于一二二八年。
　　《西游录》所记西行路线，由北京出居庸关，取道今涿鹿（元名德兴），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取道西北向经武川，北度阴山（元时将今新疆境内天山称阴山，将今内蒙境内的阴山称天山），涉大碛逾沙漠，到达当时成吉斯汗行所在，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斯汗大军西征，过金山（即今阿尔泰山），西行至也儿的石河（即今哈萨克共和国额尔齐思河）驻夏。驻夏后由也儿的石河南下，复过阴山至阿里马城，阿里马城，确切地点无可考，疑当在新疆境内伊宁西绥定、霍城间。一二二四年成吉斯汗班师回国，耶律楚材也由西东归。
　　相差一年，均是十三世纪初记叙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一带最重要的舆地书。
　　这一地区，唐时为昭武九姓所活动的范围，当时于其地尚有些许记载，自那以后，于该地区之记述甚少，就更显得两书之重要。
　　《西游录》所经地域之记叙，俱为作者所经历，真实可靠，且文字尔雅，今检卷上一条钞录如下：“既过瀚海军千里余，有不剌城（今新疆艾比湖西面博乐县境内）附庸之邑三五。不剌之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木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今赛里木湖，通过山峡，今名果子沟）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
　　这一段记叙，不仅将今新疆境内行程路线，说得很清楚，还对所行经地区在十三世纪前期的地貌、生态现象，自然生长和种植品类，均有交待等，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耶律楚材为释门弟子，李志常为全真道人门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游录》于道教不以为然，于“西游记”颇有微词。佛道之争，与本文无关，就不去论说了。
　　关于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仅平时阅读所得，姑妄言之。至于清代西北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之关系，斯事体大，拟待后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