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史”也要先尊重史实（黄波）

东施

自网络写手“当年明月”以《明朝那些事》一炮打响，各类非专业人士便掀起了一股讲史热潮，也为出版家所看好，坊间林林总总的讲史书就是明证。自然，这是符合多元化时代特征的，非专业人士，经过刻苦钻研，也未必就不能写出功底扎实、富有创意的讲史佳作。
    然而，我看过市面上流行的几种讲史书，却意外窥出了一个秘密：这些业余作者似乎并不愿下比专业人士更多的功夫，而更喜欢剑走偏锋，耸动视听。他们打出的招牌大致有两个，一是效过去有人以“草根红学”制造悲情吸引眼球之故伎，声称自己为“草根史学”；另一个是号称自己“另类”，仿佛有意要与学院派划清界限似的。其实，古人早就说过，研究历史贵在才、学、识，是不是“草根”并不重要，至于“另类”云云，那也要看“另类”的是否有理，即看你是否占有更充分的史料，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睿智的洞察力，而首要的一点，不论是以什么招牌相号召的“史学”，都应该先尊重史实。
    最新流行的一本讲史书叫《大明朝的另类史》。作者从明朝纷繁的历史中提炼了一个关键词“欲望”，“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这种解读初看真有些另类，细思倒也平常，因为“欲望”乃人类所必需，不仅明史，就是唐史宋史甚至一部人类史何尝不可以归为“欲望史”？但这般说史又有多大意义？
    接着往下翻，总算到了大吃一惊的地方了。明朝灭亡，降将洪承畴为清军前驱，被抗清小英雄夏完淳痛斥，作者写道：“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满清御用奴才文人‘官修’的史书。而是出于被乾帝‘御封’为‘贰臣’的明末大才子屈大均著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但他内心中对全忠全义的英雄，也不由自主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我起初以为是手民之误，细审文意，才知道“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等帽子，真是作者给屈大均庄重戴上的。我疑心作者并没有费功夫去查阅屈大均为何许人，否则这位向来被明遗民们奉为旗帜之一的岭南屈翁山先生，到了作者笔下，何至于如此不堪呢？
    除了史实的疏漏，这部“另类史”还充满了一种骄矜之气，总爱标榜自己的创见，然而是否真为前人所未发，作者似乎并没有兴趣去探究。明嘉靖皇帝曾遭几个宫女谋杀未遂，作者先抑一笔，“后世学者或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其因由，一般人读到此处，也总觉是事起仓猝的‘忽发’变故”，然后扬自己观点，认为与嘉靖帝征集宫女炼丹药有关，又立马宣称：“最终，此事由笔者‘钩沉’而出，也算是还历史真象于现实吧。”这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创见吗？完全不是这样。且翻开汤纲与南炳文合著、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断代史专著《明史》，该书第378页写到这一节时说：“这次造反的起因，史无明言，但从当时明世宗经常通过虐待童女而获得炼药原料来分析，这十六个弱女之铤而走险，很可能与此有关。”只不过专家的口气更审慎一些罢了。这部《明史》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理应为研究明史者所参考，“另类史”的作者如果没有注意，那说明其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不够，如果注意了却偏偏按下不提，那就与文风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