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时的民族大屠杀（刘杰）

东施

　　在一位弱智皇帝和一群空谈家、炫耀狂、心理疾病患者共同执政下的西晋王朝，终于毫无悬念的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先是晋朝皇族诸王以敢为天下先的气势，示范性的上演了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八王之乱”。在宗室骨肉热闹非凡的自相残杀中，有的王爷目光远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恭恭敬敬的把少数民族的军队请来当外援。不过自古以来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胡人经过了汉族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再教育之后，他们的酋长们兴奋的发现，原来西晋的领导层里竟然到处充斥着饭桶与草包。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和鼓舞，在“八王之乱”的中后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开始反客为主，兴冲冲的加入到了群雄逐鹿的斗争中来。引狼入室的司马王爷们绝对没有想到，他们搞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果，是西晋王朝从此变成了半身不遂，中原广大地区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异族战斗和屠杀的血腥地狱。
　　第一个自立门户的是匈奴人首领刘渊，他觉得自古以来，匈奴和汉朝和亲不断，是兄弟之国，所以自己改姓刘，建立的政权国号叫汉。（希望汉武帝不会被气活过来。）正是这个凭空被复兴出来的“汉朝”，凶狠的扮演了西晋王朝掘墓人的角色。公元311年，西晋的二十万逃难大军被刘渊手下大将石勒击败，士兵们难逃一死，随行的众多高级官员和宗室四十八个王爷也全部被杀死，血流成河。同年，匈奴兵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司马氏的祖坟也惨遭挖掘。公元316年，匈奴部队又攻破了饿殍遍城的长安，在一片瓦砾中俘获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正式终结了西晋王朝短暂的统治。（第二年，司马睿称帝于江南，收拾残余力量建立了东晋。）
　　匈奴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破坏力惊人，洛阳长安等大城经过战火的洗礼后，除了名称未变外，实际上已经成了十室九空的一片废墟。接匈奴之后，继之而起的分别有羯族、鲜卑、氐族、羌族，他们在北方各领风骚几十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在这漫长的战乱中，每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弱，都离不开血腥暴力的屠杀，都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乱世故，二者皆难保，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命如蝼蚁，随时随地的可能身遭不幸。羯族建立的后赵有一条规定：胡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在这条鼓励抢劫的法律条文之下，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后赵汉族大臣也常常被抢的狼狈不堪。雪上加霜的是，十六国的暴君昏君层出不穷，蝗旱水涝频繁，所以天灾人祸之下，北方汉人几十年中几乎损失殆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350年，后赵的汉族大将冉闵起兵反抗，满怀激愤的他在邺城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此令一下，汉族百姓压抑已久的仇恨便排山倒海般的倾泻而出，大家抄起菜刀铁锅一阵猛揍，当天便取得了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的开门红。冉闵作为首倡人也不含糊，亲自带兵围追堵截，胡人“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大面积的民族仇恨一经发动，带来的就是不可遏抑的大面积屠杀，于是一月之中，“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至于统治中原二十三年的羯人，竟然在这场滔天大乱中被灭族！冉闵在羯族人的血泊中中登基为帝后，接着把熊熊的仇恨怒火引向了其他的少数民族，“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以致于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冉闵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他这种专心打仗不事生产的大政方针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后来冉闵被鲜卑的慕容家族击败，硕果仅存的汉族人反过来又遭到了胡人的报复，被杀无数，“死者塞道、白骨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五胡乱华时期发生民族大屠杀，不仅仅限于胡汉之间，而是无族不入，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交替，也经常是伴随着这种血雨腥风。一个民族今天可能还在威风凛凛的统领一方，明天说不定就会被种族灭绝，“人命关天”这个成语，在那个时代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幽默。这种杀尚往来的恐怖情形，直到北魏一统北方和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这已经是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事情了。
　　西晋在建国之初，采取的是少数民族内附自由的政策，只要某部落提出申请，政府就在中原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让其安家落户。这项政策看上去很美，但是却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深刻的民族矛盾，因为晋朝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贩夫走卒，都对胡人有强烈的偏见和轻视，就连内附政策的初衷也只是一种嗟来之食般的怜悯而已。迁居的胡人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下等人的地位，融入不到汉族主流生活和文化之中。他们被汉人肆意羞辱，甚至会让一些豪强地主卖做奴隶。低下的社会地位让胡人对汉人产生了怨恨之情。另一方面，内附政策也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的越过了北方防线，直接进入到了富庶的中原地区，打入了晋朝的内部。在这种怨恨之气滋长难平的情况下，一旦西晋王朝出现内乱，对胡人聚居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后，本来定时炸弹般的少数民族问题就会适时引爆，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酿成了自古未有的巨变。晋朝制定的民族“睦邻平等”政策虚有其表而无其实，如此一来，倒真不如当初就强调“华夷之妨”来的更合算些。　
　　本文史料来源于《资治通鉴》和《晋书》。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夏，四月，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襄阳王范、任城王济、武陵庄王澹、西河王喜、梁怀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豫州刺史刘乔等。夜，使人排墙杀之。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
　　《晋书》石季龙载记：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