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如何骂人

东施

吴稚晖(1865～1953),江苏阳湖人,名眺,又名腓,后改为敬恒、稚晖。1902年在上海与蔡元培联合发起爱国学社,任学监兼教员,不久章太炎、邹容皆先后加入,与吴、蔡结为同志。
1902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因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
爱国学社教员吴眺故依康有为,有为败,乃自匿,入盛宣怀之门。后在日本,于清公使蔡钧不协,逐归,愤发言革命排满事。而爱国学社多眺弟子,颇自发舒,陵铄新社生如奴隶。余与社长元培议,欲裁抑之。元培畏眺,不敢发——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倡言革命者,明震故爱眺,召眺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眺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
章氏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
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
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
照通常写信的格式,在“稚晖足下”后面,应该马上转入正题,但太炎笔墨一顿,盘桓于“足下”一词,接连牵出吴其他三个名号,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仆”在《邹容传》中用你的旧名,不值得你大惊小怪,暗示“仆”好像有什么存心。你这点阴谋已经被“仆”看出,那么“仆”就索性把事情全部挑明吧如此“当头棒喝”,堂皇严整,但也不免带几分强悍霸道,目的是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因为对方来信,其势已颇汹汹,非如此不能先声夺人也。
接着,太炎三言两语将吴氏要求“明白见告”的要害问题交代过去。首先,“足下”确曾于“仆”和邹容入狱数日后前来探视,并自述与明震见面事,然而当邹容问“何以有我与章先生”时,“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其次,“足下献策事”是“某某某”说的,“仆”不知“某某某”的话得自传闻还是听俞明震亲口所说,但联系“足下”被邹容问得“面色青黄”来看,“仆”可断定这都是事实。
实际上章太炎也仅仅臆断吴氏卖友,拿不出确凿证据,所以他根本不想在事实层面纠缠下去(1924年6月章氏将《邹容传》大加增损而改为《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只说“会清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检查革命党,君及炳麟皆就逮,系上海租界狱”,一字不提吴稚晖),“得胜头回”之后,随即迅速转移阵地,抛开对自己不利的问题,继续将吴氏认定为罪名已经成立的卑鄙小人,而专门从道德节操的角度下进行更辛辣的攻击,不让对方有机会反扑:
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驰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适扬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无则言无,有则言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淇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
“足下”做了坏事,应该扪心自问,反诘于“仆”,乃倒打一耙,这不仅不能掩盖“足下”做贼心虚,反而惹得“仆”火起,将“足下”的丑事益发揭露出来“足下”也别在这事情上与“仆”纠缠了,“公道在人”,有就说有,无就说无,总之是“足下”你自己的事。你的问题不是思想主张错了,而是“心术”大大地坏了:我攻击你,不是由于你我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我看穿了你这个“败群之羊”,要为“天下同志”说明,防止他们蒙在鼓里。
用这种“大义杀人”的方法堵住对方进攻之后,章氏复以更猛烈的火力攻击对方的历史污点,扩大战果,以使对方据地尽失:
呜呼!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某某某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仆位足下当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扬,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
身为革命党,时而讲维新,时而讲无政府主义,为当时常有之事,太炎自己早年就曾“与尊清者游”,拥护维新改良,并公开对无政府主义表示过赞同,但到了对方身上,这些就都变成“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了。吴稚晖在日本被清公使蔡钧引渡,跳入东京都御沟表示抗议,旋被警察捞起,这虽然悲壮不足,却也无可非议,而到了章氏笔下,又成了欺世邀名的丑事。章氏“揭发伏藏”,作“诛心之论”,显得“气壮而理直”,至于“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扬,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则是直唾其面,芜辞漫骂了。
吴氏其时赴欧洲五年,也许较以往有所进步﹖不——章氏认为,对方剩下这一段他还没有骂到的部分,更加不值一哂:
及观足下所著,浮夸影响,不中事情,于中国今日社会情形如隔十重云雾……吾于是知纵横捭阖之徒,心气粗浮,虽日日在欧洲,犹不能得毫毛之益也。
至此,对方可算被驳(骂)得体无完肤了,但章氏最后还赠了他一顶“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的帽子,这才重重收笔,宣布彻底胜利。
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因此,章氏光复旧物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文学复古”的主张紧密相关。他平时的学术文章乃至战斗性的檄文皆好用本字古义,索解为难。对此章氏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他在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时,曾经感慨“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也”,又曾反思自己“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他认为邹容的《革命军》语言通俗,革命的文章正该如此,所以并没有应邹容的请求为他“润色”。要光复旧物,复古保种,其文就必须务为渊雅;要真正激动读者影响多数,则又必须“谐俗”,必须“以跳踉搏跃言之”,这种矛盾就导致他在写作某些文章时,一方面仍然好用本字古义,艰涩深奥,一方面又振笔直遂,痛快淋漓。“复古”和“谐俗”很奇怪地结合起来,使得章氏许多文章在过渡时代独具特色,复吴稚晖的两封信,不过是一个著例。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势已去,民间久蓄之反抗精神已达极点,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明末清初遗民那样迂回曲折地抒发愤懑,更不像清朝鼎盛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特点,是无法无天的旷野上的呼叫,激昂慷慨,发扬蹈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狂傲不逊的“神经病”如章太炎,岂止一人而已,即如吴稚晖,也以嬉笑怒骂、放浪形骸著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吴稚晖在东京留学生集会上则包着白头巾发表演说,直呼慈禧太后为“老太婆”,虽一在国内,一在海外,勇气不可同日而语,张狂激越则如出一辙。那时候的文章,将中国文学狂放佻挞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直接影响了现代杂文。章太炎两复吴稚晖书,在精神气质、腔调用语乃至攻伐战略上,都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周作人回敬陈西滢有关“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流言的那一系列书信,以及鲁迅《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书信体杂文。章太炎的文章固然开了后来“文人相轻”乃至相斫的先河,但积极意义则在于张扬个性,块然独立于天壤间,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敢于放胆在文章中将自己整个摆进去,也逼迫对方无可推诿地现身于大庭广众之前,使妍媸互见,物无遁形,虽无望于终极的审判,但也各自尽了原告或被告的权利和义务。
在没有法律保护和法律干涉,没有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也没有虚伪欺诈的社会空气中,这种粗暴的互相实施报复的文章,所祈向的,乃是无神的世俗的乱世之中真实的个人之间某种替代性的公正。如果引进法律的名誉权之类,特别是如果两人对决,旁边站立着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随时予以干涉,或者人人心中存着爱惜羽毛的念头与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这样的文章就不会有,即使有,也无法避免非当事人所乐意接受的甚至更其病态的不公。鲁迅在1925年所做的一篇杂感中说:“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以目偿头”或“以头偿目”,意思是说,人的相互“报复”固然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即使这样也总比虚伪地禁止报复和提倡宽恕强得多:“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鲁迅这段话本来针对“排满”而发,但范围很广,包括一切人间矛盾的解决。直到晚年,鲁迅仍然坚持类似的想法,比如“遗嘱”第七条所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章太炎后来自编文集,大量“刊落”先前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斗争的文章”,鲁迅感到非常可惜,他主张章氏这方面的文章“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在特殊年代,无论章太炎还是吴稚晖的那些守己伐人、“毒詈”满纸的书信,都属于只能如此的“奴隶可贵之笔墨”。这样的文章,文网密布的古文时代不可能有,恐怕也行将匿迹于“文明日进”的现代的“无物之阵”,故大有空前绝后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