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日本的汪义正先生退休后,聚力于倭寇史研究,老先生提出了"此倭非彼倭"等新的倭寇史观,在明史史学界引发不小的争论.老先生托我将其论文在网上发表,希望得到学界同人的批评指正. 我写这题目是因为研究了明代倭寇历史后，总结出来的观点与以前学生时代所学的概念有很大分歧的缘故。我总结出来的观点有四： 其一、十四到十七世纪，日本的工业与科技水平都还相当落后，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跨海越洋的大海船。当时纵横于东亚海上的“双桅海船”基本上 都是福建漳州船。日本最初的两艘朝贡船，是永乐皇帝无偿援助日本国王足利义满的礼物。 其二、明代统治阶级尤其是嘉靖朝廷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的恐倭心理。凡是沿海发生的“海寇”事件，即使跟日本“倭寇”没有牵连，也都政治化地指称为“倭寇”事件。因此造成明代史籍全都以“倭”代“寇”的混淆现象。比如“新倭大至”其实应为“新寇大至”；“倭船”应为“寇船”；“倭变事略”应为“寇变事略”；“嘉靖倭难”应为“嘉靖寇难”等等。 其三、明初沿海各地海盗猖獗，基本上都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社会后遗症的社会动乱，而不是日本海盗的寇乱。从事件频率看，基本上也算不上什么倭寇问题。 其四、“嘉靖倭难”是明代倭寇问题的核心所在。但寇乱的本质不是御倭战争的问题，而是社会动乱的问题。“壬子之变”（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嘉靖倭难的导火线，陷黄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团，而不是王直集团，更不是日本海盗。朱纨捣毁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嘉靖三十二年明廷恢复浙江巡抚，加强海上取缔工作后，互市派的王直集团逃避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以后更蔓延成海寇、土贼与客兵的复合性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嘉靖三十五年，总督胡宗宪从全国各地增调客兵二十万后，三教九流拼凑的客兵，成分参差不齐，生活习惯各异，思想不统一，毫无纪律，因而造成“外寇未宁而内忧益甚”的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嘉靖倭难不是肇因于日本海盗入侵的“御倭战争”，而是嘉靖政权下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动乱现象。如果是战争，敌方司令部被歼灭后，战争就会终止。但是所有“倭酋”林碧川、萧显、徐海、王直等全都被歼后，寇乱仍然再蔓延了近十年，说明嘉靖倭难不是战争而是动乱。 这份报告基于上述观点，先叙述主流倭寇史观的基本概念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及意义，然后再针对该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从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以及主体概念等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然后再归纳出笔者对明代倭寇问题核心的“嘉靖倭难”的个人观点：“嘉靖倭难不是御倭战争而是社会动乱”。这种观点台湾学者吴大昕在《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一文中也提起：“倭寇应属于明代中国华南社会史的一部分，而不为日本的侵略问题。”，只可惜没有继续深入探讨。其实最早提及“嘉靖倭难”是“社会动乱”的人，倒是嘉靖当时的政治家郑晓。 今年年初，由于王直墓问题，媒体曾重新掀起一场关系明代嘉靖倭寇问题的争论。该争论只在强调历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而不在于历史问题的探索研究。笔者的这篇报告意在从学术研究观点，重新回顾明代倭寇历史本质的新尝试。简陋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各位学者专家的批评指教。 “倭寇”不是明代中国人叫出来的名词，而是一千六百年前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人最早提出来的问题。日本的对马岛与朝鲜半岛南端仅隔五十公里宽的朝鲜海峡，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与半岛的文化东传日本的交通要道。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很密切，但纠葛也不少。公元404年，相当于中国东晋末期，半岛北方的高句丽势力向南方扩展，战败了支援新罗与百济的倭国（日本）势力，在颂功碑《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日本称《好太王碑》）上刻记着“倭寇溃败”的记事。这是关于“倭寇”历史的最早史料。该碑现保存于中国吉林省集安。 现代史学界从世界史的角度，把倭寇历史归纳为十四世纪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与十六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等前后两期倭寇问题。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约七八十年，以朝鲜半岛为舞台，以日本九州边民的“三岛倭寇”为主体，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十四世纪倭寇问题。而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问题，则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开始到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逝世为止，前后约十五年左右，以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各省沿海地区为舞台，以中国走私海商为主体，以走私日本白银为目的，雇佣一些日本佣兵参与其间，而肇端的所谓“嘉靖倭难”的十六世纪倭寇问题。 探索倭寇问题时，绝不能忽视海洋交通工具问题，海船问题是探讨倭寇问题的前提条件。嘉靖当代边防政论家唐枢说得好：“彼亦不自制舟，舟造于闽广，事起于我人”。因为当时日本科技工业还相当落后，只能造平底没有甲板的小船，而当时纵横于东亚海上的大海船，都是中国福建漳州的双桅海船。 明初洪武年间，正是朝鲜半岛倭患闹得最凶的时期，因此元末明初沿海一带的抗元地方势力，张士诚、方国珍等的残党余部，也籍助当时的国际风云，纠集岛夷到沿海各地进行抢劫骚扰，明代史书都把它政治化地称之为“倭寇”为患。明初的倭寇问题，从洪武延续到永乐年间，1419年（永乐十七年）明将刘荣在辽东望海埚一战大捷，全歼来患的倭寇，不但对中国明初倭患的平息有功，对整个朝鲜半岛倭患的平息也做出了贡献。当时也正值十四世纪倭寇问题的末期，同一年朝鲜太宗也出兵讨伐对马岛的倭寇基地，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才全面平息了所谓前期倭寇的十四世纪朝鲜半岛倭寇问题。因此明初洪武与永乐年间的倭寇问题，实质上应归属于前期倭寇派生的问题范围，而不是朱元璋建国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日本海盗侵骚中国沿海的个别问题。 由于明初的倭寇问题，实质上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后遗症，从发生频率看平均每年不到1.7次，只不过是零星散发的社会问题，基本上称不上是什么大祸乱。明代真正的倭寇问题，主要是指十六世纪中叶嘉靖年间长达十五年左右的所谓“嘉靖倭难”问题。但其祸乱地域之广，发生频率之高，蔓延年数之长，不是单纯归因于日本海盗入侵，而肇端的“御倭战争”所能合理解释清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嘉靖倭难是中国海寇、土贼与客兵的复合性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主流倭寇史观是怎样一个概念？通俗地说就是在每个中国人脑海里已定型的概念：明代侵骚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戚继光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但从学术角度看，则应以《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倭寇”一词的解释最具代表性。现引用于下： “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十四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 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在这个基本概念上，明史学界主流倭寇史观认为：在时间上，日本倭寇的侵骚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倭患地域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在主体上，不论明初或嘉靖期的倭患，都是日本官方行为所策动的侵掠性战争；明代中国是挨日本倭寇侵凌的虚弱国家。 强调明代倭寇问题是日本海盗对中国侵掠战争的史观，形成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展开一连串带有领土野心侵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当时整个国家民族面临着存亡的危机关头，带有浓厚哀伤民族情绪的倭寇史观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凝聚了当时被耻笑为“一片散沙”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转化成抗日的无比精神力量，这是无可否认的伟大历史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但建立中华民国后不久又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趁西欧列强忙煞于自相争战之际，利用中国军阀间的矛盾，积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首先利用日英同盟为籍口，不顾中国的中立立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胶州湾、青岛，甚至还占领与租借无关的济南。1915年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这是开始激起中国人民反日、抗日运动情绪的前兆。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后来也对德宣战，也是战胜国的一方，但美英帝国主义者为借助日本势力牵制刚革命成功的苏俄势力的扩张，袒护日本，拒绝中国归还德国在中国权益的正当要求，反而正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时北京的段祺瑞军阀政权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发起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反日抗日口号。也就是史称的“五四运动”。反日运动很快传遍全国各大都市，形成一股民族大运动。 反抗的箭头直指日本军国主义者。 1927年日本军人首相田中义一上台，为转嫁国内金融危机，推出“强硬外交”政策，逐步升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28年5月出兵济南，干扰北阀军的北上，大量屠杀无辜平民。6月暗杀东北军大帅张作霖将军。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1932年1月制造“上海事变”；3月成立“伪满州国”；1937年挑起“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在这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情绪。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连串赤裸裸的领土野心，正是酿成中国人民反日抗日民族意识的泉源。 相应于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暴行期间，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一股空前的倭寇历史研究热潮。当然基本上都站在高度政治观点去处理问题。从下述具有代表性文献著作的题目与出版年代等即可窥见一斑。 郑鹤声《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东方杂志》25之13） 1928年 缪凤林《明代著作与日本有关史籍提要》（国学图书馆第二年刊） 1929年 杜鸣治《明代倭寇述要》（《中山大学文科季刊》一） 1930年 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四） 1933年 《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2） 1936年 王扶生《明代倭寇概观》（建国月刊9- 4•5） 1933年 《明代倭事月表》（建国月刊9- 4•5•6） 1933年 柳诒徵《江苏明代倭寇事略》（国风半月刊2-8） 1933年 何格恩《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岑南学报2-4） 1933年 张鲁山《明代倭寇大事记》（新亚西亚 6-4） 1933年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专号六） 1934年 郑宗棨《明代吾国与倭寇之贸易关系》（经济学季刊5-2） 1934年 横 海 《平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合传》（建国月刊9-5） 1934年 王以中《明代海防图籍録》（清华周刊37-9•10合刊） 1934年 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誌目》（禹贡半月刊2- 4•6） 1934年 李应珏《浙江明代倭寇纪略》（建国月刊10-5） 1934年 刘绍宽《明代平倭诸将纪念碑》（瓯风杂志三） 1934年 庚 年《明代吴江倭寇述略》（北平晨报3- 4•5•6） 1935年 屈起《嘉兴乙酉兵事纪》（浙江省立图书馆刊4-2） 1935年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丛书二，商务印书馆） 1936年 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14） 1937年 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 1939年 徐天胎《明代福建倭患初稿》（福建文化29） 1941年 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上编（商务印书馆重庆） 1943年 抗日时期的倭寇研究特色，基本上是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以至1930年代的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州国、最后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战争等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定位于“二十世纪的倭寇”的基轴上，然后再溯及串联明代嘉靖东南倭乱的“嘉靖倭寇”，与万历时期抗倭援朝的“万历倭寇”，而谱写成一部自明代以来“倭寇侵略中国”的一脉相承，连绵不绝的民族哀伤史观的倭寇历史系谱。这就是主流倭寇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在这种民族哀伤史观的呼吁与鼓舞下，唤醒了“一盘散沙”般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抗日精神力量，拯救了濒临于生死关头的危难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说是这种民族哀伤情绪的主流倭寇史观具体贡献的时代意义。 现代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是在历经一个世纪以上漫长岁月的精神屈辱下，好不容易才凝聚起来的精神结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期鼓吹革命时，经常感叹中国人民缺乏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不团结、就像一片散沙似的。他在1917年出版的《民权初步》序言中写着：“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但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之高，国家观念之强，已不再是一盘散沙了！为什么在不到五十年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会转变得那么快？！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得最好！1960年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毛泽东的这段意味深长的谈话，显示了他即是政治家又是历史家的卓越见识。间接地肯定了主流倭寇史观的时代意义。同时也给历史研究者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看问题必须能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不能偏执于一面，才能客观地全面地掌握问题的本质。主流倭寇史观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史学界对明代倭寇问题观点一致的主要原因。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史学界对倭寇研究也取得了实证的新成果。主要有： △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 嘉隆间的倭寇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 其主体“基本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也可以统称为“中国倭寇”。 嘉靖时的“御倭”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是一场海禁与 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非主流倭寇史观出台后，主流方面起了拒绝反应，其后复有统制趋势。历史好比是政治的化石，含有多元成分。要了解它有必要透过各种不同角度，不同观点，进行解析探讨，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地吸取历史正反两面的教训。不能以历史的政治作用，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立场。现在的中国不再是百年前挨打的中国，本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应该堂堂正正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才是弘扬中国文明，开拓中国未来的历史研究任务。 由于主流倭寇史观在抗日战争过程中，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又深入民心，遂成为明代历史研究上，敏感性极高的“圣域”。但该史观客观上确实存在若干问题，从历史实证研究的立场，不能忽视这些客观问题。因此在这里提出来重新探讨，以期能更客观地、更全面地认识“嘉靖倭难”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的本质。 笔者研究倭寇历史的动机，是想弄清楚日本海盗怎样对中国沿海进行骚扰侵患？因此一开始对明代倭寇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也只有一个“明代侵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与戚继光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的含糊观念性概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得不对主流史观的概念产生疑问，而逐步偏离。因此我第一篇的研究报告题目为《此倭非彼倭》，第二篇的研究报告为《王直的自明疏是他的自传》。这两篇研究报告都是经过冷静思考、客观探讨的研究心得。 下面试就主流倭寇史观存在的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与交通工具、主体概念、等三个角度提出个人的看法。这个尝试可能尚属首次，浅陋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诸位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主流倭寇史观的时间概念认为：“倭寇的侵掠几乎贯穿整个明代”。这句话虽然文字不多，但概念上且蕴涵着一种神秘的语言魔力。因为这种提法容易误导人认为整个明代近三百年间，倭寇动乱一直闹个不停。也的确有些论著就这样写着：“倭寇始终是明代历史三百年的心腹大患”。这种通俗的观念，包括笔者一开始也随着人云亦云，信以为真。但由于这种概念仅为观念性的认识，缺乏客观史料的佐证，所以当笔者发现了下述具体的数据资料后，不得不否定这个传统的概念。 笔者根据一九三O年代倭寇研究的经典著作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中“沿海各省之倭祸”事件数据化后，编出了〈表一〉“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与倭寇动态鸟瞰表”及〈表二〉“嘉靖倭难动态表”，这两个表有助于纠正以往观念性的倭寇历史概念，确立客观性的倭寇历史概念。表中的倭患次数，以同年度、同月份，只要不同地域所发生的事件，均分别单独计算的方法统计。陈懋恒的这个倭祸事件数据是汇总了18种史料，与30种地方志而整理出来的。基本上可说是倭寇研究上最具典范的研究成果。因此表上数据的可信性应该是很高的。 〈表一〉“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与倭寇动态鸟瞰表”在于了解明代全期的倭患分布情况，是倭寇动态的宏观表。表上数据显示：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几乎可说近于没有倭患；但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突然猛增到628次，占全期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这个客观数据，说明了明代倭寇问题，实质上仅存在于嘉靖年间的所谓“嘉靖倭难”的问题。因此不能说是“倭寇的侵掠几乎贯穿整个明代”，更不能说是“倭寇始终是明代历史近三百年的心腹大患”。至于“嘉靖倭难”的情况从〈表二〉的数据更能看出一个具体的轮廓。〈表二〉“嘉靖倭难动态表”在于了解嘉靖倭难的具体分布状态，是倭寇历史核心问题的微观表。从〈表二〉可清楚地看出以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为界，前三十年倭患记录零星散布，不成为患！然而，后十五年却像晴天霹雳，爆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倭寇”大动乱，几乎97%（609次）的倭患都集中在后十五年里。这数据阐明了“嘉靖倭难”实质上应该是指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变”以后，到嘉靖皇帝去世为止的十五年间。因此，主流史观把倭寇历史渲染成“贯穿整个明代”或“倭寇始终是明代历史近三百年的心腹大患”的时间概念，是有必要修正的问题。总之，明代倭寇问题的时间概念不应该是通俗所说的：贯穿整个明代。而应该只是集中于嘉靖政权后期所谓“嘉靖倭难”（1552-1566）的十五年。 主流倭寇史观的空间概念认为倭寇的祸患空间，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嘉靖年间甚至深入到明朝的陪都南京。这概念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因为史料就是那样记载。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沿海各省御倭官员诬报：“海寇”事件为“倭寇”事件。怎么说？其因有二：一是明代期间日本的科技工业水平还相当落后，当时日本连日常做醋饭、醋鱼的食醋、以及针、红线等等日常用品装饰品都还不能大量生产，而需从中国大量走私进口的情况看，可说根本没有能力建造需要高科技的海船。那个时代海船是最先进的科技工业，只有中国福建、广东能造。也就是说，日本海盗自己到不了中国沿海各地来。因此明代中国沿海各地发生的倭患事件，基本上都是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寇乱事件，而不是日本海盗的侵扰事件。二是沿海御倭官员以“寇”报“倭”，把问题“政治化”后可以推委塞责。因为“倭寇”问题是连开国皇帝朱元璋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明代海防官员尤其是嘉靖时期素有将“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的习惯，凡遇“寇”犯，则“诸司奏乱，止云倭寇，未云首恶”。就这样，“倭寇”之诬奏便成为东南沿海“御倭”官员推委塞责的护身符。 笔者根据日本各种海洋研究的史籍文献，了解到日本仅管是个“海岛国家”，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根本不是“海洋国家”。明代时期，日本造船工业还相当落后，只能造平底没甲板的近海小船只；日本人很怕“海”，认为船板下面就是“地狱”。永乐初，日本受封，中国接受日本朝贡，但日本没有越洋的运输交通工具海船，永乐皇帝仿照洪武帝时琉球入贡赐赠海船的先例，也赐赠日本国王两艘朝贡船〉。但不知何故，明史学界在探讨倭寇问题时，一向忽视这重要的海上交通工具问题，把日本海盗看成为天兵天将似的，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只照史籍的字义，不顾海上交通工具的问题，就把所有关系到沿海的倭患记载，全都看成为日本海盗问题。 下面试从明代中日间海上航道，以及明代当代时人与现代史学界对明代倭寇问题观点的差异对照等角度，具体探讨主流倭寇史观空间概念的问题。 在探讨空间概念问题时，最好能边看地图边思考问题，这样容易得出客观的概念。〈图一〉“明日海上航路与倭寇侵扰图”将有助于了解明日交通往来的空间概念。十六世纪中国走私海商（倭寇）的活动海域，主要是中国的东海。东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其地理范围大略如下：东海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鸡蛋形状，北端抵朝鲜半岛南端洋面的济州岛；东侧环绕着：日本的五岛列岛、九州西岸、琉球群岛，以至小琉球（台湾岛）；西侧则从济州岛直线抵达长江口北岸，然后南下接杭州湾、舟山群岛、浙东沿岸、福建沿岸等广泛海域。其中舟山群岛与五岛列岛间是当时中日间航海交通的最短空间距离，地形也相似，是中国走私海商活跃的新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造船工艺水平的进步，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增进了海船的运输能力与安全性，开拓了舟山到五岛的直航航道，缩短了中日间的航程，深化了贸易往来关系。但在宋代以前，中日间的古航道，主要是从广东或福建出发，经过小琉球（台湾）、钓鱼台、然后取道琉球后，再北上五岛列岛一带。这古航道的航程几乎是新航道的加倍，到十六世纪后已很少航行。 《日本一鑑》上对中日间海上交通的空间距离有着详细介绍。《日本一鑑》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朝命出使日本，调查倭情的郑舜功撰著，是一部实地调查报告，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该书记载：从日本九州北部的肥前松本水程到朝鲜约有1440里，到中国辽东2000余里到山东登州2000里，到淮安3000余里；从日本九州南端大隅地区的棒津（坊津）水程到大琉球约有2580里，到小琉球（台湾）5520里，到宁波3700里到福建5500里，到南澳6500余里，到广东7000余里，到雷州或海南（没记载，约8000里以上）。换算成公里数的话，正好折半。这么远 的空间距离，不是陆地而是海洋，在五六百年前的时代，交通上的难度与风险，可能好比今天人类上太空一样，必须拥有高精尖的科技工业。当时能在海上往返自如的，只有拥有“双桅海船”的福建漳州船，以及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东来的葡萄牙人的“黑番船”。当时的海船都是帆船，动力主要靠季风，同样的航程所需的时间，受到海船的大小、性能以及气候条件等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差异，一般在正常情况下，从日本五岛列岛到舟山群岛一带，大约需要五六个昼夜；到福建需要八九个昼夜；到广东就得十几个昼夜。另因季风关系，一年仅能一次往返的航海。如果取道琉球时，还得加倍航程加倍时间。这个空间概念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明代时期，要从日本到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不是一桩容易的差事，日本海盗做不到。 从〈表一〉“明朝历代皇帝在位年数及倭寇动态鸟瞰表”可看出：明初，洪武到永乐期间的“倭患”特征，几乎全国沿海各省都有倭患发生；从倭患频数看，浙江最高，山东与江南北次之， 远到广东也不少。从上述海洋地理空间概念以及日本的海上交通工具水平的角度看，难于解释明初的倭患问题就是日本海盗的问题。对于明初“倭寇”问题的看法，现代史学界与明代当代时人间也存在着很大分歧。嘉靖时期 的政治家、史学家郑晓（1499-1566）在《四夷考•日本》中指出：“初方国珍据温台处，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诸郡皆在海上。方张既降灭，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掠海上”。这段记述点出了两个问题：一是 “岛倭”的入寇是方、张的残党遗部下海纠集过来的，而不是他们自己过来的。二是方、张的残党遗部原来就是活动于江浙一带海上的抗元势力，他们的主子投降朱元璋后，不愿跟随投降的“诸贼强豪”就下海，在舟山一带继续称乱。因此明初的倭患主体应为方国珍、张士诚的残党遗部，寇患的本质是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社会后遗症。但是现代以《中国历史大辞典》为代表的史学界的观点则认为明初的倭寇问题是“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这个观点有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下该定义时根本忽视海上运输交通工具的问题；二是明初倭寇问题尚不存在“走私”问题，走私问题是到嘉靖年间才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三是把明初的倭寇问题渲染成日本官方行为。因此从海洋地理的空间概念，从日本当时科技水平与交通工具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解释似乎难于成立。 至于嘉靖倭难，也让我们对照一下当代时人的看法与现代史学界主流学者说法的差异。导致嘉靖倭难的主因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捣毁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粉碎了聚集于双屿港上的走私海商，与周边接济走私贸易的官豪势家等陆商的既成走私渠道，但因朝廷对海禁缺乏正确而一贯的政策，尽管朱纨在双屿港与走马溪两役连捷，却反遭诬被捕，含冤自杀。朱纨死后，朝廷废除浙江巡抚，撤备驰禁致使舟山海域成为众盗群起的无政府状态，后来导致舟山群岛一带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的“壬子之变”是嘉靖倭难的导火线，陷黄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团，而不 是王直集团，更不是日本海盗。嘉靖三十二年明廷恢复浙江巡抚，加强海上取缔工作后，互市派的王直集团逃避日本五岛、平户，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一带为寇据地，四出流劫，后来就逐渐蔓延成海寇、土贼与客兵的复合性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因为当时朝政大权掌于权相严嵩手中，“宠赂公行，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盖不独潮惠漳宁绍徽歙奸商而已。凶徒、逆贼、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从之，为乡道，为奸细。”。因此成千上万的寇源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而被遗弃的各阶层的“从倭”社会流民。 针对这社会问题，嘉靖进士但后因得罪于嘉靖皇帝而被斥为民的边防政论家唐枢（1497-1574）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中明确指出：“彼亦不自制舟，舟造于闽广，事起于我人。”。唐枢从嘉靖倭难的关键条件，造船能力的观点出发，明确了问题根源不在日本海盗，而在中国海寇。但是主流倭寇史观的说法，就如《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所说的：“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这个说法也有三个必要商榷的问题：一是根本上从没考虑过海上交通工具问题；二是对 “壬子之变” 以后单纯的海盗寇乱已演变成复合性社会动乱 的问题缺乏深入探索，把嘉靖倭难的全部责任笼统地归咎于王直与徐海身上。要是那样，何以在徐海被杀，王直被捕后，倭患仍然延续将近十年？三是仍然把嘉靖倭难渲染成日本官方行为。 造成倭寇史观上空间概念的种种分歧，在我看来，主要是出于明代御倭官员在处理海寇问题上，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把“海寇”问题全都政治化为“倭寇”问题，把“海寇”诬奏成“倭寇”的结果，以致“寇”与“倭”混淆不清，扑朔迷离。 如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解释，主流倭寇史观的主体概念认为：不论明初或嘉靖倭寇，都是当时日本官方行为所策动的，日本海盗集团为主体的侵掠战争；嘉靖倭难是日本海盗入侵所引发的御倭战争。针对这观点，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下，明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系倭寇史观的大争论，确立了与主流史观相反的非主流倭寇史观。主要代表人物有二：一是戴裔煊；二是林仁川。戴裔煊在代表著《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从实证研究出发，根据史料深入地解剖倭寇问题的时代背景、形成因素以及倭寇主体与倭患的本质，然后总结出：“嘉隆间的倭寇、海盗，基本 上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对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的表现，这种斗争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外族入寇”。至于林仁川的观点，他在代表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驱使着丰富的史料依据，深入而细致地分析倭寇的成分、交通工具、形成原因、寇患性质，而总结出：“嘉靖时的‘御倭’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这两个观点虽然结论上略有差异，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基础观点，就是正面否定了主流史观所主张的嘉靖倭难是日本海盗入侵的概念，而强调嘉靖倭难是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这观点突破了明代倭寇历史研究的圣域、禁区，开创了倭寇研究的新方向。 嘉靖倭难是复杂的历史问题：牵涉因素多、遍布地域广、蔓延时间长，难于使用简短几句话所能概括。如果掌握不好史料的正确含义或时间先后次序，引用起来往往容易产生张冠李戴，或以偏概全的种种问题。笔者的观点倾向于上述非主流的观点，但认为在上述的共同理论基础上，对嘉靖倭难主体的探讨，还有必要将嘉靖年间划分成倭难的酝酿期与发作期两个阶段。酝酿期是指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壬子之变”以前的三十年；发作期指包括“壬子之变”及其以后的十五年。请回头看〈表二〉“嘉靖倭难动态表”，一目了然地显示以嘉靖三十一年为界，前三十年倭患次数零零星星，不成为患；但后十五年且形同晴天霹雳，爆发了大动乱。这是什么道理？这正是区分酝酿期与发作期的原因所在。随着酝酿期与发作期的阶段变迁，“倭寇”主体也随之接替变动，这也是嘉靖倭难令人扑朔迷离的缘故。为着客观而正确地了解嘉靖倭难的主体变动，还得把酝酿期再细分为两个阶段：舟山海域风平浪静期与舟山海域众盗群起期；而发作期也再细分为两个阶段：海寇未除土贼继作期与外寇未宁内忧益甚期。现概述于下： 这一阶段是指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平定舟山双屿港以前的二十六年间，舟山海域无寇乱的时期。海上寇乱起于海民海商的生机遭受到压迫威胁的时期。这一阶段正逢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贸易发展的昌盛期，海民海商兴荣发达，因此舟山无寇乱。这阶段正与双屿港的兴亡期相吻合。 十六世纪舟山海上国际走私基地“双屿港”（Syongican）的形成，与葡萄牙殖民海商于嘉靖元年（1521年）因求贡犯边发生广东西草湾事件后，被广东海道官方驱逐出境有密切关联。嘉靖皇帝登基元年，在广东发生西草湾事件，第二年在宁波发生日本贡使争贡事件，因而导致朝廷下令关闭广东、福建与浙江等所有对外通商门户的市舶司。这一来也断绝了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海商海民的生机。迫使福建海商勾引葡萄牙商船队，转移阵地到福建月港，浙江双屿港一带从事走私贸易。嘉靖五年逃犯邓獠，嘉靖九年福州狱变逃犯林碧川、李光头、许栋等也都先后投入双屿港的走私贸易行列，为双屿港造势，并成为后期双屿港上海商大头目。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闽人金子老已壮大成双屿港上的“番舶主”，用现代话说就是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嘉靖十九年（1540年）以后，日本白银产量大增，中国市场又需要大量白银，走私日本白银，促使双屿港蔚然成为繁荣于东亚海上的国际自由贸易中心。日本、彭享、暹罗、佛朗机等等原来明朝的朝贡国的大批商人也都云集双屿港，进行国际贸易。当时民间的贸易基本上已取代了官方的朝贡贸易。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官方取缔政策的加紧，走私贸易社会也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而演化成走私社会矛盾趋于表面化与尖锐化。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与金子老合踪；二十二年许栋与李光头合踪；二十三年王直与许栋合踪。这样一方面使松散型的海商组织，扩大成集团性大组织；另一方面，使走私海商集团，与走私商品购销地的，周边地方豪绅官家的勾结关系也更加深一层。结果由于矛盾的加激与利害冲突的表面化，终于演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海商结党夜袭余姚谢宅的凶杀案件。海道官方慌报倭寇入犯，震撼朝廷，朝廷才全权任命朱纨镇剿双屿港。二十七年朱纨平定了双屿港。李光头等逃往诏安，许栋下落不明，王直当时可能不在双屿港，后来收拾许栋余部，接管许栋集团。二十八年朱纨追剿逃往诏安的残党，在走马溪擒杀李光头等九十六人。 当时严嵩掌权， 在宠赂公行，官邪政乱的时局下，可能朱纨办事过于认真，结果反遭诬被捕下狱， 因而含冤自杀。 在剿倭工作中，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这句话点明了“倭寇”的根源不在“外夷”，而在中国社会内部。 在这阶段的倭寇主体是以金子老、李光头、许栋与王直等为代表的，开创双屿港的传统走私海商集团，是主张互市贸易的“海商”。嘉靖二十七年以前，他们享受到了自由贸易的恩惠好处，舟山海域也就太平无事。这也可从记载嘉靖朝动静的本朝官史《世宗实录》上反映出来：从嘉靖二年以至二十六年十月间，没有任何有关“倭寇”动乱的记载。 在这次战役中，生擒葡将“别都卢”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缴获两艘兵船，以及各种大小不同的“佛朗机”枪炮等等战利品。后来葡方又增援三艘兵船接战，焚毁被俘兵船后，再仓皇逃走。从此葡海商被驱逐出广州海域，而转移到福建月港，浙江双屿港一带进行走私贸易而不敢再与中国正面冲突。 西草湾之役后，汪鋐曾留下一首《驻节南头喜乡耆吴湲郑志锐画攻屯门夷之策赋之》一诗，诗文如下：
辚辚车马出城东 揽辔欣逢二老同 （此诗引自胡从经编篆《历史的跫音》朝花出版社，香港，1997年） 朱纨平定舟山双屿港种下了四年后引发“嘉靖倭难”导火线的“壬子之变”。因为双屿港之役，一方面导致舟山一带的走私海商丧失了既成走私渠道，失去了归巢，失去了生机；一方面引起朝廷内驰禁派与主禁派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结果主禁派退潮，以致尽管朱纨在双屿港与走马溪两役连捷，也难免一死。朱纨死后，朝廷废除浙江巡抚，撤备驰禁，致使舟山海域陷为众盗群起的无政府状态。大部分丧失走私生机的“海商”，也就沦为铤而走险的“海寇”，而只有少部分海商仍然期待着“互市”通商。前者诸如吴美干、陈思盼、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萧显、徐海、陈东、叶麻等等各大小集团，而后者仅为继承双屿港传统的王直集团。由于大部分海商走上铤而走险的海寇活动，因而播下了四年后的“壬子之变”的种子。 在这阶段，突出的“倭寇”是王直集团，王直的势力也就在这时局下壮大兴起，但也不过四五年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许栋被朱纨剿灭后，王直收拾许栋余党改驻沥港。二十八年因官方遣散剿双屿港的福清捕盗船时，不支粮饷，导致大半兵船投奔王直挥下，使王直集团成为舟山海域独一无二的大势力，名声大作。面对众盗群起的混乱局面，王直也就主动地配合海道官方擒捉海寇，积极地想配合官方维护好舟山海域的秩序。这也是他后来在〈自明疏〉中自认为是“为国捍边”的贡献。嘉靖二十九年王直配合海道官方擒获进犯钱塘的海盗卢七、沈九；三十年受海道衙门之托，擒杀大海盗陈思盼；三十一年又为舟山所解围。《日本一鑑》回顾王直的这段经历说：“（直）盖因庚戌（嘉靖二十九年）、辛亥（三十年 ）、壬子（三十一年）岁奉檄拿贼，是故负名”。以致一时“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震聋海舶矣”。可能就在这种气氛下，酿成王直狂妄自大的心理，而在定海自称“净海王”。王直的妄自尊大，也引起官方的警戒，在那之前海道官方还把他当作友军，在那之后则把他视成敌党。嘉靖三十二年朝廷恢复浙江巡抚，王忬新官上任一把火，把王直视为“东南祸本”，派遣参将俞大猷等围剿王直集团，迫使王直集团于六月败退日本平户。那以后，王直一直都落户于平户不再回中国。王直的亲信干部谢和、叶宗满、汪敖等也都跟随在他身边。 嘉靖倭难的高峰期，寇患主体是屯据于舟山一带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等海寇集团，而不是王直集团。但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上且指称王直逃到日本后“坐遣徒党入寇而不自来”。这是胡宗宪加给王直的“莫须有”罪名。主流派学者基本上都认为王直是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徐海、陈东、叶麻等都是王直的部将。但事实上在海寇社会里，彼此不但不相统属，反而经常强弱相凌，自相劫夺。在当时中日间往返航海，因受季风限制，一年仅能一次，一次往返需要半年时间的情况下，王直凭什么本领能全盘指挥操纵其他海寇集团的行动？这问题，范中义等著的《明代倭寇史略》上也否定徐海等会受王直指挥的可能，提及：“别说是三十六岛之夷，就是称为其‘部将’的徐海、麻叶、陈东也不是完全听他的指挥”。因此有些史籍把王直说成是嘉靖倭难背后总指挥的说法是值得慎重商榷。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特使蒋洲到五岛会见王直时，转达胡宗宪的话，责问王直为何从事海寇行为？王直毅然地回答：“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直回宁波被捕下狱时，王直莫名其妙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理直气壮地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临刑时，王直不胜怨恨而感慨地说：“不意典刑兹土！”〈注6〉，然后伸颈受刃，至死不饶！ 这阶段基本上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壬子之变”开始，以至三十四年倭难顶峰转折点的四年间。把嘉靖倭难的发作期区分的目的，在便于了解主体的演变对倭难本质的影响，仅为一种概念性的区分。这阶段可说是嘉靖倭难的核心时期，几乎近半数的倭难事件都集中在这期间。关于这阶段的寇患主体，嘉靖边防政论家唐枢有个概括性的总结，他指出：“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之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说这话是在嘉靖三十六年，他亲眼看到寇乱是起于“海商”的启衅，然后逐渐蔓延扩大，以至酿成整个社会性的大动乱。至于嘉靖三十四年的“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可能是徐海勾引过来的“真倭”来得多，而显得醒目？ “壬子之变”是“海商”转变成“海寇”的肇始。《筹海图编》写着：“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三十一年（壬子）浙直之祸，林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得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三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直大患”。这段记述非常扼要地说明了这阶段的倭难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头没提及王直。因为王直反对劫掠，而一向主张互市。嘉靖三十二年六月退避日本平户后，不再回来。但是现在仍有学者强调“壬子之变”以及那以后的癸丑、甲寅、乙卯等等寇乱全部是王直集团所闯的祸！？相信《筹海图编》的这段记述，能作为这问题的回答。 关于这阶段的倭难情节，由于明代史籍都称“寇”为“倭”，以致记事内容混淆不清，如果不用心研读的话，真的会感到扑朔迷离。笔者根据《筹海图编》卷八的“寇掠分合始末图谱”，梳理后编出〈表三〉“嘉靖三十年代前期浙直倭乱图解表”。此表将有助于系统地认识嘉靖倭难核心时期的主体变动情况。 嘉靖三十二年的“癸丑之寇”主体有二：一为王直集团，二为萧显集团。但根据倭寇历史研究专家郑樑生的考证，“癸丑之寇”应为萧显集团单独的祸行，而没有王直集团的参与。嘉靖三十三年的“甲寅之寇”，主体是林碧川与萧显两集团。寇患区集中于“江南北”（60次）与浙江（43次）一带，这一年是重祸年。但是这两个集团基本上都在这一年被剿灭。嘉靖三十四年的“乙卯之寇”的主体是徐海、陈东两集团。这一年也是重祸年，但也是祸乱顶峰的转折期。重祸区也是江南北（65次），浙江（42次）一带。唐枢所说的“有异方之集”乙事，可能指这一年徐海带领大批萨摩、肥前一带的“日本佣兵”入寇之故。这一年是官方剿倭以来转败为胜的开端。五月，总督张经调集大批广西狼土兵，大破“倭寇”于王江泾（浙江嘉兴北），斩首一千九百余级。不过令人难解的嘉靖政权，在权相严嵩与其义子赵文华两人狼狈为奸的陷害下，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高官反而坐罪被杀，参将汤克宽也坐牢。 探讨嘉靖倭难的主体时，不能忽视“倭寇”与“从倭”的成分比率。郑晓在嘉靖四十三年付梓的《四夷考•日本》中，总结嘉靖倭难时指出：“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主体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那么“大抵贼中皆华人”就说明了“倭寇”的主体基本 上是占“十之八九”的“从倭”华人。那些从倭者都是闽、浙、江南北、广东等当地人。日本海盗的“倭奴”为什么占极少数的“十之一二”？因为日本海盗都是九州边民，贫倭，没钱没船，自己来不了，要靠中国海寇去接运。一般较大的“双桅海船”，除航海船工七八十人外，仅能运载人数约一百人前后。又因季风关系，一年仅能往返一次航海，往返需要半年。因此要成千上万地组织日本海盗到中国来，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至于“倭寇”怎样辩别？根据笔者从史籍上的体会，简单地讲，所谓“倭寇”就是剃“日本头”的人，可能是日本人，也可能是中国人。有许多“从倭”者都被剃成“日本头”，主要目的在防止他们逃跑。许多“小民”或“流民”看到剃有“日本头”的人过来时，就认为是“倭寇”来了，就帮他们带路，提供当地官豪势家的讯息，加入行列，一道进行抢劫。 明代史籍中，记载嘉靖倭难问题，最真实，最深入，最全面的史料，当首推亲身经历总督漕运的兵部侍郎郑晓的各种奏章与著作。下面引用两则郑晓关于寇乱主体的“从倭者”，在倭寇动乱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今日之事，亦由中国豪族、奸裔、败吏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祸首。而小民苦于贪酷，困于徭赋，迫于饥寒者，一闻倭至，又乐从之，故其势益猖獗。” “再照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北，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斋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 郑晓对这两段话中的“倭”及“倭寇”，究竟是指“真倭”或是剃日本头的“假倭”，可能有意含糊，没具体交待，但对寇乱主体“从倭者”的社会身份、扮演角色、出身地区等等都有生动而具体的描述。根据这些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相信难于硬说嘉靖倭难是日本海盗对中国发动的侵掠战争，成千上万的动乱寇源，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而被遗弃的各阶层的社会流民。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也指出，嘉靖三十三年的寇乱是“海寇未除土贼继作”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已非单纯的海盗寇乱。 这阶段约从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上任浙江总督开始，以至嘉靖皇帝去世为止的十年间。在这期间，胡宗宪抓紧增调全国各地客兵，同时定下“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剿倭方针。先用间收买徐海，离间徐海与叶麻、陈东的联合阵营，然后再各个击破；接着又派遣特使到日本，以许互市为饵，劝诱退避于日本的王直归降。胡宗宪这套剿倭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几乎达到预期以上的效果。但也出现了料想不到的客兵 流为盗寇的严重后果。胡宗宪的战术思想仍然存在着“人海战术”的“以众镇寡”的传统作战观念。为着镇压遍地丛生的“倭乱”，他从全国各地调集二十万客兵集中到江浙一带，结果不但无助于剿灭“倭寇”，反而助长由客兵滋生寇乱的蔓延与加剧。由于嘉靖政权统治阶级内部，基本上认为当时的寇乱根源，仅是来自徐海、王直等一小帮海寇的启衅，而没深刻地认识到“壬子之变”以后的寇乱，在嘉靖三十四年以前的阶段，已演变成海寇与土贼交相混合的社会动乱；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大批客兵的涌入，更演变成海寇、土贼与客兵等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大动乱。因此，尽管大海寇林碧川、萧显、徐海，甚至王直等等全都被歼灭，东南沿海各省的寇乱仍然持续蔓延。这中间客兵变成流寇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嘉靖倭难本质上并非所谓“御倭战争”的问题，而是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动乱问题。 剿倭调客兵始于总督张经，张经调用他原来驻节过广西的狼土兵；接着周珫调湖广土司兵与四川羌土兵；杨宜调山东箭手、永保土兵；胡宗宪当总督后，更大量地从全国各地增调客兵。客兵成员三教九流相当复杂；有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鎗手、河间府义尖儿手、德州民兵、临清、曹濮二道团操快手、河南毛葫芦兵、睢陈团操马军、汉中矿徒兵以及定保二司兵和容美土司兵等等，各地主客兵号称二十万，大大超过倭寇人数好几倍。这么一个庞大的、临时拼凑的、成分参差不齐的、生活习惯各异的、思想不统一的，毫无纪律的“客兵”，集中到江浙这一带富庶经济区来，谁能保证他们会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因此连胡宗宪自己也承认“两浙三吴之地，自用兵以来，连岁荒旱，民多艰食，而军需百务，皆取足焉，劳师费财，贼势益盛，流突之处，荡然一空”。 虽然客兵强悍，马上能派上用场，但因：不相统属，难于驾驭；争功私斗，自相仇杀；军纪败坏，骚扰百姓。以致产生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社会弊病。因客兵难于控驭，经常有“弃戈鼠走，所过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贪残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则污渎妇女，一或捍拒，则露刃而譁，杀人无忌，故谚曰：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 戚继光也指出：“远调湖广山东河南等处狼兵土目，虽亦节有成功，而狼子野心，终难控驭，沿途剽掠，甚于盗贼。万里愆期，寇去兵至。师无纪律，缓急不济。绳之以法，则怨而犯上，宠之以恩，则玩而殃民”。因此造成“贼掠于前，兵掠于后；民之苦兵，尤甚于倭”的恐怖社会现象。事实证明“客兵”所造成的祸害，远远超过“倭贼”。不止于此，客兵的问题除了直接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之外，同时还间接地增加百姓的税赋负担，导致农民“终岁耕而不能糠秕自饱，妇终岁织而不能以增絮自蔽”的双重苦难。唐枢也指出：“自兵兴以来，诸派增半，小民困苦之极”。亲眼看到客兵四处危害的情景，郑晓在嘉靖四十三年付梓的《四夷考•日本》中，总结了嘉靖倭难期间用兵的结果指出： “征发汉土官兵，川、湖、贵、广、山东西、河南北、靡不受害，临贼驱之不前，贼退遣之不去，散为盗贼，行者居者咸受其害。于是外寇未宁，而内忧益甚矣！宗宪计擒贼首王直，浙西、江东稍得安靖，浙东、温、台、江北、淮扬、闽中、岑表尤被其毒也。” 上述这些林林总总的客兵祸害问题，正是嘉靖倭难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并发出来的社会矛盾现象，是嘉靖政权末期社会矛盾的潜在问题。因此不是“倭寇”入侵而引发的“御倭战争”问题。 综合上述从时间概念、空间概念与主体概念等三个不同角度，对主流倭寇史观的探讨结果，基本上对明代倭寇问题以及“嘉靖倭难”问题的认识，已不再是所谓：“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的笼统概念。透过时间概念的分析，澄清了明代的倭寇问题，不是所谓贯穿整个明代三百年的传统概念，而仅是嘉靖朝末期十五年的“嘉靖倭难”问题。透过空间概念的解析，认识到从北到南沿海各地倭寇猖獗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沿海各地“御倭”官员，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潜意识地把“海寇”问题“政治化”，以“海寇”当“倭寇”的诬奏所造成的误传，并非日本海盗的侵扰。因为当时日本的科技工业还相当落后，没有能力造跨洋越海的“双桅海船”，到中国来的日本海盗，仅为少数九州一带的边民穷倭，没有中国海船去接运，他们自己来不了。透过主体概念的解剖，了解到由于朝廷错误的海禁政策，逼使“海商”铤而走险转变成“海寇”；海寇的启衅激化了社会流民“从倭”为寇的现象，进而滋生蔓延成社会动乱；官方为镇压社会动乱，后来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三教九流的乌合“客兵”，结果客兵流为盗寇，反而加剧动乱的蔓延。因此，“嘉靖倭难”的本质不是“日本海盗”入侵而引起的“御倭战争”，而是嘉靖政权下社会矛盾并发的“社会动乱”。什么叫“战争”？我们也可看看辞典上“战争”是怎样解释的？辞书上说“战争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从这词义看，“嘉靖倭难”基本上不具备其中的任一条件，因此硬把“嘉靖倭难”说成是“御倭战争”难于讲通。 最早提起“嘉靖倭难”是“社会动乱”问题的倒是嘉靖当代政治家郑晓。郑晓根据自己 总督江北漕运工作时，亲历“御倭”经验，认识到当时社会“从倭”风气很盛，到处破坏社会生产，如果不及早拿出有效防止对策，将会造成难于收拾的后果，因此他在《乞收武勇亟议招抚以消贼党疏》中指出，当时的寇乱分子中“倭寇类多中国之人”，其中也有不少可用之人才，应设法奖励争取，防止他们投奔“倭寇”阵营，“不然恐数年之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难扑灭矣！”。郑晓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在嘉靖倭难始发之期，即能察觉到社会“从倭”问题的 严重性，积极呼吁及早采取对策，只可惜他建议的对策，仅止于“治标”的措施，朝廷采纳了，也照做了，但仍然无济于事。因此，事态演变的结果，使他的预言后来都变成现实。 “嘉靖倭难”其实是一场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历史悲剧。怎么说？要避免这场悲剧的“治本”对策，就是解除海禁，开放对外通商口岸。但 遗憾的是当时的当权者，从朝廷到地方，都未能认识到开市通商已是当前急务，或者即使认识到也不敢当着嘉靖皇帝的面冒渎地建议。因此要挨到嘉靖皇帝逝世后，隆庆元年（1567年）塗泽民上疏议请解除海禁政策后，才基本上消除了“倭寇”问题的蔓延。因为“倭寇”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嘉靖政权把“海寇”政治化为“倭寇”问题，但隆庆以后不再把“海寇”问题政治化，因此就不复存在“倭寇”问题了。也就是说并非隆庆解除海禁后，“海寇”问题也随之消除，而是尽管海寇问题仍然存在，只不过不再把它政治化成为“倭寇”而已。因此“嘉靖倭难”基本上是嘉靖政权严厉“海禁”的错误对外政策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它随嘉靖一朝之来而来，也随嘉靖一朝之去而去。 嘉靖倭难爆发后，也有几次机会议论开市通商问题，遗憾的是在嘉靖皇帝有生之年，开市通商这条路是禁止通行。首先，嘉靖三十四年正当柘林等一带，寇乱最紧张时期，深悉海寇始末的杭人，致仕佥都御史张濂，针对时弊上言三策：一曰重军法以作积弱之气，二曰选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曰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他在“复海市” 中指出海寇猖獗的根源在于：“武备曰驰不能制变，而后海禁渐严，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针对这问题，张濂强调只要管理得当，“然后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尽管张濂的上言具有对症下药的时效，无奈在嘉靖朝政下，不起作用。 其次，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回宁波归降被捕后，一方面，胡宗宪的军门方面，原有意利用王直的影响力，以驱除舟山海域各派海寇势力。胡宗宪为着王直的剿抚问题，请教过唐枢。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书中，对王直的《自明疏》给予积极的评价。他从过去、当前以及未来等各个不同角度，分析嘉靖朝廷成立以后，严厉海禁政策后，海寇问题逐年升级的情况，指出沿海海寇问题是历史性的社会难题，能禁而不能绝。唐枢强调开市问题已不是为王直一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已到了非开不可的关键阶段，因此赞同胡宗宪的招抚方案。胡宗宪一开始也上疏主张招抚。没想到疏一上，马上遭到周围总兵官俞大猷、巡按王本固等的强烈反对，以致不得不改变主意，反抚为剿。另一方面，朝廷里对王直的剿抚问题也相持不一，争论了两年，其间也曾一度出现招抚的倾向，但最后嘉靖皇帝还是把王直杀了。王直的剿抚问题是嘉靖倭难的关键转折点。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他的代表著作《国榷》上，也批评了嘉靖当局的错误决策指出：“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异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谈迁的这段史评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果嘉靖当局当时能接受王直的归顺受抚，妥善处理好开市通商问题，就能避免那以后寇乱向福建、广东，以及江北，继续蔓延十年的历史悲剧。 | 
发表于 2007-7-1 16:3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