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外贸易及其货币简述

东施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历时七年的农民大起义，在朱元璋派兵南征闽广和北伐中原的同时终于失败，该年正月，定都南京，确立洪武为年号，建立了大明帝国。与中国历史上多数皇朝不同的是，明代对外经济贸易是从继承逐渐走向衰落。初期，基本上沿袭了历朝对外开展经济贸易的传统，继续开拓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然而从中期以后却走向了衰落。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在他的《皇朝祖训》中告诫后世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为此，明代政府在政治上对外奉行怀柔政策，与四方邻邦相互友睦善处；在经济上开拓发展对外贸易。鉴于立国伊始，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统绐，明太祖废除沿袭元代的中书省和丞相制；创建了卫所与军制，加强军队的管理和建设；实行学校科举和荐举；整顿吏治惩处贪官；制订《明律》、《大诰》等律法制度。这些措施对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在经济方面，明太祖在全国建立户籍及赋役制度；奖励开垦，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开放市舶口岸，采取鼓励及优惠的对外贸易政策；建立招待外国商使的宾馆，派员赴朝鲜、日本、安南、暹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地区）进行友好联络等等。由于明政府采取了上述积极措施，使得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有了新的长足发展。

洪武时期，明政府一方面实行海禁，另一方面为了与朝鲜、日本等国开展贸易往来，在浙江明州（今宁波市）设立市舶司。政府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使臣与商人，对日本实行“勘合贸易制”，即日本商船队来中国，必须持有官方所颁发的“勘合”（即贸易凭证），才准许进入海域进行贸易。中日双方还协定，每隔十年贸易一次，限“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但实际上从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只及人员，都远远地超过条约的规定，而且“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日本商船输出的是倭刀、折扇、硫磺、铜、漆器等。中国输出的则是绸缎、布匹、陶瓷、白银、铜钱等。对外贸易扩大了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政府对于东南亚各国的来华贸易不作限制，“任其时至入贡”。永乐元年（1403年），政府“依照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并不断派遣使臣到安南、占城、琉球、暹罗、真腊、西洋、苏门答剌等国作友好访问，邀请他们来中国进行贸易。明代的对外交流不能不提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开拓性创举，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历时二十八年，前后七次率船队远航，共经历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开展与东南亚、西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增进了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推进航海术的发展，的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

明代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表现在：双方贸易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销售地区的日益扩大；新兴的棉织品出口逐渐成为明代对外贸易的一个主销品种；瓷器的生产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尤其是景德镇瓷器开始兴旺，不但品种丰富，而且质量较高，出口数量亦很大。近年在韩国与朝鲜海域曾打捞起一艘中国古代沉船上，装有大量的各类瓷器，充分证明了明代中国瓷器的外销活动。此外漆器的出口也更为兴旺，仅品种就有雕漆、填漆、金漆、螺钿漆等等，其生产地区已扩大至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各地。

当时东南亚各国运销来中国的物品也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有四十余品种：犀角、象牙、玳瑁、珊瑚树、玛脑珠、鹤顶、金母鹤顶、金镶戒指、鹦鹉、黑猿、黑熊、白鹿、锁鹿、撒哈刺、白必布、姜黄布、西洋布、蔷薇露、栀子花、乌爹泥、苏合油、花缦、沉香、降真香、片脑、乳香、麝香、金银香、黄速香、紫檀香、丁香、树香、木香、没药、胡椒、阿魏、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等等。而中国出口输入到这些国家去的货物以丝绸、绫罗、布帛、瓷器、茶叶、药材、铜锣、纸张、漆器等为主，其中尤以丝绸及瓷器为大宗物品。

明代政府积极推行官方贸易，却严禁民间通商贸易。自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就多次下令禁止民间入海“通番”，“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但闽浙、两广等地的沿海百姓仍冲破重重阻力，不断“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为牟取利益，亦时有“遣人出海”从事走私贸易的事件发生。这类走私贸易，至嘉靖年间，势力越来越强大。先是由“番夷佛郎机假朝贡、占据屯门的海澳，被当地的官兵及百姓驱赶出境后，转向福建、浙江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十九年（1540年），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浪人、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等互相勾结，在舟山双屿港建立据点，展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活动，一度而成为国际最繁华的东方走私港口。鉴于走私活动危及到清政府的海防安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朝廷派遣重兵进攻双屿港，摧毁了据点，并“聚木石、筑塞港口”，葡萄牙人遂弃地南下，占据了广东澳门，并强行向明政府租借，致使澳门蒙受屈辱445年，终于在新中国华诞五十周年之时，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明代货币为钱、钞共用，初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钱为“洪武通宝”方孔圆钱，定洪武通宝为小平、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一钱为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共同铸钱。此后，明政府曾先后铸造过永乐、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钱，并于嘉靖三十二年前后补铸过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九种年号钱。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设宝钞提举司，次年三月诏令户部及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纸币，并在民间流通行用。大明宝销以桑穰为原料，其形制长一尺，阔六寸，青灰色，外框为龙纹花栏，上额楷书“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字。钞中部画有十串一贯的钱图，其下书有告示：“户部（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根据现有实物可见，大明宝钞面额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共六等，其钞一贯准钱千文合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

大明宝钞发行后大约在二十余年时间里，钞值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随着宝钞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大约至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宝钞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特别是在两浙、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致使钞一贯只能换易铜钱百六十文，民间开始私用金银交易。大明宝钞在开始行用时，钞一贯值米一石，至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宝钞贬值至三十贯购米一石。政府认为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宝钞发行太多，且未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货币回笼。于是实行“户口钞盐法”，以每户大口配盐一斤，收钞一贯，小口减半，强制用配售食盐来收钞，但成效甚微。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增收“门摊课程”，即凡市肆开店买卖人家，均要用宝钞缴纳门摊课，但民间仍不愿用钞。至宣德八年（1433年），米价每石已高达五十贯。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又涨至每石宝钞一百贯，英宗不得不“弛用银之令”，官商军民等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天顺年间，政府重申解除不许用银的禁令。弘治元年（1488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改用银”。至此，政府已经放弃用银的禁令，全国各地都用银、钱而不用钞，钞法实际上已废止不行了。

此后，明代再也没有行用过纸币，天启、崇祯年间，曾有人奏请朝廷，主张恢复实行“钞法”，但最终仍未能实行而止。万历年间，给事中郝敬说：“今海内行钱，惟此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

明代后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地位得以确立，也充分反映了商业贸易和对外交往的繁荣发展。但是，以嘉靖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顽固守旧，无心进取，抛弃改革，闭关自守，并下令浙、闽、粤三地口岸停止对外经济贸易，预示着明代政治，经济走向衰落的开始。此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洋银”不断流入东南沿海各地，中国从封建皇朝逐渐加快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