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侠群体

东施

作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特殊身份的群体，经过文学作品的宣扬和提炼，侠在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主流之外的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精神象征。总的来说，侠是社会与文化秩序的离轨者，侠所立足的江湖，实际上就是和国家社会（朝廷）对立的，而侠义精神体现的则是对正统的一种质疑甚至是反叛，它让离经叛道者在正统的精神的规范之外，呼唤另一种可能。

历史中侠这一群体的存在，其重要的背景就是社会的失序，国家的动乱。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他们作为实存或者精神存在的群体，又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

第一种侠形态：战国之侠

最早的侠出现在东周末年。春秋战国时代，是典型的国家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的时代，这一时期，孕育了中国最早的侠群体及侠精神。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是典型的侠群体，墨家集团甚至有后来武侠小说中的帮派的味道。墨家强烈地同情弱势阶层，绝对地站在弱势者一边。他们舍生取义，体现了中国侠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帮助弱者，匡扶正义，敢于对抗强大的恶势力，不惜牺牲自己。墨家之侠，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墨家之后产生的一批战国游侠与墨家之侠有着明显的不同。战国游侠没有强烈的道义担当，他们追求个人的名声气节，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重，愿意为礼尊他们的“知己者”赴汤蹈火。这些人藐视强大的国家势力，不服务于国家，而只重信誉知己者，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荆轲等人为代表的战国游侠在史书上留下了苍凉悲壮的身影。

战国时期的墨家之侠和游侠，出现的背景都是各诸侯国格局分裂的局面，而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是个人命运在社会命运中的强烈悲剧英雄主义色彩。他们的存在，反衬出来的是社会的混乱，而他们的行为，又是为了修补这种混乱。作为离轨者，他们留下来的姿态和精神，真正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侠文化和侠精神。然而在两千多年儒家思想辖制下，战国之侠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不能在真正的历史中再造出和他们一样的一群。这一群体的精神回响，更多地表现在唐以来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对侠的歌咏推崇。

第二种侠形态：汉之豪侠

在秦朝短暂的打压之后，汉代又出现了另一种侠的形态，那就是“豪侠”。与战国之侠国家秩序崩解的背景下的自由任性不同，汉代的豪侠则更多地表现出来在政治秩序之下的任性而不自由。正因为如此，汉代豪侠，就缺乏墨家之侠和战国游侠所独有的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

豪侠扮演的角色是参与维持秩序，他们大多是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地方领袖，在地方排解纷乱，向一种独立于官府的地方势力发展。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存在，实际上成了对国家权力的挑战。社会的混乱和国家权力的缺位使豪侠的采取积极性干预，参与秩序的维护。但是，又是这种积极性干预制造了国家权力难以介入的地方豪强势力。在皇权代表的国家权力眼中，这些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实际上破坏了国家权力完整性和有效性。结果在武帝时受到全面镇压，大部分被杀掉和迁徙流亡。汉以后，中国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之内，维持了大一统的超稳定局面。侠，作为社会秩序之外的游离者，是被打压的。在侠不能大摇大摆地在社会中行走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江湖社会就出现了，而在这个和朝廷（国家社会）对立的江湖社会中行走的就是水浒英雄类型的绿林好汉。

第三种形态：宋明义侠

中国以一家一姓为中心构成的朝廷极力维持绝对的控制。但是天下有道者得之的命运魔咒，使得历史表现成了一兴一衰的轮回模式。在衰的节骨眼，与朝廷庙堂正统秩序相对的民间社会，在极权体制压制下的反抗力量就容易产生叛逆者。汉之后，以前类型的侠衰变为唐宋之后的绿林好汉，这些占山为王的好汉，构成了真正被记住的属于民间社会的江湖世界。在统治者的眼中，这些绿林好汉就是强盗，甚至是叛乱者、革命者。这一类型的侠一直持续到清代，他们最大的特点不是墨家的理想主义，不是战国游侠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汉代豪侠积极的政治生活的参与精神，而是平民江湖世界的“流氓主义”。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义侠”。他们不像以前的那些侠，受到主流文人的赞扬，作为国家社会秩序的真正的叛乱者，他们有的构成起义军，有的组成帮会教派等黑社会组织。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是“聚义”，一是他们为求生存结成集团，占山立寨，二是有江湖定规的义气，称兄道弟，结拜盟誓等等。这个类型构成的侠，共同的精神偶像是《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义”成为理解这群“行侠仗义”的人的关键，而《水浒传》则是理解这群人的最佳文本。

作为黑社会组织的构成者，起义军造反者，这些脱离于官府管辖范围的“义侠”们，真正地对现实秩序进行了挑战。

第四种形态：清末武侠

清末，中国历史重入混乱的格局中，遭遇了真正发展的巨变。清末民初，随着东亚病夫之耻的深重化，尚武的精神重新得到提倡，民间练武之风兴盛，而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清末民初诞生了一大批武术家。如果说之前的侠带有很多神秘的色彩，那些清末民初重武风气下诞生的这些武术家，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是活生生的武艺。也因此，这些侠成为真正的武侠，他们真正开拓中国武术的发展空间，也为当时兴起的武侠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在世人眼中，武侠类型和之前的三种类型的侠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最早的战国之侠其群体第一特征是他们的精神性，此后的侠则逐渐向精神和技艺并重演化，直道清末民初的武侠偏重于技艺武功的开发。前三种类型侠，为我们留下了侠的精神遗产，清末武侠为我们留下了武功这种有形的物质遗产。但也决不是没有精神遗产，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扶弱济贫的个人英雄主义，相反，因为特殊的救亡图存时代特征，他们很多人成为了中国民间社会参与民族主义历史建构过程的特殊样本，例如赫赫有名的霍元甲，他的侠义精神转化为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遗产。近代的诸多中国武术家与洋拳师打擂的故事，是理解这个时期武侠的重要内容。

作为民间真正的有特异能力的侠者，这些人已经不被当作负面的社会力量存在，相反，他们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了一群受尊重的侠义之士。而在民初这些武侠之后，中国历史上侠这一群体真正地终结。

第五种形态：文学之侠

此一类型的侠，不和前面的四种类型的侠构成前后发展的历史谱系。但是，它在文化中又是那么重要，因此，在这里专门列出来进行总结。文学之侠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侠文化的内容。从司马迁正史记载，到李白诗词歌咏，到《水浒传》的小说塑造，再到民初以来武侠文学的繁荣，文学世界的武侠真正构成了一种江湖世界的精神存在。文学中的侠是一种多义多形态的存在。他们可以是王维《少年行》中的无所事事的浪游者（“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也可以是李白《侠客行》中那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信义之士；也可以是《七侠五义》中展昭那样被权力收编的武功高强的人物；也可以是金庸笔下被历史命运摆布的悲剧英雄。但是，最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金庸的笔下的大侠们。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不仅对中国古代侠之精神进行了集中挖掘、展示和概括，而且把近代民族主义元素融入到侠的塑造中。

近代的文学之侠，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个人英雄主义，作家们经常把侠的个人命运置于民族国家命运中来考量。因此文学的江湖世界，不是纯净的精神土壤，而是背景时常有着宏大的历史、国家、民族叙述的大舞台。“盖侠士，古为善武、重义、搏命者。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危难之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其言必信，其诺必诚，其行必果。故常以勇武取重于诸侯，以信义显名于天下。”司马迁的这个概括，更多地突出了古代历史中侠的个人英雄主义特征。而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概括，则有明显的现时代特征。金庸的小说虽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但是，小说产生的近现代时代背景却才是真正的理解小说的元素。民族国家、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等等宏大的民族主义负担，影响了小说中武侠个人英雄主义的发挥，相反“为国为民”成为侠的责任。作为典型的形象，《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就是新时代文学之侠的代表，他时常地纠缠进民族身分认同、国家危亡这样只有在近代才可能出现的命题中。

近代武侠文学影响深远，它以高超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既来源现实世界，又高于现实世界的武林。也给武侠文学爱好者创造了一个绚丽的精神世界。应该说，文学中的侠世界，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侠文化，使在现实已经难以存在的侠得以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继续啸傲。

[ 本帖最后由 东施 于 2007-7-1 09: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