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够利用西人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长。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一切都乱了套。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什么才更合理？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太监信教的也不少。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康熙既严守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藩篱，必然无视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更新。而重视这两点，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富强的关键。 康熙是曾学过一些西方数理化和文字，也用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还让他们翻译科学著作，甚至亲自加以删定。但他对科技并非真感兴趣，只是当成摆设而已。因为汤若望、南怀仁的天文历算虽然精确，却只用来为官廷迷信活动服务；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化费三十多年测绘出了《皇舆全览图》，全国印刷业、测绘业却未趁此而改进；南怀仁造出的西洋火炮虽受到康熙夸奖，却既未推广，也未引起对军火工业的重视；科学著作翻译过来了，而府州县学仍在以八股取土……。西方科技深藏于内廷，于国计民生何益？人材怎么出？ 科技与教育落后的明显后果是军事落后。其实，早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时康熙就该觉察出本国军事落后的苗头。当时驻守雅克萨的俄军约400人，而彭春前次带兵1.5万人，后次8000人（一说均约3000人，也七八倍于俄军）。兵力众寡及远近劳逸之势一目了然，然而围攻数月竟不能全歼或攻取，则枪械谁精良，练兵方法谁先进自不待言。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其深谋远虑胜之远矣。俄国那时尚处在农奴社会，科技文化军事都比西欧落后。立志变革图强的彼得一世知道关键何在，所以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并向外国企业主提供办厂便利的同时，尤为重视科技文化的学习。他命令改用欧洲通用的儒略历，简化文字，创办报纸，设立科学院，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为了获得最直接的印象，他甚至化名改装混杂在使节团中去英国荷兰考察，亲自去造船厂当学徒。他又改革军制，更新装备，开办各类军事学校等等。俄国科技从此迅速进步，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而康熙却未能及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此全留给了后来的洋务派和光绪帝。倘当时能重视科技文化军事的学习与更新，持续百年，民智早开，兵精器利，何至有1840年以后的国耻？ 或许可以用康熙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与稳定、无暇顾及其他来为其拒绝变革做辩解。然而康熙即位时，除西北边疆外，前明旧疆已基本统一；到1674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国内一直是相对稳定的。而三藩之乱、沙俄侵扰、噶尔丹叛乱等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恰是康熙处理不善所造成。 先看三藩之乱。吴、耿、尚三藩均封在东南海隅或西南边陲，非腹心之患。吴三桂、尚可喜均已年迈，去日无多（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已62岁，5年后就死了）；而康熙少年亲政，来日方长。倘不急于撤藩，先整治内地，暂从尚可喜传子之请；则吴三桂以其子在京师为额驸，既图袭爵，又无词可籍，必不致反。待大憝既死，旧党凋零，彼袭爵之后辈必无能为，摘过废之易如反掌。汉武帝尚知以推恩令化大藩为小藩，又以各种借口削夺诸王侯嗣封爵达百余人，康熙宁不知此？不以政治手段徐图，贸然撤藩，实指望军事手段的速效。奈内地未治，人心不一，吴氏狗急跳墙则变起难于骤定。各地汉员纷纷附吴，实因康熙重满轻汉而起。其所赖平变诸将帅亦多是勒尔锦、尚善、喇布等一班无能满员，以致兵兴8载、祸连10省，刚有恢复的社会经济重遭破坏，岂非康熙撤藩太急贪功激变之过乎？康熙与吴三桂之间本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纯属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不能与农民起义被官军镇压相提并论，只能追溯事件起因而判定其责。故现行历史教材于王敦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并未将勘定之功归于晋、梁、唐诸帝而大加宣扬；反于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追本穷源，谓之自贻伊戚。靖难之变亦然，人们不责燕王叛乱而归咎于建文帝撤藩过急，宜也。何于康熙厚爱之甚？倘康熙败于吴氏（吴氏若不拘泥于划地江南，而全师北向，亦有胜望），又将如何评价？故曰三藩之事，激变本非明智，平定亦难以为功。 康熙素以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签约受到赞扬。然而雅克萨的反复争夺缘何而起？尼布楚条约得失如何？当初俄人闯入黑龙江流域，还在顺治前一年。满族入主中原，人口大批迁入关内，关外地广人稀，而顺治却以关外为祖宗发祥地，不许移民开发。并在东北南部（今辽宁境内）修筑一条长达1000公里、与山海关相连的柳条边，划东北为内外两禁区；进入柳条边内须持官方证明，而出柳条边外则是绝对禁止的（包括满人）。俄人便趁边防空虚沿黑龙江东下，如入无人之境。雅克萨即随处修建的城堡之一。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多次交过手。康熙亲政后，并未意识到这种空边的危害，反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续修从威远堡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法特哈的“新边”，并严申禁令。这些柳条边最终成了俄国抢占中国版图的借口。虽有盛京、宁古塔、瑗珲三将军的设置，并增建齐齐哈尔等三城，奈地太宽，人太少，兵力、物资取用调拨不便，自然顾此失彼疏于防卫。以至雅克萨得而复失，只好签订《尼布楚条约》。同意让出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地方以换取本属中国的雅克萨。如康熙能以顺治时边警频传为戒，在改革军制与装备的同时，废柳条边禁令，移民开发东北，一二十年后必初见成效。少数俄人远离欧洲腹地，势孤力弱，何敢逞凶？也就不会有雅克萨之拉锯与尼布楚的退让。然而订约之后，康熙仍未绸缪及此。乾隆后才渐弛禁令。因开发较迟，乃复有咸丰对俄之屈辱。其间，东北边境虽有百余年的安宁，那也是彼得一世后期至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扩张方向主要在西方的缘故。而康熙对俄无论战与和都无功可以自诩。 准部叛乱及其影响是清朝长期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康熙对噶尔丹内侵处理不善才留下这后遗症。康熙前期，蒙古三部的情况是：漠南已归属清廷，漠北表示恭顺，漠西与清廷关系较疏。由于漠北蒙古土谢图汗抢去扎萨克汗的爱妾，造成两汗开战，给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该部首领噶尔丹遂以帮助扎萨克汗夺回爱妾为由，攻入漠北，迫使漠北各部内迁；并借口追索祸首土谢图汗，跟踪至漠南。却又声明不敢与天朝为敌，得祸首即回云云。是为内侵之始(17)。倘康熙明察事件起因，借此机会主持有关各方会盟，面谕调停，令土谢图汗向扎萨克汗和噶尔丹汗谢罪，再临以兵威，送他们各返旧地，必然干戈不起，一举收服众心。噶尔丹虽刁顽，但实力与清廷相差甚远，所谓俄国援助，也是虚张声势。清与漠西的关系便可由此确定。但康熙匿土谢图汗而不出，动辄用兵。首次战胜后，又让科尔沁亲王致书诱噶尔丹再犯，才有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望风而逃。第三次亲征时，噶尔丹本蛰居阿尔金山，兵少粮尽，不战而死。所谓三次亲征，仅乌兰布通堪称一战；且敌军仅二、三万，康熙竟动员了从东北到陕甘的沿边各军。论战果，比起汉朝的窦宪、卫青，实在微不足道。况既已开衅，又不毕其功于一役，趁势将漠西漠北同时平定，再设官分治，或可长治久安；然而虽劳师再三，敌巢如故，却从此结怨于准部，以至康、雍、乾三朝连年用兵，以对付准部及其附庸在青海、西藏、新疆发动的叛乱。到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乾隆恼羞成怒，竟命兆惠将准部屠戮几尽(18)。其后霍集占、张格尔、阿古柏等叛乱迭起，令清廷几无宁日，亦是准部事件开了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长期对立的恶劣先例。清代民族关系之紧张甚于元代，不能不说是康熙轻启边衅劳而无功的结果。 不可否认，康熙曾经禁圈地，召民垦荒，治河，减免灾年租税，平台湾郑氏，比较勤政、节俭等。然仔细分析，除了其中多是历代君主为恢复被战乱或灾荒破坏的经济所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外，有些则纯属溢美之辞。所谓节俭，康熙时曾六次南巡，还修建了富甲天下的圆明园。至于“盛世之丁，永不加赋”的恩诏更具欺骗性，因为当时赋税已经够重。康熙后期的田亩人口数与明中期近似（田600多万顷，人口约6000万。可能康熙朝人口数还少些），明嘉靖辛亥年全国正赋与各种加派总计才1000万两(19)，而雍正二年除税粮外，光税银即达2600余万两(20)，可见康熙时民生维艰。也许有人会以“阶级局限”来为之开脱，但是，从秦孝公到宋神宗，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朱拉隆功大帝，古今中外从事大规模甚至根本性变革的君主不胜枚举，谁无阶级局限，唯在有识与否。石赵、符秦、拓跋魏、辽、金、元多依汉族封建旧章办事，是因那时全世界还没有一点新制度的影子，接受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及典章制度相对于各少数民族不发达地区是别无选择的进步。而明末清初时代已变，改弦易辙是顺理成章之事。再者，清兵入关，既能改变中原的衣冠发式也就能改变中原的典章制度。衣冠发肤乃汉族封建文化所重，前朝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未敢变易其衣冠，满人却敢做。尽管江阴嘉定之屠，只为“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迂执，满人仍然坚持到成功。惜清廷只把这股蛮劲用在剃发易服上，否则，存其名变其实，改革岂难于剃发！然而发既剃，开“头”之难已过，又不趁势破竹，是以知康熙之于变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即便康熙前半生戎马倥偬，可直至1718年，当陈昂、陈伦炯父子从海外游历5年归来，奏请弛海禁以苏民困，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海防安全，警惕西方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强盗的入侵，康熙仍未予以重视(21)，足以知其无识。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十五世纪就已产生，何以笔者既不责嘉靖、万历，也不责顺治、乾隆，而独责康熙失机呢？因为：第一，嘉靖万历时，封建社会尚未受到明末清初那样的巨大冲击，处在惰性的稳定中。第二，从萌芽到形成制度需要时间。欧洲从北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到尼德兰革命花了二百多年，中国也不大可能就在明代本身完成转变。至于顺治，因其初入关，享国不久，明藩犹在，战无虚日，何遑言他！康熙时距萌芽初成已有两个多世纪，量变的积累增加了实质性变革的可能，且外界已有了变革奏效的先例，又值大乱之后天下初定，假余威以变政更新宜其时也。经过雍正，至乾隆时沿习日久，旧体制又暂归稳定，不易变矣。故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推崇与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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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4 10:4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