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的婚恋故事（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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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4日,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98岁。
斯人已逝,留下的只有怀念和回忆。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谙详西方哲学,纵观古今,著作等身,被尊称行公。
张中行的一生,情感经历颇为复杂。

与杨沫的风雨爱情

“白首苍颜貌不扬,香奁绮梦定难偿。观棋听侃随缘事,也演浮生戏一场。” ——张中行《自题》
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东河屯镇一中产偏下人家,三四岁时就由父母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的张中行(张玄)正式与那女子结婚。妻子比他大好几岁,小脚,长相一般,性格温顺,是个文盲。张中行在外面求学,寒暑假才回家与妻子相聚。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
到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后,张中行看了不少进步书籍。他对抗婚女子杨沫(杨成业)充满了好奇和同情。此时,一位朋友请他帮忙为杨沫寻找工作。张中行与杨沫见了面。在张中行眼中,杨沫“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
张中行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比自己小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之后,张中行立即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的话,就让杨沫去。
哥哥回信说正缺人。1931年9月初,杨沫动身去香河教书。走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真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了。
在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觉得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此后,两人便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在香河教书两个月后,母亲病了。母亲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劝她回北平,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此时,母亲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家,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轮留守着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母亲,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的女孩,正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
在杨沫的少女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的心灵受到过太多的伤害,是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杨沫与他的热恋,是第一次,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孕了。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
其实,并不是张中行负心冷淡,只是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1931年底,杨沫的母亲病故。其父另有外遇,根本不管杨沫母亲的后事。迫于生计,杨沫和她的两个妹妹各奔东西。1932年春,杨沫的二妹、14岁的杨成亮远嫁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后给杨沫来了封短信,说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杨沫的三妹白杨进入了电影界。联华电影公司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白杨为了谋生,就去报考,12岁的白杨居然考上了。
1932年夏,怀有身孕的杨沫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仍旧常常去看她,可两个人的感情已出现了隔膜。杨沫决定去三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走时,张中行没去送她。杨沫后来在文章中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孩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孩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好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又开始同居。”(杨沫之子老鬼《母亲杨沫》)
杨沫给张中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当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生活,他们的日子非常清苦。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时常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扬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扬花入窝里。”张中行在众多诗中娓娓表达了对杨沫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几年后,张中行与杨沫生活仍然穷困,加上他们一个要读圣贤书,一个要为理想而奋斗,于是口角不断……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张中行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于自己与杨沫的那段感情,张中行说古人云,饮食男女,人都在一张情网的定命之下,况且谁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

五年做夫妻 恩怨长相伴

杨沫在她哥哥杨高岱居住的小院中,认识了住在院里的地下党员马建民(后来成为杨沫的第二任丈夫),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平《世界日报》社一名职员。
1936年12月,杨沫力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走上了艰苦卓绝的道路,在烽烟烈火中度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
建国后,扬沫与张中行见过几面。张中行跟杨沫相比,境遇差多了。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杨沫是老干部,工资比他多三倍。张中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上世纪50年代,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书也出得少。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读书月报》和中宣部的《宣传动态》等都刊登了介绍和评论文章,大多是肯定和赞扬。
杨沫在《青春之歌》后记中明确说:“这书中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人们以为杨沫就是林道静,而张中行就是那个自私、落后、庸俗、酸溜溜的知识分子余永泽。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随之家喻户晓。有趣的是拍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还特地找了模样、个头都和张中行很相似的于是之来扮演余永泽。
张中行的日子不好过了,人们对他冷眼相看。他被杨沫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他
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文革”中还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说过杨沫一句坏话;每当提到杨沫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他也曾私下表示:“书里写的余永泽把我的缺点夸大了。当时我虽然没有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从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那个时代的小说就是那样,人物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其实人不能这样简单地分成两类。
张中行大器晚成后,余永泽亦开始“变脸”。1998年拍的20集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里,余永泽被塑造成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对林道静的革命选择很尊重;当余永泽无意间使卢嘉川被捕,进而又被诬陷为出卖林道静的叛徒后,他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以卧轨自杀来寻求解脱。
杨沫的最后一部著作(即她同女儿徐然的合集)《青蓝园》里,在她写的《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杨沫描绘了她同张中行(张玄)那一段“幸与不幸的婚姻”。
张中行认为杨沫文中所写的“幸”与“不幸”是:“‘幸’者,指两人从相识、通信到共同生活初期,这是诚而又恋的花期;‘不幸’者,即是指后几年貌合神离的尴尬状态。”张中行认为婚姻也是有花期的,而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花期仅有一次,就是与杨沫从相识到共同生活的前两年,仅仅两年时间,是他一生难以忘却的。他始终认为对人,尤其是曾经朝夕与共的情人,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他还在忆1日小文中引“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此表示对“与杨沫一起生活的怀念”。
杨沫在《青蓝园》中还记道,“文革”中,当杨沫受审查时,张中行面对专案组的调查,不但没有揭发杨沫,而且还说了不少好话。当时杨沫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的造反派以为,张中行一定会说杨沫的坏话,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黑材料。造反派围着张中行,问杨沫是否参加过国民党,挥拳头威吓,拍桌子骂人,张中行告诉造反派:“那时,我是不革命的,杨沫是革命的。”造反派说已经掌握了材料,张中行反唇相讥:“既然掌握了材料,何必再向我调查?”任凭造反派怎么滥施淫威,张中行都不改口。最后,造反派一定要他做笔录,张中行大致是这么写的:杨沫直爽,热情,有理想,还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倾向革命。
杨沫在“文革”结束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后,在专案组整理的档案材料中看到了张中行的上述笔录,她当时愣了很久,脱口说道:“没想到他会这样。”后来杨沫在《青蓝园》中发出如此感慨:“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呵!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张中行)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一次,复职后的杨沫请张中行到家里吃饭,由女儿(杨沫和张中行唯一的女儿)先招待他,杨沫辞掉外界的琐事陪他。杨沫送给张中行一些照片,在新拍的几张中夹了一张他们未分手时期的,还在背面题了词,足见旧情依依。后来,张中行陆续出了一些书,每出一本,杨沫都让女儿出面向张中行要来读。于是两位老人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直到最后,两位老人不但没有达到完全的相互谅解,反而又生出新的怨恨。有人著文谈杨沫当年的感情,杨沫认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张中行没去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有人问他为何不参加?行公回答大有机锋:“因为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而对杨女士我两者皆无。”后来,他接到杨沫女儿写来的一封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与夫人相濡以沫半个世纪

处在大变革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还有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都疯了似的爱上了侄女。张中行从农村到开化的北京变化当然会很大。这是他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当年张中行、杨沫分离后,张中行经人介绍认识了李芝銮姑娘。李芝銮与张中行同岁,是河北白洋淀一带的大家闺秀。初见面时就短发,大脚,识字,性格内向温婉。他们1936年结婚。
李芝銮人品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她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她和张中行一生平静。
李芝銮为张中行生育了4个女儿。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张中行一共7人毕业于北大。
张中行与李芝銮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对婚姻是深有感受的。他说他与夫人的婚姻不属浪漫,夫人的感情以及表现完全是旧时代的,嫁谁,护着谁,甚至舍己。但感情却并未火热到总想卿卿我我,自然张中行也就没有感到他们之间情感的火热,反觉得是一种宁静,这样也就不会感到他们之间有感情的衰退。“我们的夫妻关系可比喻为春秋两季,虽不热,也不冷。与轻则怨恨,重则分离相比,这宁静是可取的。”他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等级,婚姻也是如此。他把婚姻分为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四个等级。
可意:即觉得与自己结合之人正是自己理想的,可谓天赐良缘。可过:即俗话说的在兰起过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男有女,女有男,互相感到有多种方便,甚至依靠。没有她或他,轻则感到不热闹,重则感到诸多不便,甚至过不下去。可忍:看外貌,察内心,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琐细,总是感到不尽如人意,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地对付。或有时想到分,但囿于子女,房屋,居家杂事,种种牵扯,千思万虑,还是忍了吧。不可忍:男女一起生活合不来,很痛苦,只好分。
行公在《流年碎影》中说他与夫人的婚姻是大部分“可过”,少部分“可忍”,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可意”的婚姻,即使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在很多人看来也是围城,总有城里望着城外的心思。行公说他的婚姻大部分“可过”、少部分“可忍”是谦虚。他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意思是说他吃饭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真可以说行公属于“可意”了。不过婚姻如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最清楚。行公说“可过”,也相信是实话实说,不故意夸大自己的幸福,以使之“合乎身份”,很坦然地直面自己,看不出半点的修饰成分,足以印证人们对他的评价——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我们也可以把行公的婚姻观看作他为人处世的世界观,这在他与杨沫的纠葛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耿直而善良,对什么事情不求“可意”,但求“可过”,还能够接受“可忍”,但是对“不可忍”的人和事,他会坚决“拒绝”,哪怕是让人感觉十分“意外”。
然而,行公对治学却似乎从来没有“可过”过。他博学多识,造诣深厚。上世纪80年代,行公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有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八卷,共406万字)。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考。
其实,张中行的“可过”是一种淡漠名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