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汤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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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人们所遗忘。重新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多少有点苦涩,多少有点感慨。莫理循1893年来到中国,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袁世凯死后,继续为中华民国政府效力,直到1919年离开中国。在中国,他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20多年青春岁月。
莫理循在华期间,正是中国经历重大而又困难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革的年代。莫理循追随袁世凯,极力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效力,在他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一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加之他与袁世凯交往甚密,他所认识或理解的袁世凯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更贴近历史的本真。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一贯的政治手腕,获得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就是后人通常说的“窃取革命的果实”。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总统职位的获得,是革命派“请出山”的。袁世凯凭借自己在朝廷的影响力和手上拥有的军权,对辛亥革命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当袁世凯知道清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他为革命出了一力,敦促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后,革命派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位子,希望袁能不负重望,将新生的中华民国驶向安全的港湾。
袁世凯上任后,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财税问题,袁世凯也知道国家财政困难,举步维艰,四处借债发展经济;再比如教育问题,袁世凯大胆起用洋人,发展高等教育。但在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的民国初年,袁世凯一面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清除、镇压甚至暗杀革命党人,另一面还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可谓忙矣、累矣。1912年8月1日,与袁世凯交往甚密的莫理循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莫理循也希望自己借助这个“政治顾问”的头衔,能为这个新生的政权以及袁世凯服务,他对民国的前途充满希望,对袁世凯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也对袁世凯的政权感到担心,认为中国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引发分裂,陷入军阀割据状态。其中以英国的报纸最为积极。英国是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对共和制度向来有排斥的态度,媒体在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使袁世凯陷入了困境。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受聘为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
1912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随后,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长信,向读者保证新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共和国里人民的财产都会得到保障。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军队已经转化为平民,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时,莫理循答辩道,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在袁世凯与孙中山、黎元洪的关系上,莫理循说,袁世凯与孙中山、黎元洪关系融洽,南方的革命党黄兴、陈其美均服从裁军安排。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相距甚远。对于此种状况,莫理循十分清楚,因为他在前往伦敦的前夕,还和袁世凯进行了一次长谈。袁世凯告知国内动荡不安,俄国和日本可能还会因此乘虚而入,财政拮据也令政府几乎难以运转。但莫理循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  
莫理循的演说和宣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事实,美化了袁世凯,但就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新生的中华民国的确展示出了她的美好蓝图。孙中山以国家命运大局为重,主动让位,称袁世凯:“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甚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等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孙中山并恳诚为国效劳,到处视察,为筹建铁路做准备。后,孙中山又与袁世凯、黎元洪共同宣布内政大纲八条,以昭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发展。可惜这样一种不错的局面,后来断送在独裁的袁世凯的手中。
对于袁世凯掌权后的不断独裁,莫理循应该是知道的,也知道因此而可能造成的危险。西方的媒体已经在批评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英国的《十九世纪》杂志发表文章说,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会不择手段地清除绊脚石;甚至还说袁世凯已经当上了中国的独裁者,许多人怀疑他正在计划建立自己的王朝。面对这些,莫理循反驳说:“攻击袁世凯的人声称他的目的是独裁,他们无视他的经历。”莫理循也许对袁世凯的经历比较清楚,但他不知道在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的中国,在刚从封建王朝中脱胎而来的民国初年,让权力欲极端膨胀的袁世凯将已经获得的权力让出来,几乎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当然,莫理循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因为他毕竟不是中国人,只是一个为总统服务的外国人。
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武器制造商等,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一名记者甚至敦促莫理循说服澳大利亚政府资助“6艘时速27节的船”。
然而这些努力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混乱的局面。宋教仁被杀案,让似乎已经好转的政局又出现了波动。正在日本的孙中山疾速返回,谴责政府谋杀宋教仁。黄兴在写给宋教仁的挽联中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枕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此时的社会舆论也普遍怀疑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孙中山甚至因此而一怒之下主张兴兵讨袁。袁世凯当然不能坐以待毙,顺势也来个了兵来将挡。  
对于“宋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是为了揭露宋的罪状,“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他曾发一封电报,打算通过路透社将洪述祖的辩解发表出来,以给袁世凯解除麻烦。
“宋案”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对于其中的来龙去脉,谁也说不清楚了。著名学者唐德刚分析认为,洪述祖雇上海特工应桂馨行刺宋教仁,可能是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但袁世凯应该是不知情的,这有点像后来蒋经国晚年发生的“江南案”。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江南)很是痛恨,但后来的一切证据表明,江南并非蒋经国直接下令杀掉的,杀江南的是忠诚于蒋经国的特务和黑道。当然,当时的莫理循并没有做这样的分析,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类比。但他在对待“宋案”的态度上,依然可以看出他是维护袁世凯的,是希望国家不要因为这一事件而徘徊不进。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第一次坐上前朝皇帝专用的龙椅。莫理循作为他的政治顾问,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莫理循在他日记里说:“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加紧了独裁步伐,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这使已混乱的政局更加紧张。在这节骨眼上,莫理循和袁世凯详细讨论了日益恶化的时局问题,敦促袁世凯与国民党领导人进行沟通。虽然莫理循并不看好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对孙中山多有批评之词,但他还是希望袁世凯能以理服人。
袁世凯不但没有“以理服人”,反而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解散国会,颁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做法有点非议:“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15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没人向我咨询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询问过那些追逐国外特许权者的信誉问题。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牢骚归牢骚,莫理循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生活》杂志记者W.W.洛克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新政权虽然犯了一些错误,遭受到一些失败,但“最近在南京的骚乱”完全是由“多年来从事革命和造反活动的职业煽动分子鼓动起来的……”“袁世凯授予孙逸仙的每一项荣誉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最近孙反袁,在一项宣言中要求他辞职。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
莫理循不但在国内为袁世凯造声势,还跑到伦敦去为袁世凯演说。1914年6月,莫理循重返伦敦,与1912年一样,他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演说。6月26日,《泰晤士报》发表了题为《莫理循博士论中国——袁总统的目标》的访谈录。在文中,莫理循说他离开北京时,中国局势比他所经历的任何时候都好,袁世凯已经把局势牢牢地控制在手,把袁世凯的施政形容为反动的独夫专制是不公正的。袁世凯并没有割断同青年中国党派的联系,也无意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个王朝。正是青年中国党派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企图一步就从最古老的专制政体跃进到全世界所知的最先进的代议制政体。他们的冒进使总统不得不出面干涉。莫理循还渲染总统身边有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吏非常尽心地为他效劳。最后,莫理循表示,中国的财政情形也比一般所知的更好,它已经处在健全基础之上了。  
7月6日,莫理循在伦敦商会发表演讲,第二天,《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广为刊布。文章介绍说,中央政府正在加强对铁路、邮政、电报、内河航运的管理。在对外关系上,与日本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令两国感到满意;与英国的关系也不错。他希望英国人应以他们固有的良知和公正品质对中国充满信心。除此之外,莫理循还应邀到加拿大商会发言,介绍中国国会的情况,对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评述,认为他们激进,过多地剥夺了袁世凯的权力,为袁世凯解散国会、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寻找依据。
莫理循的演讲虽然遭到一些质疑,但凭借自己的国际声誉多少为袁世凯赢得了些掌声。但袁世凯并没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因素,却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梦。
1915年11月8日,筹办国民大会事务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通告,已投票决定票数1276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向袁世凯上总推戴书。袁世凯在假惺惺地拒绝了三次后,终于当上了皇帝。袁世凯的称帝,历史已经做出了评价。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虽然最后在袁世凯的“醒悟”后中断了,但袁世凯也因此失去了威望,失去了民心,可谓四面楚歌,最后在抑郁中死去。
对于袁的称帝,莫理循是极力反对的。当袁世凯在宪法顾问古德诺的鼓动下,在杨度等人的策划下,准备称帝时,莫理循就在《大陆报》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莫理循博士反对新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现在做此事是失策的。后来,莫理循还递交给袁世凯一份备忘录,力劝袁世凯推迟考虑君主立宪问题。当莫理循看到愚蠢的称帝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莫理循感到非常气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
袁世凯真的成了世人的笑柄,成了历史的笑柄。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循就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之极。”自从来到中国,与袁世凯交往甚密,目睹了袁世凯怎样“潮起潮落”,怎样逼迫清帝退位,怎样获取政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的莫理循,怎么也没想到袁世凯会走到这一步。对于袁世凯的称帝之举,他是极其灰心丧气的。他离开袁世凯前往南方调查。  
1916年2月初,莫理循从南方回到北京。此时的他,对革命的形势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再次敦促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他告诉袁世凯说:“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然而踏上错误之路的袁世凯,已经不可能悬崖勒马。莫理循愤怒之极,他不想再与袁世凯多交谈些什么,他不再与袁世凯见面,并作了自我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无奈和愤恨中病逝。之后,黎元洪接替了总统职位。虽然“易主”了,但莫理循还是坚持为中国效劳。他在祝贺黎元洪的同时,给蔡廷干写信,详述了中国重生的计划。他说:“百废待举。须一致努力才能完全。”然而遗憾的是,当权者不但没有“一致努力”,而且还另立山头,从此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纷乱之中。中国人就在内耗上花费了过多精力,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在此暂时不表。
从莫理循受聘为袁世凯政治顾问以来,一直努力工作,为初生的民国做了许多具体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在对待袁世凯个人方面,莫理循也尽心尽力,为袁世凯效力,树立袁世凯的个人威望,甚至在袁不断走向独裁的时候,还为其辩护。
纵观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态度,大体可以看出这么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初年,莫理循对袁世凯抱以很大的希望,认为袁世凯是中国最合适的、完全可以胜任的领导者。他把信心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这在当时似乎是正确的。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除了手上没有军权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本人也觉得袁世凯是中国的最大希望。当然,与袁世凯私人关系甚密的莫理循对袁世凯寄予的希望似乎来得更强烈些。第二阶段,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和财政紧张、外交受挫的局面,莫理循极力辅佐袁世凯,四处游说,为袁世凯辩护,称赞袁世凯的领导才能,希望袁世凯及其政府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第三阶段,当袁世凯的独裁日益加紧,解散国民党和议会时,莫理循就告诫袁世凯要耐心,要以理服人。但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还是肯定的,他认为是革命党在破坏国内的秩序,袁世凯的政策是正确的。第四阶段,当袁世凯决心称帝和称帝后,莫理循对袁世凯失去了好感,清楚地知道是袁世凯葬送了共和政权,并对自己的“政治顾问”职位产生了厌恶之情。
从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态度的变化,大体可以折射出袁世凯在掌权中华民国后的政治历程,也折射出世人对袁世凯的态度的变化过程。公正地说,袁世凯的确曾经是20世纪初年被寄予厚望的领导者,袁世凯在治理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至于掌权中华民国后,推行独裁,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闹得不可开交,这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一生就毁在了称帝上,如果他没有称帝的话,历史可能会有另外一番评价。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一切都只能在苦涩的记录中渐渐远去。  
莫理循对中国的贡献,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但我们并不能随着袁世凯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独裁者”、“卖国贼”而扭曲历史的叙述,而否定或抹杀或忘却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服务与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督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日本对中国向来不友好,从晚清以来,就加紧侵略中国,试图将中国沦为第二个朝鲜,成为它的殖民附属国。袁世凯当权后,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始而出兵侵占青岛,继而企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它的控制之中。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经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总统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根据这个秘密条款,日本人的势力不但从满洲扩展到蒙古、河南、山西,而且福建、山东也将沦为和满洲一样的境地。尤其是第五号七项要求,危及中国主权。日本公使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内容,否则将以武力对付中国。弱国无外交,在这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国力落后的时候,日本的野蛮要求,对中华民国和袁世凯政权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能接受的,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1月20日,莫理循与袁世凯见面,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二十一条”,但袁世凯说,日本人使他十分忧伤。1月28日,莫理循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袁世凯把日本阴谋的真相公诸于众。到了2月初,原本希望通过私下透露的方式以争取世界舆论同情和支持的袁世凯改变了想法,继而通过莫理循向国外报纸透露真相。2月5日,袁世凯会见莫理循,与莫谈了一个多小时,袁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告知,但不允许莫理循作笔录。莫理循后整理出了一份备忘录。
2月9日,莫理循与《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系,后在莫理循和端纳的一同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本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本的条款。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日本公使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袁世凯保守机密,袁世凯慑于日本的淫威,软弱地保证接受这一要求。正是这一保证束缚了中国,使之在争取舆论支持和列强干涉方面打了折扣。虽然中国政府采取私下向新闻记者和有关驻华公使泄露消息的方法,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和英、美列强的干涉,但实际上已经处于劣势。日本政府将不完整的对华要求通知英、法、美、俄等使馆及其政府,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因为这毕竟是官方的通知。
虽然国际舆论并没有达到袁世凯和莫理循所希望的效果,但他们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虽然中国政府的各种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但莫理循在其中的努力,历史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和肯定。
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是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国为核心的协约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首次在全球范围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15年11月,袁世凯决定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影响其在华地位,特别是对山东的控制权,因而极力阻挠和反对,袁世凯参战的决定也因此被搁浅。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莫理循一直主张中国参加。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12种好处。这12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的确很重要。在20世纪初期,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掠夺,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经济地位、经济能量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决定了人民的命运。莫理循极力主张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美等强国联系在一起,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的,这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与战争也许是一个科学的、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敦促袁世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还没参战袁世凯就先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40天,也就是1916年的7月15日,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说。在日本,莫理循不仅游说了日本官员,还向俄、英、美等国公使做宣传。顽固的日本人,看中的向来是自己的利益,莫理循做了许多游说工作,但收效甚微。
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总理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化了,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当然,在只重自身利益的列强面前,软弱的中国还没能说上什么话。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他也因此感到欣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一样平常事,而且是到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宣布参战的,加上中国与德国并没有什么正面战场的战斗,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莫理循对中国参战的认识与主张,与当时中国一些文化、教育界名流颇为相似。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中国政府从抗议到绝交的外交方式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后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外交现象,反映了近代中国开始从屈辱的状态渐向寻求独立、自尊的方面发展。”(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十一条”使袁世凯落得个“卖国贼”的骂名,莫理循虽然在其中做了许多努力,但后人谈起这些时,只粗略地记录了袁世凯的卖国行为,而不会去理会其中的枝节了,至于莫理循揭露日本阴谋的努力也只能要淡忘了;力主中国参战,中国虽然胜利了,也参加了巴黎和会,但胜利国的地位没有得到尊重,中国还是没有摆脱被欺压的局面,遂因此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这些事实面前,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再去提起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了,也没人能记住莫理循在其中所做的贡献了。
历史总是这么容易被遗忘——但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莫理循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