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宋人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

东施

李诗风格的被误解和被理解都发生在宋代。王安石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置李白于第四，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王铚性之尝为予言曰：“王荆公尝集《四家诗》，蔡天启尝问为何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识卑鄙，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

    （荆）公曰：“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

    （荆公）曰：“李白诗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王安石的评论作为有宋一代关于李白争论的发端，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李诗取材多言“妇人与酒”，人品识度甚低；（2）李白才与识相悖，风格与人品相左；（3）李诗“豪放飘逸”、“语迅快无疏脱处”，但风格单一，缺乏变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几乎成了贯穿宋代数百年论辩始末的中心议题。



一 、才与识：李白的风格与人品



    李白一生傲岸，历经坎坷，晚年遭受冤狱，但终唐之世，对李白其人其诗不存在非议和指责。王安石有关“才高而识卑”的议论，则至少造成了李诗风格与人品相背离的印象，或者说釜底抽薪，掏空李诗风格的灵魂，只剩下“一味粗豪”的外表。

     王安石否定李白人品识度的言论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苏轼《仇池笔记》中有一段评论黄山谷的文字，涉及到东坡对李白的认识：“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以黄山谷比鲁仲连、李太白固然不类，但论及鲁、李二人的高洁脱俗和不用之用，却极为精当。李白的高洁脱俗和不用之用，似乎正是针对王安石“识卑”、“言妇人酒”之说而发的。东坡又有《李太白画像赞》诗，诗中尽情渲染李白意气横空，超凡脱俗的精神气度，并用识郭子仪和令力士脱靴二事证明李白的识度和胆量。

    苏辙也参加了辩论，他措辞严厉，就李白“其识污下”一点大加发挥：“太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 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永王将去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与苏辙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毕士安。苏轼不满意兄弟的言论，又碍于手足之情，于是针对毕氏进行反驳：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简文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

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

志，必不肯附权悻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

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蹈藉贵势……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

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

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识郭子仪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吾不

可以不辨。



苏轼认为对于李白不能用“济世”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看到他“雄节迈伦，高气盖世”的主体人格和独特价值，这是一种“不无补于世”的无用之大用。苏轼对李白精神的独特感悟和有力辩护可能使王安石感到自己的失言，当山谷问王安石：“世谓《四选诗》，丞相以韩、欧高于李白耶？”荆公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并说“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事见���定国《闻见录》）而且，他就李诗发表的言论则是覆水难收，铁案如山。

     苏轼之后，也有对李白人品发表意见者，一般就东坡所言脱靴、从璘、识郭等细节方面加以评论。如黄彻说“脱靴乃其（高力士）职也”， 谈不上李白气盖一世。持论颇为偏激。朱熹则比较通达，他认为李白从璘是“文人之没头脑”，不须就此大作文章。《后村诗话》也只是说“太白当去就，欠商量”。《蔡宽夫诗话》认为李白从璘“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说得非常客观中肯。  

     对于王安石“（李诗）多言妇人酒“的议论，也遭到陈善的反驳：“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特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能败其志乎！不然，陶渊明篇篇有酒，谢安石每游山必携妓，亦可谓其识不高耶?”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反驳更加��妙：“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识见污下耶?”妇人与酒，可以从题材论的角度看，也可以从主题论的角度看，还可以风格论的角度看，从诗人观照生活的精神气度方面看。《诗人玉屑》中所引黄山谷的一段话说的非常深刻：“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暝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西清诗话》则云：“余谓少陵、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踬，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这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评价李白描写妇女生活（如《玉阶怨》、《长干行》）和饮酒类（如《月下独酌》）诗歌，就会发现其中具有一种纯净明豁、洗尽凡尘的独特意味。这种独特意味，正是李白飘逸风格的具体体现。

    黄山谷之后，陆游也意识到不能单纯从“妇人与酒”这方面否定李白的诗歌：“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四家诗》未必有次序，（荆公）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浅陋有索客之风。……世俱以其豪爽动人，故不深考耳。”��� 陆游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李白“识度甚浅”、“浅陋有索客之风”，并举李白若干诗句为证：“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琐贤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

      细按诸诗，大都写于李白赐金放还之后。如果不以摘句论诗，而是顾及全篇，陆游所举诗句所在诗篇都有深及骨髓的沉痛意味，体现了诗人主体精神与社会现实的剧烈冲突，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如果再进一步论及时风，开天年间狂放傲诞如李白者所在多有。时过境移，陆游所处的南宋，文人更看重内敛、温厚的个性气质，黄彻说李诗“一味粗豪”，蔡伯衲认为李诗“略不近温厚”，持论与陆游相近，都是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只有朱熹，从“大雅久不作”中读出了“雍容和缓”，与陆游等人标准一致而结论不同。豪放而又和缓，飘逸而不失温厚，朱熹对李白诗歌风格作如是观，显示出极高的感悟天赋和独特的思辨能力，在李诗风格的辨析中别开生面，为严羽等人进一步审视李白诗风，揭示“真太白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维路径。

   

二 、精细化：李白风格的一与多

   

     宋人都认同豪放飘逸是李诗的主导风格。王安石曾说：“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但又说：“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并极力用杜诗风格的丰富多变来与李诗比较。

李诗豪放飘逸，果真“格止于此”吗？宋人集中论述李诗风格丰富多变的文字不多，比较重要的是沈光的《李白酒楼记》，云：



    太白以峭讦矫时之状，不得大用，流斥齐鲁。眼明耳聪，恐贻颠。故狎弄杯觞，沉溺麴蘖，耳一淫乐，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视听锐发，振笔着纸，以聪明移于月露风云，使之涓洁飞动；移于草木禽鱼，使之妍茂褰掷；移于闺思边情，使之壮气激人，离情溢目；移于幽岩邃谷，使之辽历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车马弓矢，悲愤酣歌，使之驰骋决发，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怀，尽见穷通焉。”



其中虽有想象之词，但从整体上把握李白精神与其各类作品的关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就李白各类作品的风格特色所作的分析概括也相当准确。



    宋人对李白风格多样性的认识大都体现在对李白诗句、诗篇的赏析解悟中，其中难免受个人兴趣爱好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李白的诗篇、诗句能使不同思想、不同兴趣的人各有所得，也正反映了其诗具有多样性的风格。如：晁迥《法藏碎金录》云：“李白《庐山东林寺夜怀》诗有句云：‘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予爱（其）吐辞精敏……入道深邃。”晁氏认为《东林寺夜怀》诗有“吐辞精敏”的语言风格。《王直方诗话》载欧阳修语云：“李白云：‘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放。所以警动千古者，顾不在于此乎?”欧阳修认为《襄阳歌》“清风明月”二句体现了“横放警奇”的风格特点。吕氏《童蒙诗训》云：“（李太白）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之类，皆气盖一世。学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浅矣。”“气盖一世”谓其高、雄，“不褊浅”谓其厚、雅。明代胡应麟受吕氏启发，说“明月出天山”诸句“雄浑之中，多少闲雅”，看来《关山月》、《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二诗具有“雄浑高雅”的风格。《冷斋夜话》引荆公语：“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葛立方《韵语阳秋》云：“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可见李诗还有平淡天然的风格。朱熹也同意此二句“自然之好”，但又认为不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似更看中诗句清空闲静的风格。又《许彦周诗话》谓：“李太白诗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贺知章呼李白为谪仙人，仆窃信之。”杨万里《诚斋诗话》则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相随遥遥访赤诚，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此李太白诗体也。在豪放飘逸之外又看到了李白诗闲逸悠远的风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躇。’‘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所以可贵也。……李太白云：‘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皆无愧于《国风》矣。”又发现了李诗委婉含蓄的风格。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李白）《东武吟》，《赠宋陟》二诗与杜公之作，悲壮略同”，“（李白）《赠岑征君》云：‘岑公相门子……。’此篇清拔”，“世谓谪仙眼空四海，然《赠孟浩然》、《上李邕》……于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尝以金闺之彦，青云之士自居。”于李诗中又分别揭示出悲壮、清拔、温厚和缓的风格。《苕溪渔隐丛话》云：“太白望庐山瀑布绝句，东坡美之。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又于李诗中拈出“磊落清壮”一格。此外，《诗人玉屑》引《唐人句法》，标豪壮，举李诗“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黄山四千仞，三十二峰连”为例；议闲适，举李诗“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为例；论幽野，亦举李诗“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为例；谈绮丽，又举李白“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娇”诗句为例，不一而足。

     上述李白诗歌风格之变化多端比之杜甫，可以无愧。不过宋人多从个人艺术感悟出发，又常以摘句论诗，不及全篇，且风格概括的用语也常常无规范可寻，所以给人的印象是虽多而较乱，见不出李诗风格的系统和变化逻辑。相反，另外有些论及李诗风格沿革的文字，则比较清晰，有更多参考价值。如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诗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语又俊健”，“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当人问及“太白五十篇《古风》不似它诗，如何?”朱熹说：“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  （《朱子语类》）又《诗人玉屑》引朱子语云：“李太白天才绝出，……独《鸣皋歌》一篇近《楚辞》，然归来子犹以为白才自逸荡，故或离而去之者，亦为知言云。”分别指出李诗的风格源于《选》诗���源于鲍照，源于陈子昂，源于《楚辞》而又有自己的个性才情，这样，李诗风格的多样性就可以有所解释了。又如《艇斋诗话》云：“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太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李白如《远别离》、《鸣皋歌》……与《骚》无异。”⒀《韵语阳秋》云：“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则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骚人嗟不见’，则知杜之所得在《骚》。”一说李诗所得在《雅》，一说李诗独有《骚》体，看似矛盾，实则可以互补。《文心雕龙·定势》谓：“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李诗的风格，从远源上看，正是出入《骚》、《雅》，融创变新的结果。

     宋人对李诗风格的辨析至少说明了两点：（1）李诗风格的种种不同，与他取法若干传统的风格样式有密切关系；（2）因为他学有渊源，所以客观地看，李白仙才的神话便大可怀疑。这一点，启发了严羽的进一步研究。



三、太白体：严羽的诗学透视



     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曾根据李诗《山中问答》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提出“李太白诗体”的概念，是宋人中最早用“体”字概括李诗风格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进一步提出“以人而论，则有太白体”。严氏以卓异的诗性感悟和独特的诗学思考介入了当时的李杜优劣之争和李白诗歌风格的辨析：“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诗评》）“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荆公）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予故不得不辩。”（《考证》）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此论一出，后世崇杜抑李者或崇李抑杜者似乎都是在小结裹上做文章，终不及这段文字坦荡大气、方正严明。从李杜风格的辨析上看，太白体：飘逸；少陵体：沉郁，也因此成为千古不易之论。



     严羽论诗注重风格批评，而且有一套辨析风格的独特方法。他在《答吴景仙书》中说：“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长，曰远，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五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方法，而是诗歌文本构成的五大要素或五个结构层面。所谓“析骨”、“析肉”云云，就是要从五大要素或五个结构层面入手解剖分析诗歌文本。



     严羽对“太白体”的诗学透视包含若干新的重要认识。首先，严羽提出读李白诗要认识“真太白处”：



     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



“真太白处”、“其安身立命处”究竟是什么，严羽没有直接说明。细案《诗评》，惟有一处论及《离骚》的文字可与此相发明：“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识真太白处”和“识真味”，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按理都应属于“五法”中“兴趣”这一层面。“兴趣”是五法中最核心、最内在的一部分，陶明濬解释为“精神”，极谛。严氏说要“识真太白处”、“识其安身立命处”就是要人们在感受太白天才豪逸的同时，认识其中所包含的性情精神。显然，严羽认为太白的性情精神为其天才豪逸所表现，同时也被它所遮蔽，如果不能披文见质，就不能真正认识“太白体”。为此，严羽在比较李杜诗风时特别举出李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二诗，说明其中体现了“子美不能作”的飘逸风格。毫无疑问，《梦》、《远》二诗充分体现了李白天才豪逸的特点。《唐宋诗醇》评《梦》诗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又引杨载评《远》诗语云：“波澜开阖，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 但是细案二诗，《梦》诗执着于人格的独立，大有屈子《远游》的精神意味；《远》诗则执着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我纵言之将何补”，极为诚挚、沉痛，“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更见其忧愁的深远夐绝，王夫之读到此诗，说了一句“供奉深”，算是真正识得太白“安身立命处”了。

     严氏选择《梦》、《远》二诗为例说明“太白之飘逸”，并不是随意性的。与欧阳修激赏“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横放相比，与黄山谷赞美“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天真爽朗相比，与杨万里向往“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超然出尘相比，与朱熹肯定“大雅久不作”的雍容和缓相比，严羽所选二诗，具有超然与执着，飘逸与沉痛的双重美感；严氏所看中的，也正是二诗以超然写执着，寓沉痛于飘逸的风格品质。“太白体”的主要内涵可能就在此处。



     其次，在与杜甫的比较中，严羽又指出李诗具有与杜诗相同的力量和浑厚品质：



     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



郭绍虞先生认为，“金鳷擘海”比喻“笔力雄壮”，“香象渡河”比喻“气象浑厚”。豪放飘逸的风格，是极难把握的，豪易失之粗，逸易失之轻，俊快则易失之容易。《诗人玉屑》引敖陶孙语：“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只看到了李诗飘忽轻灵的一面，没有理解其浑厚有力的一面。清人贺贻孙《诗筏》曾就李诗浑厚的特点加以发挥：“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既如李太白诗歌，其神气与味皆厚，不独少陵也。”与严羽“香象渡河”之喻包含的意思相近。



      浑厚与有力是紧密联系的，荀子《劝学》谓“其水积也不厚，则负舟也无力。”厚是力的基础，笔力的“雄壮”源于气象的“浑厚”。同时，气象的浑厚又与情感（兴趣）的深厚密切相关，执着深厚的情感是浑厚“气象”的基础。严羽虽没有如此清楚的阐述，但从他立论所涉及的层面看，则不妨作如是观。



      复次，严羽虽然承认李白“天才豪逸”，但并不认同所谓“仙才”的说法：



     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



宋人沿袭唐人关于“谪仙人”的说法，并进一步加以发挥，《麈史》记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徐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从某重意义上看，这种虽是赞美实则神化、仙化的认识，与将李白俗化（“识度甚浅”、“多言妇人酒”）的倾向一样，都是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误解。



      太白之诗是有法还是无法，是有待还是无待，是可法还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认为李诗无法、无待，也不可法，所以艺术风格有一种似非人间所有的神秘性。黄山谷认为“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郑景韦认为“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不受约束”，杨万���则认为李白诗“如子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无待者，神于诗”，朱熹一方面认为“李太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一方面又认为“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严羽《诗评》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认为李白诗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诗之法与一般意义的诗法不同，更多一些个性色彩和兴会标举，属于无法之法。严氏继李阳冰《草堂集序》之后，将李诗风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词”上，实际上恢复了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对正确认识其诗风格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