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众说纷云曾国藩

东施

不读兵书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蒋介石常说，他“平生只服膺曾文正公”。　

　　大家都知道，这位出身于上海青帮的大独裁者并非读书种子，他的案头和床头却摆放着两部必读书（相当于两门必修课）：一部是《圣经》，他与宋美龄结缡后，即正式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基督徒，为了取悦年轻貌美精明贤淑的夫人，他平日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看《圣经》中的教条，无非鼻子里插根葱——装象；另一部便是《曾文正公全集》，对此书，他才真可谓情有独钟，反反复复精读了数十年，感悟多多，可惜他疏于动笔，终于没能留下明心见性的“高见”。

　　无独有偶，平生服膺曾国藩的，远不止蒋介石一人，蒋的死对头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1917年的读书笔记中坦承：“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评说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

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但毛泽东与蒋介石毕竟有所不同，对于曾氏他只在青年时代佩服了一阵子，中途即改变主意，转而欣赏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洪秀全去了。至今，某些铆足了发条的公仆，因为“体质”较弱，受不住“厚黑学”这四川李家店“狗肉火锅”的恶补，便权且将白话本的《挺经》和《曾国藩家书家训》视为“官箴”，从中吸取教益。公务之余，酒色之暇，他们总要抽空瞟上几眼，心里才踏实。天分较高的选手往往能悟出言外之义，通了灵犀，开了天目，参透了几式几招，官儿便越做越大。

　　一、众说纷纭曾文正公　

　　曾国藩一如苏东坡当年，自诩有禅家“八风吹不动”的定力，却犹如百变金刚，生前死后，扮演的正反角色何其驳杂：“中兴名臣”、“血诚儒者”、“百代之师”、“天地之完人”、“走狗”、“汉奸”、“理学家”、“卖国贼”、“卫道士”、“伪君子”、“刽子手”和“厚黑教教父”。曾国藩以其出色的演技全面胜任，若涉足当今影视圈，去国外各大电影节捧回几尊“最佳男主角”金奖，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可以惊奇的。按理说，后世史家要对前人盖棺论定，一百多年时间已基本够用了，然而，关于曾国藩，却仍是个“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语）的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的局面。曾国藩或为圣，或为魔，或被捧入青云，或被挤落枯井，荣辱都似鬼上身。像他这样身价暴涨暴跌，又暴跌暴涨的重量级人物，你掰掰手指，总共能数出几个来？历史的“大盘”潜藏着许多变数，我们勉强看得清楚，惟独这支忽而狂飙，忽而猛泻，又忽而疯涨的“股票”，让人看得眼也花了，心也烦了，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曾国藩备受后人非议，除了他用程朱理学将自己捆得像粽子似的，有自虐狂倾向之外，主要在于此公特别喜欢用“强力漂白剂”（纲常名理）给人��脑，因此招惹自由主义者的厌憎；还有一条如影随形的罪状，那就是他甘心充当清王朝的刽子手，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残杀百万同胞，弄得尸如山积，血如海流。有人义形于色地质问，清王朝究竟有什么好？它眼看就要断气，就让它早点断气吧，别人都把“药箱子”盖上了，耷拉着脑袋，退到一旁，曾国藩却硬要充当妙手回春的“神医”，偏要强行出头，练成一支湘军劲旅，拼尽全力为身患“尿毒症”，已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做“换肾手术”。奇就奇在他居然起死回生，将命若游丝的清王朝从冥河边抢救过来，使它多活了好几十年光景。

　　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虽巧借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用“天父”、“天兄”、“圣神风”的名目与之一一对应，却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迷信色彩，与正宗的基督教风马牛不相及。你瞧，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哪像什么侠骨仁心的革命家？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滑稽神汉。他动不动就让天父附体，闹腾得乌烟瘴气。西方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对太平天国公然篡改《圣经》，败坏耶稣基督的光辉形象感到极为愤怒。这说明，洪秀全大胆使用西方文明世界的上帝冠名，并未得到合法授权，算不得拿来主义，只能算是偷来主义。村学究洪秀全好歹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吧，只因考了四次府试连个普通的秀才资格都考不中，便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恨之入骨。“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军谣》），秦始皇喜欢烧书，希特勒也喜欢烧书，独夫民贼个个都喜欢烧书，直烧得烈焰冲天，谁说过他们烧得对？历史早已证明，斯文扫地的政权从来都离“进步”二字甚远。邹容在《革命军·革命之教育》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太平天国究竟是野蛮之革命，还是文明之革命？我们不妨睁大眼睛看看其所作所为。

　　洪秀全本名“火秀”，后改名“秀全”，即取“我乃人王”之意，哪里是要为天下人争什么万太平？而是要做惟我独尊的独裁君主。他恨知识，自然也恨知识分子，在他麾下，很少有读书人能一展平生所学。潘旭澜先生在《太平杂说·文化的悲哀》中写道：“读太平军史料，有个现象引人注意：有文化的人很少参加，极少数参加的，几乎没有贯穿始终者。”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洪秀全“武大郎开店”，容不得他人处处强过自己，尤其是在文化出身上强过自己，翼王石达开是秀才，单凭这一点，他就没什么好果子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读书人有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难于无条件盲从邪教胡说。这正是洪秀全所讨厌、所忌克的。他不但要成为政治、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于是，有文化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洪秀全所推行的蒙昧主义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产物，孙中山先生在论及太平天国时，曾说：“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主义，此等���命不能算成功。”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蒙昧主义可说是附骨之蛆，正是它，吞噬掉了太平天国体内最后一丝元气。它不仅摧残传统文化，还极大地挫伤了江、浙、闽、赣一带的民族工商业，南京城里市面萧条冷落，昔日繁华一扫而空，变成了一座冷森森的大兵营。

　　非神人则不能建奇功，这正是弱国寡民的微妙心理在暗暗作祟。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科场屡战屡败，是一位蹭蹬潦倒的老童生，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大跨步抢到了他的前头，曾国藩中了进士，曾国荃则成了贡生（国子监的太学生）。曾麟书见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盖过老子，乐得自撰一联，让曾国藩书写，辞为：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洒脱的表象下，老爷子何尝没有无奈。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只因是三甲检讨出身，便耿耿于怀，生平以为第一憾事，有人无意间触及，他的目光就会阴沉。打个比方吧，旧时殿试揭榜，一甲即鼎甲，共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是优秀产品；二甲呢，共有第四名（通称传胪）及其后的若干人，是正品；剩下的便是三甲了，人数较多，是次品。叙用时，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一甲是“赐进士及第”，点翰林的几率为百分之百；二甲是“赐进士出身”，点翰林的几率也不小；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按清代惯例，点翰林的机会微乎其微，外放的机会则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到了地方，从芝麻官做起，不知猴年马月才有伸脚出头之日，这正是曾国藩当初不开心的原因。好在他吉人自有天相，得恩师——朝中大臣穆彰阿鼎力援手，入了翰苑，做了京官，调子很顺，步步莲花，不到四十岁，就被擢升为副部长（礼部侍郎）。但无论如何，三甲出身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正如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一样。曾国藩号称“滑稽之雄”，可不是整天一副死相。

　　有一次，他故意打趣某位以怕小老婆出名的幕僚，倏然亮出上联“代如夫人洗脚”，原以为某君平日虽饶有捷才，这回也保不住要当众犯窘，大出洋相。可是他发招太过刚猛，迫使某君情急之下已无暇顾及嘲谑者是湘军大帅——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衣食父母，一心只想给这位悍然来犯的假想敌以致命的还击。于是，某君应声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闻言，曾国藩自取其辱，大感惭恚，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历史仿佛有意要与世人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样一位厌读兵书的人带兵去“办此滔天之贼”，与太平军恶战十年，居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曾国藩晚年讲述心得：“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诚然，兵凶战危，贵在应变出奇，哪有什么现成的蓝本可以参照？他不读兵书也就算了，不去“军事家培训班”���课也没关系，但大笔的学费仍不得不交。在年轻的烧炭工杨秀清的统领下，太平军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怎经得起那奋力一卷？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八旗军和绿营军腐朽成那副熊样，还能指靠它们“保家卫国”？不靠它们又靠谁？得依靠乡勇，也就是地方上的民兵。乍听去，你会认为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实际上，这既不好玩，也��好笑，只是事实。当时，清廷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太平军纠集的是乌合之众，尚且有那样强劲的战斗力，南方各省练乡勇，首先发扬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没道理不打动人心。若练得有门有道，有声有威，则完全可以胜过“流寇”。再说，清王朝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太大，国家拿不出钱粮，不得已，便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你们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军费必须自行筹措，自行解决，一句话：中央已无法顾全地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力量失去控制，会落入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了洪魔，再反过来灭清妖。这就难怪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怀戒惧的咸丰皇帝会好一阵狐疑不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找准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会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了。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因守母丧，回到湘乡老家荷叶塘，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国难当头，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那些朝中大臣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似的，集体推荐曾国藩为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悫，有胆识，有干才，能主持大局，颇有舍他其谁的意思，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对这位曾副部长惟勤惟谨的工作作风留有良好的印象，心想，就算他办团练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至于反戈一击，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是一种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割肉；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充饥。咸丰皇帝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速与“发贼”（太平军）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以赛代练”，先是派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盐不够咸，当胡椒又不够辣，简直是垂饵于鲨口，结果被太平军“打了牙祭”，险些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没法子，曾国藩只好亲自挂帅，要与“发贼”明刀明枪地见一回真章。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他的“处子演出”，就险些将一口大锅砸得稀巴烂。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事情，曾大帅误信传言，以为驻扎在靖港（省会长沙以北六十里外）的敌营空虚，有机可乘，便带着五营湘勇去连夜偷袭，结果中了埋伏，输得脸色铁青。当时，湘军一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水上那座用门扉床板搭就的浮桥，又哪经得起这猛然一番蹬踏折腾，于是湘勇落水的落水，中箭的中箭，靖港顿时沸成了一口汤锅，湘勇都成了露馅的菜饺。曾国藩前线督战使绝招，插一面令旗���岸头，手提利剑，大呼：“过旗者斩！”残兵败将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绕过旗杆，逃得无影无踪，战局立刻就黄了。曾国藩当时气昏了头，还是吓昏了头？已不可考证。惟一可知的是，他羞愤难名，又怕朝廷厉责，干脆一咬牙，纵身跳到冷冷的江水里去，喂鱼算了。曾国藩要是轮回转世到今天，以其宿慧，可能会做一位跳水运动员，也像熊倪那样捧回奥运会金牌。好在他的幕僚章寿麟一直暗中紧盯着这位上演处子秀的大帅，以防意外，眼看他这才一顿饭的工夫，就不想玩了，不想活了，这还得了？所幸章寿麟水性上佳，力气又大，他捞起曾国藩（曾大帅较瘦，体重为五十余公斤），背着就往省城方向一路狂奔，好歹把湘军统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冥河边捡了回来。　

　　曾国藩真要是喂了鱼，怎么办？别人都说，那可就坏了，继起者谁还有本事收拾此后越发糟糕的局面？但也有一人不以为然，这人便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章寿麟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作序。左宗棠也用心写了一篇，说到曾国藩的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遂无望于继起者乎？则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李元度的序文则写得绘神绘色。他说，曾国藩获救后，第二天中午才抵达长沙，此时曾还穿着湿衣，蓬头跣足，样子狼狈不堪，大家劝他吃饭，他也不下筷子不碰碗。

　　当天，他就搬到城南妙高峰去住，写下一份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上一份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等人率湘军十营攻下了湘潭，靖港的太平军也已闻风逃逸，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左宗棠的序文还补充了一条有意思的资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老家听到儿子吃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曾国藩，其中有这样的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与《水浒传》中宋江之父宋太公责子之义异曲同工。他的意思是：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嗝儿屁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流！老爷子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靖港这回没死成，曾国藩后来在湖口大败，情急心慌，又要跳水寻短见，则比往日明显多了作秀的成分。

　　曾国藩待在安徽祁门，要权没权，要粮没粮，要饷没饷，作为“客军”，长期虚悬在外，日子倍加难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王运的描绘，则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曾府中的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把行李收拾好，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受罪，再怎么遭憋屈，他都能忍。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集有强权在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修习“忍”功。说是说百忍成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给一位汉臣制衡东南的兵权？对这位万岁爷的疑虑，曾国藩洞若观火。更可怕的是那些朝中大臣时不时还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地赞叹道：“���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作古，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自己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他干脆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后者忠孝两全。在封建社会，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上奏要求终制（旧时父丧须守三年，高官也不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乘机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挂个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制，粮饷常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呢？话说到这份上，意思非常明白：你皇帝老儿要是不肯给我地方军政大权，我就在家长期待着，不出山了，你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的密旨，兴兵勤王，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疲于招架的清王朝总算得到喘息之机，咸丰皇帝乐观了，便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就会淡得出鸟来，干脆将他撇在湘乡���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

　　其后，虽强行起用曾国藩，却仍然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足够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勇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曾国藩再度主持湘军，经他们好一番大手大脚的折腾，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只好赶紧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全部奉上，敕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主宰东南战局后，曾国藩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江宁（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也不禁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大师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曾国藩很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好利，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淫逸，贪生怕死，已难为大用。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首先遣散的便是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屋，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便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虽是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了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惟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在封建＊＊＊沉重的铁铡下，还能有多少硬挺的腰板？曾国藩晚年接连办砸了两件事，使其英名大损。先是挥师镇压纵横于北方的捻军，吃了败仗，他赶紧自劾，推荐精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民间舆论普遍主战。曾国藩捡了块通红的烙铁在手，很是尴尬难堪。他由保定奔赴津门时，竟立遗嘱处分后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大有视名誉重过生命的意思。但到了天津，他冷静下来一想，国家内乱未靖，若外衅再启，则财力、兵力均不敷急用，这事真还不是自己一死可从善了结的。于是，他决定牺牲名誉，力主和谈，“得尽其心，不求人谅”。他这步棋“叭”的一声落子于枰上，立刻就招致各界唾骂，“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恶谥像强力胶粘在身上，甩都甩不脱。即使是知交朋辈，也不能鉴察他的苦衷，腾书责难者甚夥。曾国藩深知辩解无益，便一概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相答，并喃喃念叨袁了凡的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有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思。为着自毁清誉，曾国藩是否把肠子都悔青了呢？没人知道。但他见摒于清议之后，精神就像斜墙上的瓦片一样摇摇欲坠，因此折损天年，倒是有目共睹的。其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勇于议和，说明他俩敢负责任，敢挑担子，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妄启兵端，结果怎样？不是输得更加鼻青脸肿吗？对曾、李这样的历史人物该如何重新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还是省省笔墨吧。

　　三、剃头加洗脑　

　　功业在其次，对曾国藩的为人，大家更有兴趣，也谈论得较多。说到他，“曾剃头”的恶号便犹如注册商标，这足以说明他够狠够辣。湘军初起时，曾国藩便在奏章中声明：“……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但他主张杀降，将俘虏就地正法，命令其九弟曾国荃不再放赈，把江宁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先是曾国荃安庆杀降和南京屠城，后来又有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　

　　（太平军降将）在苏州杀降。曾国荃杀的多为降卒，程学启杀的则是太平天国的八位降王。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述，曾国藩在安庆得到李鸿章收复苏州的捷报，初闻大喜，继而愀然不乐，想到那些降王拥众之多，余势之盛，不禁为淮军感到危悚。幕僚入帐祝贺，他却绕室彷徨，脸上只有忧色，全无喜气。直到听说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杀了八位降王，他心里高悬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也只有到这时，曾国藩才一个劲地称道李鸿章办事英明果断。他在日记中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在战时赞成杀降，罪无可逭，后来，他又亲手下令杀害了被囚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且删削改窜了李秀成的供词，则未必出于公心。李的供词中必有许多话于湘军的形象不利，若将他押解赴阙，虽是首功一件，但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恶毒攻击曾大帅和其部属众将（尤其是曾��荃）的话来，而且李秀成心里还有一本南京和苏州的财富账，只要他透露个三言两语，湘军剽掠太甚的行为，就会立刻穿帮。到那时，功成名就的湘军大帅惹上一身腥一身蚁，可就麻烦了。曾国藩杀害李秀成，无论如何，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由此可见，私心之下，人间公义难存。

　　曾国藩为人刻薄寡恩，也颇遭时人非议。李元度文采智略皆非凡品，在曾国藩幕下屡建奇策，只因有徽州之败，即失欢于曾大帅，遭到严劾，削职为民。多年后，李元度重获起用，曾国藩却仍揪住他的旧账不放，直把他劾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此外，章寿麟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才情不俗，也未曾得到曾国藩的善待，更别说礼遇。曾国藩只为向天下人明示他用人无私，连救命恩人也不惜开罪。章寿麟在官场多年浮沉漂荡，心灰意冷了，才请人画了那幅《铜官感旧图》，并让同时代的名流题序，不用说，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了，借此一吐积郁。江西南城知县王霞举曾为处境艰难的湘军筹粮出过大力，曾国藩后来得势，便对患难中施以援手的王霞举视同路人。

　　曾国藩皈依孔孟，服膺程朱，自称为“血诚儒者”，平日讲求以诚示人，以德服人，但有不少同时代的敌友始终怀疑他作伪作秀。左宗棠便毫不买账地批评过这位假想敌“貌似君子，实为小人”。曾国藩当初为众将所误，奏称小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金陵乱兵之中（实则未死），左宗棠检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