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湘淮的崛起与“大清”的板结（李天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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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淮军人掌天下？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曾氏兄弟统帅的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中国历时十三年的战乱终于平息。当初，咸丰皇帝许下诺言，“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为郡王”。可是捷报传到紫禁城里，北京的“廷议”坚决反对封曾国藩为“王”。退而议其次，议定所有的湘、淮军将领，只以“侯、伯、子、男”受封。本月，五十四岁的曾国藩赏被清廷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爵”。他的弟弟曾国荃受赏为“太子少保”、“一等毅威伯爵”。无论如何，一八六四年，江南终于厘定，曾国藩的权威达到了顶点，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代超级“强人”——湘、淮军人曾、左、李。

　　查《清史稿•疆臣年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全国一共九个总督，直隶刘长佑（湖南新宁人）、两江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陕甘杨岳斌（湖南吉首人）、四川骆秉章（广东花县人）、闽浙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湖广谭廷襄（浙江山阴人）、两广麟瑞（满族）、云贵劳崇光（湖南善化人）、漕运吴棠（江苏盱眙人）、河道张之万（直隶南皮人）的大多是汉人，只剩下一颗“两广总督”印章还留在满人麟瑞手上。同年，除了“满洲”东三省的“龙兴之地”外，长城之内十五行省的巡抚，江苏刘郇膏（河南太康人）、安徽乔松年（山西徐沟人）、山东阎敬铭（陕西朝邑人）、山西曾国荃（湖南湘乡人）、河南吴昌寿、陕西赵长龄、福建徐宗干（江苏南通人）、浙江马新贻（山东菏泽人）、江西刘坤一（湖南新宁人）、湖北李鹤年（奉天义州人）、湖南李瀚章（安徽合肥人）、广东郭嵩焘（湖南湘阴人）、广西张凯嵩（湖北江夏人）、云南林鸿年（福建侯官人）、贵州张亮基（江苏徐州人），没有一个是满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督、抚之中，湘、淮军系统出身的占据了绝大多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九○年代末。那时候，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编练的“新军”开始取代“湘－淮军”。

　　大批军人占据要津，成为封疆大吏，几乎形成湘、淮军人“军管”全国的局面。但是，这还只是同治、光绪政情的一般铺垫，比这更要紧的是，三个从湘军大营里走出来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开始左右清朝的地方政治。朝廷之外，“中兴大臣”曾、左、李，是清廷不得不依赖的三根柱石。三人中间，曾国藩无疑是老��，他的地位最显要。这是因为大多数湘、淮军系统出身的人物，都是直接、间接从他的营帐下出去的。情况正如王运在《湘军志》中所说：“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略如胡林翼书所言‘包揽把持’者。”这里的“包揽把持”之人，明指是曾国藩。曾国藩是同治年间朝外具有绝对权威的大老级人物。

　　事实上，湘军大营里甚至曾经要拥戴曾国藩当皇帝。湖南人欧阳润生曾经对一位“坐观老人”透露“彭玉麟有革命思想”。《清代野记》讲述说：湘军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庆（一八六一），声势壮大，士气正旺。曾国藩从上游乘舟而下，移帐安庆，扎寨皖江。舟行江面，尚未抛锚，已有彭大帅遣来亲信弁差，登上甲板，送上一张没��抬头没有署名的亲笔字条，上书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有意乎”的意思，当然是问曾国藩是否愿意割据东南半壁，图谋中原皇位。彭玉麟劝曾国藩当皇帝，记录说曾国藩阅字条后脸色为之一变，急急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连忙撕了字条，吞进口中嚼碎，咽到肚里。“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十几年（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英法联军”一度攻占北京（一八六○），北方的“捻军”到处起义，连“小刀会”也在方圆十里的上海城墙之内建立过“义兴公司”、“大明国”（一八五三）。风雨飘摇中的清朝，人人可以踹上一脚，如若曾国藩带领湘军反戈一击，径取北京，直捣龙门，汉人还真可能“反清复明”。取清朝而代之，二百多年后“光复中华”，“曾家王朝”并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不止彭玉麟一人劝过曾国藩当皇帝，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劝进”传说。据说湖南名士王运在两江总督府见过曾国藩，俩人在密室单独谈话。王运，湖南湘潭人，战前他就拜在咸丰朝的权臣肃顺门下，称为“湖南六子”之一，阅历非常。王运虽然一辈子只是个举人，仕途不顺，可是诗文才情，以及政治想象力远远超出曾国藩。王运��曾国藩挥师北上，取清朝代之。谈到这个敏感话题，曾国藩又是紧张得连忙顾左右而言他，搪塞过去。俩人离开密室后，家仆收拾房间，见曾国藩面前原是尘封的案几上，写满了“妄”字。曾湘乡、王湘潭，俩人虽然是湖南大同乡，毕竟交浅言深，个性不投，曾国藩不会向王运表明自己的心迹。

　　学者一般都把这些传说当作“野史”，言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但是，这段“野史”中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却不是空穴来风，并非荒诞。固然，曾国藩对“劝进”的话题讳莫如深，有关议论都被他严格地封锁在幕府和军帐中，后人难以稽考。但是比较起来，“劝进”李鸿章的话题在上海洋场就公开得多。中外会防，上海人把“淮军”迎到上海后，和“洋枪队”一起打了不少胜仗，李鸿章的威望急升，于是人们公开谈论曾、李有没有可能当皇帝。一八六三年前后，在上海的英国领事官威妥玛（Tomas F, Wade）、清政府曾经聘任的前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 Lay）、英军军官“常胜军”管带戈登（Charles G. Gordon），还有战争期间联合在“中外会防局”（上海）周围的中外人士，暗中策反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提到，英国人曾经力劝李鸿章做皇帝。“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自取之”，就是劝李鸿章，或者曾国藩，自己上台当皇帝。

　　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证实，梁启超的记载不过也是一段姑妄听之的“野史”而已。好在近年公布的《赫德日记》留下了证据。曾经为清朝忠实服务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证明英国在华势力确实议论过中国的“新皇帝”。《赫德日记》记录：一八六三年六月十���日晚上，赫德和威妥玛、李泰国三人聚餐。餐桌上，威、李两人谈论的是“瓦解清王朝”话题，两人支持常胜军管带戈登策反曾国藩和李鸿章，推举他们取代清朝。被“总理衙门”的奕和文祥称为“我们的赫德”，完全站在清朝一边。赫德不赞成英国同胞们的密谋，在他看来，清朝再腐败无能，毕竟付他巨额的薪水，他不愿背叛老板。还有，外国侨民颠覆一国政府，毕竟是违法的。于是，赫德以自己的方式，向清朝密报了同胞们的谋反计划。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赫德把他了解到的湘军、淮军和外国人的关系向清朝告发，他对主持总理衙门的满族人文祥说：“外间对曾国藩是否忠贞不二产生了怀疑。”

　　曾国藩、李鸿章是否盘算过要做“新皇帝”？时过境迁，这个问题已经意思不大了，他们俩都算是一辈子小心翼翼地伺候同治、光绪和西太后，生前封称“宫保”、“爵相”，身后谥为“文正”、“文忠”，先清朝而死，算得上是末世里的“忠臣”了。无论曾国藩、李鸿章是否真的想过要“黄袍加身”，也无论湘、淮军人和英、美雇佣军人是否真的酝酿过“陈桥兵变”，至少有一个事实已经在这种流言中成立：进入一八六○年代，湘、淮军出身的军人官员虽然大多在地方任事，但都具有觊觎清朝政权的实力。反过来说，同光年间中国社会的权力重心已经开始从朝廷向地方转移，曾国藩、李鸿章，还有湘淮军人长期轮换任职的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其实就是地方上的“小朝廷”。

　　并不是清朝愿意放弃权力，相反，清朝皇帝一贯是勤政的。即便同治皇帝是个纨绔子弟，但小皇帝背后的慈禧太后却是个“专权”的寡妇。像明朝皇帝那样因为“倦政”而让臣子们闹着玩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清末国家权力重心往下移动，并不是出于自觉，而是被迫无奈。这一方面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形成了湘、淮军人掌控��方的“尾大不掉”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部分朝廷人士为了保持自己的传统权力，选取了“保守”立场。京官们初不愿加入“洋务”，后不愿领导“变法”，袖手旁观，失落了清廷对“新政”的主导权。朝廷里的那些“大爷”和“大员”，确实不能领导清朝的“现代化”。 　　

　　湘、淮军人全面崛起，引起权力结构失衡，“湖南人”成为清朝政治家们的敏感话题。《赫德日记》记载：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北京总理衙门，赫德和文祥、崇礼和薛焕会谈。谈话中，文祥、薛焕等人压抑不住地表达了他们对曾国藩和湖南人的厌恶。“我（赫德）和薛谈起了庆（吴长庆，安徽庐江人，淮军庆营首领），作为昆山的攻克者，戈登对这位指挥官十分赞许。薛焕说，‘他是湖南人’。于是我（赫德）说：‘曾国藩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所推荐的所有人都是好人。’文祥有点激动地打断我的话说：‘不，他们不是。’然后他又冷静下来说 ：‘十之有二，或者更确切地说，十之有八，确实是好。’”这段谈话反映了总理衙门官员们的微妙心态，表明总理衙门对曾、左、李既依赖，又害怕，对“湖南人”深深地忌防着。总理衙门要靠“湘军”镇压南方起义，但又怕“湖南人”坐大。对于曾国藩这个不可遏制的湘军领袖，到底能够给他几分信任？八分？二分？奕、文祥、薛焕、崇礼等总理衙门诸大臣们的心里都没有底。藏不住内心的忐忑不安，把或许应该“内外有别”的私房话，在外国人赫德面前暴露出来了。

　　

　　社会转型：“官绅”、“军绅”及“商绅”

　　

　　明清中国是一个“官员”与“士绅”替皇上共治“天下”的“官绅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士、仕相通，读书人与当官人本是一种人。一八六○年代，“官绅社会”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原因就是作为朝廷的支柱力量，湘、淮军人迅速崛起，“军人”成为清朝政治的骨架。太平天国“剿灭”后，“中兴功臣”们出将入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进入枢机，参与清廷决策。大部分的湘、淮军人，留在地方，担任巡抚、知州��知县。这样，湘、淮军人在联省、行省、州、府、县自成势力，建立了实体性的地方政治架构。仔细查看的话，可以发现同治以前中国各省的地方政务十分简单，每年按季节收税、断案，组织举子考试就完了。可是，同治以后的总督、巡抚，甚至州、府、县的衙门权限都迅速扩大。湘、淮军人在地方截留税收，举办事业，从事外交，“直隶总督”（治天津）、“两江总督”（治上海），俨然象是“小朝廷”。这场行政变革相当大，清朝以前从来不用汉人出任军职，而且在平定“三藩”以后，地方职位多半交还给科举出身的文职人员，再也没有任用过这么多的军人担任地方要职。同治以后，清朝的地方干部大多渊源于一个系统——湘军，带有很强的军事化特点。

　　加拿大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把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七年的新旧军阀的统治称为“军绅政权”。他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里面，士绅对军人有主导地位，是“绅军政权”。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新军阀”先后执政，压过“士绅”，“绅军政权”逆转为“军绅政权”。这个观点非常锐利，二十世纪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社会主导变成社会附庸，原因盖出于此。不过，中国近代“官绅社会”的瓦解，“军绅社会”的起源应该比一九一二年更早，可以追溯到湘、淮军崛起。熟悉“北洋军阀”历史的学者，常常把袁世凯的崛起归到“湘军”、“淮军”的传统。这不仅是因为袁世凯本人在淮军系统起家，而且也因为“湘军”、“淮军”都已经有了私家军队的苗头。曾国藩、李鸿章虽然都是“进士”出身，堪称“士绅”。而实际上他们的“洋务”诉求，已经超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利益。从个人作风看，几十年领兵作战，“军头腔”早已盖过了“书卷气”。曾国藩的文章，“仁义道德”之下杀气很重，“桐城文章”，不过是缘饰。朝内的“清流党”人视之为“浊流”，每每要攻击这些朝外的湘、淮军人，就有这个道理。

　　就在湘军攻占“天京”前二十天，曾国藩害怕他与北京各部文臣之间的龃龉，以及和西太后、奕之间的猜忌。《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五月廿五日（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记：“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曾国藩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好多年前已经把“湘军”拆散，分兵各地。他推荐兄弟曾国荃、曾国华，门生彭玉麟、李鸿章等人，既博得“荐人第一”的名声，又扩展了曾系的实力，还稍稍减缓了人们对“曾家军”的猜忌。曾国藩的辩解和避嫌都没有用，他还是害怕一旦天京攻陷，他会因“兵权太重”，被清朝除去。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攻占天京不足一月，曾国藩便主动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

　　曾国藩是湘军将领中最讲“仁义道德”的，他用儒家的标语口号治军，这或许和他早年在北京曾拜过“理学家”唐鉴、倭仁等人为师有关。《曾国藩日记》咸丰六年六月初四日（一八五六年七月五日）表白他如何变通儒学，恩威并用“仁”和“礼”：“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思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严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有人愿意称曾国藩为“清朝的王阳明”。其实，王阳明治军和曾国藩极不相同。阳明极而言之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是用“心学”来激励士气，解放束缚，从内心激发将士们的斗志，阳明待将士真有仁爱心。曾国藩不同，他是“理学”一路，配上他喜欢琢磨人，盘算人的阴损性格，儒家的“仁、义、道、德”，变成了一条条“曾氏家法”，是管束和震慑营帐内所有下人的绳鞭，曾国藩摆谱的很。

　　才情旷达的李鸿章，就是被曾国藩用“曾氏家法”收伏的。薛福成《庸庵笔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记录说，李鸿章“志大才高”，初入曾国藩幕府，仍然保持简放性格，喜欢早上睡懒觉。曾国藩则是湖南乡间作风，每日黎明，必定要召集全体幕僚一起早饭。李鸿章实在不堪天天早起之苦，一日推说头痛不参加晨集。曾国藩则派士兵不断去催，明告“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忽然觉悟，“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少筌，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曾国藩一生所本的“诚”字，就是用湖南乡下的艰苦砥砺的作风，套上儒家外衣，做成曾家礼法，约束“湘军”。曾国藩所谓的“仁、义、道、德”，“正、诚、修、齐、治、平”，早已不是学问，不是思想，而是教条，而是军法。蠡测管窥，我们说曾国藩、李鸿章已经不太像“官绅”脾气，而是接近“军绅”作风了，也是有依据的。

　　“军绅”之外，清朝后期还有一股力量在崛起，虽然表面上还不常看见他们的表现，但是潜滋暗长，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前台博弈的重要角色，这股力量就是“商绅”。商人的力量，也是在同治年间朝廷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乱中冒头的。各地“办团练”抗“长毛”的时候，组织者虽然大多是回家守制的京员、战乱中失官的幕僚，还有原本乡居的儒生，但庞大的军饷军费大多要由当地商人来承担。清朝中央财政破产，没钱发军饷，不得不答应各地军头采用太常寺卿雷以在扬州江南大营发明的“厘金”（一八六三）制度，向商人征收三厘（百分之三）的货物过境税。出钱买胜的商人，自然获得更高的地位。

　　战争中，湘、淮军的一大批军火、军需供应商跟在大营后面大发战争财。左宗棠在杭州的“粮台”胡雪岩是一个广为谈论的例子，李鸿章在上海的“粮台”马建勋，则是一个较少为外界所知的“红顶商人”。江苏丹徒籍贯的马建勋是老天主教徒，世代商人，和另一天主教世家上海董家渡朱家联姻。来上海避难后，马家与法租界政、教、商界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为李鸿章采办“洋枪”和“粮草”。马家的商号开设在华洋交错的上海八仙桥一带，生意却深入到淮军与太平军拉锯的江浙腹地。战后，马家不但在上海置有大量财产，还在松江拥有良田三千多亩，溧阳有田产两万亩。江南田连阡陌，埋没多少“耕读世家”。马家和朱家在上海商界非常成功，马相伯的外甥朱志尧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办“求新机器轮船厂”，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马氏昆仲”精通九国文字，应对八国外交，翻译《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结果谤议缠身，被叱骂为“卖国贼”，这是另一桩公案。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和李鸿章有关联的那些“南、北洋”商人，才在战后的“洋务”中获得了发展。原因并不是其他湘军领袖不重视商人和工商业，相反，曾、左、李一起开创了“同光中兴”时期的“洋务”事业。但是左宗棠的部队后来在西北地区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余部占据的是中部腹地。一八六四年后，湘、淮军中经商是风气。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同时，还办了“金陵机器局”（一八六五）。此外，左宗棠、沈葆桢在福州办“福州船政局”（一八六六）；崇厚在天津办“天津机器局”（一八六七）；左宗棠在西安办“西安机器局”（一八六九）；左宗棠在兰州办“兰州机器局”（一八七二）；丁宝桢在济南办“山东机器局”（一八七五）；王文韶在长沙办“湖南机器局”（一八七五）；丁宝桢在成都办“四川机器局”（一八七七）；刘坤一在广州办“广东机器局”（一八七九）；吴大在宁古塔办“吉林机器局”（一八八一）；奎斌在太原办“山西机器局”（一八八四）；刘铭传在台北办“台湾机器局”（一八八七）；王文韶在昆明办“云南机器局”（一八九○）；张之洞在汉阳办“湖北机器局”（一八九○）。几乎所有的重要省分，都依靠地方财力，或是在民间摊派，或者由士绅捐款，或是有商人投资，都招募工匠，划定地皮，搞了自己的工业开发区。但是，由于内地商业秩序毁坏，民生事业凋敝，和外洋通商困难，商人们的成功机会很少。李鸿章长期在沿海地区经营，终于硕果仅存，只有“江南”、“金陵”等沿海数局存活下来。

　　一八七○年代以后，湘、淮军系统又以上海为资金、技术和人才基地，借了“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两块招牌，湘淮军人和上海商人共同“孵化”出一大批新式企业。“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意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急于开始“军转民”运动，但是只有李鸿章做成了一些事业。军人们在上海“招商”，从创办军械制造的“机器局”，转向筹资建立民用民生的“织布局”、“矿务局”、“电报局”和“通商银行”。“上海两局”（“制造局”���“招商局”）不是公司发起人，就是主要持股人，开设了“开平矿务局”（一八七七）、“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八七八）、“天津电报局”（一八八○）、“中国通商银行”（一八九七）。因为向商人让股、分利、放权，“商绅”们加入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朝廷事业。

　　王韬在《瀛杂志》说，上海的“通事”、“买办”，赚钱易如反掌，“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艳羡、嫉妒和无奈的心情，包含其中。“士绅”们的痛苦不单是在于“钱途”上的失落，连传统的“仕途”居然也被商人堵塞。湘、淮军官在地方筹款，拮据的朝廷又大肆卖官鬻爵，商人们很容易通过“捐纳”的途径，买到“知县”、“知府”，甚至“道台”的“红顶子”。化三、五万两银子，捐个三品、五品的咸淡官职，光宗耀祖，耀武扬威的商人们比比皆��。太平天国前，上海县的上级行政“苏松太道”的“道台”位子，已经被广东“十三行”来的香山买办吴健彰（“爽官”）给买走，长期霸占。战争中间，贩卖鸦片出身的宁波买办杨坊给清军做“粮台”，买了“同知”（副县长），又买“道员”（副市长）。女儿嫁给美国军人华尔后，杨坊更是“洋枪队”的后台老板，在上海不可一世。“捐纳”在清朝是合法的，卖官鬻爵，收入归公，不算是腐败。读书人纵有“进士”、“翰林”的功名，却是几十年补不上一个能捞点油水的肥缺。从上海看到，清朝已经不再把“天下”全托付给读书人了，这对希冀“读书做官”的士大夫们打击很大。

　　“招商”过程中，李鸿章的手下聚集起许多商人出身的干将。“沙船王”宝山人朱其昂，捐官“道员”，开设中美合资的“清美洋行”，在沿海各地承办清朝的南北航运，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股东。后来，在上海的广东大买办唐廷枢担任招商局总办，创办企业无数，经手钱财钜万。湘军出身的军人中，李鸿章的手段最为高明，他的门生遍布各行各业，牢牢掌握了上海���新式事业。他的“洋务”助手如丁日昌、周馥等是他的老部下外，薛福成、马建忠、马相伯、朱其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都是些没有功名的商家子弟。这表明，“绅商”阶层在同治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清朝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中的显要角色。

　　

　　权利角逐：清末政治的死结

　　

　　清朝政治有两大死结让人费尽心机，结果越结越死，最终也没有解开。分析这两大死结，第一个是前湘、淮军人形成的军功集团和传统文官结成的行政系统之间的利益纠缠；第二个死结和第一个死结有关，但更加地复杂和没有头绪。就在“太平天国”战乱，“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社会从“官绅”社会转向“军绅”、“商绅”社会之后，“士、农、工、商、兵”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没有理顺，相互冲突，不相协调，拖累了“改革”的步伐，最后还鬼使神差地步入深渊。

　　从“官绅”社会，经过“军绅”社会的过渡，一八六四年以后的清朝正在走向一个“商绅”社会，可惜，这个趋势很少有人察觉。大清帝国和英国、法国等老牌强国不同，战前，清政府并没有看到贸易、商业及工业的重要性，更没有执行“重商主义”的朝政，尽管明清以来的中国商业并不落后，规模不小，但商人地位始终不高。清朝是在几乎被国内外军力颠覆的情况下，才意识到“强兵富国”、“振兴清朝”的使命迫在眉睫，才有“中兴大臣”出面主持“商战”。即使如此，中国并不落后，清朝还是有救。比较同样在“同治”时代方才兴起的“强权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俾斯麦还没有领导普鲁士统一德国（一八七一）；加富尔还未能帮助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八七○）；日本天皇关于“明治���新”的诏书也要晚至一八六八年才发布，一八六四年的中国并不十分落后。“太平天国”的突然爆发，江南地区的“十年动乱”，固然又一次延误了清朝的“现代化”，但是“同治中兴”开始的“兴商”、“招商”和“商战”并不太晚。清朝的落后，不在于开始太晚，而在于地方上早早推动的“开埠”、“洋务”和“变法”，始终没有得到各地舆论和清廷的呼应和支持。湘、淮军人和南、北洋商人结成的“军绅－商绅”联盟，始终受到清廷的忌防和掣肘，这个复杂关系，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先进民族”和“后起强国”中没有的，是一个无法解开的“中华结”。

　　京官“廷议”，不喜欢湘、淮军出身的人，是“同光”时期清廷的普遍风气，这和曾国藩、李鸿章的个人作风有关。京官们特别喜欢恶心曾国藩的为人，有条段子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讲义气，周围凡有湖南人死掉，必送上一口棺材，让同乡全尸返乡。曾国藩不同，他给活着的朋友暗中拟好联句，朋友刚死，尸骨未寒，就派人送��极工整的挽联，夺个“文思魁胜，知己第一”的虚名。北京官场上有“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做挽联”的名声，这可不是褒奖，其实很毒损，骂了曾国藩的虚伪人格。可以肯定，一八六四年湘、淮军收复江南，攻下“天京”，曾国藩、李鸿章并没有胆气取清朝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可是，为什么京官要传言湘、淮军人欲作“取代”，并在日后的“洋务”中设计刁难呢？这都和同治年间的基本矛盾有关。

　　马相伯在三十年代作《一日一谈》，品评曾国藩的时候说：“曾天资不甚高明而用力独勤。其治学治事都极有条理，有规矩。其为文与诗亦极用心思，然而规矩准绳过于形式，往往失之虚伪。其用人亦不能容物，每每好用不如我者。”曾国藩的个性和人品或许是有些问题，但是京官们如此恶心他，肯定还有更深入的社会原因。学者审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处理的“天津教案”（一八七○），内中并没有太大的过失，结果却招致了全国范围内狂澜一般的攻击，斥骂为“汉奸卖国贼”，以至于他羞愧地离开直隶，躲到南京两江总督府，结果还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多后忧郁而死。“天津教案”把朝廷文官集团与湘、淮军集团之间的口水战推向高潮。如果说一八六二年围绕“同文馆”开设产生的争议，京城保守派的矛头还是指向奕等朝内大臣的话，一八七○年“天津教案”中的矛头完全指向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外疆臣。此例一开，今后湘、淮军系统的地方官员的“洋务”筹措，每每遭到京官们的阻扰和攻击。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提到的明末党争情况，所谓“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的局面，又一次出现在清末官场。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也不可能等量齐观地重复发生，清朝和明朝的情形很不相同。和明朝的“内廷－外朝”的冲突相比较，清末的朝外力量，可不是明末的那些“东林”书生，而是由湘、淮军人转化而来的“军绅”、“商绅”，是具有实权的“强势集团”。当然清末的内廷力量也不是明末的“宦官”，而是从科举正途上来的文臣，是传统的京城“官绅”，也是正在失去��统优势地位的“失势集团”。“军绅”、“商绅”和“官绅”之间的权利角逐，在许多枝节问题上死缠，把清末政治弄成一团乱麻，也把整个中国的“变法”前景彻底板结住了。

　　中国传统政治里面，不给民间社会以合法地位，民间利益很难恰当地反映在高层政治中。所有的社会矛盾，哪怕是最基本的利益趋向，都必然要归总到朝廷政治当中去表现。“内廷”与“外朝”的冲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光中兴”过程中民间要求“改革”和“奖励工商”的要求，反映了列强要求“开放”和“自由贸易”的要求。

　　从矛盾的实质内容看，平常日用的一般民众要求的是一个可以协商互动，自我管理、相互约束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而不是一个代行万事的“权能主义”（Authorita－rianism）。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清朝决计不会赞同那些外国传教士才会异想天开地提倡的“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制度，把国家按照“商民”和“公司”的原则来治理。同治年代的“官绅”、“军绅”和“商绅”们都是“特权”阶级，或许他们确实一时还无从建立一种广泛协商的“共和政治”（Republican）。但是，如果清朝的“内廷”与“外朝”协同配合，一心一意推进“同治中兴”，确实也是能把清朝从湿淋淋的“中衰”中打捞起来，走上一条“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富国强兵”之路，这也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政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清朝“内廷”与“外朝”矛盾，“官绅”、“军绅”和“商绅”之间的反复角逐，妨碍了中国走上一条真正的振兴之路，不要说中国式样的“市民社会”渐行渐远，有效的“法制国家”无从建立，就连“富国强兵”的原始目的也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