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恩師馬連良(安雲武)

东施

看了《鳳凰週刊》162期章詒和先生作品“戲裏戲外馬邊良”，不禁淚水襟。我是馬連良先生最小的學生，如今也已接花甲之年，忍不住來把所親歷的往事說一說，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後人。

一

1962年初，北京戲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歡迎馬連良校長就任。印象中，他頭髮向後梳得很得體，身材修長，制服筆挺，戴著一副眼鏡，文質彬彬，很有風度。他的就職講話，先回顧了與前任郝壽臣校長的深厚情誼，然後談了自己從藝幾十年的經驗得失，講了“三白”（護領白、水袖白、靴底白）的重要，還強調了文戲學生要注重武功的訓練。與其說這是一個校長的施政演說，倒不說是一堂生動的藝術講座。

再次見到馬先生，是他親自挑選學生的時候。我們幾個老生組的同學，分三天向他彙報演出。我頭一次在這麼大的藝術家面前演戲，十分緊張，平日臺上的火候銳減，愣是把“錯認民妻理不端”錯認民妻理不當，不但錯了轍，還改了戲。要是在舊科班，非挨先生板子不可。馬先生什麼也沒說，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多年後，聽小北哥（馬先生幼子馬崇恩）對工說：那天老爺子在戲校看完你的戲後回家特別高興，說又發現了一個人才。馬先生還曾在《說任戲曲學校校長有感》一文裏寫道：“今天我發現個小學生，不僅扮相好，嗓子好，而且在氣度、動作上還很老練，一點不像十四、五歲的小孩兒，一問才知道他叫安雲武……。”

馬先生挑了幾個學生，決定親自教授，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員。

第一天開課，馬先生讓大家輪流“走腳步”（臺步），然後每天人唱上一段。有人介紹說，是王少樓教得真規矩呀！你們‘腳步'，走得好，身上也很順。少樓為你們打下了這麼扎實的基礎，我再教你們就省事了。”接著他對我們說：“千斤話白四兩唱，首先教你們《審頭刺湯》，加強你們念白的基本功。”他請遲金聲老師為助教，親授“陸炳”兼教“湯勤”，張君秋先生教“雪豔”。馬先生先給我們講劇中人物、故事、歷史背景。後來，還帶我們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棚，現場聆聽他和蕭長華、張君秋等先生錄製此劇。記得那天他攙扶著蕭老進入錄音棚，親自端杯奉茶，然後，站在蕭老身邊，小聲與蕭老對詞兒，並說：“先生，您看我這麼念行嗎？”

在北京京劇團演出時，馬先生經常上演這個戲讓我們看，一個月竟然唱了4次。劇團劇務科覺得劇目太重複了，可他仍然堅持，可謂用心良苦。我們天天聽他的錄音，經常看他的演出示範，他還在演出繁忙中親臨課堂傳藝授課，使我們這些十四、十五歲的學生，開始悟到什麼叫“念白的節奏”、“演唱的意味”。

幾個月的，《審頭刺湯》一劇在學校彩排。開演前，馬先生在後臺新自檢查我們的化妝、服裝，從主演到龍套都是關點馬虎不得。以前學校演出，龍套演員穿的服裝都是小立領兒的，馬先生要求全部改用圓領兒，並且一定有要搭護領。他還特別強調，龍套演員也必須調眉、勒網子、勒水紗。對我的妝他看了又看，髯口的薄厚、長短他都關注，還新自為我挑選了黑絨烏紗帽。

諸事停當之後，馬先生居然拿著水壺為我“飲場”，囑咐我：“沈住氣，別緊張。”他這才擦去額頭上的汗水，到觀眾度上去看戲。我和同學們當時年紀小，好像對此還不太以為然，但這卻讓在後臺的教師們感動不已。荀令文老師垃著我的手說��“你小子，太造化了！這麼大的馬連良先生親自給你端水飲場啊！他這一輩子可都是別人端水伺候他呀……”

“三年困難”時期，一次馬先生在政協禮堂演出《二堂舍子》，我和張克讓同學配演沉香和秋兒。那時候，我們都在長身體，口糧不夠，吃不飽肚子。馬先生帶我們去演戲也沒有管飯，馬先生笑笑對我和克讓說：“本以為散了戲有‘咬兒'（夜宵），讓你們小哥兒倆吃頓飽飯。既然沒有管飯，得了，我管！”於是，我倆跟馬先生回了家，一起吃的“羊肉喂氽兒熱湯麵”。

馬先生培育後人很重視“傳、幫、帶”。他是北京京劇團的團長兼主演，演戲、錄音都很忙，兼任校長後到學校授課，就更忙了。就這樣，他還常常讓我們到他家裏個別傳授，除了教戲，他還經常講起自己少年時在科班裏刻苦用功的故事，以教育我們。有一次他還囑咐我說：“睡覺的時候別忘記系紮板帶！把手放在被子外邊，包好腳頭。”他是在關心我青春期的身體健康，以利於嗓音的保養。

馬先生經常帶學生一起演戲，比如：他曾經帶馬長禮、張學津、張克讓演過全部的《清官冊》。有一張很著名的照片，題為“四個寇准，四代藝人”，就是這次寅出海參動的記錄。

二

1963年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學舉行春節茶話會，藝術辦知名人士悉數到場，主持人是茅盾先生。彼時，“三年困難”剛有所緩解，大家憑著一個白色小牌兒排隊領一碗元宵。周恩來總理往前去，可他一直擺手，堅持排隊，然後自己端到主賓席。在這次茶話會上，周總理發表了著名的《知識份子過五關》長篇演說，此文後被收入《周恩來選集》中，接下是文藝演出由候寶林先生擔任主持人。我心中格外激動地唱了剛剛跟馬先生學的《白蟒台》中的“八月十五把壽拜”一段；馬先生隨後唱的是《八大錘》選段。

那次晚會，馬先生坐在總理左邊，我坐總理右邊。席間，馬先生的女兒馬莉過來看周總理，她剛要自我介紹，只見總理擺手道：“你先別說，讓我想想你是誰。”周總理擺手道：“你先別說，讓我想想你是誰。”周總理的記憶力的確驚人，他說：“你叫馬莉，對不對？你在10年前曾找過我，談由香港接你父親馬連良先生回大陸的事。當時我跟你講了三點：一、歷史上的事情既往不咎；二、馬先生在香港欠的倆，由國家負責償還；三、回來以後，各方面予以照顧。對不對？”馬莉很激動，連聲說：“對，對，對！您的記憶力真好！”周總理又轉過身問：“馬先生，回來這些年還好吧？各方面照顧都還好嗎？工作上、生活上有什麼困難，你跟我講。”馬先生生感動極了，眼淚一直在眼眶裏轉，只是連連回答：“好！都好！”。接下來，周總理又充分地肯定了馬先生對戲曲事業的貢獻，以及就任北京戲校校長後培養接班人的極大熱情。然後，他又轉過身來問了我的名字和年齡，並囑咐我好好向馬先生學習，認真繼承“馬派”藝術。這次會面意義不同尋常，“文革”後期為解決馬連良先生落實政策的事情，“北京市革委”還專門到鄭州找我，向我那次周總理那番話，並整理為文字稿作為正式材料上報。那時候，雖然周總理還在世，但已經病重住進三十五醫院，任何人也不可能再去打攪他核實問題了。因此我回憶的這段總理談話，也為馬連良先生落實政策做了旁證。一九六三年那次茶話會上，總理講話時在場的還有：侯寶林先生、徐蘭沅先生、王少樓老師、李慕良先生、馬小曼師姐(馬連良先生的小女兒及她的先生燕守平等人。

那時，社會上正在批“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因此學生演出海報都不登姓名，只登“北京戲校，某年級演出某某某劇目”。馬先生說：“在海報上參演學生登上姓名，有利於觀眾對他們的監督；同時可以使孩子們從小樹立起對藝術負責的態度。觀眾認識了這些小演員，在他們出了成績的時候會給予鼓勵，會關注他們今後的發展。這有什麼不好呢？”那時的北京戲校還是比較開明、解放的。我主演的《審頭刺湯》在廣和劇場公演的時候，不但海報上登了全部演中的姓名，而且清楚地標注了"馬連良校長親授"的字樣。馬先生把他挑班唱戲時的經營理念帶進了戲校，破除了當時呆板狹隘的所謂“反對個人主義”的做法，受到了觀眾和師生們的歡迎與支持。但據我所知，中國戲校一直“堅持原則”，始終未給學生演出登名。

我在廣和劇場首演《審頭刺湯》，馬先生特意將他自己演出時用砌末（道具）的繡有漢代“車•馬•人”圖案的守舊和圍桌椅披、大帳全都拉來，為我們的演出造聲勢。開演前，馬先生到後臺專門關照了我的化妝師，並再囑咐我“沈住氣，氣不要往上湧”。開演的鈴聲響了，馬先生才下臺去前排就坐。許多觀眾發現他，不約而同熱烈鼓掌，他站起來向觀眾拱手致意，仿佛是拜託大家關照他的學生。演出結束後，觀眾報以長時間熱烈的掌聲，馬先生再次起身向觀眾作揖致意，代表全體師生感謝大家的光臨。

馬連良先生還向我們傳授了《白蟒台》。這出戲唱念繁重，沒有足夠的氣力無法勝任，所以才成為馬先生早年的“看家戲”之一。為了使《白蟒台》的故事情節更加完整、好看，馬先生又特意在“烤肉宛”宴請老搭擋侯喜瑞先生，請他“出山”來校傳授《取洛陽》。《取洛陽•白蟒台》，一經公演反響強烈。當時有一位人稱“天橋馬連良”的梁益鳴先生 ，對馬先生藝術的迷戀程度更甚於今天的“追星族”。梁先生為了學“馬派”戲，甚至曾掏腰包去“買”一個為馬連良跑龍套的機會。梁益鳴先生得知北京戲校學生公寓《取洛陽•白蟒台》，立即帶了自己的琴師、鼓師來劇場觀摩。幾天後，染先生也公演了《取洛陽•白蟒台》。

1963年7月，中國戲曲學校和北京戲曲學校在魚台聯合出，最後大軸由我演出馬先生親授的《白蟒台》。台下的觀眾不多，僅鄧小平不多，僅鄧小平、彭真、康佳、伍修權等二十余位領導來看戲。

馬先生對學生親切和藹，同時也是一位謙和君子，從不吹噓，也不自我標榜“馬派”；他從來不說別人不好，總說別人如何如何好。一次馬連良先生在廣和劇場演《淮河營》；恰好，李少春先生在人民劇場演出《將相和》。我和張學津、馮志孝等幾位師哥不約而同地跑去看少春先生的戲。豎日，馬先生一見面就問：“昨兒個你們去看李少春先生的戲了。”馬先生聽後點頭道：“少春臺上熱愛好，你們應該看！你們不但要看我的戲，還要多看其他先生們的戲。”

1963年，馬先生再度率北京京劇軒赴香港演出前，對我說：“我準備帶你去，你在《群黃會•借東風》裏演前魯肅後孔明，你敢演嗎？”我知道戲的分量，又是和裘盛戎、馬富祿、周和桐等前輩同台，心裏真有點害怕，言語支吾。他笑著對我說：“別害怕，我教你。這是為了向海外說明我們京劇後繼有人池。”除此之外，文化部夏衍副部長還專門寫文章，介紹了我跟馬先生學戲的事情。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我沒去成，但馬先生的良苦用心一直令我感動。

三

1964年，全國大演現代戲，學校裏也開始教現代戲了。傳統戲教得越來越少了，我也學演了《紅嫂》、《奇襲白虎團》（扮演團部文書）等現代戲。馬連良先生在北京京劇團也開始忙於排演現代戲，將近一年多都不來北京戲校了。這期間，學校曾組織學生們到劇場觀摩了馬先生參演的現代戲《年年有餘》和《南方來信》，但我們跟馬先生的聯繫中斷了。這個時候的局已經起了變化，正如人說現代戲匯演是“文革”的前秦。

“文革”初期，北京戲校裏也開始參黨委領導下的“鬥、批、改”。馬先生是校長，又是全國聞名的大藝術家，當然逃不掉“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首當其衝地成為了批判的對象。有人張貼“批判馬連良”的大字報，但秩序尚沒，統一貼在了學校的一間練功廳裏。學校党委派人把馬先生接來“看大字報”。後來聽說他離去時，私人轎車上貼滿了標語和大字報。

那次，我得以倖免，這得感謝我的一位同學倪啟勳，他急匆匆地跑來對我說：“雲武你快走！今天他們要批鬥馬校長，好像有人要讓你陪鬥！”我趕快離開了學校。回想起來，那次是馬連良先生最後一次來北京戲校，很遺憾我沒能與他見上一面，但也是個萬幸，一旦我與馬先生見了面，說話還是不說話，批判還是不接著？很可能，對錯都在瞬間。那個泯來滅為性的混蛋年代，萬一我把握不住自己，說出混蛋的話來，辦出混蛋事來，那豈不同要落下千古罪人之名嗎？

對於馬先生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以及他在阜外醫院臨終的場景，許多文章中都有描寫。後來，我曾聽馬先生的文字秘書李墨瓔女士多次進過：“他臨終前傷心地說：‘他們為什麼說話不算數啊？……'可見是帶著絕望之極的心情離開人世的。”正如章詒和女士的文章所說，這些問題就連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那麼多革命家都搞不懂，一個政治上非常簡單幼稚的藝術家，又怎麼能搞得懂呢？

四

自“文革”初期，我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再加上又是“業務尖子”、“馬連良的孝子��孫”等罪名，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下放期間，每年我有12天探新假，回到北京主要就是探望我的老師和朋友們，真正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像王少樓先生的遺孀、徐寶林先生、王金璐先生家都是我必去之處。特別要去看的是馬連良先生的夫人--陳慧璉女士。我們學生大都稱她“馬師母”、“馬師娘”。這位老太太可不簡單。馬連良先生故去後，家裏生活極度困難，但她仍以極大的毅力支撐著。她時常催促愛女馬小曼去到孟廣恒先生（此人有“電臺梅蘭芳”之美益）家學戲，並關愛著馬門弟子和各位老朋友，支撐著馬家的門面。

有一年我回北京，王金璐先生帶我去看馬夫人，他對我說：“以後再看老太太就方便了，她現在搬到梅宅去住了。應舊簾子胡同29號。”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間。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間正房，把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東邊，完全是上賓的待遇。當初，梅夫人把馬夫人接到家的時候，就對家裏人吩咐說：“打今兒起，馬太太就住咱們家！今後我吃什麼她吃什麼，我穿什麼她就穿什麼！”這時候馬夫人困苦到了極點，山窮水盡，接近崩潰。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樣。後來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總算是在梅家的呵護下衣食有靠，度過了最艱���的歲月。

後不我每次回來探親都是到梅宅去看望馬夫人了。那裏總是高朋滿座。經常見到的有：馬連良先生的文學顧問、戲曲研究家吳家王金璐先生，馬連良先生的早期弟子、武生名家王金璐先生，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等。在梅、馬二位夫人跟前侍奉的，梅家主要是梅葆玥、梅葆玖姐弟，馬家主要是馬崇恩、馬小曼兄妹。那年代，大搞“階級鬥爭”，夫妻離異，子女與家長進清界限，司空見慣。而梅、馬兩家的姐弟、兄妹依然進孝堂前，難能可貴。

在“文革”高潮的時候，這些人能聚集是相當不容易的。這首先得歸功於梅夫人福芝芳女士。文革初期，梅家也曾受到衝擊，幸虧周恩來總理及時派人保護，梅家上下得已保全。在我椅上對大家說：“甭怕那幫小子們！他們 不敢上這兒造反不，他們要是敢來，我見一個打出去一個！”她還經常安慰大家：“咱們就是得好好活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我每次從鄭州回北京，都帶些當地的花生、香油等土特產，孝敬馬夫人。可我每次走的時候，馬夫人送我出門，總乘我不注意在我口袋裏塞上些錢，一般都是二、三十塊錢很不得了，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三十塊零五毛啊！何況馬夫人是家庭婦女，根本不掙錢，她的錢不過從是梅夫人給的零用錢和子女給的生活費裏節省下來的。

五

“文革”搞了那麼年，馬夫人常常哀歎，何時才能給馬連良先生落實政策呢？後來大家出主意讓她找周總理，可馬夫人卻說：“你們看看報紙上周總理的照片吧，看他都瘦成什麼樣兒了。他病得這麼厲害，咱的事兒就別驚動他了。”但大家都認為這件事只有找周總理才能解決問題。馬夫人終於下定決心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周總理在病榻上看了這封信，在信的背面用鉛筆批示了“已閱”二字，落款“周恩來”。在周總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派了工作組調查此事，到鄭州找到我核實了周總理“三點指示”那段事情。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 局召開大會，為馬連良先生落實政策。會上宣佈：“著名京劇藝術家馬連良，全國解放後不久，從香港回來，為祖國的文化藝術事業服務，這是一個愛國行動。他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党的領導，努力執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積極參加革命代演出，對發展改革京劇藝術和培養青年京劇演員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馬夫人的力主下，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寶山隆重舉行了馬連良先生骨灰安放儀式。說來令人傷心，骨灰安放時，骨灰盆根本沒有骨灰。馬先生在文革中慘死，根本沒有能夠按回民的風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後，由梅夫人特許，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得山的梅家墓地。這個骨灰安放儀式，其實就是個形式，它向天下昭示了，馬先生的沉冤得雪。

馬連良先生落實政策以後，馬夫人就搬離了梅宅，住在和平里。

1975年春節，我回北京準備結婚，先到侯寶林先生家去送喜煙和喜糖。侯先生問我：“你回來辦喜事，給馬老太太那邊兒送信兒了沒有？”我說：“沒有，我怕讓她破費。”侯先生詼諧地對我說：“你可別糊塗！你絕對應該去送信兒，否則她省了錢卻挑了眼！”於是，我就聽了侯先生的話，帶我愛人一起拜見了馬夫人。翌日，我在家辦喜宴，把新朋好友都請到家飯。馬夫人派女兒償還小曼師姐給我送來了賀禮——一條粉紅色的毛毯。這條毛毯一直在我身邊，現在我專門做了個被套把它罩了起來，改成了薄被，每年春秋天還都在用。蓋著這條毛毯，我總忘不了馬連良先生、馬夫人對我的��養和關愛。“四人幫”倒臺後，馬夫人和吳曉鈴先生、侯寶林先生、王金璐先生為我落實政策調回北京的事沒少操心。

一次，馬夫人要帶我去北京市文化局張夢庚副局長家，談一談我回我北京的事情。這時候，突然天降暴雨，我說：“今兒天不好，咱們明天再去吧。”她卻一定堅持馬上去，說：“下點兒雨，不礙事！”說罷，穿上雨鞋，拿起雨傘拉著我往外走。雨下得很大，我怕老太太感冒，於是就打了輛計���車一起到了張局長家。張局長見了我們，上來就問馬夫人：“這孩子對老師怎麼樣？”馬夫人毫不猶豫地說：“這孩子對他老師很孝敬，要不然我怎麼會帶他來呢”

我後來終於落實政策調回北京，並安排在北京京劇院工作。 一位俄國哲人曾說過：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我是馬連良先生最小的學生，如今也接近花甲之年了，今天把這些往事說一說，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