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记梦
《东坡志林》里有“梦寐”一类,记了十一个梦。其中一个,梦到唐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东坡所作是一首六言四句诗,醒后还全部记得:“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苏轼对这首诗情有独钟,一直念念不忘,居然在另一个陛见神宗的梦中梦到了它。在后一个梦里,苏轼奉旨为皇上的红靴作铭,“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破格让漂亮的宫女陪送他出宫。走在路上,无意瞥到宫女的裙带间有诗一首,细看正是他的《太真妃裙带》词。
这个故事令人想起李白平生的“得意”之举,醉中为杨玉环填《清平调》词三首。李词的文辞极尽华丽绮靡,马屁拍得一流,对杨妃的赞叹之中隐隐藏着点自己的倾慕之意,既要让主人感觉得到,又不能狂妄到让皇帝吃醋,相当不容易。苏诗的立意和风格都和李作惊人地相似,梦本身也像是李白故事的小型翻版,以苏轼的为人和才气,等闲不会附庸风雅。此次破了例,由此可见这件事在后代文人心中的地位。苏轼天性率真豪放,着眼点未必在攀龙附凤,而是视这种为大美女效劳的小差事为风流雅事,可以传世为佳话的。一首歪诗,得美人一顾已属不易,如今竟被书写在裙带上,袅娜在纤腰间,这是连陶渊明在《闲情赋》里都不敢梦想的奇遇。记梦中最有趣的一则是《记子由梦塔》:
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璨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不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
东坡一生好佛,和尚朋友特别多,做出这样的梦正是自然而然的事,要说此梦也并无微言大义可推究,只是对话饶有风趣,读之令人不禁莞尔。
自来美国,前十数年中做梦颇多,梦中作诗作文之事也常有。当时如果凑巧醒来,多随手在纸上只言片语地记下,然而大多数情况,是忘得一干二净,只隐约记得做梦得句这回事,欲下笔则无从捉摸。近一二年,诸事纷杂,心不能静,时或失眠,再也没有轻快风雅、纯为游戏的好梦了,思之怅然。
前后赤壁赋
明朝的李贽说,东坡前后《赤壁赋》,前赋絮絮叨叨讲人生哲理,不如后赋空灵纯净,不带“人间烟火气”,说得内行。
前赋假设客主问答,是《楚辞》以来的老套,一方借古抒情,感慨无常,一方拉来庄子,劝慰说服,主客的言辞均极讲究,可谓字字珠玉。联系到苏轼在黄州的经历,一客一主的答问,实是东坡在自我劝解。赋的结尾,主人说服了客人,赤壁之游的气氛一转而为欢快,于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一段说服的过程,在作者是相当吃力的,吃力就不容易讨好,所以像李贽这样的读者,就要说点风凉话。
《后赤壁赋》离前赋的写作不过三个月,季候由秋入冬,文章的调子大变,后赋的“冷”是大家公认的。像前赋中那样,泛舟江上,吹笛唱歌,高谈阔论,显然不行了。后赋中的游,只是一个幌子。一开始,东坡甩掉二客,独自爬上山坡去吹口哨,坡上风冷,树木幽黑,口哨一吹,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倒把不怕鬼的诗人吓着了,一溜烟跑回岸边。船仍然划出去了,所谓“放乎中流”,这一回,主客都安静,忙着灌黄汤抗寒,好歹混得将近夜半才回家。
不怀古,不谈人生,东坡当然不甘心。真实的游,固然可以如此,写在赋里不行,一定得有点什么彩头。彩头从何而来?还得借助于庄子。横江东来的孤鹤,明月之下看得明白,翅膀足有车轮一般大小,这样的鹤,当然不是凡鸟。
前赋中的一切情景,不管多么精彩,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后赋则处处神来之笔,看上去却又好似写实。感叹无酒么?太太就拿出藏了很久以备不时之需的私房货;感叹没菜么?客人正好有黄昏时打上来的鲜鱼。巨鹤现身,已经突如其来;鹤化道士,更是匪夷所思。然而苏轼还有绝的:道士千辛万苦入了梦,只问了一句“赤壁之游乐乎”,东坡也爽快,只揭破道士的身份,不问他所为何来。人物的不沾不滞,和前篇的执著形成鲜明对比。
据东坡自己说,那天晚上,确实遇到巨鹤。但止于此,如何显得出东坡的手段?苏轼的诗文常有别人那里看不到的神来之笔,道士入梦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例。类似的境界,后世大概只有在龚自珍那里可见一二。
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到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不变的是一轮明月,和月下的赤壁,变的是季候和人物的心境。三个月时间,人的思想和情绪何以前后差异如此之大?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赋把心中的愤惋发泄一尽,暂时获得平静,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势必更客观、更深刻。人的每一次进步,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独东坡如此。
一对朋友的故事
“乌台诗案”发生,围绕着对苏轼的营救,很有一些感人的事。曹太后多次在神宗面前感叹苏轼兄弟人才难得,竟至泣下;张方平、范镇不顾风险,先后上疏,后来均遭处罚;苏轼的弟弟子由愿以官职为兄长赎罪,被降职外迁。当时形势险恶,“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范的勇气非一般人所能有。利用机会为苏轼说几句话,已经难得,这其中,王巩《闻见近录》记章惇驳斥王珪一事,最���人痛快:
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这段传闻出自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当然可靠。
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宋人笔记中的两则轶事,最能显示章的性格:
苏、章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这样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说得过去。苏轼能看出子厚内心那股破落户的不要命的狠劲,眼光是很深的。然而这种狠劲,我们很难说好说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一辈子不得其用,布衣终身,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华,也许就是一个小李白,或后世的龚自珍。可惜他的宝最终押在了政治斗争中,而且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上,内心的狂傲逐渐转化为暴戾和凶狠,原先的一点情调荡然无存。睥睨一切,在年轻时,在地位低下时,是自尊的外延,这种人等闲不会做出胁肩谄笑的姿态,而时移世变,当年的小吏摇身一变为握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党的蔡约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章“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老学庵笔记》也有一则: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骂曰:“遮汉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对于变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当于教父,这帮人都是王当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这种口气说话,不仅是狂傲,整个儿是一小人嘴脸。
子厚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东坡不以为然,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苏、章交恶的具体事由,一直找不到资料,或说子厚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子厚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政坛的事永远说不准。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到达京口,子厚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章援的信哀凄动人,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子厚的儿子,果然父风宛然。但这小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章猫逗老鼠似的拿东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时候,没见他为老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他把东坡看得太小了。《云麓漫抄》记下章援信的全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答之: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奸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我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苏诗点滴
陈师道《后山诗话》论北宋三家诗:“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十分简洁中肯。东坡的新,新在何处?清人赵翼解释说:“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
用典深,用僻典,虽说确是东坡的拿手好戏,但以此为苏诗的长处,却也未必。当时人解苏诗,已经不容易,何况普通读者。苏诗的好,在于能在习见题材中,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意思,或者前人已说过,却没有说得像他那样深。前者如“雪泥鸿爪”和比西湖为西子的著名比喻,后者如咏海棠的“惆怅东栏一株雪”和“只恐夜深花睡去”。未经人说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翻古人的案,如陈迩冬在《苏轼诗选·后记》中所举的《续丽人行》的例子。这种出新意,读东坡的《赤壁怀古》和《中秋》两首词感受更深切,尤其是《中秋》词,通过月之阴晴圆缺,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月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中秋月在中国人心里的情感积淀,都被这首词说到通透,丝毫不留余地,使后人无从落笔。
评家多说东坡善用比喻,比喻的新,正是要表达全新而更深的意思。苏诗之所以为人喜欢,还在于他表达的意思,多是与人生遭际相关的,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新虽然定义为前人所未道,并非所有未经人道的都好。未经人道不是偏执,不是怪异,更非从无道理处搜爬得来的胡言乱语。意思高远深刻,靠的是作者的才力、学识和胸襟。黄庭坚说的“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正是此意。东坡读书多,北宋诗人除了王安石,大概无人可比;天赋之高,则王安石也要瞠乎其后,袁宏道甚至说他学问才力皆远远高出李、杜之上——论天才,东坡恐怕须让李白半头,而东坡之后,才力足以与李、苏鼎足而三的,惟有龚定庵一人而已——这就是敖器之所谓的“如屈注天潢,倒流沧海,变幻百怪,终归雄浑”。有此先决条件,苏诗才能像叶燮所称赞的,“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
苏诗的好处明显,苏诗的不足亦然。苏轼性情豪放,诗意开阔,与之俱来的毛病,便是一览无余,缺少后味。当然,这只是就一部分作品而论的。有人说苏诗不甚讲究遣词造句,律诗对联不工,尤其是和陆游相比。这话说得不错,想在苏诗中找《红楼梦》中所引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之类的工对,几乎不可能。苏轼的对句,经常对得巧而险,从修辞上来讲,对得很粗,从命意上来看,则精彩之极。这个问题,陈衍在《海藏楼诗》叙中说:
东坡律句极少,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独眠床上梦魂稳,回首人间忧患长。”“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此例极多,何等神妙流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山谷谓当是“初日头”,曰“岂有用白对天?”东坡曰:“黄九要改作日头,不奈何他。”往时叶损轩作律句,对语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语之。
陈衍的见解是深有体会之谈,不同于理论家的隔靴搔痒。“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尤其说得精辟,虽不能概括苏诗的全部,但至少揭出了苏诗的一大特点。
苏轼的七言诗历来得到一致的喜爱,就我个人而言,最爱的是其中的七古。相对于他七律的潇洒豪迈,七绝的秀丽隽永,苏轼的七古既有白居易的缠绵,又得韩愈的雄壮,无论何种风格,都圆润精美,余味无穷。寻常七律中时见的带夹生句子的毛病一概没有,像《舟中夜起》、《定惠院之东海棠》、《登州海市》、《吾谪海南,子由雷州》、《游金山寺》,乃至《题王逸少帖》等,都令人难以忘怀,时常念诵,常至于沉迷,朦胧恍惚之间,不知身在何处。
两个人的死亡
苏轼岭海放归,病倒于常州,自知不久人世,乃致信老友径山惟琳和尚:“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的病,据说是热毒。据颜中其《苏东坡年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绝命于常州,年六十六岁”。
六十六是中国人的传统算法,苏轼生于一零三六年十二月,死于一一零一年七月,实算只六十四岁半,不算长寿。
苏轼病逝于钱济明家,弥留之际,钱和苏轼幼子苏过均随侍在旁,此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惟琳。最后时刻,苏轼听觉逐渐丧失,惟琳和尚叩耳大呼:“端明勿忘西方!”苏轼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语毕而终。
讣闻传开,在颍州任知州的苏门弟子张耒,用个人的薪俸在荐福寺为老师做法事,遭到论列,被贬职为房州别驾。
名列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时在荆州,“士人往吊之,鲁直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
黄庭坚晚年在家中高悬东坡画像,每天早晨衣冠整齐献香致敬。来访的朋友,有人提到苏、黄并称,问庭坚对两人诗之高下有何看法。庭坚离席惊避,连连摇手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诗词都奇崛刚硬的黄鲁直小苏轼九岁,与苏轼的关系亦师亦友。在北宋,黄的诗名仅次于苏;在整个宋朝,黄的书法与苏轼列在四大家的前两位。
黄庭坚一生坎坷,尤甚于东坡。苏轼远谪海外,终能北归,庭坚坐贬宜州,没有逃过身死蛮荒的厄运。
苏轼死后四年,黄庭坚亦病逝于今之广西宜山。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
范廖言:鲁直在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法所不许。乃居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廖曰:“信中(范廖字),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我在纽约法拉盛所居之窗外,浓荫掩翳,光线昏暗。因此常想起黄庭坚的词句:“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榴花一直是我喜欢的花。现在,每一想起他临死前“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的感叹,觉得榴花那特有的红艳,竟像是一阕安魂曲。
按黄庭坚以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
发表于 2007-5-24 09:3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