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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唐詩雜論-類書與詩(作者:聞一多,发布:巴斯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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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4 09:3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只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面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于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面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面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歷史,而且是記載歷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出品中,只佔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瑤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卷、《事類》一百三十卷、《初學記》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筆海》十卷。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了。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只他一人)���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別》、《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別》、《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面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只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了。特別是官修的佔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家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出許多第一流人才來編了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沈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別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分相稱,自然覺得沈思翰藻的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條件了。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出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了。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面接觸了,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了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了。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表,另一方面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面很難推出一個代表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幹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出一個特別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別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別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出)。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只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家一樣的。章句家是書簏,類書家也是書麓,章句家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只消舉出《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與類書家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家又何嘗兩樣?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  

  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家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別,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產物,但實足以代表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敍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出了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你想,一首詩做到有了“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了一半嗎?餘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了。(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詞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家,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家的產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書類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煬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甚至  

  鳥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面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回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歸真的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了。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面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家“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志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佔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了。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只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志”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家們搜出魏徵來代表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了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徽,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幹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無寧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了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則深而雅,其義則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為他崇拜的陸機,是“文藻宏麗”,與夫“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的陸機,所以太宗於他的群臣中就最欽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學士贊〉中,是這樣贊虞世南的: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家,并包六藝。  

  兩《唐書·虞世南傳》都說,他與兄世基同人長安,時人比作晉之二陸,《新傳》又品評這兩弟兄說: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這樣的虞世南,難怪太宗要認為是“與我猶一體”,並且在世南死後,還有“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之歎。這虞世南,我們要記住,便是《兔園冊子》和《北堂書鈔》的著者。這一點極其重要。這不啻明白的告訴我們,太宗所鼓勵的詩��是“類書家”的詩,也便是“類書式”的詩。總之,太宗畢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透。他對於詩的瞭解,畢竟是個實際的人的瞭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這種病症,到了上官儀的“六對”、“八對”,便嚴重到極點,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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