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有一座栽种着近万株名贵树木的植物园—啬园。这里树冠蔽荫,竹叶摇风,绿草如茵,令人心旷神怡。园内有一座石坊,石额正面刻有“南通张先生墓阙”七字。在坐北朝南的方形陵台前,矗立着一尊铜像:身着大衣,手持书卷,目光深邃,遥望距此三公里的狼山支云塔。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改革家张謇。毛泽东赞扬他为中国轻工业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适赞扬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而又怀着许多未完志愿而死去,是“很伟大的失败英雄”。
张謇,生于太平天国建立政权的1853年,死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1926年。
在政治上,张謇经历了一条由封建士大夫而主张君主立宪,进而顺应民主共和的曲折道路。在实业上,张謇着力于地方自治建设,在沿海垦殖业、金融贸易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诸方面都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张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贡献是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纺织厂—大生纱厂。“大生”二字出自《周易·系释》:“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一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他认为富国强民的基础是农业,根本是工业。工业中又可分为“至柔至刚”(或曰“至黑至白”)两类:至刚至黑的是钢铁,至柔至白的是纺织。他在张之洞致力于发展民族钢铁工业的同时,力图从纺织业入手,营造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进而参入全球范围的“文明竞争”。从1899年开车纺纱至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净利约540万两白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万两和6.7万纱锭的大厂,有力地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
必须看到,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位封建士大夫要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由“做官”变为“做事”,决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然经历无数的挫折、辛酸乃至失败。大生纱厂的兴衰史就是一个证明。在大生纱厂的办公室内,曾悬挂著名画师单竹荪绘��的四幅“厂儆图”,分别名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由张謇的好友顾锡爵题诗作注。《鹤芝变相》中的“鹤”指潘华,字鹤琴;“芝”指郭勋,字茂芝。他们是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董事,曾承诺筹集股金四十万两,但直到厂址择定开始购地建房的时候,潘、郭的股金还分文未见。后工厂改为官商合资,潘、郭承诺筹股二十万两,后来又改变承诺,只答应筹股八万两。最后未交一分一厘,公然退出董事会,使大生纱厂创业伊始就遭遇了一次危机。《桂杏空心》中的“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杏”指官僚买办盛宣怀(字杏荪)。盛曾许诺筹资二十五万两,桂曾许诺助筹五六万两,但二人后来食言自肥,见死不救,使张謇“中夜旁皇”“忧心如捣”。《水草藏毒》讽刺通州知州汪树堂及其幕僚黄阶平,他们一方面故意以资助张謇的名义动用“宾兴公款”——即秀才举人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贴,另一方面又暗中煽动士人递呈抗议,聚众滋事,给张謇加上了办厂扰民的罪名,再次给大生纱厂设置障碍。《幼小垂涎》影射上海商界巨子朱幼鸿、严小舫。当时大生纱厂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四千两,不到三个月,三十六万流动资金即已耗尽。朱、严之辈却想乘此危难之际巧取豪夺,使张謇忍无可忍。这四幅作品,以诗画配的形式如实记录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起步的艰辛,也反衬了张謇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超人毅力。
1905年11月,张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经过十年努力,至1915年,这座博物馆占地已达48亩,征集文物标本2973件,按自然、历史、美术、教育等内容分专题展出,使中国博物馆事业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他还在南通创办了女子师范、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很多跟本地区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学校。其中颇具民族特色的是1920年创立的绣织局与“南通女红传习所”,特聘清末民初的刺绣艺术大师沈寿主持其事,开我国刺绣教育之先河。
张、沈两人交谊甚笃,其养子曾与沈之养女联姻。沈寿晚号“雪宦”,她的传世之作《雪宦绣谱》论述了刺绣的工具、针法、程序、姿势以及与绘画的关系等,是我国刺绣史上的一部宝典。张謇在该书“叙”中说,这部完整、全面、实用的工具书“无一字不自謇书,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可见在笔录、整理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张謇付出了很多心血。沈寿后期的仿真绣代表作有《耶稣像》和美国歌舞明星《倍克像》。作品运用一百多种色线和多变的创新针法,将人物绣制得神形兼备,连肌肤纹理都准确、细致,极富生命感,当时即被誉为“绝绣”。其中《耶稣像》1915年曾获巴拿马博览会一等奖,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1985年,张謇后人将这两幅国宝由香港携回大陆,捐赠江苏省南京博物馆。现南通沈寿艺术馆中也陈列着这两幅佳作的复制品,令观众赞叹不已。
张謇出生于小康之家,经过26年的科场奋斗,终于在41岁那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清廷派人报喜时,家中竟拿不出赏钱,多亏亲友纷纷称贺送红包,才解此燃眉之急。其妻徐端(1856～1908年)系农家女,性贤淑,但无子嗣,为续香火,先后为张謇纳妾4人:陈氏,管氏,吴氏,梁氏。1898年2月8日,即张謇婚后25年,吴氏道(1873～1943年)方得一子,名怡祖,字孝若。46岁的张謇欣喜若狂,吟七律一首志喜:“平生万事居人后,开岁初春举一雄。大父命名行卷上,家人趁喜踏歌中。亦求有福堪经乱,不定能奇望作公。及汝成丁我周甲,摩娑双鬓照青铜。”张謇口头上虽说对儿子不寄厚望,“不定能奇望作公”,但仍很注重对他的培养。怡祖20岁便赴美留学,翌年获商学士学位归国,出任淮海实业银行经理。1922年任考察各国实业专使,1924年任驻智利国全权公使。张謇去世后怡祖寓居上海“潜庐”,闭门谢客,潜心撰写《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整理出版张謇的遗著《张季子九录》(包括政闻录,实业录,教育录,自治录,慈善录,文录,诗录,专录,外录),为研究张謇及南通地方史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10月17日,怡祖在上海遇害,终年38岁。
1926年,张謇为防汛而巡视长江南堤,不慎受风寒,转为伤寒症,终于不治,享年73年。噩耗传出,各地挽唁函电如雪片般飞来;出殡那天,南京万人空巷。
“文革”期间,南通市造反派以为张謇墓中必有大量金银财宝,便以“破四旧”为名,于1966年8月24日掘开张謇墓穴。但开棺后,仅发现有礼帽一顶,眼镜一付,折扇一柄。另有一对金属小盒,内装墓主的胎发和牙齿。张謇亲属墓穴一一被掘,亦无所获。1983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原地重建了张謇父子墓茔、墓阙。1985年8月8日复立张謇铜像。墓门上镌刻着张謇生前自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长伴五山灵。” |
发表于 2007-5-23 16:5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