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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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书外皆狗屁：黄侃其人其事


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者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好书好诗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不以为然，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悬有厉禁，官吏不许狎妓，黄云鹄差一点因此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用官费资助这位小青年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解除贫富不均的症结。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衰落。

1910年，黄侃回国，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而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沦目而起，严词峻拒，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敝屣尊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致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张之洞和王闓运。王闓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可喜的是，王闓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当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因为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瞪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有两处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黄侃的私生活最受人诟病和攻讦，尤其是好色一端。其原配夫人王氏病殁后，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缡，却原来是一场婚姻骗局，终于反目成仇。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终于对黄菊英痛下辣手。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痴情人多半也是孝子。黄侃对白发老母极为孝顺，每次母亲从北京回老家蕲春，或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一路陪同。好笑的是，老母亲能舍得下儿子，却离不开一具寿材，黄侃居然也依从她老人家的心意，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这真是旷世奇闻！试问，何处买不到一口像样的寿材？只是黄母的寿材别具一格，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自然是人间绝品，无可替代。黄母去世后，黄侃遵依古礼，服孝三年，还请苏曼殊为自己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自己写记，请章太炎写跋，这幅画即成为他的随身宝物，至死不离左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专骂大官僚大军阀大党棍，黄侃则多半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放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侃竟然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也不觉得自降身份，只要纾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还有一宗，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某次，黄侃与胡适同赴宴会，胡适偶尔谈及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一路往下讲，有很高的兴致。孰料黄侃听得不耐烦，即席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闻此喝斥，满脸赧色杂着怒色。停顿少顷，黄侃又补骂一句：“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眼看就要动武了。黄侃见状，仰天打出一串哈哈，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此言既出，举座哗然，胡适的怒气也就无从发作。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胡适著书，有始无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其意，问他何出此言？黄侃的回答颇为阴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生这才听明白他是讽刺胡适的着作没有下部，遂传为笑谈。

黄侃的脾气古怪到什么程度，有一事可以说明。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子。在此期间，他贫病交加，儿子又早殇，感到晦气缠身，便左思右想，认定居处不祥。既然信风水，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要留下纪念，用毛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又在墙壁上画满带“鬼”字旁（诸如“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阴森森满室鬼气，才掷笔而去。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但这位火爆脾性的青年领袖居然雍容相加。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2001年8月，经两代学人整理的《黄侃日记》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问世。这无疑是黄侃二十二年（1913年6月20日-1935年10月7日）私生活的部分真实记录。有趣的是，关于黄侃的许多传闻都在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比如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一般人可能不会相信这话，但从《日记》看来，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读黄侃的《日记》，我们会发现黄侃的嗜好颇多，他的英年早逝与此大有关系。总结起来，除读书买书外，他还有七大嗜好。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的第二大爱好是佳肴。黄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个实打实的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1915年，他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黄侃是大教授，月薪很高，频繁出入茶楼酒肆，不算什么难题，居家他也自奉颇丰，“每食，有不适口，辄命更作，或一食至三四更作，或改作之后，仅食三数口而已。于是事其事者甚劳，而夫人苦矣”。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上海、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着名酒楼，他都上过，多半是教育界朋友的雅聚，喝醉的次数还真不少。黄侃对待美食亦如对待美人，说不出一个冷冰冰拒之千里的“不”字，饮食无度的结果与纵欲无度也差不多，美色是伐性之斧，美食则是腐肠之药，过度则会伤身。

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仡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