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简字普[民国 陈光尧]

liu_ran

常用简字普.pdf
•书名: 常用简字普
•作者: 陈光尧
•丛书: 文字改革问题参考资料
•页码: 134
•书籍格式: PDF
•出版时间: 1955年
•书籍大小: 15.4M
•书籍清晰度: 清晰版
•书籍便利度: 无书签
•书籍完整性: 无封底
•书籍内容提要: 中华书局版。手写草化。陈光尧（1906年—1972年），三、四十年代，他被黄警顽誉为“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又被时人称赞为“中国的模范青年”（徐凌霄语）。 　　著作有《三十言志诗》，此书题为“简字丛书别集”，1936年10月由黄警顽资助印行，上海“作者书局”总经售，三十二开平装报纸本，94页，未注明印数。封面由作者自题书名，饰以“平辰”绘制的一幅漫画，描绘海浪翻滚中的一叶小舟，舟身大书“简字运动”四字，舟中数人，或持杆远眺，或援手救溺，着力表现简字运动开拓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



[ 本帖最后由 liu_ran 于 2012-5-29 13: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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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一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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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尧（1906年—1972年），三、四十年代，他被黄警顽誉为“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又被时人称赞为“中国的模范青年”（徐凌霄语）。
　　著作有《三十言志诗》，此书题为“简字丛书别集”，1936年10月由黄警顽资助印行，上海“作者书局”总经售，三十二开平装报纸本，94页，未注明印数。封面由作者自题书名，饰以“平辰”绘制的一幅漫画，描绘海浪翻滚中的一叶小舟，舟身大书“简字运动”四字，舟中数人，或持杆远眺，或援手救溺，着力表现简字运动开拓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

缅怀父亲陈光尧

               ——写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          南山翁

今年的7月16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眼前放着父亲生前保存的信函，脑海里翻卷着思绪的波澜。百年光阴，倏忽而过，睹物思人，百感交集。不知为什么，父亲很少和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只是从母亲的口中以及后来找到的一些资料中，我们才得知父亲及其家庭的一些情况。

祖父陈毅，字晓耘，生于1859年。于光绪年间考取贡生，进入京师国子监学习，结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清朝末年，政治腐败，人心思治。祖父奋然加人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孙中山在广东任大元帅时，聘请祖父担任元帅府秘书，帮助孙中山处理军国大事，前后奔走革命多年。

祖父的书法会合古今各书体之长于一炉而自成一家。且行书尤善，在北方士林中，多有以“南康北陈”（见本专栏《与康有为齐名的汉中人》一文）——南方康有为，北方陈晓耘而并称。及至父亲出生时，原有百万家产的祖父因“好侠行兼爱，轻财救世勤”，已将家业耗尽而固守清贫，听父亲说，有一年秋天，家里实在没钱买粮，幸好院子里的枣树上结了不少大枣，全家人靠吃枣子度过了难关，并以此教育我们不要怕吃苦，他们就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

父亲当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中文专修文字学，后因祖父病故，无法继续学业，只好肄业辍学。尽管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著作等身，著有民间文艺丛书、杂著约一百余万言外，还著有简字著作多种，包括《简字方案》、《简字论集》、《简字论集续集》、《简字偏旁表》、《常用简字表》等共约五十余万言，而父亲未脱稿的著作更有数百万言之多。但由于他的学历不足，致使他后来的职称评定也受到影响，此是后话。

父亲一生都致力于简化汉字的研究与推广，主张普及民众教育是父亲从事简字运动的原动力。但在解放前，他的这种愿望和行为带有很浓的个人色彩，很少得到政府的支持，只能获得一些有识之士的帮助，如爱国将领冯玉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以及黄警顽、吴经熊、张元济、李公朴、徐凌霄、奚玉书、刘仁航等人都从不同的方面、采用不同的方式给予了帮助。

如父亲对李石曾的感佩之情流露于其笔端：“余与李公本不相识。后来于十八年春间，我由沪弃职北归，至冬日贫困不堪。李公闻之，即命由北平研究院按月送津贴一百元，前后二年共送二千四百元。此为我生平最初所得之同情，而简字事业之基础，亦赖此树立。使无李公仗义成全，当日余之后果，困苦情形必更严重。故于铭感敬佩之余，并此志谢，籍舒寸衷。”（见父亲所著《三十言志诗》一书）

又如父亲对冯玉祥将军的谢忱之意见诸于其著作：“中央委员冯焕章先生，平日热心国民教育，提倡民众识字，不遗余力。派员至北平相访，并惠亲笔长函，备言器重及赞助之意。后又赠款三千元，以为研究之费。当时余与冯公尚无一面之缘，而公竟能毅然以巨款援助简字，可见，冯公为人处事，只问其事是否与国家人民有益，不问其人为如何。此种高风雅度，热情厚谊，实为从来所未有，亦为千古之佳话。余研究简字异文，鼓吹改进汉字，已有十年之久。只以生计与研究不能兼顾，至今尚少成绩。自得冯公协助，拙作简字典等大规模之书稿已粗具基础。将来简字运动如有成绩，全国文盲如能彻除，实亦冯公之力所赐。” （见父亲所著《三十言志诗》一书）

显而易见，进行简化汉字研究和推广是一项浩繁宏大的工程，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1934年父亲数度函请国民政府教育部资助完成他精详的简字计划，一番“等因奉此”之后，终未获准。1939年5月父亲又上书蒋介石，请求国民政府拨款给予支持，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答复却是：“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简体字暂缓推行等因，中国文字改进学会旨在研究并推行简体字有碍中央政令未便赞助”，并称之“为私人学术之研究不得轻易推行，免生流弊”。这个回复对于父亲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但父亲并未由此而清醒，仍以他的微薄之力振臂高呼，执著前行，自筹资金出版简化汉字的书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从事着这项无利于己，有益于人的研究、推广工作，即使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改弦易辙从事其它能赚钱的工作。那时父亲没有固定收入，依靠母亲开的“延儒诊所”来维持生计的，父亲除了给母亲记账，采购药品，其余的时间就埋头于他的简字研究。因此也博得了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适送他的“痴人”的“雅号”；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则在书信中称赞道：“祥看数遍，敬佩之至。敬者，敬先生之苦心、毅力；佩者，佩先生之勇往直前。当我国日开倒车至今日，多数人正在复古，正在保守，正在唯旧是复，正在迷信神仙之际，而先生能打破一切难关，始终往新的道路，方便的途径，有实在用处上致力，诚不多见也，诚难多见也！”（见本专栏所载《冯玉祥将军给陈光尧的书信手稿》）；时人黄警顽则赞誉他是“提倡简字运动最勇敢的，且成绩又最惊人的一位急先锋”；徐凌霄亦称赞他为“中国的模范青年”。（见本专栏所载浅翁的文章《 简字运动急先锋—陈光尧及其<三十言志诗>》）

解放初期，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邀请父亲来京共同筹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组建工作，父亲只身一人在京工作一年后又回到了陕西城固县。

1950年9月，父亲曾给毛主席寄去两封关于简字问题的信和附件，并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回复，告知“你寄给毛主席的两封信及附件都已收到。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已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研究。”（见附件①）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调令调父亲携家属进京，这样我们全家才定居北京。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这方案里就有着父亲的辛劳。1955年6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正式签发了文改会的聘请书——“技标字第1号”聘请书，聘请父亲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技术指导部标准字形研究组组员”。（见附件②）

此后，在父亲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简化汉字工作进展顺利。1955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全国20万人参与讨论，提供意见的基础上，整理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通过，并由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完毕。随后这一方案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并由国务院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汉字简化方案分三部分，所以人们也习惯的称之为“三批简化字”。这一全过程，父亲都参与了研究与制定工作，并出版了他的相关著作，还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刊载了相关论述文章，为简字工作的顺利进行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同年6月父亲加入“九三学社”。（见附件③）1959年“九三学社”北京分社批准了文改会小组改选父亲为小组召集人的报告。（见附件④）

1957年父亲受时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习仲勋的邀请参加了国务院机关的“整风运动”。父亲自始至终只听不说，一言未发，才幸免了“反右斗争”的殃及。（见附件⑤）

1958年父亲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劳动锻炼，去十三陵修水库，去南口农场基地劳动，并受到单位领导的表扬。

60年代，父亲还报名参加了单位的自行车比赛，我们都劝他不要参加，毕竟年龄不饶人，但他不服气，说他还年轻，要和青年人比一比骑车的技术。父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骑得快不说，还经常撒把骑，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讲骑自行车的好处和他的体会。“一慢二看三通过”就是他骑自行车总结出来的安全诀窍并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

父亲一生都和文字打交道，稿纸和墨水就成了他必须的用品。尽管他搞研究工作所用的稿纸、墨水单位从未限制过，都是用多少领多少，但他公私分明，从来不用单位的稿纸、墨水写自己的稿子，并且一再教育我们：公家的一根草也不能往自己家里拿！这也成了我们的家风，即使再困难也决不占公家的便宜，哪怕是很不值钱的东西！

父亲既然是文字学家，那么正确的书写汉字，见不得错别字就成了他的职业习惯。在家里，他是不允许我们写错别字的。每次的书信往来，他都要不厌其烦的指出我们书信中的错误之处，和姐妹小弟相比，我是受到父亲表扬较多的一个了。我给父亲写的信，不仅文采好，而且基本没有错别字，所以我写的信也常常被父亲指示作为“家庭文件”让姐妹小弟互相传阅，并教育他们要向我学习。

父亲在“五。七干校”时给母亲的信中就对二姐的进步提出了表扬：“她这次写的字我都认得，这是一大进步。”并用红铅笔勾了下划线，表示特表强调和高兴。但接着父亲指出：“信内错别字有六个之多，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便很不相称了。如不小心，再把这些别字写在黑板上去教学生，那影响便更坏了。至少要被人说成是‘不负教学责任’，（这里是下划红线）甚至是‘误人子弟’（这里也是下划红线）等等，岂不更坏了吗？据说，‘犹豫’是古代一种多疑的兽类，所以‘犹’字用了犬旁。后来又从字音上转化为‘犹疑’，这便通俗的多了。旧社会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及留学生，都不学语文知识，以致常写错别字，闹笑话，这种坏现象应当痛改才对。”显然，姐姐给父亲的信上把“犹豫”两个字写错了，才引来父亲的一通教诲。看到这里，深深地被父亲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要知道，父亲那时还处于被“专政”的时期，白天“劳动改造”——喂猪，打扫猪圈；晚上要不停的作自我批判，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其内心之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一接触到他的本行时，他似乎就忘了自己是个被“专政”的对象，忘了自己遭受这种双重折磨带给他的痛苦，滔滔不绝的讲述着他对祖国汉字的理解，讲述着他对作为教师的女儿写错字的不能容忍，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啊！面对着女儿写错了两个汉字的错误，竟然引出了父亲170多个字的批评，足见父亲对祖国文字的深厚感情！（见附件⑥）

在这期间，父亲写信都是用旧烟盒代替信纸，（见附件⑦）其实他写检查的纸随便拿来就能用，但他绝不那样做！因为他的头脑里公私分明，这也是他一生坚持的操守：决不沾公家的便宜，哪怕是一张纸！要知道，父亲生前已是享受行政12级待遇的高级知识分子了！再看看现在那些混进共产党内的贪官们，两相对比，能不感到震撼吗？父亲一辈子都是党外民主人士，而那些贪官们哪个不是共产党员、哪个不是政府官员？从父亲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看，我们还能说党外民主人士觉悟低吗？还能说他们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

１９６４年父亲还参与了编印《简化字总表》的工作，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总表》共计２２３８个简化字，一共简化了２２６４个繁体字。
   1964年1月17日我被学校团组织批准加入了共青团，但还要报到上级团委批准。和我一起宣誓的同学都被上级团委批准成了正式团员，唯独没有我，我万般困惑：从小学到中学，我当过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班主席、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就连我的名字“建国”也是我自己起的。我的小名叫“小燕”，那是妈妈生我的前一晚上梦见了满屋的燕子，赶都赶不出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出生了，于是爸妈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上小学报名时，老师看了我后，问都没问就在“性别”一栏里填上了“女”，我一看急了，对老师说我是男孩！老师反问我：男孩怎么起了个女孩的名字？把我羞得满脸通红！回到家里我哭着闹着要改名字，爸妈问我你想叫什么？我说，我长大了要建设祖国，就叫“建国”吧！可现在却不准我加入共青团，真想不通！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的表现、学习成绩都没问题，就是因为父亲在历史上加入过国民党，所以组织上要继续考验我，也希望我能经受组织的考验。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原委。从那以后，简单幼稚的我，就认为只有和父亲对着干，才能证明自己是和他划清界限的，才是听党的话的。于是，父亲希望我能子继父业，和他学习文字学，但我却不听，还振振有辞地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能跟你走；我不光是你的儿子，我还是党的儿子，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我要上山下乡，以此表示自己和家庭决裂，和资产阶级决裂！父亲很生气却也很无奈，为此，我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后，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1966年春，父亲代表文改会去山西运城参加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会议，顺路到临汾地区我插队的地方看望我，并送给我一个旅行箱让我放衣服、一块手表让我掌握时间、一台最新款式的“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让我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听父亲说这几样东西花了300多块钱，是用他的稿费给我买的。看到父亲原谅了我对他的无礼，仍然是那么关心着我，惦念着我，我的心里既羞愧又感激！这时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无论子女对父母多么的不理解，不体谅，甚至伤害他们，但他们是绝对不会和你记仇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的心都在牵挂着你，无论你走多远，他们眼睛都在注视着你，无论你是不是在想着他们，但他们始终都会把你的冷暖记在心上的。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别党员”、“陈立夫CC派特务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受到了“专政”。行动没有了自由，工作也被迫停止，原先居住的三室一厅的住房也被造反派抢占了，父亲、母亲和弟弟被赶到了只有18平米的院子西边的小屋子住，而且窗户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屋里见不到一点阳光。父亲不仅在单位遭批斗，回到家里还要参加街道组织的批斗会，那时弟弟虽小也未能幸免，作为“狗崽子”跟着父亲陪斗，造反派在弟弟的脚下用粉笔沿着脚掌画圈，只要脚一挪动出了圈，就会遭到造反派们的拳打脚踢。

我那时在山区插队，是当地北京知青的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兼副中队长。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也给父亲写了“勒令”信，信中“勒令”父亲自动降薪，把月薪177元降到工人阶级的标准——月薪30元。父亲回信说：“你的‘勒令’已收到，勿念！我的工资已被‘革命群众’（其实是造反派）降到了30元”，自己当时还为这一“革命行动”感到自豪，殊不知自己的无知与冲动给父亲的精神上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在40年前的那个疯狂的年代，多少家庭因为观点不同而分崩离析，多少人因狂热而作出了蠢事、傻事，伤害了亲人也伤害了自己，但愿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要再发生！而这件事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对父亲的伤害，成了我永远无法挽回的罪过！虽然我不知道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否原谅我，但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一个人如果被教育成了六亲不认，以“斗”为乐，甚至连生身父母都不认，那么这个人也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而这种教育实施者，无论他是谁，也绝对是另有企图，别有用心的。由此，也深深地感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是多么的正确！是多么的切中时弊！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了！

   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姐夫前去探视时，只见父亲和周荣鑫(原教育部长)都腰系草绳，迎着寒风伺候猪圈，六七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如此“改造”，真是今古奇观！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政治禁锢有所松动，但父亲在农场咯血不止，送回北京住院，已是癌症晚期，父亲强忍着癌症病痛的折磨，坚持在病榻上整理他的进一步简化汉字的研究成果，当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更加紧了整理手稿的速度，他在和死神争夺时间，终于在瞑目前写出了两叠汉字简化书稿交付家人，并叮嘱送至当时中央主管思想文化的姚文元参看，作为进一步简化汉字的参考和借鉴之用。父亲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写成的这套资料，是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他只想给后人多留些东西，使以后的研究者有所借鉴，少走弯路，为了进一步推行简化字的工作，他甘愿做铺路石子，这就是父亲的博大而高尚的情怀！

1972年6月21日父亲去世，时年67岁。

1973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当时的鲁迅研究室)根据鲁迅日记，寻找到父亲的住所——北京景山东街，求索鲁迅写给父亲的两封书信，此时，人去屋非，母亲向鲁迅博物馆赠送了两封书信原件，后收录于《鲁迅书信集》出版，刊登在《鲁迅书信集》下卷851页和951页上。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一百年前诞生的父亲似乎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好像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简化祖国的汉字而诞生的，非常巧合的是，就在父亲诞生后的第3年，即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论文，庶几可居公开倡导社会采用简化字的首创之功。正如浅翁先生著文所言：“‘五四’之后，钱玄同提出了削减汉字笔划的提案，登高一呼，影响至远。而蔡元培、鲁迅、胡适、张元济、高梦旦、陶行知等文化重镇，陈望道、沈兼士、赵元任、黎锦熙、杨树达、郑振铎、胡愈之、倪海曙等著名学人及也都曾‘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积极参与或支持中国汉字简化的社会活动。这些人不应被历史所遗忘。然而在回望中国汉字简化运动进程的时候，我们还应记住一个叫陈光尧（1906—1972）的人。时下，这个名字几乎要被人们淡忘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父亲为祖国的简字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词典》上却没有父亲的名字，人们似乎把他淡忘了，但这也正体现了父亲的崇高品格——“无心为优仕，安守淡泊旨”！（见父亲著：《三十言志诗》）

父亲的“减少汉字笔画，普及民众教育” 的夙愿支撑着他为简化汉字奔走呼号，奋斗不止，但在解放前，他的一腔热情和百倍努力只能成为泡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父亲的美好理想才得以实现，父亲的研究成果才得以推广，父亲的毕生心血才没有白费！现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哪个人不在使用他参与研究并制定的简化汉字呢？仅此一点，父亲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能否记住他这个人，父亲看得很淡，正如他在他的《三十言志诗》里所言：“意气贯六合，名利非所贪；深得穷通理，祸福互相含”。父亲虽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爱国情怀却始终如一，他没有利己的动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他始终恪守着自己的信念：只做生前事，不问身后名！我想，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所有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从屈原到杜甫、到苏轼、到陆游、到文天祥、到鲁迅…..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魂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历万劫而不灭，经千险而复生，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值得欣慰的是，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写来了贺信，对父亲做出了高度评价，称父亲等人是“上世纪前半世的改革前辈，至尊至佩。汉字简化，造福民众，……无论有何见解者均不足以略减光尧先生文字改革之逊色。”（见本栏目所载孙孚凌副主席的信）

父亲虽已离开我们34年了，但视简化字为生命的他，好像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每当我提笔书写时，每当我开卷阅读时，那方方正正的简化汉字就会跃入我的眼帘，父亲的音容笑貌也会随之浮现在面前，似乎在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虽然历经磨难，但却无怨无悔！是啊，父亲无悔的选择，无憾的人生，将永远激励我们直面生活，坦然前行！

父亲，我只想对您说一句话：您的生命因融入了简字之中而获得了永生！父亲，您听到了吗？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父亲——陈光尧先生！

                                                     2006年6月30日

http://ximozhaihualang.blog.hexun.com/8723419_d.html

追命

谢谢楼主！！！

是日已过

难得的资料啊。虽然，汉字简化功过难评，但是作为个人的想法与行动，应该支持。简化成为国家行为，则应慎而又慎。

罗东

感谢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