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奖学金，负笈西游。年底时，与余先生联系，乃与妻子冰梅和时在新泽西（New Jersey）工作的姐夫李鲁一起去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当时李鲁驾车，穿过林木蓊郁的美国东部乡间路，步入辟庐丛窈的余府，余先生余太太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余先生对国内的事情很关心，特别是时局的变化。但现在事隔二十年，内容已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余先生对于国内有人将他归入新儒家，很不以为然。我记得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诸如现在是“价值真空”等等。此外，余先生还问了我学业上的事，我对余先生说：“我不太喜欢国际事务，还是喜欢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的诗词等。”大约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离开。在车里，姐夫和妻子对我的“右倾教条主义”开始“清算”，说我“应该说喜欢思想史”，说我“错失良机”。
后来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与余先生时有联系。几年后，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199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又见了余先生，送了一本我刚完成的博士论文给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聊了很久。当时，正值钱锺书先生过世，余先生讲了不少与钱先生交往的旧事。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威斯康辛大学任客座助理教授，把自己的论文改写后，提交给了德国的华裔学志研究院（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到了威斯康辛以后，与余先生通话，余先生对我的论文夸奖了几句，并允予推荐。我后来到《华裔学志》去做访问研究，倒是忘了问主编和院长马雷凯神父（Professor Dr. Roman Malek），我的书的出版，是否因为余先生的推荐。不管怎么说，对于余先生的奖掖，我是心怀感激的。
2006年1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奖（John W.Kluge Prize in 2006）给余英时先生。该奖项是由克鲁格先生赞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颁发给人文学科领域中，诺贝尔奖所未覆盖的学科中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以肯定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终身成就。余英时先生是在前后三届获奖的五位学人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明报月刊》编辑陈芳女士于是要我对余先生作一访谈。2007年2月3日至4日，通过越洋电话，我对余先生进行了连续两日，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余先生一再强调，学者之名宜只入同时学人著作的脚注中，而不应见诸报端。所以只讨论学术问题，而不涉私人及其它。访谈中，余先生随感而发，引经据典，其记忆力之惊人，思想之深刻，让我感佩不已。我因就访谈记录作了一番整理，其中着重在就知见所及问及余先生关于他治学的途径、经历、方法和重点，以及他对学术、思想、人文等方面的看法等等。没有想到的是，访谈稿记录下来之后，竟有三万多字，《明报月刊》乃分五期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此即本书第一部分，《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发表于 2012-4-16 18:3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