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调元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观念保守，担心后起之秀张问陶取代自己在蜀中诗坛的地位，故意排斥张问陶，其《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诗作。其实，张问陶是天才卓厉、价重鸡林的大诗人、书画家，其实绩、地位、影响，远远超过了李调元；张问陶是古今公认的清代蜀中诗冠，真正的清代四川诗坛盟主。
清代四川地方诗人李调元撰《雨村诗话》，把当时乾嘉诗坛上的巴蜀诗人记录殆遍，为何唯独不录“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享誉全国的大诗人张问陶？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童山，清代四川罗江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官吏部主事、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兵备道。为蜀中怪才，编辑有《涵海》，撰有《童山诗集》、《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曲话》、《雨村剧话》、《雨村赋话》等。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清代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山东莱州知府。嘉庆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申时，病逝于苏州山塘街寓所，逾年归葬蜀中故里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问陶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
窦强《从李调元、张问陶关系看乾嘉四川诗坛的一桩公案》云：“李调元作《雨村诗话》（话今）十六卷补遗四卷，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巴蜀诗人，却不录名气、才气最大的张问陶；而张问陶《船山诗草》也难见与李调元唱和之作，这是颇为令人疑惑的。”（载《中国诗学》第十四辑）。
我认为《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诗歌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立场观点不同
张问陶具有民本思想，喊出了“宦海名场都领略，才知高雅是农夫”、“我爱寻常百姓家”，同情下层贫民，这是所有乾嘉诗人中所罕见的，这些民主思想火花，下启龚自珍和魏源等进步诗人和近代思想家。《船山诗草》中，有许多专门赞美劳动人民的诗篇，如采桑女、山民、羌族儿女、老僧、长年、佃户、老卒、秀才、田户、娼优、舆夫、店主、舟师等，在船山诗歌中均留下剪影。船山写了不少赞扬农民起义的诗作，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泛传天下，得老杜《诸将》之遗。“白莲都为美人开”，赞颂白莲教起义女首领王聪儿，很是大胆，其卓著之胆识，超越了当时所有诗人。
李调元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敌视农民起义。他认为农民起义军非“醇良”之民，被镇压是罪有应得。《雨村诗话》称台湾林爽文起义为“作乱”，起义军为“贼”。同时，李调元性格浮躁，乾隆四十二年（1777），京察时，被填入“浮躁”而谪官，乾隆亦批评李调元“气性不好”。后因获罪下狱，充军伊犁，化了二万两银子才赎还蜀中老家，但他结怨官府，欺压百姓，邻里关系极僵，家庭关系恶化，晚年还强行将其长子李朝础及养子逐出家门。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他还亲自跑了几百里到四川资阳县去追一个他家的佣人，把佣人抓回来治罪。他还多次向官府告发啯噜子，致使啯噜子死伤不少，对其恨之入骨。嘉庆五年（1800）四月，啯噜子宋士义等为报仇，把李调元的万卷楼一火烧了，也是事出有因。李调元在蜀中，正如朝鲜学者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载：“问：‘李雨邨尚在成都落拓否？’（纪晓岚）答：‘征歌选妓，玩水游山，兼作《诗话》若干卷，甚得意也。’”因此，李调元征歌选妓，游山玩水，花天酒地，憎恨农民起义，《雨村诗话》不录张船山盛传天下的《宝鸡题壁》等诗歌，亦就很好理解了。
二、诗学主张不同
张、李二人诗学主张、诗歌风格不同。张问陶是性灵派大师，与袁枚、赵翼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船山主张诗歌要独创，要有自我，要有真情，反对模仿。因此称“诗人原是有情人”（《题屠琴隖论诗图》其六）、“好鸟鸣春尚有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八），因为“有情”才能写出真诗，所谓“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寿徵》）是情与诗因果关系的生动说明。他还指出表现真性情是诗的本质，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写天真”（《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因为主情，故与袁枚一样批评肌理派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称“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论诗十二绝句》其八）。翁氏“误把抄书当作诗”（袁枚《仿元遗山论诗》），已远离诗抒情之正轨。船山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其三）又云：“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陈荫山舍人，限五古》）。船山于性灵特别强调“愧我性灵终是我”，这是同袁枚性灵说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一样张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为此船山宣称：“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兼呈吴谷人祭酒》）意谓诗人应该独抒性灵，自出机杼，诗中有人。为此又从反面强调：“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其七）所谓“诗中无我”即缺乏个性、因袭他人，清代乾嘉诗坛之拟古者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船山讥云：“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论诗十二绝句》其十），“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题屠琴隖论诗图》）矛头指向沈德潜、厉鹗这些规唐模宋者，并认为依傍门户是不会出人头地的。与模拟者相反，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船山亦云：“土饭尘羹忽崭新，犹人字字不犹人”，“《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论诗十二绝句》）所谓“斩新”、“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犹人”，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李调元思想保守，主张诗歌创作要“温柔敦厚”，与沈德潜接近，创新不彻底，他明确表示“余最不喜尖新”。道既不同，不相为谋，以故张、李二人无唱和。李调元《雨村诗话》亦不录张问陶诗，也就不奇怪了。
三、实绩地位不同
张问陶是清代乾嘉诗坛射雕手，是实绩卓著、地位崇隆、影响深远的一代诗宗。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云：“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谪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袁枚最推崇的四川诗人是张问陶，张问陶与袁枚相交，系洪亮吉所引荐。袁枚在答洪亮吉书中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未见耳!”袁枚读了《船山诗草》后，誉为“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又赞其为“倚天拔地之才”，并视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可谓推崇之至。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张问陶云：“所为诗、古文词，奇杰廉劲，一时名辈皆敛手下之……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 孙桐生是绵州人，与李调元系老乡（李系绵州罗江人），孙在编《国朝全蜀诗钞》时，只选李诗一卷，而张问陶独占六卷，占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孙犹感船山诗未全选入《国朝全蜀诗钞》而感到遗憾：“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孙氏介绍船山云：“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时人对船山有“青莲再世”、“太白少陵复出”之誉。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李调元在清代诗坛地位不高，时人及后世对他评价亦低。他是一个杂家、编辑家，类似明末冯梦龙，以编辑刻书为主，自身创作差，故清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李调元时云：“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本《国朝全蜀诗钞》卷十四评价李调元云：“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 李调元和其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号称绵州“三李”，清代著名学者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说：“近日绵州称三李，以墨庄(李鼎元)为最。”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罗江李雨村调元，著《词话》四卷。其于词用力颇浅，所论悉非探源，沾沾以校雠自喜，且时有剿说，更多错谬。”（卷三）。当代香港学者罗忼烈《李调元<雨村词话>可入笑林》云：“清人词话最浅陋空疏，又复强作解人，以致谬误百出者，莫过李调元之《雨村词话》。”(原载香港《大公报·艺林》新六〇二期)。因此，李调元不是一个优秀诗人，至多算二三流诗人，李调元未能进入《清史稿·文苑传》、《乾嘉诗坛点将录》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亦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如窦强《从李调元、张问陶关系看乾嘉四川诗坛的一桩公案》云：李调元撰《雨村诗话》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确立自己在四川诗坛的盟主地位。”“不过李调元的诗，未必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实际地位是远不及后起的张问陶的，这在当时及稍后即已有定评。”“张问陶更是全国性的诗人，绝不仅仅如李调元那样只坐稳在四川诗坛而已。”《乾嘉诗坛点将录》点张问陶为“青面兽”，位列天罡星第十八位，是乾嘉诗坛的大家。在船山逝世不久，他就被轻易地评定为清代巴蜀第一诗人了。“平允而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唯一一位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巴蜀诗人，而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所享誉的诗名，则大多是文人之间的应酬之辞。李调元未必不知道这个事实。”“李调元于乾隆五十年回蜀，至嘉庆七年殁，执掌四川诗坛十七载。而对巴蜀第一诗人张问陶的存在，他竟熟视无睹。他会不会把张问陶看做是对自己诗坛盟主地位的一大威胁，而有意加以排斥的呢？而张问陶往来巴蜀之间，也绝不见李，也极有可能不屑于李调元所谓的盟主地位。如此看来，《雨村诗话》不录张问陶及《船山诗草》不与李调元唱和，反而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载张伯伟、蒋寅主编《中国诗学》第十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综上所述，由于立场观点不同，诗学主张有别，加之李调元思想保守，性格偏激，心胸狭窄，怕后起之秀张问陶取代自己在四川诗坛的盟主地位，故意冷落排斥张问陶，在其所撰《雨村诗话》中，标榜自我，不录张问陶诗作。其实，“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立。”船山虽未入《雨村诗话》而自有面目，自有千秋！船山乃是公认的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四川诗坛真正的盟主。
[ 本帖最后由 慕陶 于 2011-2-22 12:01 编辑 ]
发表于 2011-2-21 12: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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