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伯奇故事演变考

李治

据史载，周宣王时名相尹吉甫有子名伯奇，受后母馋污，被其父放逐在野，此即孝子伯奇。另还有一噬人恶梦的食梦神，亦名伯奇。那么，在文献中就有两个系列的伯奇故事。这两个“伯奇”故事在历史流变过程中，是并行不悖，还是相互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本文即从此角度分析孝子伯奇形象经代的演变历程。

一 汉代孝子伯奇的形象

《诗经·小雅·六月》及宋代出土的“兮甲盘”，均是为赞颂周宣王名相尹吉甫而作。尹吉甫是中兴名臣，先秦文献中颂扬他的记载多见。不过，在后代的史籍中，流传有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冤屈其子伯奇，致使其流放在外，甚至死亡的故事。
孝子伯奇的故事在先秦流传不广，似乎有些蛛丝马迹，但也难以确定。《孟子·告子下》记载一段公孙丑与孟子关于《诗·小弁》的对话，公孙丑引高子的话认为《小弁》乃小人之诗。汉儒赵岐注云：“高子，齐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怨者，怨亲之过，故谓之小人。……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除此之外，赵歧还引《韩诗》认为，《王风·黍离》乃伯奇异母兄弟伯封因伯奇被逐后，怀念兄弟之谊而作。（《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817页）在赵歧看来，《诗经》中就有两首诗与伯奇有关。我们说这是难以确定的蛛丝马迹，是因为赵歧也是汉代人，且其认为的《小弁》、《黍离》的作者为伯奇、伯封，为《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所不从。如朱熹认为《小弁》乃幽王太子宜臼被废而作。（《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162页）。
相对于在先秦时期的隐晦，孝子伯奇故事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西汉《韩诗外传》曰：
伯奇孝而弃于亲，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于君。《诗》曰：“予慎无辜”。（许维遹撰《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09，257页）
伯奇孝顺父母，但是却遭到放逐，所以韩婴把他与仁慈而被亲弟所杀的鲁隐公，因有才干而被其兄长所杀的叔武，因忠心被纣王所杀的比干相提并论。事实上，孝子伯奇与忠孝大贤在汉代历史著作中并举的例子不胜枚举：
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汉书·中山靖王传》）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汉书·刘据传》）
是后所言益不用，丰复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弟而杀于兄。”（《汉书·诸葛丰传》）
哀哉！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汉书·冯奉世传》）
邹衍之冤，不过曾子、伯奇。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论衡·感虚》）
从上看来，与伯奇并举的有舜、比干、隐公、申生、叔武、屈原、曾子、邹衍等等。伯奇能与这些圣王明哲一起被举称，除均“命途多舛”外，还说明伯奇为一真实历史人物，且在史载中受到的是赞许与称颂，是道德的楷模。但是，我们从上述史料排列中，还难以确知伯奇故事的具体细节。
上引《论衡》把曾子与伯奇并举在一起，而曾子与伯奇的关系还见于《孔子家语》。曾参为避免后妻虐待己子，妻死后坚决不再娶，曾子曰：
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孔子家语》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伪书，但随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的出土，学术界虽仍有讨论，但基本上认为其不伪，所以其文献价值应受到重视。（王玉华《历代<孔子家语>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6期）若《孔子家语》真不伪，则其所记载伯奇之事，在时代上可能是最早的，也是最早明确谈到伯奇是因尹吉甫信任后妻的谗言，而遭到流放的。当然，若《孔子家语》涉伪，则记载此时最早的为《韩诗外传》，后世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315页）中载有多条汉代伯奇故事的资料，多宗韩诗，由此看来《韩诗外传》的记载对伯奇故事的形成于演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上《韩诗外传》、《汉书》、《论衡》中，基本上我们仅能知晓伯奇曾受冤屈；自《孔子家语》后，稍知其遭冤屈的缘由。其它的具体情况，仍难知晓。但核诸其它类文献，关于孝子伯奇的记载并非如此般简单，其故事的产生、演变，纷繁复杂。
《说苑》佚文载有一事：
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后母欲其子为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台视之。后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领之中，往过伯奇。伯奇往视，袖中杀蜂。王见，让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视，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见蜂，追之，已自投河中。
此处伯奇成了王之子，且有同父异母之弟——伯封。伯奇母早亡，后母想己之子伯封成为太子，利用伯奇的仁慈加以构陷，导致王对伯奇失去信任。相对于《汉书》等的记载，《说苑》的记载具体而详细。历史上，尹吉甫不可能是王，伯奇也不可能是太子，此处之王似应是伯奇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说苑》为刘向据皇家与民间书册整理而成，此故事很有可能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加以了改造。但是故事的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即伯奇遭到后母的冤屈，见疑于父亲。
与《说苑》类似的记载，还见于东汉末年蔡邕的《琴操》中：

    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后妻，乃谮于吉甫曰：“伯奇见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岂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楼察之。”妻乃取毒蜂，缀衣领，令伯奇掇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

《琴操》所载与《说苑》所载非常类似，可知《说苑》之王即是尹吉甫无疑。再如《古乐府解题》也有类似记载：“尹吉甫听其后妻之言，逐伯奇。伯奇编水荷而衣，采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伤无罪见放逐。”（《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16页）

上述记载虽大同，亦有小异。第一，《说苑》中伯奇投河自杀，《琴操》与《古乐府解题》中伯奇仅被放逐于野，并未死，且还自伤无罪。第二，《说苑》中伯奇似因其父责让而自出，尹吉甫知真相后，想追回，但其已自杀而死。后两则材料似未及此。记载的相异之处并非偶而为之，孝子伯奇的故事似总处在一个不断的演变中。

上曾谈到，赵歧认为《小弁》乃伯奇遭冤流放而作，若如《说苑》所载伯奇投河自杀，则决无作诗的可能。且在传世资料中，不仅《小弁》为伯奇所作，《履霜操》亦为伯奇所作。此诗云：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303页）

从这首诗表达的情感来看，与伯奇的遭遇和心境都十分相称，蔡邕也认为是伯奇所作，其云：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后妻，生子曰伯封，乃谮伯奇于吉甫，放之于野。伯奇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173页）

蔡邕除认为《履霜操》是伯奇所作外，还认为伯奇不仅没有投河自杀，而且还在周宣王出游时作歌自唱，最后感动宣王。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蔡邕，其前后两次谈到伯奇故事时，所传情节居然有如此的不同，前面在《琴操》中，只说伯奇放逐在野，此处却谈到伯奇在放逐过程的“生活情况”与“精神风貌”，甚至还能报仇。这种不同是蔡邕有意为之，还是伯奇故事本身的离奇复杂，不得不如此呢？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履霜操》悲戚回环，令人感动，符合伯奇放逐时的心理，蔡邕认为《履霜操》为伯奇所作，是可以理解的；且更早时，西汉的扬雄也作如此观。扬雄《琴清英》云：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唯念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扬雄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319、320页）
这里的“子安之操”或为《履霜操》，或内容近似之同类。伯奇衣苔带藻边走边歌，直投河中后“梦见水仙赐其美药”。在扬雄看来，伯奇投河自杀，其歌为魂灵所作所唱，此处伯奇形象与屈原何其相似！伯奇故事的多变多型，于此可见一斑。
伯奇到底有无作诗作歌呢？王充在《论衡·感虚》曰：“邹衍之冤，不过曾子、伯奇。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似认为伯奇有作歌之事。但是，其所作歌，是否真就是《小弁》、《履霜操》或《子安之操》，似乎仍难以确定。
综上所述，汉代孝子伯奇的形象，似乎可以分为两条线索，第一在正史中，如《汉书》，伯奇的故事较稳定，简单无奇；第二，在文人别集类著作中，伯奇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离奇，自刘向的《说苑》到扬雄的《琴清英》到蔡邕的《寝操》，故事趋于详细具体离奇，可以说孝子伯奇故事存在一个离奇化的趋势。到东汉末蔡邕时，伯奇不仅作歌自伤，且还感动周宣王，感悟尹吉甫，以致其父射杀后母，为己复仇，俨然一个因果报应故事。

二 魏晋南北朝时孝子伯奇的形象

东汉后，伯奇故事的离奇化趋势并未减弱。曹植《令禽恶鸟论》一文中，伯奇已化身为伯劳鸟。

国人有以伯劳鸟生献者，王召见之。……昔尹吉甫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俗传云：吉甫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异鸟鸣于桑，见其声嗷然。吉甫动心曰：“无乃伯奇乎?”鸟乃抚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顾谓曰：“伯奇，劳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言未卒，鸟寻声而栖于盖。归入门，集于井干之上，向室而号。吉甫命后妻载弩射之，遂射杀后妻以谢之。故俗恶伯劳之鸣，言所鸣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会为之说，令俗人恶之，而今普传恶之，斯实否也。（《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5页）

曹植所云“俗传”不知是何书，在此文中伯奇形象，似在扬雄与蔡邕所记的基础上，再神化之，由人变成魂灵，由魂灵变成恶鸟。可知魏晋时期，伯奇形象的演变已突破汉代形成的范围。两汉时，伯奇身附道德伦理的色彩较浓，大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供人哀怜同情的被冤屈孝子形象。但是，在《令禽恶鸟论》中，发泄冤伤之怨的伯奇，变成了嗷然悲切，降人厄运的恶鸟。《令禽恶鸟论》中所记伯奇复仇之事，较蔡邕所记，情节更加具体。蔡邕死时，曹植方生，时代稍近，伯奇故事的演变应无割断，或趋于加快。曹植此文，目的在批判伯劳鸟悲戚如撕的鸣声会给人间带来厄运，所鸣之家会有人死亡的观念，更批判孝子伯奇化身为恶鸟的观念。但这却证明了伯奇变为恶鸟的观念，在魏晋时流传已广。
孝子伯奇演化为伯劳鸟，或代表古人对伯奇冤情的一种同情，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死后变成鸳鸯般，只不过伯劳鸟为恶鸟，这或许更代表着对其冤情沉重的申诉。正史中伯奇的孝子形象，被文人别集中离奇化趋势所掩盖。因为，文人别集少了正统观念的规范，较能更好地反映民间习俗。
据赵超先生研究，现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北魏元谧石棺孝子图中，有幅关于伯奇的图画。其图为一个盛装女子跽坐于席上，前面有一圆壶，壶口有一蜷曲成螺旋状，头部向上的毒蛇。壶前面有一小儿与女子相向，跽坐于席上。在图旁有两题榜，一为“孝子伯奇耶（爷）父”，另一为“孝子伯奇母赫（吓）儿”。（ 《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赵超先生认为此图正与日本传《孝子传》相符，则盛装女子应为伯奇后母，前面的两小孩之一或为伯奇。题榜云“孝子伯奇母赫（吓）儿”，应该利用了传世伯奇遭后母冤屈的故事化约出来的。据该石棺墓志所载，此墓为北魏正光五年下葬（公元524年），伯奇故事已入墓葬棺雕画，说明孝子伯奇的故事已融为民间习俗的一部分。
赵超先生说上述伯奇图与日本《孝子传》相符，甚是。据日本学者研究日传《孝子传》有两个版本，最早者传自中国六朝时期。那么其《孝子传》或正反映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习俗。日本船桥本《孝子传》曰：
伯奇者，周丞相尹吉甫之子也。为人孝慈，未尝有恶。于时后母生一男，始生而憎伯奇。或取蛇入瓶，令赉伯奇遣小儿所。小儿见之，畏怖泣叫。后母语父曰：“伯奇常欲杀吾子，若君不知乎，往见畏物。父见瓶中，果而有蛇。
又日本阳明本《孝子传》云：
伯奇者，周丞相尹吉甫之子也。为人孝慈。而后母生一男，仍憎疾伯奇。乃取毒蛇，纳瓶中，呼伯奇将杀小儿戏。小儿畏蛇，便大惊叫。母语吉甫曰：“伯奇常欲杀我小儿，君若不信，试往其所看之。”果见伯奇在瓶蛇焉。
船桥本即为中国六朝时传入本，阳明本传自中国唐朝。此两《孝子传》中所记与瓶、蛇，正与上述伯奇图吻合，赵先生所言不虚。但与汉代文献明显有异，主要是伯奇后母不是用蜂而是用蛇来陷害他，故事情节也有异，如伯奇遭陷害的理由不是因“戏后母”而是“企图杀异母弟”。那么，石棺伯奇图与《孝子传》中伯奇故事，或可认作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伯奇故事版本。
再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羽篇》云：“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157页）用伯劳鸟栖息过的树枝鞭打孩子，能够让其早学会说话。这已是一种巫术行为。伯劳鸟的鸣声可致人于非命，其栖息过的树枝也有了神奇功能。可见，甚至到了唐代孝子伯奇故事的离奇化演变并未停止。
但是，对比魏晋南北朝与汉代伯奇形象，可以发现，在汉时，伯奇故事虽然有被离奇化的趋势，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被人同情哀怜的孝子形象，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到魏晋南北朝后，伯奇变成了伯劳恶鸟，与他有关的图画被刻在石棺，用来恐吓小孩，与伯奇一起被讲述的不再是毒蜂，而是更为冷峻的毒蛇，伯奇俨然处于“强者”的位置上。孝子伯奇故事的变异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综上，虽然在正史中伯奇还是一个纯粹的孝子，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鸮》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但是在正史之外，伯奇逐渐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了一种恶鸟，从“弱者”演变为“强者”。就目前资料来看，伯奇形象的大转变，以蔡邕与曹植的记载为关键。蔡邕记载的伯奇故事，上承汉代，最为具体，已然是一个因果报应故事；曹植的记载表明伯奇故事已成裂变之势，由人变成恶鸟。
孝子伯奇形象的演变原因，或许因其为名相尹吉甫之子，在史载中，古代明王圣哲及其子，被不断演绎，多不可数。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伯奇故事本身的特点，构成了被演绎的重要要素。总括上文，关于伯奇故事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字，谜、冤、情。
第一、谜。伯奇死还是未死，先秦文献中没有记载，西汉后的文献，更是驳杂互异。《汉书》、《论衡》，还有赵歧、蔡邕等认为其没有死，颜师古注《汉书·中山靖王胜传》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后母至孝。后母谮之于吉甫，吉甫欲杀之，伯奇乃亡走山林。”颜师古认为尹吉甫欲杀伯奇而非伯奇自己离家出走，但也未谈到其是生是死。《说苑》佚文与扬雄却认为其已投入河中，应已死。文献的矛盾处，形成了伯奇生死之谜。
第二、冤。身为孝子，却遭到后母的陷害，这是伯奇之冤。伯奇的故事除了关乎中国伦理“孝”的观念外，还与“红颜祸水”、争宠夺嫡等特具秘闻奇说色彩的故事情节有关。又，根据巫鸿先生《“私爱”与“公义”：汉代画像中的儿童图像》的研究得知，在父权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父亲对其遗孤的生命、财产能否得到保护有深切的担忧，忧及遗孤的后母能否持“公义”，这表明了古代中国对后母的不放心。（《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225—242页）这个“不放心”的心理，在孝子类画像石中表现尤其明显。那么，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伯奇故事有意无意的被演绎，在所难免。

第三、情。作《离骚》的屈原，在无数的记载中，为一个憔悴的老人在汨罗江畔穿荷戴兰，边走边歌，形成了一个绚丽悲壮的历史画面。同样伯奇的故事与屈原有些暗合之处。例如，伯奇作《小弁》、《履霜操》等哀怨悲戚诗歌，虽从以上考证来看，还不能断言其真假，但有此传说就足可以在伯奇身上演绎出异样故事。伯奇之情，不仅为其忠诚的孝子之亲情，还有其悲愤之冤情，以及在著述家心中产生的同情。所有的这些情，足以让后世人产生瑰丽悲戚的想象。

三 孝子伯奇与食梦神

   如上所论，孝子伯奇故事的演变，已有较为清晰脉络。正史中坚持其为一纯然孝子，但在正史之外，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变为伯劳恶鸟。此种演变缘由，有伯奇故事本身具有离奇被演绎的因素，以及文人的瑰丽想象。从石棺上刻有“孝子伯奇母赫儿”等语看，演变中的孝子伯奇形象，或许更接近一般百姓对伯奇的理解与想象，所以流传更广。伯奇故事的演变正如顾颉刚先生讨论的孟姜女故事一样，应是古代传说故事演绎中的范例。
    最后，在文献记载中，除了孝子伯奇外，还有一个伯奇在文献中被经常提到，即大傩礼中的食梦神伯奇。
《续汉书·礼仪志》载曰：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黄门令奏曰：“伥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伥子和，曰：“甲作食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849.png，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
大傩礼为国之大礼，在汉代皇帝也得参加。大傩礼外，伯奇食梦，又见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梦》篇。据甲种《日书》，人作噩梦醒后祷告曰：“皋！敢告尔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026.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625.png。某，有恶梦，走归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85.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0669.png之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253.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18.png强饮强食，赐某大富。”（《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210页）乙种《日书·梦》中“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5747.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008.png”作“宛奇”，其它内容非常相似。高国藩先生对比《梦》篇与敦煌本《白泽精怪图》，发现二者的内容亦非常相似，仅对应“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502.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853.png”的地方作“伯奇”。 （《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355页）刘乐贤先生认为，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774.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489.png、宛奇、伯奇三者为一，应为不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217页）
那么孝子伯奇与食梦神有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前面讨论孝子伯奇时，已论到在两汉代时代，孝子伯奇的故事虽有被演绎的成分，但并未被神化。而食梦神伯奇，在秦简与关于《续汉书·礼仪志》中，与穷奇、强梁等恶类一起被并举，说明在先秦时期已经是一个吞噬恶梦的神形象。那么，因形象上的时代性错位，食梦神伯奇与孝子伯奇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不可混淆。
总之，在文献记载中有两个系列的伯奇故事，即孝子伯奇与食梦神伯奇。孝子伯奇，在正史中，纯粹为孝子，与舜、文王、屈原等一起被赞许，其形象变化不大。在正史之外的文人别集，及民间风俗习惯中，自刘向《说苑》开始，逐渐被演绎，故事情节越来越详细，形象越来越离奇，最终在魏晋南北朝时演变为的伯劳恶鸟。大傩神伯奇，即是食梦神，在《通典·军礼》、《新唐书》、《广东新语》等文献中一直较为稳定地流传，与孝子伯奇故事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