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應音義》引《國語》例辨正四則（一）

小蒙蒙斋

《玄應音義》引《國語》例辨正四則（一）

《國語》流傳至今，各本文字歧異較多，有必要進行梳理研究，而對元代以前小學要籍引《國語》例進行研究可以窺知《國語》明道、公序版本之外的版本面貌並且可以對今傳《國語》各本文字有一定的匡正作用。另外，梳理小學要籍引例本身實際上對小學要籍的進一步整理研究也不無裨益。
《玄應音義》，又名《一切經音義》、《衆經音義》，唐釋玄應撰。海内久不傳，孫星衍等自佛藏中發現，與莊炘、洪亮吉、錢坫合校並加補正刊行，有乾隆五十一年莊炘刻本，實即清乾隆丙午（1751）咸寧縣署刻本，前有莊炘所撰之序，提及：“吾師鎮洋畢公（畢沅）撫陝右時，幕府多魁閎寬通之士，若嘉定錢君坫、歙縣程君敦、同理洪君亮吉、孫君星衍，俱深通六書，與予同志。予校此書，頗引經典字書，祛其所蔽，諸君與有力焉。”[1]此本爲《續修四庫全書》收錄，本文所據者即是此本。根據徐時儀先生《玄應〈衆經音義〉研究》第二章“版本研究”，《玄應音義》有釋藏本、順治十八年本、乾隆五十一年莊炘據西安大興善寺明南藏重雕本、阮元《宛委別藏》本、羅振玉藏宋紹興福州開元禪寺藏本、敦煌寫本殘卷、北京福州東禪寺及開元寺藏經本等[2]，另有道光乙巳（1845）海山仙館叢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續修四庫全書》即收錄海山仙館叢書本。根據王國維《觀堂題跋選錄》[3]，王國維尚見羅振玉藏宋福州藏本，並云尚有徑山藏本、紹興補刊本等，皆希見。
前人對於《玄應音義》引《國語》舊注（實即賈逵注）已經做過一些工作。汪遠孫做《國語三君注輯存》時就已經利用了《玄應音義》以及其他佛經音義的材料，馬國翰在汪遠孫的基礎上有所補葺。近代學者劉師蒼曾經就《慧琳音義》輯有《〈國語〉賈景伯注》一卷，由於夭折，由劉師培成之，並不傳，唯劉師培〈國語賈注補輯自序〉存世[4]。徐時儀先生《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本文簡稱“徐校”）於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書搜集衆本，以校《玄應音義》、《慧琳音義》與《希麟音義》，因本文在初步撰成之後纔得到徐書，故將徐校作為一種參照本，凡徐氏校本正文與本文所用本引例同者，徑直云“徐校同”，徐氏校記有可補者則曰“徐出校云”。又瀚堂典藏收有金瀚堂典藏收有金剛寺藏玄應撰一切經音義、西方寺藏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七寺藏玄應撰一切經音義，謹據以對校，簡稱“金剛藏”、“西方藏”、“七寺藏”[5]。經統計，《玄應音義》引《國語》例共42處，今擇其中4條以就正於方家長者。
1．兵革：《國語》：定三革。（卷一，頁一五，第10頁）
[按]本條出《齊語》，徐校同，西方藏、金剛藏、七寺藏並無《國語》引文，今傳《國語》各本同。《玄應音義》引賈逵注云：“甲胄者，三也。”“者”字誤，汪遠孫《三君注輯存》、馬國翰《國語賈景伯注》已正作“盾”。韋注與賈同，並以說云“三革，甲、楯、鼓”爲非。“三革”先秦傳世文獻凡3見，即《國語·齊語》、《管子·小匡》、《荀子·儒效》各1，並作“定三革”結構且語境相同。郭沫若《管子集校》引戴望云：“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6]杨倞注：“三革，犀也，兕也，牛也。”尹知章注：“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漢語大詞典》收錄“三革”詞條襍合韋注、楊注爲訓。根據考古發掘資料，目前還沒有出土皮革製的冑，銅冑、鉄冑很是普遍，而皮甲則最爲普遍。實際上這裏的“三革”應當如《考工記》或楊倞之說爲三種不同的皮革，不必解作“甲胄盾”或其他確定的防禦工具。春秋戰國時代對皮革已經相當講究，《考工記》云：“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視其鑽空，欲其惌也。視其裏，欲其易也。視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視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視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視其裏而易。則材更也。視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而對製盾、製冑則未有記載。後世《國語》研究俱從韋注而《荀子》研究俱從楊注，董增齡《國語正義》引《考工記》、楊注並加案云：“定六年《傳》宋樂祁獻趙氏楊楯六十，則楯以木爲之，非革也，楊注之說得之。”汪遠孫《國語發正》亦云“當以荀子注爲是”。李少一、劉旭提出春秋時期製造皮甲的三種皮革爲犀牛皮（犀革）、水牛皮（兕革）和鯊魚皮（鮫革）[7]，雖與楊說稍異，足證三革是指三種製造鎧甲的皮革而非甲胄盾等。又“定”，韋注云：“定，奠也。”“奠”亦訓作“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孔傳：“奠，定也。”是韋同義爲訓。董增齡《國語正義》引楊倞注云：“定，息也。”又《宋書》卷二○引王粲《魏俞兒舞歌》云：“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亦可證“定”、“奠”實爲“息”義。

[1]本條資料由廣西大學文新學院副教授蕭瑜博士提供，特此致謝。又清人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云：“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終南太乙山釋氏爲之序，稱‘大唐衆經音義’，存釋藏中。乾隆間，任禮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孫觀察星衍集《倉頡篇》，始采及此書。五十一年，武進莊君炘宰咸寧，從大興善寺得善本，乃刊行……助之校勘者，則嘉定錢君坫、歙縣程君敦、同里洪君亮吉、孫君星衍也。”（竇水勇點校，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第8、第9頁）正言此本始末。

[2]徐時儀：《玄應〈衆經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35-第44頁。徐先生另有一篇論文《玄應〈衆經音義〉的成書和版本流傳考探》亦可參證，該文刊發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第4期，第1-6頁。

[3]王國維：《觀堂題跋選錄》，《王國維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第269-第271頁。

[4]按：關於劉師蒼輯錄賈逵注一事，見劉師培《國語賈注補輯自序》所敍，並見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爲核心》一書後附《劉師培學譜簡編·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師蒼……尤熟於《元秘史》和歷代西域輿地，著有《國語注補輯》、《元代帝王世系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199頁。）劉文見於《左盦集》卷二，《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民國廿五年本， 第1220頁-第1222頁。

[5]瀚堂典藏，http://www.hytung.cn/Default.aspx。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582頁。

[7]李少一、劉旭：《干戈春秋——中國古代兵器史話》，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 第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