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读书札记

阿史

告别祖荫
——农村家庭中个人生活的流变

笔者在前一段时间里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阎云翔教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有简译为《变革》。出于对题目的好奇便大体翻阅了一下。下面简要地谈谈笔者的收获。

阎云翔教授于1954年出生，后因为政治原因及个人品性，于1971年以盲流的身份插入到位于哈尔滨南面50公里的下岬村，务农7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获得北大中文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年赴美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曾师从张光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7年受聘于该校社会学系紫江讲座教授，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而本书是作者在历经十五年的田野调查后，继《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的又一力作。本书获得2005年的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图书奖。

全书由导论、八个章节和结论构成，全书300页左右。
在导论中，作者论述了当前的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概括地论述了当前研究中国家庭的合作社模式及其存在的缺憾，从而提出了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同时还谈到了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下岬村的政治经济体制、宗族组织（公共生活）和社会网络，即纵观考察了下岬村这一本土到的世界的变化。具体到当地就是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公共生活和亲缘结构和社会关系。
第二章主要论及私人生活的浪漫序曲，即下岬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在第一节中阐述了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在后面的三节之中叙述了1946-1962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倾向、1963-1983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的爱情和1984到九十年代末的择偶的变化。接着的两节写介绍型婚姻的爱情和从自主到浪漫，即择偶的关键从过去父母的包办到个人对爱情的体验。
第三章则具体研究了只一个转变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如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作者回溯到集体化时代的订婚习俗和当时给准结婚双方的时空间及其他们在这期间能够做些什么和这些对将来夫妻生活的意义何在，此节的重点在考察婚前性关系的日益增多及其影响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变化过程。第二节和四节则论述了当地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爱情的语言和姿态还有当地人爱情的表达问题。三、五节则写了择偶理想的变化和择偶中的浪漫革命。通过这两章的论述，他呼吁学界应该对农民的情感生活倾注更多的精力，因为他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了农民并不是象人们常说的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谈情说爱，他们也有自己的恋爱欲求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第四章则刻画了家庭关系的结构变化，主要是家庭之中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的地位的变化，而综观作者的呈现，主要的趋势是父子关系在家庭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夫妻关系，即纵向关系让位于横向关系。换言之，就是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的重要性的增长。而夫妻关系的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大的转折点。在一、六节中总论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二到四节中则考量了夫妻间的关系和爱情以及家庭分工和家庭决策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而这在为后面的新的生育观和不同的人对孝道的看法又埋下了伏笔，使得后面的论述变得自然流畅。而随着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的地位的变化使得大家庭的民主化进程有了进展。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私人生活与家居环境的变化。，因为新的家居环境的变化和不同的布局体现了人们人生理念和社会原则的变化。这在第五节的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便有较为精辟的议论。一、二节写的是老宅子的空间安排和80年代以来的房子装修热，作者深入地探讨了这其中的深刻社会原因。因为经过装修的房间的一个主要的差别是出现了用于接待来宾的具有半公开半排斥的客厅。同时卧室的增多使得夫妻间、父辈与后辈的都开始有了更多的秘密和隐私。所以在第三、四节论述了内外之别和家庭隐私权，还有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家庭的隐私和个人的隐私备受重视，从而改变了过去家庭内部的关系。
第六章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及其在彩礼上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一、二节主要研究了当地存在的提早分家的现象和新的分家方式及其影响，作者借用他人的概念，称之为“系列分家”。第三到五节则阐明了结婚时节的彩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流变：彩礼与遗产的预支、彩礼支配的变化和新娘在彩礼支配中的作用。（由于新的支配方式、彩礼内容的变化和新婚夫妇过早的提前单过）彩礼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双方父母用来保证新娘出嫁或者是监利亲戚关系的手段；彩礼干折变成了新浪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的一种方法（Goody如是说）。换言之，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的新途径。（P175）这便道出了第六节的结论：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就可以引到第七节：个人权力的上升和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着力考察了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45岁以上的父母中对老年境况的重重忧虑。而在养老机制本身就不发达和健全的中国，出于社会发展末端的中国农村的养老情况更是令人堪忧。传统的养老机制是孝道，该章便讨论了老人赡养和孝道的衰落。第一节大体上呈现了当地的老人生活情状。二、三节则分析了虐待老人和代际冲突及其原因，作者的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新的逻辑导致了双方不同的价值理念。年轻一代更加重视代际的互惠，更多地注意父母给予他们的物质利益，尤其是在分家立户之时。同时不再把生育孩子看得十分神圣，认为孩子对于出生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一旦生下他就有有一种天然的义务来养育他。因为孩子往往是爱情的产物。而父母一代则认为生育了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恩情，是孩子永远无法偿清的，所以孩子要顺从父母、赡养父母。鉴于此，许多的父母就会为自己的老年考虑，父母防老的措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传统的孝道几近崩溃。而六自九节便从另外的的角度来探究农村老人赡养危机的原因。六节：无效的法律和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新婚姻法里面的某些规定是矛盾的。该法之中既规定养老是公民的义务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性别还是年龄都一律平等。（P202）同时国家大力批判传统的孝道而出台的各项措施基本上没有改变传统养老的传统。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后，异质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涌入，导致了人们对公众生活和别人生活的淡漠，使得整个公众舆论在这一块也变得相对的沉默（第七节）。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国门的敞开和集体化时代的终结，国家力量迅速从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的迅速撤出，使得社会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激进的毛泽东时代道德价值观），从而也便出现了信仰世界的倒塌（第八节），经济剥夺和无情的市场逻辑（第九节）正是产生这些裂变的直接原因。通言之，就是在国家强力迅速撤出后，形成了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真空，而在这一真空之中，出现了三种力量角逐的局面（似乎在具体的私人生活之中，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道德观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在集体化时代被压制但未消灭的价值理念的回流，激进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残留（实际上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仍是主流）新兴的市场经济和以全球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涌入。（P253/P260）
第八章则言及了新型的生育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生育文化本身的重要性，同时还研讨了人口政策。一节写到国家计划生育20年，第二节便自然过渡到下岬村民的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正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后，当地出现了新的生育文化或者说生育观。当然新的生育观的出现是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便引出了下面的几节。四节的性别因素：其子地位上升的影响和第五节社区因素:村风因素。而这些因素在长期的影响下，计划生育从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转变为村民自发的计划生育观。
在结论之中，作者主要论述了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全书的行文历程，得出家庭的私人化（一节），扣题。在第二节中分析了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而在第三节则较为详细地剖析了当地年轻人的情感、欲望和消费需求。在第四节之中，为读者呈现作者因长年田野调查和深刻的理论分析而发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一是，国家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二是，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对地方社会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三是，村民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发展主要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视对公众和他人的义务与责任，遂变成武功的的个人。第五节主要介绍了国家作用的争论，第六节则阐述了个人的崛起和国家的关系。

对于一本能够荣膺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图书奖的著作来说，它定有许多的可取之处。因为该奖的起码标准是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发给两部著作（早年曾发过三部）。对于纳入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的书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在本书的“中国乡村研究专著些列丛书”总序中，黄宗智写到：本专著系列，从国内外的研究中择优出版。学术专著是建筑一门学问的基本砖石。高水平的专著既要有新的实证贡献，也应从其中提炼新的分析概念。实证研究和理论概念的融合与积累，而非时尚模式、意识形态的引用或者简单的经验研究积累，才是提高一门学问的正确途径。
“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公共领域集体利益相比，本书更加凸显对个体权益、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种种表现、心理过程、个人关系的探讨思索，从这一角度看本书可称得上是一部拓荒之作。”[①]
赵玉燕也出类似观点。[②]
针对书中的生动的言语，贺仲明也给予了相当的评价。[③]
笔者因为见识浅薄，无法在各位大家的基础上谈谈它的贡献，便只从该书中所言及的来略略谈一谈。
正如作者在前言第9页说道，以前对中国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大量著作，、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注重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却很少涉及到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同时在接下来的一页他也论述道，尽管研究中国家庭有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但是无论根据这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个人都不在关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情感生活基本上被忽略不提。所以，从这点上看，作者的立题和独特的视角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点。将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和文学、历史学结合，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作者在文中涉及到最多的是对合作社模式的不足的揭示和对其的补充。在正文第9页写到，作者经过十几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合作社模式无法解释家庭生活——尤其是当代贾天天生活——一些极为重要的领域。而这便引发了后面作者呼吁构建新的研究模式，作者称之为私人家庭模式（P17）。同时作者受到Kleinman夫妇理论的启发，在书中将私人生活看着一个道德过程，这一过程是存在于地方到的世界之中的人际间相互关系与交流，因为人嘛并不总是将家庭放在个人之上，研究家庭的新的重心也应该是个人的生活体验。而这一点也为合作社模式所忽略，因此它应该是关于私人生活的新理论的出发点。在P247，作者论述道，受合作社模式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或者说至少可以推导出：中国的农民是纯粹理性、非常讲究实在的人。但是作者的研究表明，只有超越这种模式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农民的私人生活。在P249，写到：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讨论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如何使家庭成员发展家庭经济，却基本没有谁去研究农村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是如何影响了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这又是合作社模式在学术上造成的又一处空白。
同时作者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本书是作者在中国家庭和私人生活的过程中采用个人中心民族志发放的尝试。
在许多的问题上，作者独具慧眼，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在二、三章之中用生动的笔调记录了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农民的情感生活的丰富多彩，倡议学界对农民的情感生活要多加注重。相佐的是它在P93质疑了“中国农民不能够表达感情——包括最细腻的爱情”。
在此同时，作者也对经济模式提出了疑问，正如在P176论及的提早分家对双方（父母所在的大家，夫妻新家）都不利；还有后来的许多家庭不顾经济状况而硬求生育男孩。
该书另外一个学术亮点就是对外嫁女儿与娘家的亲密关系的考究（Judd在1998年的研究是个例外），而且村民自己也忽略了这一点（P199）。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经过自己的调查也纠正了一些前人存在的认知误区：在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孝道、父权以及传统的家庭价值观都受到批判，老人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同时也对学术界那种认为市场化改革和家庭小农经济的恢复将导致父权与族权的恢复的理论。（P202）
与过去有关中国家庭的研究不同，本书特别强调在家庭的变迁之中个人的因素的日趋重要。这本身就是对学界的有关研究的有益补充。（P239）
作者并没有把下岬村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来写，但是不可否认认的是，当代中国的农村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对下岬村的研究之所以具有；理论意义，不在于这一研究记载了当地的发展历史，而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P241）
在P253中，作者修正了Davis和Harrel的“80年代国家爱干预的减少有可能导致在毛泽东时代被压制但是没有被消灭的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回潮”，作者认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在国家干预减少之后，国家原来开拓的空间并不一定只是由传统的价值观来填补。相反，新兴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以及基金的社会主义留下来的影响等种种因都会与传统价值观争夺空间。关键在于普通人在新的经济体制和公众生活的框架下如何应付这种种因素。（P253）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会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是致命的缺憾。这本书也是难以免俗，几家颂歌几家驳。
陈柏峰认为作者宏观上现代性框架太重（意味着他未能站在中国村庄主位的立场上），没有深入乡村生活的逻辑中展开对私人生活变迁的研究，从而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④]
与此同时，陈柏峰完全质疑外国的各种图书奖，他直言：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主要目的是向美国政府和社会回答“共产党中国的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乡村”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就事论事，笔者对这样的评价不置可否。
而上文所提到的贺仲明对该书提出了重大的质疑，可以说将这本书驳得体无完肤。他在《学科的界限与本土的距离》一文之中批驳道：本文的确在方法上创新，但是创新并不等于成功。一是超越了学科必要的界限，在论证的典型性和科学性上存在一定的疑问。他主要指出阎云翔教授在该书中的人类学和文学的界限和尺度没有把握恰当，在书中运用了过的文学手段，尤其是在地二三章中，写到村民的感情生活的变化，因为感情这种东西是难以把握和描述，对它的刻画在精确性和科学性上都存在相当大的疑问。而这两章又恰恰是该书的比较有特色和创新的地方。二是在文化立场上依然与中国的乡村存在相当的差距。该著并不是将研究真正建立在村民自我主体上的深层认知上，不是建立在乡村自身问题的自觉上。同时在该书的论述中存在明显的文化先导色彩。贺仲明认为阎云翔教授简单地把私人生活的变革归因于外在的政治原因是极为不妥的，因为乡村私人生活的变革尤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与乡村自身的文化要求和经济变化等诸多因素有深刻关系。
徐峰华则对该书的研究的例子是或否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⑤]
笔者由于对相关的学术前沿了解甚少无法站在那样的高度拥有那样的视角来审视这本书，仅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两点疑问。一是，讲到私人生活的变革，这的确最明显的阶段是建国之后，国家的一系列的、大范围的、深层次的、疾风骤雨式的政策指导下的各种运动和变革催生的。土地改革、《婚姻法》、人民公社、集体化、“文革”、改革开放等等都影响到每个国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纵观本书，对国家政策和措施，以及当时的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件、大政策、大运动等的记叙少之又少。换言之，对国家层面的关注度严重不够，对个案的研究深入，但是对大的环境或者说宏观的阐述不足。二是作者把今日的养老危机归结为孝道和传统养老机制从50年代到90年代不断受到批判而逐渐衰落和崩溃。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因为当代的养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今的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趋向的加重。
同时还有一个期盼：作者在P75论述到国家的职能由家长式管理到纯粹的只管收税，不问民生。这其中就包含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干预的减少。随着时代的变化，今日的政府不但不再对农民征收税务，反而给予相当数量的各种补贴，国家政权的职能又有所回扩。所以笔者期盼作者在他的后继之作中会有所修正。
但总体上说来，这本书开拓了新境界，很值一读，是一部研究当代中国史和社会史（兼及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学）的案头读物。

行文至此，以其2005年列文森图书奖的奖辞结尾：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学者研究过的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某个农村里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回到那里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他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副关于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从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①] 李华《农民私人生活变奏曲——﹤变革﹥述评》载于《民俗研究》2008年3期

[②] 参见赵玉燕《细微处显大义，婉转间有洞天——读﹤变革﹥》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1期

[③] 贺仲明《学科的界限与本土的距离——评阎云翔﹤变革﹥》载于《文艺研究》2007年1期

[④] 陈柏峰《现代性、村庄与私人生活——评阎云翔﹤变革﹥》载于《学术界》2006年4期

[⑤] 徐峰华《中国农民生活50年写真》载于《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