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建国神话的来源（二）

边疆研究者

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的来源，以往学者进行过较多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源出于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的如下传说：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収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1]

这一传说也见于《魏略》，载于裴松之（372－451）为《三国志》做的注释中。东汉王充生活在公元27年至约公元97年，有学者认为《论衡·吉验篇》大约成书在公元89年。[2]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认识。
将《论衡·吉验篇》所载神话和《好太王碑》、《魏书》记载的神话相比较，应该说其基本情节是相同的，但也存在着差异，主要是：（1）主人公的名字为东明；（2）主人公的母亲为北夷橐离国王侍婢，非“河伯女”；（3）主人公建立的是“夫余国”而非高句丽，是先有橐离国后有夫余国。关于东明，《梁书·东夷传》用的也是东明而非朱蒙，东明即朱蒙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所以似乎已经不是问题，最大的差异是后两点。由橐离国王侍婢发展到河伯女，显然是经过后人加工的结果，而对于是建立高句丽还是建立夫余，或者说此橐离国是否即是指高句丽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传说的内容看，夫余国是由橐离国分离而出，与现今学者普遍认为的高句丽国是夫余王子所建的观点存在较大矛盾，故橐离并非高句丽。但也有学者认为橐离国即高句丽。曹德全先生曾经对上述差异做过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上述传说是收集来的民间传说，“给他（作者王充——引者注）讲东明建国传说的人曾经到过高句丽，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戍边回乡的士兵或官吏……是讲者疏忽，或者是记者大意”，进而推断“《论衡》所记的这个神话故事的开头漏掉了一句话‘其王来自夫余’，而结尾的‘夫余’应改为‘橐离’”。[3]应该说将“橐离”认同为“高丽”，并将上述传说做如是改动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尽管《后汉书》将这一神话传说纳入到了《夫余传》中，显见作者并不认同这一传说是属于高句丽人的传说，而认为是夫余人的传说，但是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者朱蒙是夫余王子，所以将这一传说误记为夫余传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尽管我们现在还难以找到《论衡·吉验篇》所载神话与《好太王碑》、《魏书》记载的高句丽建国神话之间关系的确切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基本情节在东汉时期即已经出现在东北地区，并流传到了中原地区。考虑到高句丽政权的创建者朱蒙是夫余王子，而高句丽王族乃至高句丽政权的核心部族来源于夫余，笔者倾向于认同这一传说就是高句丽人创造的建国神话，理由是如果这一传说不是高句丽人创造的而是夫余人的传说，那么高句丽王庭也不会将其完全继承下来，并刻入颂扬先王政绩的《好太王碑》。
从高句丽建国神话传说的发展看，是先有了《论衡·吉验篇》所载神话，之后才有了《好太王碑》、《魏书》所记载的版本，最后才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版本；从内容上看，《论衡·吉验篇》所载传说最简单，[4]至《魏书·高句丽传》所载传说，内容则丰满了许多，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般而言，传说在最初创造时期是最不完善的，其后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人们不断进行加工，内容与情节才会不断完善起来。也就是说，就学术价值而言，晚出的传说应该是最不可靠的，因为其混入了许多后人附加的内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高句丽建国传说即是如此，一方面，这一传说已经和最初的传说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多出的内容自然是后人附加的，另一方面《三国史记》成书于高句丽政权灭亡数百年之后，增加的这些内容自然也不会是高句丽人的杰作，是作者金富轼综合各种传说加工而成的可能性较大。

[1] 参见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2] 参见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页。

[3]曹德全：《高句丽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2页。

[4] 《好太王碑》的记载虽然字数最少，但应该不是最简单的版本，原因是受到了字数容量的限制，它应该是对《魏书·高句丽传》建国传说的浓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