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老子之三--老子的辯證思維

bamushan

老子的辩证思维老子的哲学富有辩证意味，如无为而无不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最典型的是关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用了三个具体实例：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老子所论有与无的辩证关系，非常深刻。有与无，本来是不可分开的，二者各有不同的用途，合起来又有新的用途。一般人只注意有的作用，而忽略了无的作用。老子特别强调无的作用，正是对这种片面性进行纠偏。
古代的车轮，是由车辐条聚集到车轴上，再与车轮外圈联系起来而形成的。车辐车轴车圈，都是可见的，老子把它们归为有。在车辐条与车轴车圈之间，则是空虚的，与有相对，这就是无。老子把这个空虚的无，也看作车轮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有是同等的。只看到车辐等物的有，还没有见到车轮的全部，还应该包括车轮中的空虚部分，即无的部分。其余关于室与器的例子，也是说明同样的道理。
有与无，是任何一个事物都必须具备的两个部分，有可见，故为人所重视，无不可见，故为人所忽视。这就不合乎辩证观点。老子把可见的有与不可见的无，一视同仁地加以对待，这种整体观念体现了辩证精神，由此就能认识有与无在事物中的不同作用。所以老子提出：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利是用的基础，有了利才能让用得到实现，可知用是利的目的。若只有利而没有用，这个利就毫无意义。二者相合共同为用，才使事物得以发挥不同的用途。这说明了无在有无之中起主导作用，同时，无也不能缺少有。老子虽然强调无，但没有完全抹杀有。所以说老子论有与无，是辩证思维。
老子的辩证思维，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反向思维的辩证思路。他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人世间的事多种多样，人们喜欢追求美与善，而厌恶丑与恶。然而恶总是挥之不去，而美总是求之不得，这是一个难题。不过若按老子的辩证思维，则不会成为问题：他不是要人直接去求美与善，而是让人懂得美善与丑恶，本来就不可分离。
知道了美之所以为美，则丑、恶就会在与美、善的对比下，显出与美、善的不同。能分清什么是丑、恶，则不会再去做丑、恶之事，这样人们就能达到美与善。不仅美善与丑恶可以如此处理，还有不少事情可以按照这种辩证思维进行处理，如：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低，音与声，前与后。只要是成对的事情，都要从人们习惯思维的相反方向入手，然后才有可能到达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就是老子充满辩证精神的反向思维。
反向思维自有它的道理，因为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事物的两个方面本来就是相通的，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转化的，所以根据反向思维而从反向入手，就能顺着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走到反向的反面，也就是正面。基于这种辩证的反向思维，老子认为：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老子的圣人，治国的目标是有为，即治理好国家或天下。为达到这个目标，按照老子的思路，不能直接从有为入手，如象孔子那样要人克己复礼，而要实行无为之治，行不言之教。这就像天地为万物生长提供自然的环境，然后就不管万物如何生长与变化了。结果，万物自然都会在天地提供的环境中，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与变化，由此构成天地间万物茂盛的局面。天地使万物能够顺利生长，这是天地对万物的最大之功，但天地并不以此为己功。虽然天地不居功，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去天地的这个大功。
老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就叫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天地能对万物如此，所以它能永远成为万物生长之母，这个大功，永远都不会失去。圣人按照道的精神行事，所以如天地对待万物一样来对待天下的民众，所以圣人治国治天下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之治，行不言之教。
圣人的无为之治，不言之教，不是放弃治理国家天下，不是放弃教导民众，而是让民众与天下在自然的状态下各尽其天性，各奋其天职，互不干涉，共同生存与发展。如果各行各业的民众，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生产，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尽心尽力地努力。如此持续下去，他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整个天下就会富足太平。这才是圣人的最终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不是由圣人直接指挥民众如何生产生活，而是根本不用过问民众的生活与生产。这看来很矛盾，但从事理上说，反而是合乎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但历代帝王都不能认识到这一巧妙途径，而是致力于做民众的指导者，恨不得天下的事全由自己安排，然后让民众全都按照自己的安排进行生产与生活。他们自以为只有自己是最聪明的，实际上这种人是最愚蠢的。因为他不可能对天下的事都熟悉而精通，那些自以为是的安排，实际上是瞎指挥。而民众对这种瞎指挥，又无可奈何，于是帝王的安排就干扰和破坏了民众的生活与生产，久而久之，天下民众不能富足，社会动荡不安，最终也使帝王的王朝不得不走向灭亡。
反向思维的核心，老子说得非常简捷：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又说：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反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价值取向与众相反，一是指事物向反面发展，也就是“至极则反”。此二层意思又相互关联。因为事物总是到达极点后就向反面发展，众人只知事物的单方向发展，不懂极则反的道理，所以众人的价值取向是从正面入手。而老子明白极则反之理，所以他的价值取向从反面入手，与众相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柔弱的崇尚。老子认为反是道的根本原则之一，遵循道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遵循反的原则。这是道的玄妙之德，遵循它而行动，就能至于大顺，从不失败。这种与众人相反的价值取向，老子说得非常明白：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晦，寂兮似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於人，而贵求食于母。
这段话表明：老子把自己与众人对立起来相比照，各个方面都正好相反。价值观完全与众人相反，思想及其逻辑都从众人思维的反面入手。这一是表现在外在的物质方面，一是表现在内在的精神方面。外在的物质方面，众人的选择是熙熙攘攘追求物利，追求物质享乐，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老子的选择是：独自一人，对物质利益及其享乐抱以淡泊态度，对于享乐及其追求之心，如婴儿一样，在内心里不曾丝毫地萌发（未兆，未孩）。众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目标，熙熙地向着这个目标趋进，我则好象漫无目标一样，没有趋进的行动，没有趋进的归宿。因此，众人似乎都有所得，是有余的，而我则独自地与众不同，一无所有（按众人的眼光看）。
在内在的精神方面，众人都以精明之心对待世上的各种事情，对任何事情都要洞察洞悉，生怕因为不能察知而损失了自己的利益。而老子则象愚人一样保持纯朴的心性，对世上的事宁愿昏昏然不知，闷闷无知，不求知晓，一人孤寂，不关心这些俗事俗利。因此众人活在世上都有许多追求，老子则独自一人不要这种追求，象似顽鄙之人，没有生活目标（无所止）。总之，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老子都异于众人，他只追求道（母），从道（母）中吸取营养（食）。
老子所以选择与众人相反的价值观，是因为他相信通过求道得道能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众人无法达到的层次，至于世俗的物质利益，老子也并非完全不要，只是不刻意追求，不以全部生命追求，而将全部生命投入到对道的追求与探索上。老子并非不生活在世上，这种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老子也不能免，他也不是神仙。但他活在世上，不是象一个动物，只知物质的利益与享乐，而是有更高的追求。
反向思维，选择与众人相反的价值观，在老子还有一个表现，即他说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这段话在《老子》的最后一章，象是对全书的总结。世上已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与言论，这都是所谓的“言”。在老子看来，言可分为两类，一是并不动听的大实话，一是十分动听的空话，甚至是欺骗之言。凡是实话，都不中听。鲁迅说过，一个人出生，有人说他将来必定要死，这是大实话，却被人视为恶毒之言，无人愿听。有人说此子将来必定做大官，发大财，这是毫无根据的空话，但其家人必定爱听。能看到这一个事实，并如实地说出来，这本身就是不美的信实之言。《老子》书里都是大实话，但与世人的价值观相反，所以世人觉得它毫不中听而不相信。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就是指这种情况。
既然如此，老子也不想与世人辨论，只是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而已，信不信由你。他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最善之言，所以他不求与人辩论，争个胜负，至于世人则喜欢与人争辩，似乎善于辩论而能争胜者为佳，而在老子看来，以辩求胜，其实并不真正的善言，不是真正的真正。老子明白：“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所以他不与人辩论，只为知音者言，不强求所有的人都相信，所以说圣人为而不争，为就是对道的探索，懂得了道的真谛就足矣，又何必与世人争论？
老子的总结又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也是反向思维的成果。
世人求知，都崇尚博，以博为荣，以博为乐，但他们忘记了博不是求知的根本目的，探求万事万物的根本之道，才是最重要的求知。《老子》五千言而已，已把关于道及其应用说得非常透彻了，又何必求世人那种博，何必长篇大论以言之呢？
老子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信言归根结底还是言，在老子看来，仍是多余的东西。真正的知者，是不对世人说任何话的，是不发表任何言论的。因为真知只对自己有用，而且只有自己真正地弄明白了并且真正地相信它。对不懂其中奥妙的人，说也是白说。老子所说的知，是对道的知，道不可道，所以言也是多余的。这里并非“得意忘言”，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言。可知，能言善言的一定不能说明常道，从根本上说，那些言者对道是毫不知晓的，所说都不着边际，不得要领。
对道的知是最高的大知，大知之后无言，是看透一切之后的静寂与沉默，也是没有对话者而不得不采取的沉寂。知者既不必言、不能言，所以老子最后西出阳关，不愿留在这个世上，他是深知没有知音，没有对话者之后才出走的。所以《老子》这本书，本来也不是要写出来留给世人的，只是因为还有一两个愿意思考的人，历代也有几个这样的人，所以老子才为世间的少数人留下了这部书。当我们读了这部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应该懂得：对《老子》这部书也应该以老子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它，领悟最根本的道理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言说与争论，都没有什么意义。
老子的反向思维，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可以加以应用，如以不尚贤来求贤，就是一例。老子说：
不尚贤，使民不争。
这种说法与其他思想截然相反，人们都崇尚贤人，推崇任人唯贤的作法，老子不尚贤，是否不合道理呢？
在老子看来，尚贤会带来一个害处，就是引起民众的相争。贤总是少数人，谁被帝王视作贤，谁就有幸获得荣华富贵，因此不能被视为贤的人，心有不甘，于是大家就会争相以贤展示自己，期望得到帝王的重用。而一旦相争，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很有可能不贤的人害了真正的贤人，而使贤人不能为帝王所用。所以老子提出不尚贤。同时不贤冒充贤人，也非常有害。明太祖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天下措安，君尤尚贤，人诈，贤可习矣，既能仿之，若他日亲近，则淳良之臣非祸则去之。
尚贤不仅会误用假贤，甚至还会让这些假贤危害真的贤臣，这对帝王是最为危险的事。对于这些情况，老子作为史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老子相信只有“不尚贤”，才能使“贤不肖各当其分”，这样一来，帝王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可知老子的不尚贤，不是不用贤，而是要用真贤，杜绝假贤，防止假贤陷害真贤。
尚贤使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老子明确加以反对，这中间的差别有重大意义。儒家的尚贤使能，是对现实政治中屑小当道的补救，比之屑小当道，当然尚贤使能更好。老子反对尚贤，则是针对尚贤使能引起的弊病而言，即现实中确有不少人以虚假的贤能假象，欺世盗名，使国家政治越来越坏。所以，老子反对尚贤，实质上是反对人性中的虚伪与贪欲，若人性中没有这些弊病，老子也不会反对尚贤。
反向思维使老子的许多说法与众人不一样，如儒家崇尚仁义道德，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但在老子则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是古人祭祀时用草扎的狗，祭祀时摆在供案上，祭祀完则委弃在地，任人践踏，不再珍重。圣人对待百姓就象对待刍狗一样，并不是如儒家所说的那样充满仁爱，这是什么道理？在老子看来，圣人以天地为榜样，天地之间就是自然界，万物生存其间，天地对万物并不怀有主观的仁爱之心，只是给万物提供了自然的广大空间，让万物在其中得以自由自在地生存活动，这就是最大的无形的仁爱，是不以仁爱形式出现的客观的仁爱。圣人体会到天地对于万物的这种无形仁爱，所以他对百姓也是如此。至于圣人或帝王对于百姓的一些小恩小惠，在老子看来是无法与这种天地自然似的大爱相比的。所以老子主张圣人式的帝王，要做如天地一样，给百姓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让百姓能在其中自由自在地生产生活，按照各自的愿望达成各自的目的，这就是最大的仁爱。另一方面，实行这种大仁大爱，也可使圣人帝王无为而清闲，王与民各得其所，岂非最高明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