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学术和思想之背景

bamushan

严复以“严译名著”的出版与发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世人多称“译才并世数严、林”，又于严复所倡“信、雅、达”耳熟能详，至于严译诸书以及严氏所撰其他论著的思想内容，人们则了解很少，这就使人过于注意严复在翻译学上的才能与主张，而忽略了他在思想和学术层次为国人做出的贡献。严复带给中国人的西方译著，决不是仅有赫胥黎、斯宾塞、孟德斯鸠、亚丹斯密等人的学说和见解，他在译介西人思想学说时还根据他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了解而写下了许多按语，结合西方思想，进行深刻批判，世人于此往往忽略不言则。从本质上讲，严复的翻译西学实是他用西方思想学说为陈陈相因数千年而不思改变的传统中国引进灌入一种全新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于一直只知中国传统的学术及思想观念中的中国人来说，严译西学及其所发按语，以及他据西学而对中国传统文献如《老子》、《庄子》所做的评点或评语，不仅是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亦是中国传统老庄学阐释史上从未有过的一股新风。他引进并传播这种新鲜观念，是对中国人传统心智的启蒙，是对中国社会旧有秩序的震撼，其中则饱含严复由译西书而激发出来的深沉感触：一个继承了中国古来思想传统而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屡遭列强打击欺辱而毫无还手之力且其内部弊端丛生而未得到改进正道的现状所产生的无以排遣的痛心疾首，欲以一己之智识为救国保种而谋求最佳解救之道的强烈责任感。
欲知严复之所以能成为译介西学并能引以批判中国各种弊端以求改变中国命运之道，且其努力确对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包括他之所以要写《〈庄子〉评语》且在其中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见解，不能不先对他的学术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素养有所了解。
严复15岁以前随塾师读书，与当时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所受的教育没有不同，所读的书以及学习的方法，都属于中国数千年传续下来的传统教育范畴。虽然毫无新意，但却为严复的中式学问打下了牢固基础。在其后来翻译西书时，这种深厚的中学素养得到了充分体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翻译家兼学者贺麟曾评论严复的译书，认为“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贺麟还列举了严复译著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古代论著，无论是经、史、子、集之典籍，还是儒、道、佛诸家之学说，严复都能知其源流，明其理据。又称赞严复的译笔绝伦，谓读其译著，“俨有读先秦子书的风味” 。严复所译《天演论》，其文章之雅驯，曾受到当时桐城派古文首领吴汝纶的赞赏，誉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这都足以证明严复中学根基之深厚，亦可知他早年所受中国传统教育对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影响之深远。
从15岁起，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外籍教师的训导下，全面学习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据其长子严璩编《侯官严先生年谱》，知其当时所学科目包括：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如是者五年，其后上军舰练习，在英国舰长率领下操作四年，巩固了所学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后赴英留学三年，继续深造，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学、海军战术学、海战术、国际公法及海防建筑学等 。从15岁入船政学堂学西方自然科学，直至27岁，前后接受西方教育和训练长达十二年，其西方自然科学素养之深厚亦可想而知矣。对于严复的学问，就连学识渊博的梁启超也不得不赞不绝口，谓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诚属感佩之言。
当时的西学不仅有与中国绝然不同的自然科学体系，更有超乎中国传统学者意想之外的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以成为国家所需的一员海军将领，与和他同时出国留学的同学相比，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人，均按照官方的设计成为海军的舰长，并一直服务于海军，而严复则在其学术选择上显示出其思想的独辟性，而是大大超出留学规定的学科和范围，而是广览博涉，自觉地学习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与思想。
严复在其著名译著《天演论》序言中说：“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残阙，无独辟之虑”。在他看来，仅按官方设计的方向和范围来学习，以备将来的升迁，无异于二千年以来的利禄之学，此种学问只能抱残守缺，而不能有所创新，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改变，没有重要意义，所以是没有“独辟之虑”的学术。他所崇尚的学术是具有“独辟之虑”者，所谓“独辟之虑”，就是他在《天演论》按语中所说的“抱深思独见之明”，从事这种学问的目的是探索“事理之真实”。他认为，在“物竞之烈”而国运堪忧之时，非如此“则不能窥其万一者也” 。由此可知，在严复身上承继了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超越自我的终极关怀性格，这就决定了他的学术路向和致思目标，不会停留在官方要他学习的海军专业上，而是利用留学英国的机会，饱览那些在国内学校里无法知道和阅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学术成果。根据严复西学译著中的按语以及他的其他论著，可知他曾大量引用西方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商学、教育学、宗教学诸方面的人物、史事、概念、学说等知识，表明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涉猎的西学范围之广博，几乎无学不究问，无事不求知。
严复并不满足于阅读西学著作，又经常走出学校和书房，深入英国社会，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各种民风习俗及典章制度，以印证西学著作中之所论。如他翻译孟德斯鸠《法意》时曾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 ”即其对于英国社会考察之一例。他在学习与考察当中有所心得，则常与一二知己进行讨论。陈宝琛《严君墓志铭》谓“郭侍郎嵩焘方使英，（严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问同异，穷日夕弗休。”他在英国法廷听狱之后而“若有所失”，实即就所见而思考中西法律制度之异同，由此总结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并将此种想法告知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郭嵩焘，郭则“深以为然，见谓卓识” 。这些考察与思考，后来则都会聚于他所译介的西学著作中，以按语方式表达出来，成为严复研习西学的成果之一。
严复在英留学时间仅有三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中学习各门课程，只有利用闲暇时间才能博览课程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术著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达到饱览熟知的程度，非用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二词不能想像也。而他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专业之外的学习与阅读，正是他所谓的独辟之虑所使然。而其最终合乎逻辑之结果，理所当然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无论中学西学，都有深奥复杂的学术思想隐于其中，此又非仅靠饱览熟读所能见之，故学问之事之最重要者乃是严复所说的“见其理极”。严复《天演论·自序》中引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之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此言欲见学问中的“理极”，须谙晓多国语言。故严复留学英国而谙晓英语后始能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理极”。而谙晓多国言语文字，又不仅是学习各国的语言，更包括学习和熟悉由该国语言文字所撰写的学术著作。由此可知，严复后来撰写《〈庄子〉评语》而能颇有新见，亦因其曾多年学习英语并到英国留学，由此学习了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之著作，始能于由中国传统文字语言所写的《庄子》而有所领悟以“见其理极”。而严复之所以不满足于学习海军专业而自觉自愿扩大学习范围，又不仅仅因为他有忧国忧民之心，不以利禄之学为意，还与他能知追求学问的“独辟之虑”以求“见其理极”有莫大的关系，这乃是他能独辟学问之道的内在理路，正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不以利禄为意的外在模式相合而相成。
严复既经长期而全面的西方自然科学之训练，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逻辑思维，故他十分推崇逻辑思维中所特有的“内籀术”与“外籀术”，这在他的《〈老子〉评点》和《〈庄子〉评语》中亦曾多次言及之。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曾特意强调西学对于逻辑的重视，以使中国学者知道西学有此一大特点。他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并断定：“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最后仍然落脚在“穷理”上，即“见其理极”上。
严复通过长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从中学到了许多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无法闻知的思想观念及思维方法，但他并不是一个安于书斋靠学术打发生涯的书生式的学者，而是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怀有强烈现实感和责任感的思想家式的知识分子。在他译介西学诸书时，一直用书中所言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对比，然后以西方的思想、制度为参照，批判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并且一直深思如何改造中国的弊端，寻求一条合理而科学的救国治国之路。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庄子〉评语》中，欲了解他在《〈庄子〉评语》中的相关见解，有必要先来了解他的有关观点。
1895年他译《天演论》时曾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字作为改造中国的主义 ，这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弊端之误国怀有极端的愤慨。若不“尊民”“尊今”，则人们仍然沉浸在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而不知时代已大不同，整个世界已处于各国各民族激烈竞争的状态中，国人如果仍用中国固有的传统制度与观念治国教民，则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列强相争，而在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种的规律下，很快就会灭种亡国。所以为整个中华种族和国家全体的根本利益计，必须采取“尊民”“尊今”的观念，把传统的君主至高无上而民只能顺从服从、古代是圣王盛治而今则是世道不古人心日下的观念彻底打破。这就是严复赞同此八字主义的思想逻辑。但具体到在“尊民”“尊今”的前提下如何改造中国，采取体积路线才能真正使中国得到改造而适应全新的世界，他则主张采取渐进主义，而反对激进的更张或革命。
1903年，他在《群学肄言·自序》中反对“以旦暮之更张”的变法和“搪突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的激进。1904年，他在英国与孙中山会见，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而孙中山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严复与孙中山选择的道路不同，这是因为严复在学习和翻译英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思想过程中，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民众，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具备一定的素质，才能在这个社会或国家中真正建立和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当时的中国，严复认为，由于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种种弊端，使得中国的民众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远未达到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要求，因此他的方案是先从教育入手，逐步提高民众的德、智、力，全面改善民众的素质，才能逐步地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孙中山选择的激烈革命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不可能从旧有的专制政体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一步跨到自由民主政治之位并形成文明开化的文化形态。
1915年袁世凯有称帝之意，遣人向严复示意，严复表示：“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 ”仍然坚持上述主张，强调在中国的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西方那种自由民主，就算人们在表面上实行了民主之制，而在实际中也只会变成改头换面的专制之政。他之所以反对某些人“盲进”式的“旦暮之更张”，就是担心有人利用这种局面来假民主之号而阴行专制之政，此即他所谓的“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民众没有相应的智、德、力，就不能阻止此种结果的出现。这种情况在严复看来，就是中国的真实国情，故其渐进的主张自有其内在的逻辑。那些主进激进更张者，其动机也是为了救国保种，但中国的现实会使结果事与愿违，对其后果，严复早就了然在胸，所以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严复的思想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非常复杂，前后多变，其实如果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路程，仔细阅读他一生前后所撰的译著、按语及相关论著，完全可以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与内在逻辑，前后本来一贯，所论并无矛盾。笔者认为，这正是他既治中学，又深研西学后的会通之识，故对中西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都有深知灼见。不了解严复治学阐论的这些背景，对于所作《〈庄子〉评语》也就无法见其明而识其新。
严复译介和传播西学，众所周知，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及其典籍的重视，人们或者忽略不谈，或者言之不详，甚或把严复译介西学和重视中国传统典籍对立起来，这就影响了人们完整地了解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其实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及其典籍更值得重视，而他为国人译介西学，除了为了帮助国人打开窗口以见世界外，更是为了让国人更好地认识传统典籍中的深奥思想，并且运用西学中的智慧来发见和补救中国传统典籍中的不足，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1898年严复在翻译了轰动一时的西方学术著作《天演论》后，曾在该书的序言中讲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话。他承认“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然而，严复并没有因西学的发达而鄙薄中国古代的学术，恰恰相反，此时此刻的严复却向国人宣告：西人虽然发现了“不可复摇”的“名理公例”，“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或曰西人“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他举出两个“灼然不诬”的实例，来证明“此非傅会扬己之言”。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迁评论我国古代经典《周易》和《春秋》的两句话：“《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严复认为这两句话，是“天下至精之言”，这绝不是严复的虚夸，因为他马上证明了此二句至精之言即是西人名学中用于“格物致知之事”的“内籀之术”和“外籀之术”。第二个例子，是“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的“名、数、质、力四者之学”以及斯宾塞尔发明的“天演自然言化”诸理，皆与中国《周易》所论之理相合。
严复相信这些本来由中国“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所得之“大义微言”，因其所论所得尽与西人之学发明之理“事不相谋而各合”，都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这正是让严复对中国传统学术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现象，让严复极端愤慨而不得不提出严厉批判，这就是他所说的：“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其原因在严复看来，就是“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累代学人虽然都在皓首穷经，研读“古人之书”，但却“未尝为古人之学”，对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及“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根本“不知广而用之，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于是乎古人精心考求所得的思想精华，便统统化神奇为腐朽。严复痛心地告诉世人一个真理：“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到最后，中国人仍然“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有“独辟之虑”而欲“见其理极”的“考道之士”，只有“转于西学”，“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由此达到“澄湛精莹，如寐初觉”的境界，从而“得识古之用焉” 。
到1902年，正是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时期，此时他与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改革及其命运，吴氏深知中国不可不谋新，而每忧旧学之消灭，严复则认为：“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他与吴氏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既熟悉西学，又熟悉中学，而吴氏只知中国传统学术，而不具备最新的西学背景，所以严复敢于肯定“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而他在《〈庄子〉评语》中对《庄子》的阐释，也证明了这一点。

青松归来

确实，那些按语从一定角度来说比翻译过来的东西要说要重要，特别对了解严复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的。